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當為啞巴開口：《力阻狂輪——朋霍費爾傳》
王怡
對中國讀書界來說，朋霍費爾的《獄中書簡》和《作門徒的代價》早已膾炙人口。但他的形象多少被簡化為了另一種類型的鬥士。作為20世紀著名的新教神學家，一個非基督徒很難把他的信仰，放回他所在的那個世界的恰當位置去理解。但作為一位身體力行，反抗希特勒的思想家，一位在曠野中吹響角聲的先知，每個曾在20世紀活過的知識分子，也很難不由衷敬重他。不管怎樣，這個人以生命見證了那個最黑暗的世代。無論你是否基督徒、是否知識分子，是否猶太人或雅利安人，讀完這本傳記你都會說，感謝朋霍費爾，在那個時刻沒有讓人類交白卷。
我一直想了解，朋霍費爾牧師決意參與抵抗運動的那些細節和脈絡。在1934年，有人問他，如果德國發生戰爭，你會怎樣？他回答，“我將祈求上帝給我力量不拿起武器”。他主張教會用“文明的不服從”的和平主義方式，去阻擋獨裁者的腳步。因為“任何戰爭準備都是基督徒不允許的，愛不允許拿起劍來面對一個基督徒，這樣做同時等於謀殺基督”。他希望像祖母那樣，穿過衝鋒隊的警戒線，去一家猶太商品。說“我愛在哪裡買東西，就在哪裡買東西”。這一年他也希望去印度拜訪甘地。甘地回信說“您可以住在我這兒，因為我已經不在監獄裡了”。但這兩位20世紀的偉人最終還是緣慳一面。如果朋霍費爾去了印度，他會最終放棄基督的和平主義，拿起劍來參與叛亂計劃嗎？
也許這本傳記不能完全給你提供答案。儘管對他童年時代的描述，幫助我觸摸到這一顆謹慎和堅決的靈魂。朋霍費爾的父親是一位謹嚴的精神科醫生。像多數德國市民階層一樣，家庭中充滿了節制、權威和對國家的熱愛。“苦澀的父子關係”使他的童年不像我們那樣草長鶯飛，而具有一絲不苟的方向性。一戰的爆發，親族中的陣亡者，使少年朋霍費爾每個夜晚清醒的躺在床上，嘗試着想象死亡和永恆的意義。當時的德國在民族國家的理想下，充滿對死亡的浪漫化。這個10歲的男孩一面夢想着“美好而敬虔的死亡”，一面又在每個夜晚閉上眼睛時，對死亡滿懷恐懼和退縮。仿佛他的一生都在為最後的殉難作準備。
朋霍費爾是一位活出來的神學家。他以堅決的態度面向法西斯，也面向教會的問題。問題之一是信仰與政治的關係。德國屬於新教的路德宗，凡是路德宗教會，都有程度不一的政教合一傳統。不像加爾文宗和清教徒那樣強調政教分離。希特勒上台後，德國變成了“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元首，一個教會”。當帝國主教穆勒向希特勒致敬時，朋霍費爾提出了抗議。希特勒干預教會選舉，把反猶政策強加給教會時，他和上千名牧師一道簽名，宣稱“順從神不順從人”。他辭去了牧師職位，發表演講說，“教會沒有權利將國家的資源占為己有。但當國家將基本人權置於法律之外時，教會也不能置身於政治之外”。這就是他對教會與國家關係的新的立場，也是一個更傾向於加爾文宗的、符合《聖經》的立場。
問題之二是信仰和世界的關係。朋霍費爾猛烈的批評“廉價的恩典”，一方面教會熱衷於向世界推銷打折的福音，以至當世界陷入絕境時，教會也變得一文不值。另一面是在苦難面前關起門來的敬虔生活。朋霍費爾相信真正的跟隨基督，就是進入世界，與哀哭的人同哭。他說，“‘你當為啞巴開口’，今天的教會到底還有誰知道，在這個時代，這已是聖經最低的要求”？他甚至如此宣稱，“只有為猶太人發出呼喊的，才能夠高唱聖歌”。因為“追隨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兩樣，就是禱告和在人群中行公義”。
朋霍費爾的一生，見證了與釘十字架的上帝一道受苦。他的死則充滿了對復活的基督的信心。儘管他在《獄中書簡》中更多強調了前者，對上帝的主權不像改革宗那麼堅信，因此和他深受其影響的卡爾·巴特一樣，顯得頗有存在主義的色彩，和新教改革宗在“文化使命”下談論的基督徒的社會擔當，就有許多差異。我想這是他最終拿起劍來的原因之一，也是他能被二戰之後的主流知識界廣泛接受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樣，如台灣學者曾慶豹所說，中國思想史的列傳中，你找不到與朋霍費爾的精神品質相似的人。我們敬佩他的生與死，但他對自己的生與死的看法，只能在另一個遙遠的世界中被理解。
2007-1-25
《力阻狂輪——朋霍費爾傳》，(德)溫德(Wind, R.)著，陳惠雅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