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峙军：罪与恩
(博讯2006年2月07日)
作为《生命与信仰》的编辑，我常鼓励别人把信仰经历写出来，好叫读者藉着这些经历，看见耶稣基督改变罪人生命的大能。这一次，轮到我鼓励自己来写自己的信仰故事了。

每次讲自己的见证，我常会引一段圣经，就是《新约．以弗所书》第2章1到10节。那段经文一开初就把人类灵性的悲惨处境指出来了—— (博讯 boxun.com)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觉得这句话是直接对我说的：在我没有被耶稣救活以前，是一个灵性上的死人。不但是死人，而且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接下来，圣经说，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都是“悖逆之子”，就是悖逆上帝丶顺从撒但的人；这样的人，有邪灵在他们心中运行。再接下来，圣经又说，生活在罪中的人也是“可怒之子”，是一群要承受上帝的忿怒与公义刑罚的人。

读到这里，你眼前是否一片黑暗？又是“死过犯在罪恶之中”，又是在邪灵控制下的“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人在罪恶的泥潭里挣扎，真是没有希望！

但突然，圣经给你开了一扇门，有恩光照出来——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多麽奇妙的“然而”！这扇叫作“然而”的门一开，我这绝望的人就一下子被带进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里了！

我是罪人，耶稣是救主。

我罪当死，但神有赦罪之恩。

罪与恩？

是的，罪与恩！

难怪查尔斯．卫斯理在名为《奇异的爱》的圣诗中这样写道：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竟蒙宝血救赎恩！”

这是令人震惊的“罪人之问”。

我的故事可以从这里开始……

一丶饥饿的颜色

1955年9月，我出生在中国河南省的郑州市。听父母说，我出生後的头一两年，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幸福。父亲是政府里的一个职员，母亲在医院做护士，收入不算很高，但足够一家人生活了。但是不久，父亲就被划成右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母亲带着三岁的我和一岁的妹妹，回到了老家兰考县。母亲和我们之所以被送回老家，是因为母亲坚持不跟父亲离婚。母亲是党员，组织上就问母亲要党还是要丈夫。母亲回答说不能叫孩子没有爸爸。这个回答叫组织上有些失望，於是母亲失去了党和工作，回老家乡下当了农民。

我们是1958年回老家的，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就来了。这个“自然灾害”最显着的特徵，是人们普遍感到饥饿。饥饿剥去了村子里的树皮，并且为村子里大人孩子的脸，都染上了尘土的颜色。我记得那时候像我这样大小的孩子，一群一群的，像小老鼠一样到处跑着找吃的。如果看见一个孩子在沙土地里挖出一粒残留的花生，我们就感到他算是找到了人生最大的意义。他在那里嚼那一粒花生时，我们大家在精神上也与他一同大嚼特嚼。

若干年後，我和妻子在美国的一家神学院读书，每次看见八岁的儿子吃饭时不知爱惜粮食，米饭粒面包渣撒一桌子，我就用自己小时候挨饿的故事教育他。他瞪着眼说我这故事是编的。而且说，你如果真饿，那你为什麽不去吃汉堡包，或者吃饺子吃鸡蛋。他对挨饿概念之陌生，以及他让我在60年代的河南乡村吃汉堡的建议，叫我哭笑不得。後来，更有趣的是，每当儿子吃饱饭後，就对我说：“爸爸，再讲一讲你小时候挨饿的故事吧。”那时我心里就想，儿啊，你是要用爸爸挨饿的故事助消化呀！

我们家能勉强吃饱肚子大约是在1963年。那一年我小学三年级，父亲从一个监狱性质的劳改农场，换到另一个农场继续劳动，母亲也回到县城医院当护士。我印象中，那时候整个国家也勒紧腰带刚从自然灾害中走过来。我们家的小桌子上开始有高粱面做成的馍馍，好像也可以放开吃了，菜汤里也出现了油花。

我第一次偷母亲的钱，就是在刚能吃饱肚子後不久。看到街上商店里开始摆起鸡蛋糕或小甜面包之类更好吃的东西，我的胃口就不能满足於只吃高粱面馍馍了。一次我看见母亲把领来的工资放进一只小木箱里，就拿出5元塞进了自己口袋。我揣着这5元钱到街上尽情吃了一顿，把剩下的钱藏了在书包里。母亲检查我的书包，发现这些来路不明的钱，问我是从那里来的。我起先想编个瞎话说是拣的，但母亲查看了小木箱後发现我是偷的。这自然是要打一顿的。母亲刚打下来，我就大喊：“妈，我改了！”我知道我喊叫的声音越大，母亲打得就越轻；只要我喊叫三次“我改了”，母亲基本上就住手了。小孩子的诡诈真是无所不在。

