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明道先生身邊的日子(2)

——張桂炎弟兄生命見證

文/張桂炎

《生命季刊》第108期

請閱讀本文上篇：

在王明道先生身邊的日子(1)張桂炎弟兄生命見證

音頻為李慕溪弟兄朗讀：

四、我在1988年寫的一封信

(艱難歲月中的見證)

徐姨竹筠女士：主內平安！

1988年10月16日袁相忱先生偕夫人由京來滬，當天住宿在王明道先生家裡。晚上，袁伯伯要我次日與喬姨聯繫一下，告知她袁牧夫婦已到了上海。並給了我一張小紙片，上有喬姨的電話號碼。大約是袁伯伯年老眼花，他不知道紙上有您寫的關乎我的一段話，您是這樣寫的：“到王師母處講話得小心，王師母邊上的張弟不可靠。”你的話很簡潔，仍然稱我為弟，我很感激。因為這一類話我聽得太多了，有的甚至更離奇，更不靠譜，所以我從來都是見怪而不怪，沒想到要為自己申辯。其中當然還有我天性的驕傲“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我能設身處地為這些弟兄姊妹着想。因此這類話不會引起我的憤慨，我們都是主耶穌用重價寶血買贖的弟兄姊妹，其中還有我素來尊敬的長者，如你們教會負責弟兄王國顯。（我一生推廣的書籍除聖經之外，最多的是王明道先生的著作，其次則是王國顯弟兄的著作。他在第七版《行過死蔭的幽谷》一書中，顯然有一段話是指向我的，我卻仍然自費印刷了王國顯的《在基督里的長進》三千本，積極的推廣他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在這樣背景下，王先生夫婦仍然對我無限的信任和始終不渝的情誼。

我在早年就閱讀過王先生的著作特別是他的自傳《五十年來》，我愛戴和敬重他們。回滬以後，我從袁沐恩姨那兒屢次聽到關於王明道先生的消息，袁姨和許姨懷珍中國著名女傳道人，她們的家也是她們接待弟兄姊妹聚會的地方，離我家不遠，上海陝西南路286弄X號，那是上海高檔花園洋房，我在少年時曾去過。儘管我也知道王明道先生的住所離我不遠，但當時我心中並無特別強烈的願望去看望他們，畢竟過去我是從書本認識他們，並不熟悉。直到1982年9月，王先生要去廣州白雲機場接受奧菲斯國際飛行醫院治療眼疾，需要一位男子陪同，王忠孝於是介紹我去陪同王先生前往廣州治眼疾（王先生與他兒媳乘飛機前往廣州，我則是乘坐火車，那時在國內能坐飛機的人不多，要權力機構同意並出具證明文件方可買票登機）。廣州之行治病因主客觀眾多因素無果後返回上海。而後在上海仁濟醫院二次住院開刀，均是由我去陪同護理的，從那以後，我就常去王先生家。起初，每周去一次或二次，陪同王先生在街心花園散步或幫助王師母買些生活用品和新鮮蔬菜等。1984年春天王先生的家由平江路遷到武康路，新居比過去房子大多了，離我家也更近了，隨即在武康路新居開始聚會，隨着王先生年紀越來越老邁需要的幫助也就日益增多，於是我去的次數也漸漸的增加，直到目前幾乎每天都去。起初，我還在社會上找些工作以養生，隨着王先生需要的照顧日益增多，我把世上的工作一件又一件地放下，直到如今完全地撇下。神恩待我，祂供給了我的需要。從我已走過的路，我十分清楚明白這是神的引導。既然是出乎神，由此，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於我有益的，為的是要試煉我造就我，使我更合主用。因此，儘管不斷地聽到種種傳說，只是在我心中微微的激起漣漪和瞬間的波動，靠着主，很快的就歸於平靜。我沒有委屈，沒有怨恨，更沒有憤怒，心中只是滿了感謝和讚美，若沒有神的保守，聖靈的提醒，也許我真的要比別人所議論我的更壞更可惡。

