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烦恼

作者：谢有顺

--------------------------------------------------------------------------------

　　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上，现今都比海沙更重。
　　
　　——《约伯记》六章二、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正统主义最杰出的神学家蒂利希还是德国一个普通的军中牧师，这位自小在农村长大，一生热爱大自然的青年，一夜之间被战争的残酷震惊了。当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见了瓦砾，我看到了断垣残壁，面前的废墟，在我看来并不是房屋倒下来，而是整个人类文化的解体，整个西方文明的倒塌，一切乐观主义在这里结束了。”我非常喜欢这段话，它像钻石一样锐利，让我们看见乐观主义的最终结束。熟悉西方思想史的人都知道，乐观思想的结束，悲观思想的盛行，是文学、艺术、哲学、神学史上的重大转折，文艺复兴时期所建立起来的那个人的神话，也是从这个起点上开始走向衰败的。
　　
　　这个转折从哲学领域已经先开始了。从希腊时代开始到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哲学家几乎都是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的准确性是可靠的，并由理性而建立起了乐观主义的思想基础。像笛卡尔就有一种乐观想法，认为数学和数学分析，若能精确的运算，便可以做到将所有的知识连贯统一起来。特别是达尔文进化思想的盛行，更使人类获得了一种虚假的乐观：既然人已经从野兽的状态进化到了有道德的人性状态，那人类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光明、更伟大。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凡承继十九世纪达尔文、黑格尔、斯宾塞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用理性或进化论来诠释历史的人，都没能逃脱这种乐观。但是，实际上从卢梭开始，就开始对这种乐观思想表示怀疑，显露出了某种悲观失望的神情。1749年开始，卢梭认定启蒙运动强调理性、艺术和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不及带来的损失，所以他终于对“进步”失去了信心；康德盼望在本体世界与想象世界中建立一个“统一”的知识理论，但这种盼望他也没达到；到克尔凯戈尔，则发展出了理性使人悲观失望，非理性给人带来快乐的思想；后来的尼采与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是在“非理性能给人带来快乐”这一思想路线上的。事实上，快乐并没有出现。当萨特、加缪、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将一堆诸如“荒谬”、“焦虑”、“圆满的经验”等名词留给我们的同时，也将一堆痛苦的事实留给了我们。
　　
　　我在此无意论述西方思想的发展史，我回忆这个背景是想弄清楚人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这个背景对我非常重要，它使我看到，作为一个在思想的人，不能无视这条线索，否则一切的乐观都是虚假的，没有理由的。试想，蒂利希在那样的境遇下乐观得起来吗？我相信蒂利希在三十年代公开反对希特勒，后被法兰克福大学解除教职，跟他在一战期间的遭遇有关。悲观似乎成了现代人共同的心理特征，冷漠、孤独、无聊、空虚也像感冒一样普遍，它给现代人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烦恼，无边无际、莫名其妙的烦恼。按我的理解，现代人都是以烦恼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上的。
　　
　　我为什么烦恼？这不单是我一个人的疑问，也是公众所面临的。即使不懂悲观哲学的人，照样也是烦恼的。烦恼到底是什么呢？我工作，我写作，我恋爱，我上街，或者我一人在深夜独处，烦恼都会像多年的好友一样找上门来。逆境的时候我烦恼，顺境的时候我也烦恼，像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就曾表示他比以前更烦恼了。这一切可能都还是外面的，更致命的是，有一种没有原因的烦恼，每时每刻都在瓦解我们的生存信心，使我们日渐失去盼望、喜乐和平安，从而生出一种空虚和无聊的感觉，对什么都感到厌倦，即使过去视为崇高的写作，也开始使我感到苦恼：图书馆既然有这么多的书了，我再写几本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况我写的不见得能超过他们。