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佛教东传史（二）
【 作者：夏杞人 来源：煮酒论史 点击数：750 文章录入：扯淡网 】
（八）印度佛教的鼎盛和衰亡

空宗和有宗的论剑一时分不出个胜败，而印度的政治局面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贵霜王朝立国近两百年，从伊朗崛起的萨珊王朝攻占了中亚，抄了贵霜王朝的后路，从此贵霜王朝走向衰落，不久被恒河下游摩揭陀地区起家的笈多王朝取而代之。贵霜灭亡前留给佛教一份重要遗产就是璀灿的犍陀罗文化。

最初佛教是不立偶像的，这样做也是为了有别于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诸神造像已很多），所有涉及如来的雕塑均以莲花或菩提树代指。犍陀罗地区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亚历山大走后，希腊人的大夏政权又在这里统治100来年），他们不管印度佛教徒这一套，率先按希腊人的面部特征，穿上印度人的珈纱塑造了佛陀的形象，所以早期的佛像雕塑居然跟他的印度同胞一点也不象，活脱脱一个希腊贵族。现在有考证说释迦部落是操蒙古语的黄种人，所以释迦牟尼若知道自己被雕成白种子的样子一定火冒三丈。更搞笑的是，键陀罗塑造的菩萨形象也一点不庄重，体现出希腊式裸露上身的人体美，幸好那时菩萨是以男性的身份出现，若按中国的传统可就真乱了套了。

犍陀罗文化起始于贵霜迦腻色迦王（125-129）时期，经前期石刻艺术的发展，至4-5世纪逐渐以泥塑艺术为主，造型也更加印度化了。阿富汗的巴比扬大佛（被塔利班大炮轰毁的那尊）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佛成站立姿态，高约50多米。西方控险家在20世纪初才第一次看到它，叹服它的伟大，尊为世界第一大佛。

不过巴比扬大佛比四川的乐山大佛要矮不少，乐山大佛高71米，开凿于唐明皇开元初年（713年），前后凿了90年才完成。它有多大？它的耳朵眼里可以站进两个人，你想它有多大。

犍陀罗文化的出现极大丰富了佛教的造像艺术，以此为模板，佛祖和罗汉的形像开始脱去神秘的面纱，以一种更直观的形式深深印入了世界各地佛教徒们的内心。

再来谈笈多王朝，作为印度本土发展出来的政权，它堪称孔雀王朝之后第二个黄金时代，从这时起印度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封建制度也得以取代已在印度存在2000年的奴隶制。所有这些令印度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为婆罗门教的新生准备了条件。

笈多王朝于6世纪被中亚厌哒人（白匈奴）灭亡，而匈奴人的好日了也没持续多久，6世纪末德里附近的坦尼沙国兴起（这是德里成为印度政治中心的开始），戒日王（606-647）重新统一了印度北部。戒日王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在他的支持下佛教在印度达到鼎盛（其实有点最后疯狂的味道），戒日王扩建了王舍城（竹林精舍的所在地）西北部的那烂陀寺，在这里建成古印度最大的佛学院，最繁荣时有房屋300间，供上万名僧侣学习，而且食宿费全免，唐玄奘西游至此曾在这里住了5年，并受到了戒日王的接见，他后来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中很多素材取之于此。

戒日王死后，印度重新陷入列国时代，而佛教也象大观园里过春节一样，放过最后一夜炮仗后开始衰落。佛教为何会被革新后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取而代之呢？这里面有佛教本身的问题，也有外部的因素。

前面提过唯识、中观两大学派在“空”、“有”争论中各不相让，随着辩法的不断进行，两者越来越蜕变成烦琐的经院哲学，而且无论哪一方都很难做到自圆自说。由于太过注重于理论上的钻研，而渐渐忽视了生活中的实践，令一般百姓在纷繁的教义面前一头雾水。而失去了草根民众的理解，一代大教也就丧失了存活的土壤。这种情形在晚唐的中国同样出现过，后面讲到禅宗和净土宗时再把这个话题进一步深化。

