复兴的软肋？——反思年轻的、躁动的、改革的运动中各种失败

Posted on 2017 年 01 月 12 日 by akowcm

复兴的软肋？——反思年轻的、躁动的、改革的运动中各种失败

——卡森

杨海利译

（卡森是位于伊利诺伊州的三一福音神学院的新约研究教授。）

本文译自D. A. Carson, “The Underbelly of Revival? Five Reflections on Various Failures in the Young, Restless, and Reformed Movement,” Themelios 39.3 (2014): 405-10，经作者慨允翻译，谨此致谢。原文刊载于 themelios.thegospelcoalition/article/the-underbelly-of-revival-five-reflections-on-various-failures-in-the-young

不久前，一个朋友写信问我关于他所谓「复兴的软肋」的问题。在美国，甚或别的地方，我们都已经看到一种颇有影响的基督教运动，因为大部分参与者是年轻人，所以这运动有时被标为「年轻的、躁动的、改革的」。这运动部分表现在一些组织中，如「齐心为福音」（Together for the Gospel」）、「渴慕神」（Desiring God），「福音联盟」（The Gospel Coalition），「九标志」（9Marks）和「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Acts29），部分表现在很多国家的本地教会中。不过我的朋友却关注到最近几年一连串不好的事件：争吵、对不当行为的指控、奸淫、职业倦怠等等。我们无需为这些事件再找例证，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些，所有人也都想象得到，或者在一些地方看到过。所以我的朋友问道：

这让我们反思，……置身于某种让人感觉像是复兴浪潮所带来的兴奋和狂喜，是否麻痹了一些人的知觉？这个被一些人称为「年轻的、躁动的、改革的」运动之「成功」，是否让很多人忽视了事奉的真实本质？那些可见的累累成果，是否模糊了我们一些人（或很多人）的视线，以至于看不到更重要的事物了？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否变得惰怠无力？这些年我们是否因那些可见的「成功」而愚蠢地僭妄放肆？

对此，我必须先说明两件事：第一，这些问题中提到的「复兴」（revival），用得比较宽泛。在美国南方一些州，「复兴」甚至常用作几乎等同于「福音大会」（例如说：「上个月我们办了次复兴会」）。还好，这位朋友问题中的这词，用得还没这么宽松，而更接近于历史性的意义，指神的灵特殊运行，带来深刻的认罪、新的悔改和新的圣洁，还有随之而来的对神话语和神荣耀的热忱——这特殊运动短可几小时，长可很多年，可能带来成千上万生命的更新以及更多人的归信。在这场「年轻的、躁动的、改革的」运动中，没有特别明显看见这种复兴的一些特点。

第二，必须说的是，有些观望者很乐意看到这场运动的衰落，觉得它若蒙羞消亡更佳。看见神所赐福的运动失败，因而有机会夸口「我早就跟你说过（它会失败）」，再没有比这样幸灾乐祸的心态更刻薄的了。但我那位发问的朋友不属于这类幸灾乐祸者，他也不属于在乔纳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时期新英格兰大觉醒运动中的批判者，那些人没有从中看到神的荣耀，只知道吹毛求疵地找碴批判。我的朋友属于这场运动本身，他想知道这运动带来的美好结果，也想知道其中的惨痛教训。

接下来，我将针对我朋友的问题，提供五点思考。

(1) 过去几年发生的失败，并不是只在复兴运动兴盛时才会发生。有瑕疵的领袖、不道德行为、以强欺弱、纷争，……即使在历史上没有显著增长、或从神而来的奇特赐福的教会或机构里，这些仍频繁发生。早在这个年轻的、躁动的、改革的运动开始前，我已知道，有教会不得不解雇主任牧师，因为他犯了奸淫罪。我看到一个亲爱的朋友，离弃了他结婚29年的妻子，及他很有影响力的解经事工，因为他选择「出柜」，宣称自己是同性恋。我当然也观察到一些非常让人失望且没有益处的教会分裂。

1972年，神开始对魁北克地区的教会倾倒很大的祝福；在那之前的年月里，魁北克在属灵方面比较荒凉。如果我们说那时候教会虽然小，在各样挣扎中成长，但却很成熟、圣洁、对福音热心，那也是不对的。后来，在八年期间，教会从大概35家增长到将近500家；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大增长和复兴的时候，也能看到各种道德败坏的事情。