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烦恼便由此而生。这时我发现，烦恼这东西不是一种轻微的心理感觉，它具有强大的势力，并且是一直持续的，直到死亡临到为止。它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轻易的让这个问题过去。如果我们排除了因环境而有的外面的烦恼，就知道每个人的心中会不由自主地产生烦恼，我把它称之为“自主的烦恼”。更让我感到困惑的是，烦恼是我们所不需要的，为什么我们却没有能力拒绝？既然我们不要，为什么会从我们心中继续产生？我想，要弄清烦恼的原因，首先要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烦恼。烦恼虽是一种很普遍、广泛的精神困境，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为命运和死亡感到烦恼；二是对空虚和无意义这件事有所烦恼；三是因为内疚和有罪而烦恼。也许，我们还能说出其他类型的烦恼，但以上三种已涵括了大多数。许多心理学家把这些烦恼解释为病理性的，如果是这样，改善人与环境间的关系就可以解决了，事实并非如此。一定有一个精神上的原因，才导致这种存在上的危机发生，就像上面所说到的那样，哲学家认定理性不可靠后，才导致非理性主义的兴盛，最终带进悲观。可见，烦恼的精神根源也是可以追溯的。
　　
　　为什么人会对命运与死亡感到烦恼呢？许多人生活非常富裕，现在也还年轻，可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命运以及对自己将死这个事实感到忧虑了。更可怕的是，我随时都可能死去，随时都可能结束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下一个时刻还活着。我的出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照样，我的死亡也不会经过我的首肯。我无奈地生活在生与死这一段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仿佛是一个被抛入世界的人，有一天，又要被一种叫死亡的势力杀害，将我曾经存在的意义全部注销。希腊名言“认识你自己”的原意是：“记住：你将死去！”当我第一次明白这句话的真义时，我承认我被它伤害了。“记住：你将死去！”它像阴间发出来的声音，提醒我正在消耗着的生命，最终将走向死亡。一想到这，我里面就黑暗：如果没有永生，那我现在所从事的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个曾经爱过，恨过，哭过，笑过，并且会生孩子、会写作的人，有一天将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完全了结，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明知道一切都要结束（并且可能马上结束，如车祸等），为什么还要兴高采烈地开始呢？
　　
　　对命运与死亡的烦恼，实际就是对自身的有限感到烦恼。因着我有限，我便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总是陷于飘摇状态，我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个背后安排我命运，叫我生叫我死的那一位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仿佛被送上了一列不知开往何处的火车，一直都是在路上，等列车到达终点时，我已经死了，对任何事都失去感知了。如果这就是我的命运，我岂能不烦恼呢？也因为我有限，使我只能在死亡的拘禁之下，只能活在时间里面，让时间来裁决一切。死意味着最终的消失，我的肉体，思想，情感，意志，能量，有一天都将进到死亡之中，无影无踪。死是什么我不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但都希望自己不是其中的一位。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正在活，他们都是正在死，每过一天就死去一天。死虽然还没有最终到来，但人已经为此感到恐惧了。现代心理分析学家也有同样的见解，学者们发现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对不存在或还未到来的东西会产生恐惧——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恐惧从何而来。这充分说出了人的困境：有限。所以，一个哲学家还说，人的悲剧不单在于人有限，还在于人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动物也有限，但因为它们没有对有限的自知，所以便不存在因自身的有限而有的痛苦了。
　　