相反，婆罗门教则吸收了以前的教训，开始着手平民化的改革。婆罗门教必竟与印度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已有两千年的光景，他们从百姓生死婚丧习俗着手完善宗教仪式，唤醒了印度百姓心中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与公北元一世纪以来多次的外族入侵也有关系）。同时婆罗门教缓和了同世俗政权阶级的关系，不再搞神权高于王权，这就取得了统治阶级的好感，他们还给中亚入侵来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重编家谱，送出刹帝利种姓头衔，以换取婆罗门教的国教地位。最终在8世纪的时候，改头换面的婆罗门教二代在印度重新得以兴盛。

佛教在空宗、有宗谁领风骚的迷茫过后，又与印度教和民间巫术信仰揉和搞了个大杂烩，即密宗（传到西藏后，与当地原始崇拜结合而成藏传佛教）。讲究咒语、心意密法这些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又撑了两三百年。自十一世纪起先后统治印度的回教国家，其中有阿拉伯人、突厥人及其后的蒙古人，由于他们在中亚时就与佛教国家结下了梁子，所以对佛教绝无好感。在其武装排斥的打击下，印度佛教就此一橛不振，到了13世纪时，以那烂陀寺和超岩寺的毁灭为标志，佛教在印度基本绝迹。

贴到这里有一点伤感，印度人是哲学动物，他们对佛学思想近两千年的不断探索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佛教并没就此终结，小乘佛教在东南亚，大乘佛教的空宗、有宗在中国、日本、朝鲜，密宗在蒙古、西藏都得到了发扬光大。

（九）白马东来大教始传

佛教在阿育王时代开始走出国门向外传播，大体在公元前2世纪时顺着丝绸之路传到西域诸国，大月氏的贵霜王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由西域再往东，佛教文明就不得不与华夏文明不期而遇了，本贴真正绚丽的篇章由此开始。

中国史载最早提及佛教的记录是在《三国志魏略》中说，公元前2年，汉朝使者景庐出访大月氏，宾主落座后，当地国王先向他口授了一遍《浮屠经》，“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相信景庐一定如听天书般不知所云，所以这个事件只能算作个插曲，类似文革时候非洲兄弟来中国访问，先要在迎宾厅里听一段毛主席语录，听得懂听不懂，倒是没人去管的。

到了汉明帝（58-76）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公元64年的一个晚上，汉明帝做了个梦，梦见西天有尊大神，脚踏金座，头顶光环。汉明帝纳闷，第二天上朝时向群官请教：
“朕昨晚梦见一个天神，身穿金色凯甲，脚踩七彩祥云（大话西游看多了），可是俺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诸位爱卿有何高见”
有位博学的学士出班上奏说：
“天竺有位大神，叫佛陀，听说他可知前生来世，不如把他找来给我们大汉八卦一下。”

汉明帝把这话记在心里，隔年（即公元65年）正好有一拨大臣要出使西域，汉明帝嘱咐他们把那个叫佛陀的请回来。这几位汉使到了大月氏，没见着佛陀，倒是在今阿富汗的客栈里碰到两位印度来的游僧（一个叫涉摩腾，一个叫竺天兰）。想想自己得交差，就不管那么多，把这俩和尚拉上了“开往周渔的火车”（不，是驶往洛阳的牛车吧）请回中国来。游僧们要带点佛经作见面礼，于是又牵了匹白马在阳关斜阳无限关山的背影下，伴着一路银铃声款款东来。

一代大教的东传自此终于开始了它在华夏大地上的漫漫征程，不过当事人不会有这么重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一行人走了两个月到了洛阳，受到汉明帝的非常礼遇（汉明帝此时倒忘了仔细瞧瞧这俩外国和尚有没有穿金甲、踏祥云），先住进当时的外宾招待所（鸿胪寺），后来干脆建了一个大宅子送给他们讲学。因为他们来时有白马相随，遂定名“白马寺”。

白马寺是中华第一寺，现址在洛阳城东，后经历代不断扩建，到唐代时已成为中原大寺。不过与大多数中国土木结筑的建筑一样，它也没逃过历代的兵火毁坏，现在大家可看到的白马寺院落大都是明清新修的，少了些汉唐古韵，多了些近代人的涂脂抹粉。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两位印度游僧住下来念了一段外国经，不知怎么就翻译成了汉语，按章节多少起了个名字就叫《四十二章经》，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汉文佛学经典。我不懂到了《鹿鼎记》里面，这么本《四十二章经》如何就成了部武林密集，还害得韦小宝差点赔了性命就偷，真佩服金庸老先生的拿来主义。

