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的軟肋？——反思年輕的、躁動的、改革的運動中各種失敗

Posted on 2017 年 01 月 12 日 by akowcm

復興的軟肋？——反思年輕的、躁動的、改革的運動中各種失敗

——卡森

楊海利譯

（卡森是位於伊利諾伊州的三一福音神學院的新約研究教授。）

本文譯自D. A. Carson, “The Underbelly of Revival? Five Reflections on Various Failures in the Young, Restless, and Reformed Movement,” Themelios 39.3 (2014): 405-10，經作者慨允翻譯，謹此致謝。原文刊載於 themelios.thegospelcoalition/article/the-underbelly-of-revival-five-reflections-on-various-failures-in-the-young

不久前，一個朋友寫信問我關於他所謂「復興的軟肋」的問題。在美國，甚或別的地方，我們都已經看到一種頗有影響的基督教運動，因為大部分參與者是年輕人，所以這運動有時被標為「年輕的、躁動的、改革的」。這運動部分表現在一些組織中，如「齊心為福音」（Together for the Gospel」）、「渴慕神」（Desiring God），「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九標誌」（9Marks）和「使徒行傳第二十九章」（Acts29），部分表現在很多國家的本地教會中。不過我的朋友卻關注到最近幾年一連串不好的事件：爭吵、對不當行為的指控、姦淫、職業倦怠等等。我們無需為這些事件再找例證，因為大多數人都知道這些，所有人也都想象得到，或者在一些地方看到過。所以我的朋友問道：

這讓我們反思，……置身於某種讓人感覺像是復興浪潮所帶來的興奮和狂喜，是否麻痹了一些人的知覺？這個被一些人稱為「年輕的、躁動的、改革的」運動之「成功」，是否讓很多人忽視了事奉的真實本質？那些可見的累累成果，是否模糊了我們一些人（或很多人）的視線，以至於看不到更重要的事物了？我們當中有些人是否變得惰怠無力？這些年我們是否因那些可見的「成功」而愚蠢地僭妄放肆？

對此，我必須先說明兩件事：第一，這些問題中提到的「復興」（revival），用得比較寬泛。在美國南方一些州，「復興」甚至常用作幾乎等同於「福音大會」（例如說：「上個月我們辦了次復興會」）。還好，這位朋友問題中的這詞，用得還沒這麼寬鬆，而更接近於歷史性的意義，指神的靈特殊運行，帶來深刻的認罪、新的悔改和新的聖潔，還有隨之而來的對神話語和神榮耀的熱忱——這特殊運動短可幾小時，長可很多年，可能帶來成千上萬生命的更新以及更多人的歸信。在這場「年輕的、躁動的、改革的」運動中，沒有特別明顯看見這種復興的一些特點。

第二，必須說的是，有些觀望者很樂意看到這場運動的衰落，覺得它若蒙羞消亡更佳。看見神所賜福的運動失敗，因而有機會誇口「我早就跟你說過（它會失敗）」，再沒有比這樣幸災樂禍的心態更刻薄的了。但我那位發問的朋友不屬於這類幸災樂禍者，他也不屬於在喬納單˙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時期新英格蘭大覺醒運動中的批判者，那些人沒有從中看到神的榮耀，只知道吹毛求疵地找碴批判。我的朋友屬於這場運動本身，他想知道這運動帶來的美好結果，也想知道其中的慘痛教訓。

接下來，我將針對我朋友的問題，提供五點思考。

(1) 過去幾年發生的失敗，並不是只在復興運動興盛時才會發生。有瑕疵的領袖、不道德行為、以強欺弱、紛爭，……即使在歷史上沒有顯著增長、或從神而來的奇特賜福的教會或機構里，這些仍頻繁發生。早在這個年輕的、躁動的、改革的運動開始前，我已知道，有教會不得不解僱主任牧師，因為他犯了姦淫罪。我看到一個親愛的朋友，離棄了他結婚29年的妻子，及他很有影響力的解經事工，因為他選擇「出櫃」，宣稱自己是同性戀。我當然也觀察到一些非常讓人失望且沒有益處的教會分裂。

1972年，神開始對魁北克地區的教會傾倒很大的祝福；在那之前的年月里，魁北克在屬靈方面比較荒涼。如果我們說那時候教會雖然小，在各樣掙扎中成長，但卻很成熟、聖潔、對福音熱心，那也是不對的。後來，在八年期間，教會從大概35家增長到將近500家；但是，我們不需要等到大增長和復興的時候，也能看到各種道德敗壞的事情。

至少在一些情況中，認真的基督徒數量的增長，道德失敗的例子可能隨之相應增長；然而，失敗的比例也並不因此更高，所以我們還是最好不要說服自己來假定說，復興必然有醜陋的軟肋，且沒有復興就不會有此軟肋。