　　有限的说法是以什么为参照的呢？显然，没有无限也就没有所谓的有限，诚如帕斯卡尔所说，没有拯救就无所谓堕落。帕斯卡尔终生未娶，在他看来，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探求无限。他越是探求，越是看到自己的有限，冲突就产生了。“这些无限的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安置到世界上来，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我自己又是什么？我对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可怕的愚昧无知之中。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我的感官是什么，我的灵魂是什么，以至于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那一部分在思想着我说的话，它对一切，也对它自身进行思考，而它对自身的不了解一点也不亚于对其他事物。我所明了的全部，就是我很快就会死亡，然而我最无知的又正是这种我所无法逃避的死亡本身。”帕斯卡尔的这段著名论述，说出了人类存在的本质境遇。只要我们没有停止对命运与死亡的思索，也就不会停止因有限的困境而有的烦恼。烦恼是因为我无法回答命运的主宰与死亡的结局是什么这一问题。
　　
　　烦恼的第二种形式是为空虚与无意义这件事感到烦恼。人不单是有限的，更是因为自己无法在有限的时间里过得充实、满足而感到苦恼。一些人还在年轻时就看出了人生的空虚，走向了自杀或自暴自弃的人生道路；一些人则到年老时，才发现自己沧桑的一生是多么的没意义；另有一些人却从不思索人生，只是追求享乐和欲望的满足，其结局也是虚空。有人曾经问过叔本华，人生既然是一场痛苦的迷误，为什么年轻人还活泼快乐呢？这位哲学家回答说：“这很简单，因为他们还未发现欲望的永不知足的本质以及成功的虚幻无益。他们尚未看出失败之不可避免，以为欲望与奋斗就是快乐。总有一天他们要认识到，当热情的火焰熄灭时，生命的真髓也完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空虚的外壳。”是的，我们若真正探查人生的意义，就会发现叔本华这位悲观主义者所说的不无道理。即使像旧约圣经中最荣华的君王所罗门，也曾发出这样的哀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一章二节，九节）为什么一切的事都让人厌倦、没有意义呢？因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无人纪念；将来的，后来的人也不会纪念。这样看来，所谓的意义都是短暂的，不具备永恒的本质。没有永恒就没有实在，没有实在就是虚空，而虚空的本质乃是意义危机。
　　
　　对意义的寻求是一切哲人所作的，只有它，能够维护生存的尊严与高贵。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航空学、数学、艺术、建筑、医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才华，但他最终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因为他认为哲学能够使他明白人存在的意义。在文艺复兴以前，神是人生存的意义所在，人类接受以神为本位的价值系统；文艺复兴以后，神没有了地位，人开始自主自立起来，人文主义者都认为人是意义的最终目标，人是伟大的。结果这个自主的人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光荣。他们想用人的尊严来取代神的荣耀，不久之后，人的尊严也丧失殆尽。帕斯卡尔无奈地说：“人是怎样的虚幻啊！……既是万物的判官，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宝库，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既是宇宙的光荣，又是世界上的垃圾。”这种关于“垃圾”的预言很快就在现代社会得到了应验。人衰败的真相已昭然若揭：他在卡夫卡的笔下变成了一只甲虫和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在艾略特笔下是空洞无物的“稻草人”；在罗伯—格里耶那里，人与冷漠的物同等；在毕加索的画布上，人只是一些线条和方块；在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那里，人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小丑；在英格玛·伯格曼那里，人是一些无法交流的活死尸——面对着这些“垃圾”，人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看不到一点希望。
　　