《四十二章经》后来在白马寺中的清凉台收藏，里面主要是小乘佛教的一些思想论述。但很遗憾的是，原本毁于兵火，倒是朝鲜的佛教徒们有从汉译本译过去的高丽版《四十二章经》。100年后西域高僧支娄迦讖和昙柯迦罗又把《大乘般若学》和《僧祇戒心》等书介绍到中国来。所以148-189年这四十年间是印度佛典汉译的第一个高峰期 。

不过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此前一个叫刘彻的皇帝刚刚于前143年下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老二的弟子们坐到上层建筑的塔尖上，屁股还没捂热，当然不肯让佛教徒抢去了风头。同时有汉一代，中国国力昌盛，民众富足，儒教宣扬的尊礼重教正有市场，自汉末以后老庄哲学和玄学又开始方兴未艾。所以直到那俩印度和尚客死洛阳，佛教在中国也没多大动静。

（十）五胡乱华与普渡众生

世上没有无缘由的爱，也没有无缘由的恨，中国人虽然比较有慧根，但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佛教的特别偏好。事实上恰恰正相反，佛教东传至中国后表现出的是极大的水土不服。

原因是这样的。汉代总的来说是个尊儒的社会，儒家思想成为华夏民族文化里的一部分融入每一人的血管，而佛教的一些教义又是那样的与儒家社会传统格格不入。

比如佛教首先要讲剃度，而儒家说“毛发精血受之父母，弃之何忍”（夏侯敦同志说完这句话后把被射瞎的眼珠子捡起来吞到了肚里）；佛教讲出家，以身侍佛，而儒家讲忠孝，放着八十老母你不养，去养满面红光的佛祖，你吃饱了撑的；佛教要求禁欲，出家人更不可能娶妻生子，而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乃大”。这些根本的矛盾令华夏人对着佛教教义，觉得再好也只能猛咽口水。

不过汉末三国期的社会环境还是给人们一个重新审视佛教的机会。这首先在于汉末以来的大乱世，随着汉家政权的倒掉，儒家学说对人们的思想控制也随着淡化。竹林七贤“接舆髡首,桑扈裸行”就是这种反传统的表现。在魏晋这一中国继春秋百家争鸣后又一次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里，首先站出来为佛教正名的却是一位汉人的儒生----牟子。

牟子是三国时的东吴人，青年时期学宗儒术，通习百家，后来信奉了佛教。牟子写了本佛教东传史上很重要的书《牟子理惑论》，在这本书里他着重对上述儒家社会传统与佛教教义相冲突的地方作了解释。他说佛教并不放弃修道德、崇仁义，而是更注重大德而非小节。比如自己修行成了佛，还可以再来帮助父母兄弟等一些脱离苦海，得到解脱，这才是大仁大孝。

而对于佛教的出家和无后这些与华夏社会传统有冲突的现象，牟子的解答更显得狡猾。他说“许由避尧让位而逃入深山，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孔子非但没有讥笑他们无子无财，反而称赞他们求仁得仁，这与佛教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正是一个意思”。这叫以儒之矛，攻儒之盾，这位牟子先生若活在现世，去参加个大专辩论赛当个主辩一定是绝不屈才的。

牟子的辩护为佛教在中国打上了汉化的标签，由此获得了市场准入的资格，而佛学在中国主动向儒家习惯的靠拢也正是它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

东传期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汉末至晋末的全国大动乱，让我们停下来先温习一下这段五胡乱华的历史。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白痴皇帝晋惠帝即位。第二年，热闹的八王之乱（实为十三王之乱）就开锣登场，随后刘渊带领着匈奴席卷中原地区，逼着司马氏的后人跑到江东建了个东晋小朝迁。而北方羯、鲜卑、氐、羌这些血性民族象草原上发现孤羊的群狼一样，一起冲上来赶赴这次征服大餐。

从此过去的中原乐土深陷于无尽的战火动乱之中，百姓疾苦、礼道废驰，晚上睡去不知道自己还有无可能吃到明天的早餐。这时主张业报轮回的佛教正好派上了用场，因果循还的的教理恰符合当时人们今生为苦，冀望来世的生活体验。而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为受苦的百姓提供了心里寄托的港湾。