至少在一些情况中，认真的基督徒数量的增长，道德失败的例子可能随之相应增长；然而，失败的比例也并不因此更高，所以我们还是最好不要说服自己来假定说，复兴必然有丑陋的软肋，且没有复兴就不会有此软肋。

(2) 然而，富有成效的运动带来的祝福之广度和深度，无疑也常会影响到这丑陋的软肋，不管是理性推理还是实际情况中，而且这影响至少有四种途径：

第一，当很多好现象出现时，道德的败坏也会特别昭显、引人注意。在教会属灵衰退、无增长的时期，如果一个牧师盗用资金、或者与自己配偶之外的人有染，可能会吸引当地的注意，但不会引发全国性的议论。但如果这个牧师是公众人物，事工一直活泼增长，那他的道德失败就会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而且不可避免地，一些评论员会开始猜测这复兴运动的内在弱点，甚至会武断地传播它们！

在韩国，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教会增长都很快，伴随着如「祷告山运动」这类的事。许多许多的教会领袖都曾为耶稣受过苦。他们信仰的的坚贞和忠诚赢得很多敬重。25年前，要求国民给国内三大主要宗教——佛教、天主教、更正教（更正教中大部分是改革宗的福音派）——评分时，回答的排序结果是更正教、天主教、佛教。然而，这个运动的成功使不少人以为功成名就而自鸣得意，导致一连串的公开丑闻，毁坏就这样造成了。今天教会出席率降低了大概15%，而且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佛教排到了第一，天主教第二，更正教排在最后。

第二，一旦卓有成效的运动、甚至复兴确立时，人们常会滋长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倒不是说有人直接出来说：「神在这里如此明显地工作，还会有什么错呢？」——然而，这种乐观主义如此盛行，且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肉体仍然与圣灵相争、魔鬼仍然是谎言的使者，如吼叫的狮子一般到处游行。换句话说，那使人灵魂苏醒、对罪更敏感、对十字架更深体会的复兴，也在一些人心里种下一种自以为是的乐观，认为一切都很好，是以他们放松警惕，而这种松懈，在事工长期让人失望的境况中是不会发生的。

第三，真实从神而来的运动可能显出很多祝福，以至于至少一部分人是被祝福吸引，而不是真的被神吸引。当教会遭受逼迫时，表面的归信或名义上的基督徒相对很少。但当情势一派大好时，教会就很容易吸引到更多随波逐流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教会可能充满一些假冒为善的人；在祝福的世代，教会对假冒为善者的吸引力也更大。因此，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对圣洁和慷慨名声的渴求，胜过他们对圣洁和慷慨的渴求。我读过一些学者的研究显示，十九世纪肯德基州发生大复兴的高峰期后九个月，非婚生的孩子数目也有显著增长。不难想象，那些和神恢复合宜关系的基督徒，彼此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涨溢出来，发展成更普遍的亲密关系，亲密往往催生亲密，包括性关系的亲密。

第四，真实从神而来的一场复兴运动的祝福，如果使得牧者们或别的基督徒领袖变得更不谨慎、更无辨别力，情况则会变得更糟。当人们急切想加入神子民的群体，与他们认同时，所需要的辨别力更多，而非更少。当圣灵的能力彰显时，总会有些人想四处给钱，像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西门那样，所以需要一个彼得来跟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徒八20）。

当然，一些观察者认为，这些危险如此普遍、不可避免，以至于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怀疑那些带来超乎明显祝福的复兴和其他运动。运动一大就让人怀疑；用舒马赫（Schumacher）的话（虽然他是指别的领域），「小即是美。」那我们该同样怀疑耶路撒冷教会令人惊奇的快速增长么？大觉醒运动遭到的辱骂，令乔纳单˙爱德华滋必须辨别该运动的真假，但并没有使这个神学王子否认神的灵改变人的大能。复兴的祝福需要的不是怀疑主义，而是辨别力。

(3) 神带来的复兴运动通常都需要伟大的领袖。宗教改革是由一些拥有伟大和多样恩赐的改革家们带领的；早期英国宣教运动需要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和别的宣教士；在很大程度上，福音的大觉醒是由豪威尔˙哈里斯（Howell Harris）、乔治˙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和查理˙韦斯利（Charles Wesley）以及他们训练出的很多其他人带领的。