(2) 然而，富有成效的運動帶來的祝福之廣度和深度，無疑也常會影響到這醜陋的軟肋，不管是理性推理還是實際情況中，而且這影響至少有四種途徑：

第一，當很多好現象出現時，道德的敗壞也會特別昭顯、引人注意。在教會屬靈衰退、無增長的時期，如果一個牧師盜用資金、或者與自己配偶之外的人有染，可能會吸引當地的注意，但不會引發全國性的議論。但如果這個牧師是公眾人物，事工一直活潑增長，那他的道德失敗就會引起更廣泛的關注。而且不可避免地，一些評論員會開始猜測這復興運動的內在弱點，甚至會武斷地傳播它們！

在韓國，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教會增長都很快，伴隨着如「禱告山運動」這類的事。許多許多的教會領袖都曾為耶穌受過苦。他們信仰的的堅貞和忠誠贏得很多敬重。25年前，要求國民給國內三大主要宗教——佛教、天主教、更正教（更正教中大部分是改革宗的福音派）——評分時，回答的排序結果是更正教、天主教、佛教。然而，這個運動的成功使不少人以為功成名就而自鳴得意，導致一連串的公開醜聞，毀壞就這樣造成了。今天教會出席率降低了大概15%，而且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佛教排到了第一，天主教第二，更正教排在最後。

第二，一旦卓有成效的運動、甚至復興確立時，人們常會滋長一種幼稚的樂觀主義。倒不是說有人直接出來說：「神在這裡如此明顯地工作，還會有什麼錯呢？」——然而，這種樂觀主義如此盛行，且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肉體仍然與聖靈相爭、魔鬼仍然是謊言的使者，如吼叫的獅子一般到處遊行。換句話說，那使人靈魂甦醒、對罪更敏感、對十字架更深體會的復興，也在一些人心裡種下一種自以為是的樂觀，認為一切都很好，是以他們放鬆警惕，而這種鬆懈，在事工長期讓人失望的境況中是不會發生的。

第三，真實從神而來的運動可能顯出很多祝福，以至於至少一部分人是被祝福吸引，而不是真的被神吸引。當教會遭受逼迫時，表面的歸信或名義上的基督徒相對很少。但當情勢一派大好時，教會就很容易吸引到更多隨波逐流的人。在這個罪惡的世界，教會可能充滿一些假冒為善的人；在祝福的世代，教會對假冒為善者的吸引力也更大。因此，亞拿尼亞和撒非喇對聖潔和慷慨名聲的渴求，勝過他們對聖潔和慷慨的渴求。我讀過一些學者的研究顯示，十九世紀肯德基州發生大復興的高峰期後九個月，非婚生的孩子數目也有顯著增長。不難想象，那些和神恢復合宜關係的基督徒，彼此之間建立的親密關係漲溢出來，發展成更普遍的親密關係，親密往往催生親密，包括性關係的親密。

第四，真實從神而來的一場復興運動的祝福，如果使得牧者們或別的基督徒領袖變得更不謹慎、更無辨別力，情況則會變得更糟。當人們急切想加入神子民的群體，與他們認同時，所需要的辨別力更多，而非更少。當聖靈的能力彰顯時，總會有些人想四處給錢，像使徒行傳第八章的西門那樣，所以需要一個彼得來跟他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吧！」（徒八20）。

當然，一些觀察者認為，這些危險如此普遍、不可避免，以至於他們認為，我們應該懷疑那些帶來超乎明顯祝福的復興和其他運動。運動一大就讓人懷疑；用舒馬赫（Schumacher）的話（雖然他是指別的領域），「小即是美。」那我們該同樣懷疑耶路撒冷教會令人驚奇的快速增長麼？大覺醒運動遭到的辱罵，令喬納單˙愛德華滋必須辨別該運動的真假，但並沒有使這個神學王子否認神的靈改變人的大能。復興的祝福需要的不是懷疑主義，而是辨別力。

(3) 神帶來的復興運動通常都需要偉大的領袖。宗教改革是由一些擁有偉大和多樣恩賜的改革家們帶領的；早期英國宣教運動需要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和別的宣教士；在很大程度上，福音的大覺醒是由豪威爾˙哈里斯（Howell Harris）、喬治˙懷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約翰˙韋斯利（John Wesley）和查理˙韋斯利（Charles Wesley）以及他們訓練出的很多其他人帶領的。