碰巧，当时的皇帝们也苦于老百姓的反抗意识太强，宣扬佛教正可以让老百姓傻乎乎地觉得以后可以到来世讨说法，而不再纠缠于今生中的得失，这当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以此为契机，佛教大传的世俗条件均已具备，终于要迎来他在中国传法的黄金时代了。

（十一）西域妖僧佛图澄

宗教的传播归根结底离不开世俗王权的支持，佛教在印度有阿育王的皈依，基督教在罗马有君士坦丁的敕封，而在中国第一个尊佛教为国教的君王则是五胡时期后赵的羯族皇帝石勒。

石勒以偷来的十八匹马为资本在晋末乱世中起家，在不到20年间，击司马腾、攻克洛阳俘西晋末帝、杀王衍、干掉北方晋朝残余武装刘琨、灭亡刘渊匈奴的嫡系前赵刘曜，一统北方（燕地慕容鲜卑除外），完成了从奴隶到皇帝的疯狂大逆转。这样的嗜血武夫又如何信奉慈悲为怀的佛教呢？这还多亏了一位叫佛图澄的西域奇僧。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人，曾求学佛法于古印度，并学会了很多印度的幻技方术。公元310年佛图澄来到洛阳，不久被引见给石勒，石勒先听他讲了一通佛法，觉得云山雾罩地不得要领，于是干脆赤裸裸地问他“你把如来吹得神乎其神，那么佛家可有什么灵验的东西吗？”

佛图澄早料到石勒会有此一问，遂也不过多废话，让人取来一个小碗，碗里盛满水，然后他在一边烧香念咒，不久水纹荡起，从碗里竟长出一朵光彩夺目的青莲花。石勒被这距今1700年前的古老魔术弄得大为折服，二话不说，封佛图澄为“大和尚”（注意这是和尚这一称谓的最早记录）。从而佛图澄得以在后赵国内普传大法，并在石勒的支持下广建寺院893所，上行下效，佛教在石勒治下遂大为流行。

佛图澄的法术非常传奇，他的一些“神迹”在唐代《高僧传》、宋代《资治通鉴》、以及今人蔡东潘的《两晋演义》里都多有记述。比如《高僧传》里说他左胸上有一大孔，以絮堵之，以免肝肠外流，夜间读书时将絮拔出，孔内即有强光射出，可为照明。而且肠子也可从孔中取出，洗涤干净后还可再放回去。此外还有“麻油涂掌，预卜吉凶；祈水下龙，为民求雨”等等特异功能。石勒对佛图澄的神力深信不疑，行军打仗都要带上他，以求收“有如神助”之效。佛图澄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位正史留名的魔法师（玩过帝国时代等游戏的朋友对这个角色该不会陌生）。

石勒之后继位的石虎，人虽更加残暴，但对佛教的情有独衷一点不让先皇。他力排众议（有汉人儒士建议他改衷儒家为国教）继续推广佛教。而这时的学佛之风也已深入民间，成为北方地区的最受人注目的大教。

348年，佛图澄去世。第二年，冉闵就杀了后赵末帝石鉴，在邺城建立起冉魏帝国，从此北方大乱。到了362-365年间，前燕慕容恪与东晋桓温这两位当时最有名望的战略家，开始在洛阳地区这行大会战，前燕两度攻陷洛阳，又被东晋两次收复。佛图澄的大弟子道安为躲这次战乱携众弟子南迁襄阳，从此在北方已蓬勃发展起来的佛教开始渡江南下，深入汉人东晋地区，开始在南方制造出同等杀伤力的巨大影响。

道安在襄阳制定出中国第一部僧侣规范，并第一次提出所有佛徒应都以释为姓（以前僧侣们是以老师的藉贯为姓，师从天竺来，就姓竺；从安息来就姓安；从大月氏来就姓支）。现在有个常在包公电视剧里演展昭的演员佛名叫释小龙，他的这个姓就是道安的规范中按出家人的习惯来取的。

道安在襄阳的名气渐大，引起了北方前秦大帝苻坚的浓厚兴趣。这位后来在肥水之战中“一败成名”的苻坚，在十六国期是位文治武攻均很出众的君王，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把苻坚与唐太宗、汉武帝等一起列为“中国五位大帝”。苻坚也笃信佛教，而且他对佛学大师的兴趣也同样不低。淝水之战前，他专门安排了一次襄阳战役，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俘道安北上。378年，前秦大将苻丕攻陷襄阳，果然俘获道安，送到长安来，后来道安成为北方的佛界领袖。