我当然没有改。偷了家里的偷公家的。一次和另外两个孩子一起，把医院伙房的一个大铁炉圈偷出去卖了。一块八毛钱三人平分，各人买了一堆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没有消化完，我就被母亲从被窝里拉出来打了一顿。因为整个医院里都知道我偷了伙房的炉圈，母亲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那时候，人们似乎并没有浓厚的罪恶意识，偷窃行为常常被淡化为“拿”，小孩子的偷也只被看作是“恶作剧”。所以偷窃慢慢变成了一种众人可以接受的整体文化行为，以至于人人是贼。我不必诸一地开列我一生中所有的偷窃行为，但我知道我归主前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因潜伏在生命中的贼性而不断地偷窃。有些偷窃行为，只有我们剥掉人们所加於它们的各种美丽外衣之後，才能直接称呼它们为偷窃。

我是在文化革命开始後的两年间，脱掉童年的衣服，改成少年人装束的。文革初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我已写进一篇题为《猫殇》的小说里了（见《海外校园》1993-94精选本）。很多事情经过艺术加工後，丑恶被审美所掩盖。实际上，一些那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其丑恶程度，就连我如今历尽沧桑之後，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比如，作为一个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我为什麽要在斗争会上用各种办法毒打和折磨一位以前对我十分友善的老医生？我自己的父亲在农场被人批斗丶折磨，而我则在另一个地方毒打和折磨着别人的父亲！那时，一个孩子将自己里面的仇恨丶苦毒，藉着摧残别人的身体发泄出来时，为什麽竟会觉得“好玩”？我在那篇小说中写到，在这种仇恨与苦毒无处发泄时，一只可怜的猫儿就成了牺牲品，成了被屠杀的对象。的确，我在文革开始之初，真的杀死过一只瘦弱的小猫。

在我13岁那年，文革的疯狂期基本上过去了。我也随着母亲再次到了乡下的卫生院里。乡下生活的匮乏迫使我拼命找书看。就是在那时候，我接触到一位乡村中学老师，从他那里藉得一本冯至翻译的《海涅诗选》和一本鲁迅的《且介亭杂文》，这两本书大大激发起了我的文学兴趣。我没黑没白地背掉半本子海涅的诗（那时背的东西到现在还忘不掉），来满足灵魂的饥饿。学写文章就模仿鲁迅。哪知道鲁迅思想中有点价值的东西是模仿不来的，最後自己倒落了一身尖酸刻薄的气息。但那时真正迷恋的还是毛和马列。於是又囫囵吞枣地背下毛的许多着作和诗词，以及马恩《共产党宣言》等书的一些章节。这样的生活，直到我1972年底去当兵才告一段落。

二丶走向大海

我在豫东平原上长到17岁，就去海南岛当兵了。我当的是海军，不是那种坐着军舰下海的海军，是陆地上的雷达兵，属海军管。但无论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平原开始和大海有了联系。记得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是在一个军营的山坡上。在那里可以一览无馀地观看傍晚的海面。那天大海不知怎麽就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迫使我从山坡上喊叫着冲下去。十七八岁的样子，个子又小，发的军装肥大，鞋子也不合脚，跑下去的时候跌跌绊绊的，鞋子也跑掉了。等跑到海边，才发现大海其实十分安静，波浪轻轻拍着沙滩，远处是几片被夕阳抹红的归帆……我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太不安静了。

在我当兵的时候，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有很好的政治条件。按我当时的条件，兵肯定是当不成的。因我父亲还拖着一条右派尾巴，别人随时都可以踩住你的尾巴，叫你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当时父亲被称作“摘帽右派”，意思是，右派帽子给你摘掉了，你的右派成了“历史问题”。然而这一成“历史问题”，反而更麻烦了。无论是父亲还是我自己，生命中就有了一片似乎永远也抹不去的阴影。

但後来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我申请当兵的那一年，我们县新来了一位县委书记，一问，竟是我父亲以前的老同事。他问过我们家十几年的遭遇後，自然是唏嘘不止，就问我们有什麽难处需要他帮助解决。母亲就说孩子想当兵。他说这事不难。於是打电话指示公社武装部长把我当兵的事办了。书记让办就办。这样，我就在1972年12月如愿以偿当兵了。

12月份的豫东已经很冷， 200多新兵从各公社集中到县里，用几辆敞蓬大卡车运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火车站，再装进闷罐子车往南方拉。因为是去南方，就没有给我们发棉帽子，当卡车在寒风中奔驰时，耳朵冻得像被风一片一片削掉似的。然而就这样也挡不住一车新兵对美好前途的畅想。特别是我，一边用毛巾包住耳朵，一边计划着在部队要如何努力，争取两年後当上排长，再过两年当连长，再两年营长，然後团长丶师长……这个在卡车里开始的梦，进了闷罐子车仍在延续……几天後，我们这些平原上的孩子被闷罐子火车带到了南方。从闷罐子车里出来，我感到自己就算正式进入人生了。