那我們能得出結論說，在每個案例中，得勝的是相當令人作嘔的明星文化麼？

顯然，明星文化的危險不能被忽略或淡化。有些講道者及別的領袖似乎很享受讚賞和名聲。當然，這在任何層面上都可能發生，包括地方教會，但大運動中的讚譽（還有批評）的範圍越廣，將使誘惑試探也越大。假如這些領袖和運動——不管是有意無意——誘使無數基督徒也以為，「真實的」、「有活力的」、「有能力的」或「真屬靈的」基督徒生活，其實是關乎大事件及比生命還重要的領袖，那就更糟了。其結果將是對基督徒生活的極大扭曲，所以，我們要存着感恩的心來看邁克˙何頓最近的書，《平凡：在激進、躁動的世界中可持續的信仰》（Michael Horton, Ordinary: Sustainable Faith in a Radical, Restless Worl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4]），其中有很多見識和智能。所以，當某些明星事工瓦解時，那不過是我們早該預期到的：「他們不能再這樣，……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出來」（提後三9）。

然而，談論至此，我們仍要小心我們的分析和措辭。明星文化並不是新事。在使徒保羅時期，他也不得不反對一些明星講道者：他稱他們為「最大的使徒」（林後十～十三章，尤其是十一5）。但使他們成為「最大的使徒」——也使他們成為「假使徒」（林後十一3）——的，不是他們的事工規模或影響範圍（因為那樣的話，彼得和保羅也在其內），而是他們貪求權利，而非渴望事奉，他們宣講得勝的耶穌，而不是十字架上的耶穌，他們明顯誇口他們的屬靈經歷，以便升高他們的聲望，這與保羅恐怕有人把他看高了不同（林後十二6b）。保羅對這些人很是嚴厲，要求哥林多教會把他們從有影響力的領導層除去。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這同樣一位保羅，對那些忠心傳講真理的人很是不同，儘管他們的動機也有瑕疵：「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腓一18）。所以，即使討論至此，我們也無疑在討論一個很廣的範圍。保羅確信他應該糾正彼得，難道彼得就因為那些教牧或神學錯誤而一無是處麼（加二11～14）？難道基督徒領袖們不能在如何處理約翰˙馬可的問題上有所分歧麼？

換句話說，雖然我們正確地看到明星文化中的危險，認識到這些會對神賜下的復興造成負面影響，我們的分析仍不能就如此淺薄、一概而論，甚至把那些比我們更有果效、忠心的講道者也定罪了。在對明星文化的聲討中，也有一種危險，是只尋求一種「明星」，過於關注其見識。

(4) 雖然明星文化的弊端幾乎在每個時代都有浮現，在一些復興或其他來自神的運動中，卻有一因素可能助長這些弊端。當教會快速增長時，人也很容易得到太快的升高。穆肯達的新書《不可或缺：當領袖真的成問題時》（Gautaum Mukunda, Indispensable: When Leaders Really Matter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2）頗發人深省；他在其中建立了一套理論，他稱之為「領袖過濾理論」。他說，在大多數行業和組織中，領袖都是經過層層「過濾」的：他們通過考試、審核、打擊，他們在體系內緩慢升高的過程中學會很多東西。極少領袖是未經「過濾」就直接升高的，這些「極端領袖」要麼是天才，要麼是瘋子。我不確定他的理論是否總是正確，但很明顯，當一個運動快速發展時，領袖不經「過濾」就升高到權威階層的機會大多了。

使徒保羅看到這樣的危險：「初入教的不可做監督（長老），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里」（提前三6）。誰是「初入教的」，顯然根據情況而異。先知傑里邁亞開始事奉時還是很年幼的，使徒約翰也是。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歸途中，保羅及其同工巴拿巴，在他們幾個月前建立的各教會裡選立了長老（徒十四23），所以，他們選立的是才成為基督徒幾個月或至多一年的人。但很清楚，在這個節點，在一些地方——如耶路撒冷或安提阿——選立這樣新信主的人做長老就不太行得通。但當教會急速增長時，發生的就是如此，像20世紀70年代中期魁北克發生的那樣。為了彌補或許會有的缺欠，教會可能建立一連串責任機制，保證有些年長的、更有智慧的人在旁，便可以預防最壞的出錯。這位警戒教會不要設立初入教的人為長老的使徒保羅，也知道年輕人可以很忠心、有效率（提前四12），但危險還是顯而易見。

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些危險或許更加劇了，因為大多數文化盛行個人主義。一些人出於熱情而投入布道和教會聚集，卻沒有結構、責任機制的優點，也沒有智者、權柄和經驗的聲音，他們要麼不得不快速、卻痛苦地學習着，並開始向外尋求智慧的建議，要麼就是其中很多人都精疲力盡，以至於他們自己和別人的生活都因此觸礁崩潰。換句話說，教會結構一般是做牧職過濾體系的，但西方對個人主義的青睞，卻將企業家從教會結構中抽離出去。（然而，我們也要承認，一些本應該建立領袖、幫助他們負責的體系，有時候卻只會把人打壓下來、使人有挫敗感，而這又被獨立主義和個人主義者作為不採取它的藉口。）