那我们能得出结论说，在每个案例中，得胜的是相当令人作呕的明星文化么？

显然，明星文化的危险不能被忽略或淡化。有些讲道者及别的领袖似乎很享受赞赏和名声。当然，这在任何层面上都可能发生，包括地方教会，但大运动中的赞誉（还有批评）的范围越广，将使诱惑试探也越大。假如这些领袖和运动——不管是有意无意——诱使无数基督徒也以为，「真实的」、「有活力的」、「有能力的」或「真属灵的」基督徒生活，其实是关乎大事件及比生命还重要的领袖，那就更糟了。其结果将是对基督徒生活的极大扭曲，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来看迈克˙何顿最近的书，《平凡：在激进、躁动的世界中可持续的信仰》（Michael Horton, Ordinary: Sustainable Faith in a Radical, Restless Worl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4]），其中有很多见识和智能。所以，当某些明星事工瓦解时，那不过是我们早该预期到的：「他们不能再这样，……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提后三9）。

然而，谈论至此，我们仍要小心我们的分析和措辞。明星文化并不是新事。在使徒保罗时期，他也不得不反对一些明星讲道者：他称他们为「最大的使徒」（林后十～十三章，尤其是十一5）。但使他们成为「最大的使徒」——也使他们成为「假使徒」（林后十一3）——的，不是他们的事工规模或影响范围（因为那样的话，彼得和保罗也在其内），而是他们贪求权利，而非渴望事奉，他们宣讲得胜的耶稣，而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们明显夸口他们的属灵经历，以便升高他们的声望，这与保罗恐怕有人把他看高了不同（林后十二6b）。保罗对这些人很是严厉，要求哥林多教会把他们从有影响力的领导层除去。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这同样一位保罗，对那些忠心传讲真理的人很是不同，尽管他们的动机也有瑕疵：「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腓一18）。所以，即使讨论至此，我们也无疑在讨论一个很广的范围。保罗确信他应该纠正彼得，难道彼得就因为那些教牧或神学错误而一无是处么（加二11～14）？难道基督徒领袖们不能在如何处理约翰˙马可的问题上有所分歧么？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正确地看到明星文化中的危险，认识到这些会对神赐下的复兴造成负面影响，我们的分析仍不能就如此浅薄、一概而论，甚至把那些比我们更有果效、忠心的讲道者也定罪了。在对明星文化的声讨中，也有一种危险，是只寻求一种「明星」，过于关注其见识。

(4) 虽然明星文化的弊端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有浮现，在一些复兴或其他来自神的运动中，却有一因素可能助长这些弊端。当教会快速增长时，人也很容易得到太快的升高。穆肯达的新书《不可或缺：当领袖真的成问题时》（Gautaum Mukunda, Indispensable: When Leaders Really Matter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2）颇发人深省；他在其中建立了一套理论，他称之为「领袖过滤理论」。他说，在大多数行业和组织中，领袖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的：他们通过考试、审核、打击，他们在体系内缓慢升高的过程中学会很多东西。极少领袖是未经「过滤」就直接升高的，这些「极端领袖」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疯子。我不确定他的理论是否总是正确，但很明显，当一个运动快速发展时，领袖不经「过滤」就升高到权威阶层的机会大多了。

使徒保罗看到这样的危险：「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长老），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提前三6）。谁是「初入教的」，显然根据情况而异。先知杰里迈亚开始事奉时还是很年幼的，使徒约翰也是。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归途中，保罗及其同工巴拿巴，在他们几个月前建立的各教会里选立了长老（徒十四23），所以，他们选立的是才成为基督徒几个月或至多一年的人。但很清楚，在这个节点，在一些地方——如耶路撒冷或安提阿——选立这样新信主的人做长老就不太行得通。但当教会急速增长时，发生的就是如此，像20世纪70年代中期魁北克发生的那样。为了弥补或许会有的缺欠，教会可能建立一连串责任机制，保证有些年长的、更有智慧的人在旁，便可以预防最坏的出错。这位警戒教会不要设立初入教的人为长老的使徒保罗，也知道年轻人可以很忠心、有效率（提前四12），但危险还是显而易见。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危险或许更加剧了，因为大多数文化盛行个人主义。一些人出于热情而投入布道和教会聚集，却没有结构、责任机制的优点，也没有智者、权柄和经验的声音，他们要么不得不快速、却痛苦地学习着，并开始向外寻求智慧的建议，要么就是其中很多人都精疲力尽，以至于他们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都因此触礁崩溃。换句话说，教会结构一般是做牧职过滤体系的，但西方对个人主义的青睐，却将企业家从教会结构中抽离出去。（然而，我们也要承认，一些本应该建立领袖、帮助他们负责的体系，有时候却只会把人打压下来、使人有挫败感，而这又被独立主义和个人主义者作为不采取它的借口。）