道安的徒弟慧远（334-416）在道安被俘北上时，于379年逃到江西庐山，在这里建了著名的东林寺（这个寺庙在后面还要专门讲到，禅宗五祖弘忍也曾在东林寺修行，开“东林法门”），继续在江南广传佛法。南北朝时，庐山与长安成为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慧远也与北方的鸠摩罗什合称佛宗双圣。

（十二）天龙八部鸠摩罗什

前面讲过，苻坚不惜兵伐襄阳，终于把道安弄到了手，然而苻坚并不就此罢手，不久他又开始打另一位旷世高僧的主意了。此人就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师之首的鸠摩罗什（另三人是真谛、玄奘、不空）。

鸠摩罗什（343-413）西域龟兹人（与佛图澄是老乡呀），祖上原是古天竺婆罗门种姓的望族，父亲鸠摩罗炎后来辞去在印度世袭的高官，出家学佛，成为一名天竺高僧。老鸠摩游学至西域时，龟兹国王看上了他的才学，硬把妹妹许配给他，逼他还了俗，随后二人生下了小鸠摩，即后来名震华夏的超级高僧---鸠摩罗什了。

鸠摩罗什很好地继承了父母身上的佛教基因，从小就表现出对佛学教义极高的悟性，七岁起随母出家（老鸠摩哪去了），20几岁时已在西域颇有佛名。当地人对他有多崇敬？史书载，当年西域各国的国王请鸠摩罗什去讲学，都要亲自跪在罗什要坐的宝座前，由罗什踩着国王们的背一步步登上宝座，可见罗什在西域堪称一人之下（佛祖）万人之上。

西域各国对鸠摩罗什的如此礼遇，令那边厢的前秦大帝苻坚看的眼热心跳，恨不得也马上把罗什请来由自已来作回他登座的台阶。382年前秦西伐西域，大将吕光出征前，苻坚特意把他叫过来千叮万嘱一番“你丫仗打的多烂我不管，但要是不能把鸠摩罗什抢回来，你丫就提着自己的狗头回来见我”（呵呵，苻坚说话应该没我这么粗俗）。

吕光接了这么个军令状，一路打下去还真挺争气，西出阳光所向无敌。383年他灭亡了龟兹国，俘到了鸠摩罗什后先发个电报回长安向望眼欲穿的苻坚报喜，然后大军东返准备领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走到凉州武威地界时忽然天下大乱，吕光发现从凉州到长安的路已经中断，而苻坚同志未等见到心仪已久的大师，自己先挂了。

事情是这样的。383年这一年，苻坚裹挟着鲜卑、羌人同盟军百万人亲征东晋，在淝水打了个“风声鹤呖、草木皆兵”的青史留名的大战役后，前秦帝国土崩瓦解。385年，苻坚被更加老谋深算的“老羌子”姚苌在岐山俘获，不久被杀，他对鸠摩罗什的相思病很快就转移到后秦的开国皇帝姚苌的身上，并更大程度的发作起来。

吕光大军有家不能回，干脆自己在武威建了个国家叫后凉，准备长住下来。他并不重视鸠摩罗什，但也不肯放他东去，于是罗什在凉州被监禁了19年（至今武威市仍有一座“鸠摩罗什寺”，乃是在罗什当年住过的原寺旧址上历代重修后保存下来的）。在此期间罗什潜心学习汉语，为他后来的译经作了准备。吕光为了让罗什学习汉语安便，还专门为他配了个生活女秘书，即龟兹国的公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可恶的异教徒吕光将鸠摩罗什用酒灌醉，将他与龟兹公主一起关在密室里，罗什忍辱含羞，与龟兹公主破戒成亲（此段还是照例要删节若干字，唉，写个佛教的贴子，咋也要动不动地删字呢）。

鸠摩罗什在凉州秘密成亲，数年无音讯于中原，而长安那边的姚苌和他的儿子姚兴，并没因此而断了奉罗什为后秦国师的念想。公元401年，后秦趁后凉内乱之机，派大军围攻武威，两年后城破，后凉灭亡。鸠摩罗什终于重见天日，被后秦新主姚兴迎进了都城长安，正式开始在中原华夏设坛讲法。