簡而言之，最開始的熱情異象，有時會滑落為不負責任、不可救藥的「領袖」，特點就是嚴重的的自我中心和無所顧忌的霸道，而這現象部分是緣於令人痛苦的不成熟。

(5) 媒體以其令人驚訝的範圍和力量變得無處不在，以至於我們很難認識其優點和危險。為着福音真理以歷史上迄今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被廣泛流傳，跨越別的途徑無法跨越的界線和障礙，而終端使用者並不需要很多花費，我們誰會不感謝神呢？世界某些地區在政治上還很敏感，故我在此不能和你們分享非常讓人驚訝的傳播數據。

不過，我們所有人也都開始意識到數字化時代的黑暗面。除了那些很明顯的問題，比如沙發客（電視迷）隨時能見到的暴力、色情和娛樂節目，我們還開始反思躲在數字化鍵盤後面、卻從不與真實的人面對面溝通的友誼，還有通過幾百萬像素的操作來便捷地控制人、銷售量和運動的手段，以及數算「好友」、「關注者」和「上頭條」的數目來判斷一個人影響力的潛在誘惑。另外，媒體的影響範圍和速度，能使一個相對很小的事引發全國性的憤慨。媒體能讓人沒有理由地膨脹，也能讓人因為同樣無意義的小事被徹底摧毀。那麼挑戰來了：我們怎樣能智能又誠實地使用媒體，而不讓媒體毀了我們？

一方面媒體不是新的，但其影響範圍之大卻是新的。1970年我在溫哥華一個教會服侍時，稱為「加拿大復興」的復興運動在一個叫薩斯卡奇灣（Saskatchewan）的小鎮爆發。因為一些原因，那一年我幾次在全國四處遊走，有機會看到復興的擴散。但當復興擴散到溫哥華時，雖然仍然吸引相當多的人，卻讓人感到虛假、被迫、在屬靈方面空洞。我記得在大草原區聽到一個完全真實、感人、充滿福音的見證，它感動很多人痛哭悔改。但讓人難過的是，有人覺得這見證太好了，所以就馬上去找做見證的當事人，說服他飛遍全國去重複講他的故事，以便使人「抓住」復興。不久後，那故事聽着就像是預先錄下似的，一如驅動它的市場。

從那次經歷以及讀到的許多別的源自神施恩之手的復興運動，我想，若神憐憫，使我能再處在類似的情境中，我已經知道該怎樣應對：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千萬不要相信媒體，一涉及有媒體的誘惑，就要更少相信你自己的心。不要「鼓吹」那運動：因為神不會將自己的榮耀分給別人。第二：運用這場運動能調動起來的一切屬靈和情感的力量，來訓練下一代的領袖。不這樣就很容易關注一些經歷，一些常被媒體渲染、卻將人引離十字架信息的經歷。這不是說我們不能使用媒體來傳福音。不只如此，保羅的「無論怎樣總要救些人」仍然呼籲我們來善用媒體。但用媒體來傳播真理是一回事，通過媒體來謀求個人榮耀是一回事，而聽從那些生活日程極少符合神心意的媒體專家又是另一回事，此外，媒體像死亡一般有着無法滿足的胃口，它張着大口要吞滅人和運動，不帶一點憐惜，尊重就更少了，如果忘記這一點，那就更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們聽從媒體，從人的角度來看，結局就是：媒體最終會轉身攻擊我們、吃掉我們。

「復興的軟肋？」在此問題上，我們不能以偏概全、說得太絕對，而要思想聖經敘事中提到極大祝福臨到時的情景，雖然也伴隨有極大極多的惡；我們也要從教會歷史中學習。在我剛才簡略提及的幾個話題上，都有一種「是的……不過……」的邏輯在其中：是的，我們需要提防明星地位的光環誘惑，不過我們也要為那些有恩賜的領袖感謝神；是的，讓我們不被媒體的排名和數字欺騙，不過我們也要利用所有合法的管道來傳播福音。……因此，我們要祈求神，賜下恩典，讓我們堅忍，讓我們喜樂忠心地服侍，從所有絆倒過我們的那些「軟肋」中學到這個教訓，就是：若離開神的恩典，我們就完蛋了。我們用聖經的話語來彼此代禱：「但願賜平安的神，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里復活的神，在各樣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祂的旨意；又借着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行祂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來十三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