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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芬奇密碼真相

2006年5月19日，根據作家丹 布朗（Dan Brown）的小說《達 芬奇密碼》而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全球公開上映。每個讀過這本小說的人都承認這本書是那樣的引人入勝。但是也正因為本書在暢銷小說上的成功，讓我們意識到，作者在有關耶穌、瑪利亞和《聖經》經文的問題上，藉着筆下虛構的人物，事實上正在作出一些歷史斷言。換言之，由於作者宣稱該小說是建立在真實歷史基礎上的，因此讀者會把其中描寫的事情當做事實而非虛構的情節。考慮到教會弟兄姊妹因此可能會碰到一些信仰上的衝擊，故從網絡和書籍中收集了一些專家和教會的評論，以正視聽。

一、《達 芬奇密碼》的內容概要

丹 布朗在《達 芬奇密碼》中精心編織了一套複雜的情節，我們先對其作一簡單的概括：

在巴黎的盧浮宮內，德高望重的館長雅克 索尼埃遭到神秘的謀殺。在案發現場，索尼埃臨死前畫了一些怪異的宗教符號，於是警方請來宗教符號學大師羅伯特 蘭登協助調查，蘭登是哈佛大學教授，其時正在巴黎講學。與他一起調查的是警方的密碼破譯專家索菲 奈芙，她恰好是索尼埃的孫女，但與祖父已經疏遠了10年。通過調查，蘭登和奈芙逐步揭開他們起初沒有意識到的事實：索尼埃是歷史上一個秘密宗教團體郇山隱修會的領袖，這個團體一直在保衛有關聖杯真正本質和下落的秘密。

在一系列怪異的事件中，蘭登和奈芙順著索尼埃留下的線索開始調查，最終目的是找到人們長期以來苦苦追尋的神秘的聖杯；同時也尋找為索尼埃之死負責的人，顯然，兇手是在試圖了解聖杯的下落時殺死他的。這些神秘人物曾經利用狂熱的天主事工會成員作為爪牙，在後者的幫助下尋找聖杯的藏身之處。

在蘭登和奈芙的冒險過程中，他們偶遇了雷 提彬爵士，一位富有的貴族和聖杯專家。提彬講述了神秘聖杯的歷史背景。聖杯並非基督用過的杯子，而是是一個人，即抹大拉的瑪利亞，她是耶穌的妻子和愛侶，她為耶穌懷孕並生下一個女兒。耶穌受難之後，瑪利亞帶著孩子逃到法國，使耶穌的神聖家族因此一直延續下來。

一些秘密文獻記載了耶穌血統的存在。這些文獻讚美了早期基督教中的女性本質，文獻中包括早期的一些福音書──它們後來在公元4世紀時遭到了基督教的壓制，明確地說，是遭到君士坦丁大帝的壓制。君士坦丁破壞了八十餘本希望在《新約》中爭得一席之地的福音書，把耶穌從凡人提升到上帝之子的地位，並完全壓制有關瑪利亞和女神的傳統，將基督教中的女性妖魔化，破壞其女神崇拜的真正本質。

但是，幾個世紀以來，郇山隱修會都知曉有關耶穌和瑪利亞的真相，並且，為了慶祝他們二人的神聖結合，並崇拜女神，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在舉行秘密集會。

這個秘密的團體保存了抹大拉的瑪利亞的墳墓以及數百件論及女神真相的文獻。而雅克 索尼埃就是該團體最近的領袖。

還有其它著名人物領導過郇山隱修會，讚美有關耶穌與瑪利亞結合的真相。這些領袖中包括聞名於世的達 芬奇，他在著名的壁畫《最後的晚餐》中畫出了抹大拉的瑪利亞，並在他的其它多幅畫作中暗示了關於耶穌和瑪利亞的真相，以便讓那些了解這一事實的人們去觀看和欣賞這些藝術作品。

在雷 提彬爵士的說明下，蘭登和奈芙順著錯綜複雜的密碼迷宮，從一個地方來到另一個地方，解開一個又一個謎團。直到他們獲得聖杯及其最後藏身之處的真相，從而揭開了圍繞著聖杯以及揭示聖杯真正力量的秘密文獻的謎團。

二、《達 芬奇密碼》所宣稱事（史）實的真相

丹 布朗稱自己的小說是建立在歷史基礎上的，他企圖重整幾個事實：歷史上的耶穌、歷史上的瑪利亞、早期基督教會的發展、早期的基督教福音書，以及對於流傳至今的基督教信仰和新約聖經，君士坦丁大帝在其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等。但是小說依據的歷史背景中到底有多少是事實多少是虛構的呢？《達 芬奇密碼》中到底存在多少事實成分呢？

