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四大的某次中央全會之前,中央決定放棄計劃經濟的理論,而代之以完全的市場經濟。為了讓全黨的思想統一起來,所有黨員幹部都要進入黨校集中學習,我也在其中。在此之前,我有一定的歷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知識,也喜愛科學,但對經濟、政治和社會學基本上是門外漢。在黨校聽到老師講覺得很新奇。他們的理論我大部分都忘記了,只記得幾點。
一是老師說:以前我們強調企業要分散經營,化整為零,現在強調要集中,組建大企業,化零為整,是不是互相矛盾?他說,這不矛盾,改革開放初期,水比較淺,我們摸着石頭過河,大船沒法航行,因此要搞小企業,化整為零。現在改革進入了深水期,石頭沒了,只有大船才頂用,所以要搞大企業,化零為整。
第二點是老師解釋我們現在搞市場經濟不是補資本主義的課。黨內有很多人講,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早知如此,不如當初不鬧革命。老師說:以前理論界有個誤區,總以為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馬恩列斯都是反對市場的。其實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特徵,社會主義一樣可以搞,馬恩列斯反對的是剝削,而不是市場。他們所倡導的純計劃經濟,是在共產主義階段,各取所需時才實現的。社會主義階段,物資不太發達,市場經濟還是必須的。列寧在俄國革命勝利後就專門寫過為什麼市場經濟在俄羅斯還要存在的著作。
第三點是一個教法律的老師說的,講黨正致力於以法治國的構架。她領導人民建立法律,但自己也要在法律規定範圍內行動。法治社會建好了,我們就可以長治久安了,這是造福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大事。他語重心長的講,社會穩定,所有的改革,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法律的,才能推行下去,否則一切都是空談。因此,黨中央把穩定當作頭等大事來抓,就是為了保證這些改革能有條不紊地進行下去。
上完學校後,我對黨的看法開始有了變化,從肉體投靠到心靈靠攏邁步。從大學時代起,我就認為馬列主義是一個錯誤的理論,烏托邦式的空想。現在我認為,黨在奪取政權時可能不那麼光明正大,但她現在是在為人民的長遠利益考慮,而人民並不怎麼理解黨的難處。馬列主義的許多錯誤,可能是我們的誤解。我看過的馬列原著只有兩本,《共產黨宣言》和《國家與革命》,其他的都是道聽途說。從那時起,我純功利的心有一些鬆動。對黨和國家的信心開始恢復,心中殘存的對六四的芥蒂也沒有了。我對許多人講,六四是一場悲劇,但是鎮壓行動是必須的,不然就沒有今天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
但是黨校的學習也帶給我另外一個副產品,即對政治經濟感起興趣來。我尤其想研究一下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制度是什麼樣的,有什麼長處可以學習,短處可以避免。所以我後來看了幾本書,這種興趣最終導致我傾向於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
上黨校後不久,我隨市政府考察團去歐洲考察並簽署一些項目的合同,團長是我們建委的主任。隨行有兩位副局長,五位處長,和國家機電部的人。我的級別最小,主任最大,但一路上主任最喜歡和我一起,可能是我的英語比其他人稍好的原因。我們途經北京、香港。在北京,我們信在旅館裡,主任卻不見了,大家說他回家了。我奇怪他的家怎麼會在北京,後來才知道他在全國十來個城市有家。到香港後,在某富翁的專車來接我們,他在武漢有個投資超過20億的大項目,當年是主任頂着壓力,拒絕了李嘉誠的長江實業而選了他。主任的妻子和小女兒也同時來接,市建委在香港開了一個小公司,每年有近億無經費,正式員工就她們母女兩。我以前見過主任多次,但目睹辦公室外的另一副面孔還是頭一遭,所見所聞讓我驚異不已。
在飛機上,他同我坐在一起,我們聊到市場與計劃的問題,我向他講解從黨校聽來的關於補資本主義課的問題。他眉頭一皺,輕蔑地說,什麼叫不補資本主義的課,明明就是嗎,這些人玩的就是文字遊戲。主任畢業於清華,絕非浪得虛名之徒。他說:馬恩列斯的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根本就是不相容的,摘錄他們的話都是斷章取義。列寧掌權後就根本沒有搞市場經濟,他甚至想消滅貨幣,結果是天下大亂,不得不放棄了。列寧寫過著作,是說貨幣在俄羅斯還要存在,不是說市場。我說:難道黨校的老師們研究了幾十年馬列,都是信口開河不成?他說:馬恩列斯就是妓女,你想怎麼打扮都行,反正他們都死了。他書上寫“白”,你說他的本意是“黑”都行。後來他總結道,其實馬列主義本來就是錯誤的,但你又不能說他是錯的,否則黨還呆在台上幹嗎?所以只好重新解釋馬列,說以前的解釋是錯的。我聽得萬分驚訝,一個黨的幹部,平常黨的路線總掛在嘴上的人,思想怎麼會如此反動。他看出我的驚訝,笑着說:你覺得我很激進是嗎?如果你有機會和趙市長聊聊,他比我還激進呢。主任和市長是清華同學,外界傳說他們兩人勢同水火。主任提到市長時有一種輕蔑的口氣。
歐洲之行還有一些值得記述的地方,比如在芬蘭,領導們向已與我們簽訂了意向合同的外商提出看脫衣舞。面對退出合同的威脅,他們只好就範了。大家在一起吃飯,常常男男女女,污言穢語,全然沒有領導的形象等等,在這裡我就不贅述了。總的來講,歐洲的清潔和秩序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黨的領導幹部在人後的思想、言行也讓我耳目一新,黨校所學的理論和現實情況看來有不少衝突。
全能的神,你是公義、聖潔的,而人是罪惡、污穢的。人思索出種種冠冕堂皇的理論,只是滿足於自己的私慾。或者制定高尚的目標,卻幻想靠人的力量來施行。對於真心想行善的人來說,都存在“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行得出來由不得我”的問題,何況那些心裡本不想行善,只是嘴裡喊喊的人呢?共產主義想象一群大公無私的人為骨幹來建設大同世界,但我要黨內多年,發現這批所謂的先鋒隊比後進的人更無恥,更污穢。有一些本來有理想,有原則的人,進了先鋒隊後就把一切原則都拋開了。如果人的心靈不變,一切社會改良都是枉然。而只有福音,才能真正改變人的心,使人們看重天國的降臨而輕看地上的財富──權力和金錢是腐蝕劑而不是良藥。在西方,政府向窮人提供大量的福利,幾十年過去了,貧困問題沒有解決,反而引起更多的社會問題。於是花多的錢擴大福利範圍,陷入一種循環之中。最終可能使社會解體或消亡。在中國,人民公僕的富裕程度是平民百姓難以比擬的,但他們內心更不滿足,心靈貧窮的人是不能靠金錢致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