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获得真知的能力是有限的，就如人的肌肉举重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假如人想举起自己能力之上的重物，便会受伤。人的认知能力若无限使用，也会伤害自己的这个功能。人类在宗教、文化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看起来家家都有说服力，又都有漏洞。几千年来争得不亦乐乎，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得用者。因此，康德认为，人的认知能力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phenomenon)，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体（noumenon)，因此谈论神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这个概念是属于本体的范围，是我们人所不能理解的。假如我们人类真的不能认识本体，康德怎么会知道事物分成本体与表象，而本体又不能被认识？因为“本体不能被认识”这个概念就是在认识本体了。人类的各种观念的冲突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认识本体，而是人类想运用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理性来研究仅靠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神耶和华的，唯有启示过的才是属于我们的。又说：关于神的事，人所能知的，原已显明在人心中，但世人由于自己的不信，反将神的启示当成虚妄的。人类认识的冲突原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认识，如同进化论和后现代所认为的那样，而是由于不想承认神的启示，但却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去寻找。人不想尊神为大，而处处显示自己。就象Richard Dawkins所说的那样，他们并不一定非要反对有神，但需要这个神可以供人研究。

与迪卡尔所讲的不同，知识的本源并不是“自我”，而是创造我们的神，就是贯乎众人之中，超乎众人之上的万灵之父。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创造了我们并赋予我们认知的能力。主啊，求你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的超产上长进，不受世俗的、文化的、风尚的欺骗。主啊，你赋予我们认知能力，但人们却错用这种能力，无知、邪恶的人用经验理性进行愚蠢地推理，要将你排斥在世界之外。因此，谎言与欺骗加上自欺充满了世界。主啊，求你打碎他们坚固的城堡，让他们在真理面前蒙差，从而使更多的人在有生之年，能认识造他们的主。

在北大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很快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怀疑。我仔细思索马克思的设想，认为他的理论有两大缺陷：第一，马克思把人当成了机器，没有考虑到人的私心（用圣经的话的说，叫罪）。他认为有一批人是大公无私的，在他们的带领下、管理下，人类步入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后人人都是大公无私的，用我们的话说，叫爱人如已。问题是，找不到足够的大公无私的人自私办？无私的人只能在电视、报纸里看到，现实中一个也没有。第二，按需分配根本不可能实现。假如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人，如何分配法？难道真的要共产共妻？那还得女方愿意呢。我喜欢看马拉多纳踢球，每次都想坐第一排，假如全球同时有十万人球迷有同样的想法，能不能修个只有第一排，能容纳下十万人的球场？另外，按需分配的“需”如何定义？如按马先生当年的需求标准，现在的物质财富与生产能力已经可以让全球的人“按需分配”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技术越进步，人的物质需求越大，“按需分配”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最后，这个“需”除了物质需求外，还有没有情感、名誉、权力、欲望等心灵需求？如果忽略了这些，共产主义仍然缺陷多多。我知道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一切，但人的心灵需求确实很强烈，连马大胡子也不例外。

认定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幻想后，我感到很迷惘，好象无头苍蝇一样不知西东。有一段时间喜欢附弄风雅看哲学，常看得似懂非懂。因为大学校园里流行尼采、萨特、佛罗依德等──不知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样迷惘。看完之后我更迷惘，感觉到人生和人类社会都是漫无目的，糊里糊涂，毫无意义的。对与错无意义，高与低无意义，连生与死都无意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这些存在主义的东西，而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一书。里面讲，你自己定义目标，意义，为达成你的目标所作的都是对的。对特定行为的价值判断是相对的，多角度的，看是否有助于达到你的目的。比如一个猴子绕树跑，你可以说猴子在跑，也可以说树绕树跑，取决于你站的角度。

那时校园里还流行读诗。北大的一位学生诗人自杀后（记不清是不是海子），这风气便更甚了。首先是北岛、舒婷，后来是席慕蓉、汪国真，然后又有徐志摩。我也时不时读一点，总的感觉是无病呻吟，在我心中找不到共鸣，虽然我也同他们一样颓废。我更喜欢古诗词和古文，觉得那才真正拥有文学境界。词藻华丽而不显堆砌，语言高雅而又简洁明快。虽然我喜欢诗文，但对做个诗人却望而生畏。因为古人去，悲愤出诗人。历史上大多数诗人都是郁郁寡欢，永不得志的。我自己也写过几首诗，但从没刻意保留过。

我想，我拒绝现代诗却喜欢古诗的原因是自己虽然颓废却拒绝颓废，知道这个宇宙没有意义却又寻找意义。现代诗我觉得虚无的成分太重，少男少女式的呻吟太多，包括还算清新的徐志摩。而古典诗在悲愤中有自信，无奈中透着希望。象李白、苏轼，虽然满纸惆怅，但豪放自信始终不改。杜甫、韩愈，深沉压抑但悲天悯人，期盼跃然纸上。即使婉约如柳永、李清照，也是意境优美，格调高雅，市井生活的乐趣显露无遗。我在哲学上接受人生无意义无盼望的观念，但在实际上却不愿接受。就如一些达尔文主义者，明知进化论漏洞百出，却无法以正常心态看待其他观点──它是自然唯物论者的唯一选择（Only Shop in the town)。Steven Jay Gould（哈佛大学教授）知道古生物化石证据是否定进化论的。但他反复强调，进化论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为了弥补化石证据不足的问题，他天才地提出了一个间断平衡的理论，反而将化石的缺乏说成是进化的证据。另一进化论大将，剑桥大学教授Richard Dawkins在他的书中说：生物体看起来好象是设计的产物，但当你明白达尔文理论后，就知道它可以通过纯自然的途径产生。在坚持达尔文主义上，信念比证据和逻辑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