從某種角度說，這個問題是由《達 芬奇密碼》作者自己提出來的，因為它一開篇就列出一系列號稱“事實”的內容（第1頁，在序言之前），其中包括有關郇山隱修會、天主事工會以及其他內容的敘述，同樣也包括“本書中所有關於藝術品、建築、文獻和秘密儀式的描述都確有其事”的斷言。我們看到，儘管丹 布朗努力表現事實（並暗示他表現的事實確有其事），但他實際上卻在玩弄事實，因為書中許多所謂的事實其實屬於他的小說虛構。這也是作者沒有敢將它寫成學術研究報告而寫成小說的根本原因了。因為這樣他可以借著小說中的虛構的歷史學家和宗教學者之口，來表達他自己的思想，而且這樣做又可以不負責任，只表示一種“因為既是小說，所以信不信由你”的態度。

1、關於耶穌身份的真相

丹 布朗借《達 芬奇密碼》中人物的口，認為耶穌是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ea）之後才被奉為神，此前初期教會中耶穌只被當做“終有一死的先知”──與你我一樣普通的人：

提彬說道：“在這次宗教大融合中，君士坦丁需要強化新基督教的傳統，因此他舉行了一次著名的基督教會議，就是一般所說的‘尼西亞會議’。在這次大會上，人們就基督教許多方面的問題都進行了辯論和投票，比如像復活節的日期、主教的職責和聖禮的管理，當然也包括耶穌的神性。”

“我不大明白。神性是什麼意思？”

提彬大聲說道：“親愛的，直到那個時候，耶穌的追隨者們認為他是一個終有一死的先知，一個偉大而能力超群的人。但無論如何，他是一個人．終要一死。”

“不是神的兒子？”

提彬說道：“對了。‘耶穌是神的兒子’是由官方提出的，這一說法在尼西亞會議上披投票通過。”

“等一等。你說耶穌的神性是投票的結果？”

提彬補充道：“投票結果比較接近……通過確立耶穌神性的手段，君士坦丁把耶穌變成了一個超脫於人類世界、權力不容侵犯的神。”（第216頁）【下引《達 芬奇密碼》正文及其頁碼均據中文版《達 芬奇密碼》（朱振武、吳晟、周元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個別地方稍有改動，下文不再一一註明】
這種看法絕對不正確、不符合歷史，而是出於作者追隨著現代不信之風，要否定主耶穌的神性。書中不斷的重複說：“耶穌只是一位先知”，“一位偉大而有權勢的人物”，“不過是個普通人”等等。這是《達 芬奇密碼》所要達到一個核心目的。

其實早在基督教形成之初，耶穌的神性在基督徒中就是一個常識問題。《達 芬奇密碼》一書中提彬在談論作為神的耶穌時，他向索菲所作的描述實際上頗為混亂和前後矛盾。一方面，他指出：直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亞會議，基督徒們才接受耶穌的神性；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君士坦丁的《聖經》正典中接受的只有那些把耶穌塑造成神的福音書，排除了所有其他把耶穌塑造成人的福音書。但是，如果基督徒到尼西亞會議才承認耶穌的神性（提彬的觀點），那麼，怎麼可能早在1世紀的時候，《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中就已經把耶穌塑造成神（這也是提彬的觀點）了呢？就算不考慮上述觀點邏輯上的前後矛盾，提彬的觀點也在關鍵之處犯了錯誤：在尼西亞會議之前，基督徒們已經相信耶穌既是神又是人，新約四福音書描寫耶穌人性的地方與描寫其神性的地方同樣多，而未收入新約福音書的偽福音書（偽經）描寫耶穌神性的地方和描寫其人性的地方也同樣多，甚至更多，比如《多馬的耶穌嬰孩福音》中記載孩童耶穌讓泥巴做的麻雀活了起來並飛走了；《彼得福音》明確記載了耶穌復活，以及比新約四福音書中所記更奇異的復活清晨的景象；《多馬福音》記載耶穌說：“萬物都從我而生……”總之可見，耶穌的神性是初期基督徒的共識。

那麼，尼西亞會議到底怎麼回事？有什麼內容呢？《達 芬奇密碼》一貫的做法是“事實與虛構混雜”，在上述引用的對話里，提彬的觀點中包含著事實與虛構因素。君士坦丁的確召開了尼西亞會議，而且會議的問題之一涉及耶穌的神性。但這次會議的目的並非如提彬所言僅僅決定耶穌是不是神。恰恰相反：與會的幾乎每一個人 ──事實上，當時幾乎每個地方的每個基督徒──都已經一致認為耶穌是神，是上帝之子。會議討論的問題是：如何根據耶穌是人這一事實，來理解耶穌的神性。另外，如果只有獨一的真神，耶穌和上帝怎麼可能都是神呢？聖父與聖子同等嗎？這些就是在尼西亞會議上要處理的問題，而的的確確沒有投票決定耶穌神性的問題，因為早在基督教形成之初，耶穌的神性在基督徒中就是一個常識。會議上拒絕了亞流（Arius，亞歷山大城的主教）關於“只有聖父才是完全的神，聖子或道只是‘首先被造者’”的教導。並且在會議上形成了著名的《尼西亞信經》：