十年磨剑，鸠摩罗什受到姚苌重视以后遂大展才华，他先后译出大乘佛教空宗的多部重要经典。要认识鸠摩罗什对汉传佛教的巨大贡献，只需看看这些重要经典的名字即可略知一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此为三论宗修习的三大经典，因而鸠摩罗什被尊为三论宗（中华佛教八大宗之一）之祖。
《妙法莲华经》，此是天台宗（中华佛教八大宗之一）的立宗经典；
《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还是八大宗之一）的修习的依据；
《弥勒成佛经》，促成弥勒信仰的发展；
《坐禅三昧经》，促进菩萨禅的盛行；
《金刚经》，大乘宗宗的重要经典，为各中华各宗派所研习……。

鸠摩罗什一生只译不作，但他的学问之高，华夏无人出其右。南方东晋的佛界领袖慧远（即佛图澄的徒孙）虽不能向他当面请教，但也通过信函往来经常向罗什求教问题，后来这些书函成书为《大乘大义章》。此时的罗什俨然是当时的佛学权威，他之于中国佛教的启蒙作用，类似于爱因斯坦之于相对论。

然而不幸的是，希望鸠摩罗什身后留下一男半女的还不只是前面提到的后凉王朝吕光，罗什到达延安后，好异想天开的还有后秦帝姚兴。他为能制造出更多的鸠摩罗什二代出来，就强逼罗什一次迎娶十位妻子，罗什再次“忍辱从之”。

不知是否出于鸠摩罗什这些复杂的经历，金庸老先生在他的武侠巨著《天龙八部》中创作出鸠摩智这样个反派大人物。从姓氏到佛界背景，明眼人很容易看出这是从鸠摩罗什衍生出的一个戏说历史人物。在金庸的书中，《天龙八部》是贯穿佛学思想最多的一部。

所谓八部，据罗什译的《法华经》解是八种神道怪物，因以“天”及“龙”为首，故名。八部者，一天，指天神；二龙，指龙神；三夜叉，食鬼之神；四乾闼婆，只食香气的乐神；五阿修罗，执拗而善妒之神；六迦楼罗，食龙之大鸟；七紧那罗，头上生角的乐神；八摩睺罗迦，大蟒神。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的个性和神通。据说金庸在《天龙八部》的最初构思中，欲以八个武林人士的故事来代指这种八种神道，至于具体谁是哪一个，那只好由武侠迷们来对号入座了。

鸠摩罗什于公元413年圆寂于长安大寺，火葬后的灵骨舍利后来被安放于陕西户县的草堂寺，唐代建起舍利塔，此塔至今仍在，是我国保留下来的仅有的唐代古塔中的一座，考古价值甚高。今年是鸠摩罗什诞辰1660年周年，10月份，中日两国佛学界百余名高僧还在草堂寺举办了纪念法会。当地政府“佛教搭台、经济唱戏”也算是作足了古人的文章。

（十三）一阐提人皆得成佛

南怀瑾老先生在《论语别裁》中对儒、释、道三者进行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儒家是粮食店，里面卖的东西虽千百年来一成不变，不外乎五谷杂粮，但中国的老百姓却一天也不能不吃，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所以米店的大股东又叫“天子”。

道家象药店，道家思想用于拨乱反正（比如汉代文、景帝年间的无为而治），没病的时候不用去，有病了就必须要去抓点药，所以太上老君在西游记里是个炼药的。

那么佛家象什么呢？南怀瑾说佛家象杂货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市大卖场。里面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学佛的人跟逛商店一样，进来转一转可以买东西，也可以不买，想买多一点也可以，佛法深遂，取之不竭。
到了公元5世纪的时候，中国佛学这个大卖场上，又有新的商品摆上了货架。

前面讲到印度佛教的时候提过大乘空宗与有宗的华山论剑（论到佛教在印度绝种，两派也没分出高下）。鸠摩罗什是位大乘空宗般若学的译经大师，他译的多数经典都是这一类的思想，因此在西晋到南北朝的前期中国曾有过一段般若学大行其道的岁月。然而在印度不能独美的空宗，到了中国后发现他的老对头“有宗”不久也跟了上来---真够郁闷的呀，不是冤家不聚头哦。