我当了四年兵。争取入团用掉了将近两年，入党又用掉两年。这入团丶入党的艰辛，早把卡车里的梦打得粉碎。入团这种事情，对那些政治条件好的人，一般在新兵连就解决了，我的考验期却十分漫长。入党就更不用提。入党申请书写了好几稿（而且一点也不敢使用鲁迅笔法），谁看了都说写得好，但就是一次次通不过。当兵的几年时间里，心灵扭曲得厉害。骄傲丶反叛丶目中无人丶极度虚荣以及这一切所掩饰的深深的自卑，都混杂在一起。我因为读了一点书，写了几篇文章，在没有文化的人中，就成了有文化的人，在不会写文章的人中，成了会写文章的人。一时间，团里丶军里的新闻报导组丶文学创作组和 “战士理论组”，都允许我去滥竽充数。为了追求发表数量，没有新闻就编新闻，没有理论就抄报纸。那几年报纸上的新闻垃圾和理论垃圾中，就有我的一点点贡献。没想到，这些“贡献”後来竟成了我能够入党的重要条件。

现在想来，搞这些事情，其中也有一些积极意义，就是我的求知欲被大大激发起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组住在海南师专（现在可能叫海南大学）校园里，这里的图书馆是全海南藏书最多的地方。那时图书馆还没有对外开放，凭着部队的介绍信我可以到里面读书和借书。在那个图书馆里，我又产生了扑向大海的感觉。我在那里认识了莎士比亚丶莫里哀和契诃夫，认识了许多唐代诗人和现代作家。看了莎翁的悲剧丶莫里哀的喜剧和契诃夫的小说，才知道什麽叫悲剧丶喜剧和小说。看到书架上几巨册唐诗乐府，一时间竟愣在那里，感叹文学居然可以如此丰富。但人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存在。对着这些文学名着，一方面心存求知的渴望，一方面又流露出据为己有的贪欲。一天，四顾无人，我抓起一本厚敦敦的唐诗乐府就塞进了水兵服里。後来因为书太重，怕人发现，只好作罢，换了一本刘逸生着的《唐诗小札》揣进怀里。我信主以前，从不认为偷一本书是什麽大事。但归主後就常以此为可羞耻的事情，希望有机会向这家图书馆道歉并还上原书，或买一本新的代替它。

除了偷书这件事，另外两件事也使我深深自责。一件是杀死“五七干校”劳改干部养的鸡，一件是赶走一位到我们军营里接自来水的农民。我前面说过我是一个用骄傲丶反叛丶自视清高来掩饰深度自卑的人。这样的人常常会蔑视和欺负比自己更低丶更弱的人。这种蔑视和欺凌弱者的动因，是由於莫名的忿怒与仇恨。我在文革之初杀死那只幼弱的猫和在批斗会上折磨那位老医生，都是出自人性中这种邪恶的因素。

我们连队的营房挨着一所“五七干校”，干校里都是一些从城里下放的干部和教师，他们的宿舍就在我们连队的菜地旁边，他们养的鸡常常跑到我们的菜地里，有时菜苗刚种上，一转眼就跑到鸡肚子里去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天我拿着一把砍刀来到菜地，对着几只正啄食菜叶的鸡甩过去，就打重了其中的一只。这时有一个瘦骨嶙嶙的下放干部走过来，说这是他养的鸡，希望我把死鸡给他。我忿怒地瞪他一眼，捡起那只死鸡就扔进了菜地边上的粪池里。那人用无奈的目光看着我，如同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看着德国士兵杀死自己同胞的目光。我那时觉得你是活该，但今天我真希望找到那位瘦骨嶙嶙的干部（他该有80岁了吧），向他谢罪，并按照圣经中税吏撒该的做法，卖四只鸡还他（路加福音18章记载，罪人撒该对耶稣说：“主啊，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从军营穿过干校，再往下走就是村民的茅屋了。山区里吃水不容易，村民们常常要跑很远去挑水。我们因为有自己的小水塔，可以用自来水，但不允许农民来打水。一天傍晚，一个村民挑着两个水桶来打水，我立即制止他。那位农民实在不甘心空着水桶回去，并不听我的斥责，只管接水。我的“权威”竟被一个农民冒犯，就怒火中烧，於是走过去倒掉他桶里的水，命令他马上离开。若有人拍下这个场景，放进老电影里充当国民党士兵欺负老百姓的镜头，可能比扮演出来的还逼真一些。那时，我对那怏怏离去的农民身影充满怒气，今天则充满歉意。