“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之萬物的。

我信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先為父所生，出於上帝而為上帝，出於光而為光，出於真神而為真神，被生而非受造，與父一性；萬物都藉著他受造；為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因聖靈從童女瑪利亞成了肉身而為人；又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受害，葬埋；照聖經的話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父的右邊；將來必從威榮中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度永無窮盡。

我信賜生命的主聖靈，從父、子而出，與父、子同樣受尊敬，受榮 耀；他曾藉著眾先知說話。我信使徒所立的獨一聖而公的教會。我承認為赦罪所立的獨一聖洗。我望死人復活和來世的永生。阿門。”

提彬斷言，在尼西亞會議之前，基督徒們沒有把耶穌當做神。聽到他這種說法，研究基督教神學史的學者們會覺得怪異。我們現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獻的作者是使徒保羅，在《新約》中就能找到他寫的若干作品。保羅在耶穌死後20年或30年的時候（尼西亞會議之前250年）開始寫信，信中認為耶穌是神，這在他寫下的文字中表現得非常清楚。保羅在他最早的書信之一《腓立比書》中寫道：

你們要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腓立比書》2：5─7）
對於保羅──很可能對於接受這封信的腓立比人──儘管耶穌成為了人，他卻有神的“形象”，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與神同等。

在《新約》的其他篇章里，還能發現同樣的教誨。稱耶穌為“神的兒子”，這是貫通所有這些篇章的通用稱呼之一。這可不是數百年之後在尼西亞會議上“根據票數接近的投票”而賦予耶穌的綽號！我們最早的福音書《馬可福音》開篇就宣布了它的主題：“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馬可福音》1：1）。我們最晚的正典福音書《約翰福音》表達得更為明確。在《約翰福音》中，耶穌不僅僅是上帝之子──儘管他的確也是（例如，見《約翰福音》1：18；3：16、18）──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就是上帝自己。

《約翰福音》在開篇的詩歌中這樣寫道：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與神同在。萬物是借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借著他造的：（《約翰福音》1：1─3)

那麼，對約翰而言，誰是“道”──他一開始便與神同在，並且事實上就是神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福音書幾乎毫無疑問，因為約翰在這首詩的末尾說：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因為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1：14，17)

還在公元1世紀的時候，對《約翰福音》的作者而言，耶穌基督就被看做神（“道”），上帝就是通過他創造了這個世界，而耶穌也把上帝完全展現在他的人民面前，因為他就是來自天堂而獲得肉身的神。那就是耶穌能夠在這部福音書中宣稱他與上帝同等的原因。正如他在書中某處所說的那樣：“我與父原為一。”（10：30）也正是出於上述原因，在這本福音書中，耶穌的追隨者承認了他作為神的身份，包括心存疑慮的多馬，他到故事末尾的時候看見耶穌的確是從死亡中復活了，便叫道：“我的主，我的神！”（20：28）。

2、關於《新約》正典形成的真相

丹·布朗在《達 芬奇密碼》書中，認為今天全世界所使用的《新約聖經》是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編篡。《達 芬奇密碼》書中人物提彬在客廳里與索菲 奈芙交談時公開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人們認為原來的《新約》考慮收入的待選福音書有八十多種，但是後來只有很少的幾種被選上了，其中有《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等。”

索菲問道：“收錄福音的工作是誰完成的呢?”

“啊哈!”提彬突然進發出了極大的熱情。“這是對基督教最大的諷刺!我們今天所知道的《聖經》是由羅馬的異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編篡的。”（第214頁）

提彬後來宣稱，君士坦丁為了提供正典經文的證據，證明他認為耶穌是神而不是凡人的觀點，君士坦丁需要“創造”一部新的《聖經》（聖書集）。這就導致了《新約》正典的形成，也導致了對其他未選中的聖書的破壞：

“為了改寫歷史，君士坦丁知道他必須採取大膽的行動。由此，基督教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發生了……君士坦丁下令出資編寫一本新的《聖經》。這本《聖經》刪掉了那些記敘耶穌凡人特徵的福音，而將那些把他描述得像神一樣的福音添油加醋了一番。早先的福音書被查禁焚燒掉了。（第217頁）

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新約聖經》真的是由君士坦丁皇帝根據個人喜好編篡出來
的嗎？

歷史的真相是：君士坦丁皇帝根本與《新約》正典的形成無關！他沒有選擇哪本書收入正典或排出在外，他更沒有下令銷毀那些被正典排出在外的福音書。

《新約》的形成是一個漫長而持續的過程，從君士坦丁之前的幾個世紀就已經開始了，並且到他死後很長時間才完成。根據歷史記載，君士坦丁皇帝根本沒有插手《新約》的編篡過程。