　　意义成了无意义，希望变成了绝望。烦恼就在绝望的深渊产生了。人无法活在无意义的境遇里，因为他是人，里面有对意义的吁求这一呼声，可是，谁来应答呢？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及莱布尼兹等人那里，是用人的理性及科学的能力去理解人生的意义，由此建立起来的意义在现代哲学里全部失落了；从克尔凯戈戈开始，哲学已不再相信理性，如同科学界自爱因斯坦以后，不再相信实证主义一样；同样，法国画家高更试图把“高贵的野蛮人”看作是人的理想的思想也失落了，他在大溪地住了一段时间，便发现所谓的“高贵的野蛮人”只是一种幻想。高更最后一幅作品给我们留下的疑问是：“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看来，回归自然除了加深人自身“所从何来”的困境外，并没有给人带来什么盼望。海明威呢？他连同加缪 、福克纳等人，都想在人身上重新建立尊严，以证明人是伟大的，是不可摧毁的，但这种努力在海明威的自杀、加缪的车祸、福克纳放荡的生活中全部破产了。当海明威将猎枪塞进自己的口中并扣动板机时，人们也就不再相信他笔下那个“老人”是不可打败的，这个人的神话太脆弱了。
　　
　　面对着这个人的废墟，现代人为了摆脱绝望，还想在废墟上重新将人建立起来，以维持人类的生存信心。比如，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导演泽米斯基把阿甘创造成了一个怀旧神话，但令人心酸的是，在这个时代里，真正的人（像阿甘）只能以弱智的面目出现了。它说出了一个悲凉的事实：人类如果要坚持正义、良心和爱，就必须付出弱智的代价。这个代价太大了，而正是这种有代价的高尚感动了我们，也温暖了现代美国人的心。但怀旧的神话还不能真正消解我们心中已有的烦恼，它最多只是暂时忘却烦恼，空虚与无意义的事实还在。这个意义的悲剧还在加深。永恒的意义没有出现以前，人就没有力量从烦恼转向欢乐——存在的幸福。
　　
　　烦恼的第三种形式是因为内疚和有罪而感到烦恼。这种烦恼与良心的功能有关。中国人普遍都不容易觉察到这一点，他们只觉得自己有错误，但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对罪的不自知不等于罪就不存在了。什么时候人的良心起来定罪人的罪，人就会因内疚和罪不得赦免而感到烦恼。所以，忏悔主题从来都是西方文学中最动人的篇章。圣奥古斯丁写过《忏悔录》，卢梭写过《忏悔录》，托尔斯泰写过《忏悔录》，维特根斯坦曾经也写过一篇忏悔录式的文章，对自己一生中所作的两件错事感到痛心疾首，并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来一再谴责自己。这两件错事，一件是1920年他在奥地利东南部山区任教时体罚过学生，后来当着这学生父亲的面矢口否认；另一件事是，他在二战期间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维特根斯坦所作的自我解剖令我震惊，因着他有圣经传统的背景，使他能够因着这些小事而坦诚自己的堕落，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中国经过了“文革”这样的浩劫，至今还没有几个人站出来忏悔自己的罪行，难怪有人说我们的民族许多时候像是患有健忘症。比起美国文化界对死了仅几万人的“越战”所进行的反思，十年“文革”的痛楚在一些中国人的记忆中就显得太轻描淡写了。但我相信，每个人只要还有良知，都会在某个时刻对自己一生的错误、罪恶感到内疚，不管这些罪恶是否被人知道。他所需要的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内疚是因罪而起的。罪不单是外面行为的罪，更是内在性质的罪，如恨人、动淫念、贪婪等。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罪是不信的罪：人是有限的受造之物，却要以造物者的身份自居，以为自己就是终极，可以主宰自己。这就使人跨出了自己存在的本位，不服（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这样，罪就借着欲望在人身上作了王。关于罪，保罗在伟大的《罗马书》里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同意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七章十五至二十三节）看到罪的权势与肉体的败坏之后，使徒保罗大声喊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二十四节）这可以说是一个著名的烦恼哀叹，也是每一个人难以言说的苦衷，因为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未曾见过一个真正圣洁的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十节至十二节）因着每个人里面还有良心，人就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也就是人伤害了别人，别人即使原谅了他，他照样会心中不安的原因。因着有罪，疾病、痛苦、死亡就入了世界，“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也因此看不到一个身体真正健康的人，看不见一个心理真正健康的人，几乎每个人都落到了烦恼的泥淖之中，终日被人伤害，自己也不断伤害别人，然后在内疚中死去。我们圣洁的良心渴望罪得赦免，被称义，但谁有赦罪的权柄呢？即使我们愿意认罪，愿意忏悔，可谁是无罪的能接受我们的忏悔呢？在那位真正的公义者显现以前，由罪而起的烦恼是不会消失的。