今天我基於信心寫信給您，希望能寫得詳細，使您能明白在這特殊的年代，這些事情頻頻出現是有時代的烙印，不足為怪。

首先我要向您介紹王忠孝，因為是他介紹我去陪護王明道先生的，其次我認識王忠孝這件事本身也是一個傳奇。

左為王忠孝牧師/中為張桂炎弟兄/右為方詩恆弟兄

我是在1963年初由上海到安徽皖南軍天湖農場的，同年冬天，又轉到安徽省宿松縣九成畈農場，那兒地處皖（安徽）鄂（湖北）邊界，南邊隔江與江西省彭澤縣相望，這個蓄洪的湖沼地區非常荒涼，非常落後，到處可以看見前幾年留下的墳丘和被洪水沖刷暴露的白骨。同年春天王忠孝也由上海來到安徽九成畈農場，第二年秋天我們被調在一起了。先介紹一下我們生活和勞役的環境，雖然不同的地域有其特殊性，但建築模式和格局都差不多。我們這個單元大約長寬各三十五米，沒有圍牆，房屋就是圍牆，朝外的圍牆上是沒有窗戶，也沒有電燈，用煤油桅燈照明。東西兩側是宿舍，分成九間，三扇門，沒有隔牆，大通鋪，面對面，兩排中間是約寬1.5米的走道，平常起居盡在走道上。北牆是廁所，大門朝南，兩邊分別是值班室和倉庫；醫務室和理髮室。供應飯食的食堂和管理人員因地勢而異格局各不一樣，與單元之間有個廣場，供開大會所用。整個農場約有三十多個這樣大小不等的單元，我們所住的單元大約有三百多人，算是比較大的。起先我並不認識王忠孝，他也不認識我。在單元中，人們不能隨意的走動和說話，更不能輕意表達自己的信仰和思想。但不久有一件事奇妙的發生了。王忠孝有一位在上海賈玉銘靈修學院的同學陳敏瀾的哥哥陳敏穎恰巧和我們同在一處，並且他和王忠孝是在同一個組裡，在往返農田的路上及在田間幹活的時候，他們談到了但以理書裡的預言和大像等，那位同學的哥哥不知是出於膽怯還是自願，他將王忠孝和他交通的話語全都交出去了，於是接踵而來的就是批評和鬥爭，但就是這樣，整個隊裡的人都知道王忠孝是個基督教牧師，大家對他益發尊敬。

一天趁着去田間幹活的路上，我悄悄地接近了他，告訴他我也是基督徒，我從幼小的時候起就在李漢文先生那兒聚會。從此以後，我們或在去田間的路上或在回來的路上，便尋找機會談話。冬訓學習的時候上下午各有一次放風，屆時我們之間也可以有一些交流。那時我雖然是一個基督徒，但對真理的認識和個人的生命都是非常膚淺和幼稚的。回想那時，他對我的幫助，對我以後走事奉的路是非常有益的。同時也因着他被批鬥，神將他顯明出來，他是神的兒女，並因着他對人的愛心和自身高尚的品質，有些過去沒信主的人亦信了耶穌。當時我們隊裡還有一位內地會牧師因為關押的日子久了，缺乏家人和弟兄姊妹的扶持，在信心和行為上都軟弱了（抽煙和說嬉笑的話語），借着和王忠孝的談話心靈得到復甦，生活上也得到幫助，直到今天80多歲，還在為主工作，在安徽淮河流域一帶，帶領眾多的弟兄姊妹，服事主且剛強勇敢大有能力。

我們先後服滿了刑期，但還得繼續留在生產隊裡（直到如今我的戶口還在那裡），但相對來說環境比以前稍自由一些，肢體間的往來比過去增多了，有時我們還可以在隱蔽的地方一起禱告。記得有一次王忠孝和我一起去看袁沐恩姊妹，那時正是盛夏酷暑，大部份人都在午睡，女工棚里不堪入目。我們三個人在一座廢棄的磚窯前，我們一起交通唱詩，袁沐恩姨給我們唱了一首她剛作的詩歌“忠如摩西勇如但以理”，很多年以後神把我們各人帶回了上海，在一次聚會中我們又唱了這一首詩，唱畢以後，我們三個人的手緊緊的握在一起，誰都沒有說話，但心裡都是無限的感慨。

當時常有往來的除了王忠孝以外，還有方詩恆、管峻、陳醒秋、張漢忠等，姊妹有袁沐恩、鄭慧端。有一天鄭姊妹大約沒有生產指標，只見她赤着腳，在遠處一手扶着陡坡，一隻手在水田裡拔草，不久以後她就調到安徽宣城南湖農場去了。那時我們雖然都滿了刑期，因為在文革中環境仍然是很險惡的，苦難不知什麼時候又會忽然臨到，這裡弟兄姊妹間雖不能說話，但有時一個動作一個眼神，都會帶來莫大的安慰、喜樂、平安，因此勞動雖然十分繁重，生活也異常艱辛，但那種團契生活卻是十分甜美的，我們的心在主里息息相通，融為一體。

說來使人痛心，現在有些弟兄姊妹之間失去了那種彼此切實相愛的心，為工作、為名利彼此間起了紛爭。在艱苦的年代中，弟兄姊妹的心非常單純，甘願為主獻上一切，亦願為弟兄姊妹受苦，甚而不顧惜自由和生命。