龙树菩萨所创立的空宗中观思想，是以研究空性（无我）为核心的。所谓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即不同于“有”也不同于“无”。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关系(缘合)和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假名）。比如你看到一杯水，你认为他是存在的，那是因为你的眼睛和这杯水之间构成了一种相对的依存关系，如果你把眼睛闭上，那么这杯水从你的认识世界中也就消失了。所以这杯水即不是绝对的无，也非绝对的有，它是“空”。

空宗般若思想虽从哲学高度解释了万物本源的问题，但他认为世界万物皆为空，这就同时否认了佛法的客体存在，造成了一些佛家弟子修行中的迷茫。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中国佛家弟子希望树立一个实在的修习目标可以遵循，并且关心什么样的人才可修习成佛。这样以佛性为核心问题的涅槃学就被提上了大卖场的货架。

中国首先提出有宗思想的人是一位叫竺道生（355-434）的南朝僧人，他自幼师从名僧竺法汰（一看名字就知道是从天竺来的），15岁时即可登台讲经。据说他的口才极为出众，“吐纳问辩，辞清珠玉”，（又一个大专辩论赛的主辩材料）。有一次他在苏州虎丘白莲池说法。说到吐沫星子乱飞的时候，碰到了池水暗涌，池中巨中随之上下晃动，观众们以为石头是被他的佛经说动的，由此传出佛史上著名的“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佳话。

如果一到虎丘旅游，一定会上述这段佳话不会陌生，这是虎丘作为南方著名佛学经场的重要事证。虎丘的另一处名胜就是建于五代吴越国的云谷寺塔，因为它是斜塔，所以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就更高。与这里有关的名人还有不少，比如逼勾践卧心藏胆的的吴王夫差就埋在虎丘之下，唐代白居易曾作过苏州刺史，宋代的苏东坡、清代的乾隆也在这里留下过不少诗篇。所以有幸到苏州来除了看园林，还不要错过了出了个竺道生讲法的虎丘寺。

当然这里提到竺道生，并非仅因为他能辩，而是因为他首先提出“一阐提人，皆可成佛”的思想。“一阐提人”是指性情懒惰，不能主动行善的人。北方有位法显和尚（后面还会提到）译的 《大般泥洹经》中说一阐提人因品性怠惰，是不能成佛的，这就挡住一些对自身佛性没有自信的俗人求佛之路。而竺道生则认为，万法有法性，众生也都有佛性，一阐提人经过修持一样可以成佛。

竺道生的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性，大教始传期群众基础的作用比教义的绝对正确要来的重要。而一些上层僧侣们不这样想，他们认为竺道生的理论挑战了他们的权威。中国的老和尚们认为自己身边出了个哥白尼式的异教徒，盛怒之下虽没把竺道生烧死，也从此将他赶出了建康僧团。

佛教是一门研究万物本源的哲学，从它所建立的世界虚无的思想体系中不断钻研下去，往往会进入形而上学的层面，教义教理皆由远离浅显本义的抽象词汇和复杂的认识论来解说。玄中谈玄，圈外的人会茫然不知其所云，这便势必会拉大佛教徒与草根阶层的思想鸿沟，最终弱化佛教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佛教的发展，印度与中国在佛教的鼎盛之后都出现了自身再生活力的匮乏，而走向式微，其本质的根节不能不说因此而成的。

由竺道生开创的大乘涅槃学说，也有一套庞杂的思想体系，其中那些形而上的东西我都不多讲了，我只觉得他所坚持的人人皆有佛性的观点在当时最有进步意义。然而佛界老学究却不能接受，视为异端。不过好在当时还有个印度老师来为中国的佛学争论作个裁判。不久后北凉僧人昙无谶译出了有宗的重要佛典《大般涅槃经》，其中提出的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印证了竺道生的先知先觉，从而竺道生名声大振。

竺道生在佛法修行手段上还有个重要的发明，就是“顿悟”思想的提出。简单地说，道生认为佛法实相是个完整圆满的整体，不可分割，因而人们修习它也就不可能逐段去参悟，只有顿悟才是求法的唯一途径。到唐代时有僧人发展了他的顿悟学说，最终形成了“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宗思想。

434年的某一天，竺道生再次升坛讲法，他与往常一样，字字如珠、句句入心，众生正听得如痴如醉，忽然发现竺道生手中羽扇落地，大家近前一看才发觉，竺道生同志已然圆寂了。

竺道生虽死了，中国佛教东传的兴盛期却快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