简而言之，最开始的热情异象，有时会滑落为不负责任、不可救药的「领袖」，特点就是严重的的自我中心和无所顾忌的霸道，而这现象部分是缘于令人痛苦的不成熟。

(5) 媒体以其令人惊讶的范围和力量变得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其优点和危险。为着福音真理以历史上迄今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被广泛流传，跨越别的途径无法跨越的界线和障碍，而终端使用者并不需要很多花费，我们谁会不感谢神呢？世界某些地区在政治上还很敏感，故我在此不能和你们分享非常让人惊讶的传播数据。

不过，我们所有人也都开始意识到数字化时代的黑暗面。除了那些很明显的问题，比如沙发客（电视迷）随时能见到的暴力、色情和娱乐节目，我们还开始反思躲在数字化键盘后面、却从不与真实的人面对面沟通的友谊，还有通过几百万像素的操作来便捷地控制人、销售量和运动的手段，以及数算「好友」、「关注者」和「上头条」的数目来判断一个人影响力的潜在诱惑。另外，媒体的影响范围和速度，能使一个相对很小的事引发全国性的愤慨。媒体能让人没有理由地膨胀，也能让人因为同样无意义的小事被彻底摧毁。那么挑战来了：我们怎样能智能又诚实地使用媒体，而不让媒体毁了我们？

一方面媒体不是新的，但其影响范围之大却是新的。1970年我在温哥华一个教会服侍时，称为「加拿大复兴」的复兴运动在一个叫萨斯卡奇湾（Saskatchewan）的小镇爆发。因为一些原因，那一年我几次在全国四处游走，有机会看到复兴的扩散。但当复兴扩散到温哥华时，虽然仍然吸引相当多的人，却让人感到虚假、被迫、在属灵方面空洞。我记得在大草原区听到一个完全真实、感人、充满福音的见证，它感动很多人痛哭悔改。但让人难过的是，有人觉得这见证太好了，所以就马上去找做见证的当事人，说服他飞遍全国去重复讲他的故事，以便使人「抓住」复兴。不久后，那故事听着就像是预先录下似的，一如驱动它的市场。

从那次经历以及读到的许多别的源自神施恩之手的复兴运动，我想，若神怜悯，使我能再处在类似的情境中，我已经知道该怎样应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相信媒体，一涉及有媒体的诱惑，就要更少相信你自己的心。不要「鼓吹」那运动：因为神不会将自己的荣耀分给别人。第二：运用这场运动能调动起来的一切属灵和情感的力量，来训练下一代的领袖。不这样就很容易关注一些经历，一些常被媒体渲染、却将人引离十字架信息的经历。这不是说我们不能使用媒体来传福音。不只如此，保罗的「无论怎样总要救些人」仍然呼吁我们来善用媒体。但用媒体来传播真理是一回事，通过媒体来谋求个人荣耀是一回事，而听从那些生活日程极少符合神心意的媒体专家又是另一回事，此外，媒体像死亡一般有着无法满足的胃口，它张着大口要吞灭人和运动，不带一点怜惜，尊重就更少了，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更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听从媒体，从人的角度来看，结局就是：媒体最终会转身攻击我们、吃掉我们。

「复兴的软肋？」在此问题上，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说得太绝对，而要思想圣经叙事中提到极大祝福临到时的情景，虽然也伴随有极大极多的恶；我们也要从教会历史中学习。在我刚才简略提及的几个话题上，都有一种「是的……不过……」的逻辑在其中：是的，我们需要提防明星地位的光环诱惑，不过我们也要为那些有恩赐的领袖感谢神；是的，让我们不被媒体的排名和数字欺骗，不过我们也要利用所有合法的管道来传播福音。……因此，我们要祈求神，赐下恩典，让我们坚忍，让我们喜乐忠心地服侍，从所有绊倒过我们的那些「软肋」中学到这个教训，就是：若离开神的恩典，我们就完蛋了。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来彼此代祷：「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祂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来十三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