亲爱的主，我在你面前献上悔改的祷告，求你赦免我偷窃丶欺凌弱者的罪。我已经无法找到那些被我欺凌的人，向他们道歉；但主知道他们在哪里，求主用恩手抚平他们因受欺凌而留下的伤痛。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在弱者中我是真正的弱者。我是陷溺於己罪丶有能力做恶丶无能力行善的弱者。现在我知道为什麽诗人大卫愿意如此在你面前祷告（诗篇第51篇），而我也愿意以他的祷告向你献上我忧伤痛悔的心——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乾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三丶穿过夏天

1981年夏天，我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党籍并离开大学後，曾计划以“穿过夏天”为题，写一写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生活。但因我生性疏懒，写了提纲，就停下来了。现在我把这个题目用在这里，来描述一下那个如夏天般热情的时代。

七十年代末进入大学的那一代人，是沿着一条苦难的长廊，与共和国一同走过来的一代人；他们喜欢把自己的人生前途与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去思考。也许有人会认为那只是一种肤浅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在当时十分宝贵。比起今天一些年轻人的杯水主义丶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那种“肤浅”已经算是深刻了。

我1977年夏天退伍回到河南，那年是文革後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大群文革中耽误了学业也耽误了青春的年轻人，在1977丶78丶79三年中陆陆续续涌进大学校园，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我是1978年考进大学中文系的。进校以後，由於我的党员背景，又在部队干过，就任命我作年级长和年级党支部副书记。父亲那时右派也平反了，我心中的阴影也消除了（好像右派那时开始变成一个褒义词了，电影里一出现右派，总是那种受了冤屈的忠诚丶正直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些外在环境的改变，使我里面的骄傲丶轻狂与浮躁有了更多的表现空间。而且这种内在的人格形态，却常常被赋予一种看似正义或庄严的外在表现形式。

那时觉得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要“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一时间，五四青年的热血又在我们的血脉中滚动，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真能为中国找到一条走出苦难长廊的道路。这样的激情，这样的狂热（当然也有真实的东西），都在我那一段时间的诗歌中表现出来了。1980年下半年，是我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四年的海岛生活，使我的诗歌中充满了船与海的意象。在其中一首题为《诗誓》的诗中，我对自己追求真理以及要为人民命运奋斗的坚定性，做了这样的描写：在被风魔所拥吻的大海上，“我”驾着一只载满“我”的诗歌的小船，匍匐前行。这首诗的最後一段写道：

对岸，如果没那一粒粒
灯火，——灯火般的
眼睛，——眼睛般
渴盼的心
我为何要走这剑齿般的路？
倒不如让风暴把我
连同我滴血的诗
颠覆在海的深谷
那样，天晴後
海水会变得蓝些……

这首诗发表後不久，我就因参与学潮被拘捕了，时间是1981年6月。学潮发生在1981年1月，当时因学校治安状况恶劣，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最後发展到罢课丶罢考，以至上街游行。在校园内大家喊的口号是“维持学校治安”丶“打倒官僚主义”。可一上街，口号就变成了“要自由丶要民主丶要人权”。几千人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喊着口号，好像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在我们的歌声和口号声中立时就会改变。我那时年轻，嗓门也大，竟被官方误认为是第一号学运领袖了（用他们的话说，是“某某政治事件的主要头头”）。半年中我受到40多次盘查丶审问，最後被戴上手铐送进了拘留所。进去后，我才知道他们称牢房为“号子”。我住的“号子”短短几天就由8个人增加到12个人。那“号子”就是世界的一个缩影（我在“号子”里学到不少有关人性的功课）。在“号子”里的第一个夜晚，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觉，脑子里一团乱麻。“要自由”的口号，我喊得最响亮。然而不但没“要”到自由，自己反而给弄到一个更不自由的地方来了。越想越觉得人生中有许多事情太奇怪。

我在牢里住的时间并不长，十天後就被放了出来（有点像今天的“密集课程”）。释放时，党籍被开除，大学也读不成了。这个人生命运的骤然转变，使我很长一段时间恍然如在梦中。但最叫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个我喊得最响的“自由”。党籍诚可贵，学籍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视自由如生命，但什麽是自由呢？这问题盘桓脑际，久久挥之不去。没有进监牢前，深感生命中缺少自由，於是就“要”自由；捉进去之後感到更不自由。那麽放出来呢？自由了吗？仍然没有。我虽然身体出了牢狱，但灵魂似仍在捆锁之中。被释放後不久的一个夜晚，我爬上一座小楼的平台，面对星空我问：“什麽叫自由？”那一刻，似乎满天星星都变成文字，也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九年後我才找到。那一年夏天，神的儿子耶稣救了我，我才知道，原来自由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形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一书5：12；约翰福音8：36）。当耶稣——自由生命的源头与本体——来到我生命中的那个时刻，自由实现了。

然而，那定意要救我丶赐我自由之生命的主耶稣是怎样找到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