編篡《新約》正典的工作從“新約時代”亦即公元1世紀就開始了。大約在公元1世紀20年代末，耶穌開始公開傳道，公元30年左右，他被羅馬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復活，不久五旬節聖靈降臨，教會開始建立。第一本基督教書籍大概就寫於耶穌死後不久。現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獻（原本）是使徒保羅的著作，寫於公元50－60年左右。《新約》中福音書是現存最早的有關耶穌生活的記載，可能寫於公元70－95年之間。《新約》中其他書籍也產生於大約同一時間，最晚的可能產生於公元後120年左右。

就在那個時期，基督徒們似乎開始考慮確立某種獨特的基督教權威著作，使之擁有與猶太教的《聖經》（指《舊約聖經》）同等的地位。《新約》福音書和一些書信中的內容已經反映出耶穌的言論和教誨與舊約聖經文本有同樣權威，《彼得後書》中將保羅書信與舊約聖經相提並論等等，由此可見，公元1世紀末和2世紀初（比君士坦丁皇帝早幾百年），基督徒們已經把一些書籍當作正典的權威，並開始選擇哪些書應該被當作正典來接受。

隨著親身跟隨過耶穌的門徒漸漸離世，教會中對基督信仰的解釋開始趨向多元化，到2世紀時，已經產生了很多教派，並且各教派之間的差異已經顯而易見，因此收集整理正典權威之作就變成尤為重要。

通過公元2世紀的某些教會作家，我們能夠追溯四部福音書成為正典的開端。歷史上有個被稱為“殉教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的人物，是那時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殉道於大概公元150年。他寫作聲明說：事實上，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神上帝賦予人類的唯一真正的宗教。為了證明他的觀點，游斯丁有時會引用早期的基督教文本，包括福音書，但他從來沒有指出這些書的書名，他只是簡單地把它們統稱為“使徒們的回憶錄”。大約在30年後，也就是公元180年左右，另一位重要的基督教作家愛任紐（Irenaeus）開始寫作。在基督教歷史上，游斯丁與愛任紐之間的這30年是一個重要階段，因為正是在這段時間裡，各種諾斯替的異端邪說開始盛行（關於諾斯替主義下文有介紹），代表人物馬吉安（Marcion）開始廣泛傳播他的諾斯替主義思想。正統基督教領袖們怎樣對抗諾斯替派的神學觀點呢？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到耶穌自己的使徒們撰寫的書中尋求支持。所以到了愛任紐時候，他對屬於聖經的書籍有了更固定的看法，事實上，對於愛任紐來說，世界上只有四部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另外他認為，不管是誰，如果只使用這四部福音書中的一部或加入其他的“福音書”（例如《彼得福音》或《多馬福音》），那麼他們就是誤入歧途。

大約在愛任紐的時代，出現了第一種正典經書名單，被稱為“穆拉托里正典”（Muratorian Canon），這份正典名單中收錄了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的13封書信、《猶大書》、約翰的兩封書信、《所羅門的智慧》（該書後來沒有被教會承認為正典）、約翰的《啟示錄》，提出一些異議後暫時接受了《彼得的啟示錄》（該書該書後來也沒有被教會承認為正典），並且明確反對和排除了《致老底嘉人書》、《致亞歷山大書》等諾斯替主義偽造保羅的作品。

“穆拉托里正典”在2世紀後期產生後，在關於《新約》正典的準確輪廓上，爭論遍及了整個基督教圈子，持續了很長時間，但不管怎麼說，當時正統教會中的人幾乎一致認為：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的13封書信、《彼得前書》和《約翰一書》應該收入正典，雖然對於其他書籍是否接納為正典爭論頗多。直到君士坦丁時代，正典也沒有最終確定。最後是在公元367年（君士坦丁去世30年後），亞歷山大城的主教阿塔那西烏斯給39個教會的書信中提到了一個正典書單，列出了我們現在的《新約》中的27本書，不多不少！這標誌著基督教《聖經》正典的最後形成，不久各教會都承認這27本書為《新約》正典，實在看出這是聖靈合一感動的工作和見證！

關於君士坦丁和《新約》聖經的故事，歷史學家尤西比烏在《君士坦丁的生活》一書中僅有這樣一則記載：公元331年，這位皇帝親子要求尤西比烏製作50本基督教《聖經》手抄本，提供給他在自己的帝都君士坦丁堡修建的教堂。

但在這個訂做《聖經》的命令中，關於排除哪些福音書、收錄哪些福音書，君士坦丁沒有作出任何決定。

歷史告訴了我們真相。《達 芬奇密碼》中所謂的君士坦丁皇帝根據個人喜好編篡《新約》，尤其四福音的說法純屬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