　　
　　对烦恼的思量使我仿佛陷进了一个死胡同。我骤然发现，我只能探查烦恼的原因，但解决者不是我。我因此而陷到更深的烦恼之中。我是那样渺小，有限，无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不能胜过死亡，不能摆脱空虚与无意义的困境，不能自我约束，使自己不犯罪；同时，我也不能够不内疚，因为我有良心。我怎样不烦恼呢？在这个不信的世代，命运更加迷茫，死亡更加具体，空虚与无意义事件在增加，罪恶更是普遍而严重，道德基础在崩溃，暴力增加，战争与核威胁又无穷无尽，我想起先知以赛亚的呼告：“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还有，约伯悲痛的哀叹：“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上，现今都比海沙更重……”（约伯记六章二节至三节）在一个匮乏的世代，因着神圣者的缺席，烦恼也变得内在而沉重了。我相信，今时代的人类所遭遇的并不比当时的约伯少，所不同的是，约伯的苦难是来自神的试验，而我们的苦难则是因罪带来的结果。
　　
　　烦恼总是与苦难相联的。在我们未曾找到一个够大的生存力量与内心的烦恼相抵抗以前，上面所说到的命运，死亡，空虚，无意义，内疚，有罪，都将成为我们的苦难，使我们的生存被这些事物所伤害。这是我们的内伤，切肤之痛。命运渴望的是以爱为本质的主宰者，死亡与复活相对，空虚需要的是实在，无意义想望意义，内疚与良心是否平安有关，有罪希望的是公义的赦罪，这些事物都在哪里呢？当我们察知了烦恼的内在原因之后，消除烦恼的路也已经清楚了：它需要主宰者，复活，实在，意义，良心的平安，以及赦罪。我们不应该将这些事物当作是一种新的观念（观念于实际的精神难题是无济于事的），它们乃是来自一位无限大的、公义的、有位格的神所代表的神圣所是，是一个活的人位。当这个活的新人位代替了我们那个在旧造里的属肉体的旧人位后，新人位的神圣素质将在人的生存中得胜，最终将人从烦恼中拯救出来。这二者之间的通途是：相信。相信意味着我们用活的信心质实我们所需要的神圣所是，并在主观上经历它的能力。在这个所谓的解构主义的时代，人要相信是很困难了，但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想信的不是一套观念，而是一位无限大、有位格的真神，（如帕斯卡尔所说：“不是哲学家们的神，而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我们的整个生存境遇都将改变：他是主宰者，死而复活的那一位，在他里面有实在，意义，因着他是无罪的公义者，他有赦罪的权柄，我们也就不再内疚了。这是医治烦恼的根源。如他自己亲口所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我再说，我们烦恼不是因为缺少正确的观念，而是因为缺少一个活的、够大的力量来作我们生存的支柱；如同现代哲学会走向绝望、崩败的境地，不是因为现代哲学家们离弃了正确的观念，而是因为他们自尼采以降离弃了一位实在的、有位格的神，由此而带进了人类的混乱。尼采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力量”、“虚无主义”等，是想以此来代替那个他所否认的终极实在。尼采的错误在于，他以为他所丢弃的只是一套陈旧的观念，实际上，他所作出的乃是实施了一次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这表明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的背叛，一次意志与信心上的背叛。所以这次背叛的结果不是出现一个有错误观念的尼采，而是一个发疯的尼采——不是观念的问题，而是意志与信心的问题。
　　
　　征服烦恼需要我们的意志与信心的配合，这将使我们在那位有位格的至大者那里获得够大的力量，获得关怀。说到底，烦恼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内心缺乏力量，无法抵御生存黑暗、欲望风暴的袭击；二是缺乏真正的关怀者，心灵得不着慰藉。力量与关怀的获得，是我们疏离烦恼的有力武器。在这个事实面前，我要说，过去我烦恼，现在我却有安息，因为在这二者之间，因相信而有的信心填平了中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