有一件事叫我特別難忘：方詩恆原來是安徽省蕪湖聚會處的，是安徽省師範大學藝術系教師，因為堅決不參加“三自”被打成右派份子，後來又升級為反革命份子，他的一位同工張旨靈，原來是內地會的牧師，後加入聚會處，最後為主殉道。方詩恆刑滿以後繼續留在農場裡，他仍然向別人傳福音，一次當他得知同隊的一位婦女在年輕時曾信過主，只是現在嫁了一位不信的丈夫遠離了神，方詩恆心裡有感動，為她熱切的禱告，並決意去提醒她。臨分別的時候給了她一本油印的張曉嵐寫的《到底有沒有神》，並且給了她孩子一些上海精緻的糖果。但當她的丈夫得知這一件事以後，逼迫他的妻子將書和糖果一起交到管教股，於是方詩恆立即被關押起來，連續不斷地審訊和批鬥並加以種種的體罰，使得他心力交瘁。王忠孝和我得知以後，我們為他禱告，也設法打聽他的消息，當我們得知他關押的地方以後，我曾去看過他，那是一排建築在堤壩上的倉庫，在他所關的那間屋子窗戶都釘上木板，幾乎密不通風，有專人嚴加看管。雖然無法見到他，我裝作是一個過路的人，大聲唱着讚美詩希望他能聽到得些安慰。方詩恆弟兄在關押期間受盡了凌辱和折磨，在他不堪忍受的時候，他對審訊他的人大聲說：“只要我主的名得榮耀，我粉身碎骨也甘心。”當局對他無奈，關了很長時期把他放了，但仍要接受監督勞動。

我們聽說他被釋放了，就商議怎樣能見到他，王忠孝將他家中寄來的貴重藥物和食品托我帶去給他，我們禱告以後，憑着信心，我直接上他勞動的果園去見他。說來真希奇，那天我去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看管他，我們在果樹下交通，我聽他暢談這些日子神怎麼引領他。雖然受盡肉體的痛苦，但神始終與他同在，支持他激勵他亦賜給他勇氣和能力。他的內心因着神的同在無比的平靜和喜樂。

在方詩恆出事以後，王忠孝在他的隊裡也受到審查，靠着主，他們沒有膽怯，不約而同地都承認他們在基督里的交往。在我去看了方詩恆以後，王忠孝曾幾次去看過方詩恆，每次去都有神的帶領，第一次去的時候，是隔着鐵絲網彼此交通的。

在離我們幾十里路外的單元里，關押着一個從上海來的青年弟兄，他名叫蔣柱國，自幼隨他父母在上海虹口守貞堂教會聚會。我們聽說他很剛強，在單元里還大膽為主作見證，有些人因着他信了主。其中有一個名叫王明的，在刑滿釋放後將蔣柱國的消息傳遞給我，同時我們還聽說蔣柱國看到的所謂的異象，這就使我們擔心，所以王忠孝一面關心他的生活情況，通過王明弟兄給他送去食品，另一方面更關心他的靈里的光景，在真理上不斷勉勵他提醒他，一直到王忠孝回上海。不久蔣柱國也回上海，雖然這位蔣柱國弟兄以後走了極端靈恩派道路，偏離了真道，但王忠孝對他的愛是很使人感動的。

王忠孝與我在勞改營，或聚或離前前後後將近十五年的時間，回憶那段日子，我很激動，很難用筆墨把這段歷史和我們主里的相聚，完全見證出來，但我可以負責地說王忠孝是神忠心的僕人，是一個得勝的基督徒。我愛他並且尊敬他。

1978年王忠孝因他的父親病重回到了上海，以後與他同案的汪純懿姊妹得到了平反，繼而他和錢苹洲姊妹也先後平反，於是他的戶口也遷回上海。王忠孝一回到上海，他在家中恢復了主日敬拜，最初參加的是他的母親和其他家人，同時每星期五還有一個禱告會，以後聞訊來的人漸漸地多了，就形成現在規模的聚會。雖說這十年國家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但對家庭聚會一直是施加種種壓力，在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儘管沒有內地和農村那樣的逼迫，各方面的反對和阻撓仍然很多，王忠孝靠着主所加的力量一一頂住了。據我所知在上海十多年來沒有停止過一次聚會的，除了王明道大約也只有王忠孝主領的聚會了。

有一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門邀請了一些自由傳道人和信徒開座談會，王忠孝一面以他母親病重為理由聲明不能每次都來參加學習，另外針對要求停止家庭教會和參加三自，王忠孝還義正詞嚴地表明在家庭中聚會是聖經中的真理和教會的傳統，不能取消家庭聚會。他作為一個家庭教會的負責人，不能拒絕任何要來參加聚會的人。同時還聲明不和“三自”有任何來往，也不參加有他們在場的任何活動。

王忠孝弟兄除了主領在他家中的聚會以外，神還給他有特別的託付和恩賜，他能寫一手漂亮而工整的字，早在他入獄以前，他曾與汪純懿、錢苹洲姊妹一起翻譯慕安德烈的“The Prayer Lite”。王忠孝負責中文謄寫，回上海以後，他繼續從事文字工作，他選材嚴謹，針對和關心農村青年工人的普遍需要，我是他始終不渝的同工，印了許多像《真道問答》、《聖經要旨》、《禱告的生命》、《簡易祈禱法》等書，供應到有需要的地方，有些書被人帶到海外鉛印成書輾轉回國。在文字工作上，我與王忠孝同工，負責印刷和裝訂，技藝有長足進步。

綜觀1978到1986王忠孝弟兄的工作，他傳的是純正的福音，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與同工們互相搭配十分和諧。1987年初，一位王忠孝靈修院裡的老師，將徐姨您介紹給王忠孝並要求王忠孝讓您在王忠孝的家裡聚會作見證，那天我也在。

你的晚輩張桂炎

198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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