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神論哲學家尼采認為：歷史上的宗教、主義、學說都是為了權力，是為了讓其他人信奉然後統治別人。他所說的有一定道理。在中國的老一輩共產主義者中，真正信奉共產主義的人有幾個？更多的人是為了奪權。計劃經濟改成市場經濟，並不代表高層們相信市場了，而是這樣做可以固權。孫逸仙在鬧革命時，提出的口號是“驅除達驢，恢復中華”，等到清政府下台後，又提出“五族共和”的口號。西方政客在競選時，立場隨着民調搖擺不定。而作為我們的黨來說，其執政理論時常處於變化之中，正面來說是與時俱進，始終代表社會發展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對權力的執着。所以我們看見黨一直都在改正錯誤，卻從來沒有犯過錯誤。每改一次，都偉大光榮，又因從不犯錯，故而望遠正確，最終黨越來越偉光正。

但是尼采的哲學有一個很大的漏洞：假如只用於追求物質利益的人身上，可以說是幾乎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將宗教和精神層面放進來，就有問題了。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為了信念而抵制住物質利益或權力誘惑的人。漢代有牧羊的蘇武，當他拒絕單于勸降的時候，動機不是想從漢武帝那裡得到更大的賞賜，而是簡單的“忠君”的信念。文天祥就義時，也不是寄望於高官厚祿。基督徒在羅馬帝國受迫害的時候，大批的人寧願死也不改變信仰──他們並不知道幾百年後基督教會成為羅馬國教。所以，只要精神層面的東西存在，尼采的哲學就很片面。人們可以說這些人有別的動機，有的是為了名垂青史，有的是為了魂有所歸──如同很多人指摘基督徒的，說他們只是為了上天堂，非常自私。我認為，完全的“無私”是對人的不正當要求，聖經從來沒有說人應當無私，而是應該首先愛神，其次愛人如已。假如完全“無私”的規則存在，就用不着講什麼“如已”了。保羅鼓勵信徒為了那“不朽壞的冠冕”去為神做工，他自己很自豪在死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耶穌讚揚馬利亞“選擇了上好的福份”。神反覆告誡以色列人，遵行律法便得祝福，否則便受詛咒。可見趨利避害，趨吉避凶正是聖經所要求的，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動機，只要選擇不悖乎良心。因“想上天堂，不想下地獄”而做了基督徒，是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關鍵問題是，什麼是真正的吉凶禍福。人們往往為了現實世界暫的蠅頭小利而放棄了那真正的，關繫到永恆的大利。基督說：人若賺得了全世界，卻失去了生命，還有什麼益處呢？人還可以用什麼來換自己的生命呢？所以選擇永恆的生命才是自己真正的利益所以。

不過，我相信那些持守自己信仰，不遵守尼采定律的非基督徒在死後的審判中會被區別對待，因為他們順從自己的良心。羅馬書中講過，沒有律法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我的意思並不是他們去了天堂，那是專門為信神的人準備的。但我相信神是公正的，各人的良心清潔程度和行為的惡劣程度是有區別的。

從歐洲回來後，我開始查找關於歐美政治制度的書，也對西方的文化經典開始有些興趣。我用公款買了很多書，其中還記得名字的有《羅馬帝國興亡史》，《西方哲學史》，《高盧戰記》和一些莎士比亞的戲劇。也試圖買本聖經，但一直沒有找到，有了互聯網後才在網上找到一本。這所有書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不知作者姓名的《論美國的制度》。

這本書分析了美國政治制度的特點，讀前言時我便覺得它有點與眾不同。在我們的腦海中，一個社會制度好不好的度金石是它能不能讓一個國家強大，佇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能不能在世界各國面前挺直腰杆，八面威風。許多人懷念毛澤東，不一定是他給人們帶來什麼實際利益，而是懷念他能夠讓中國不受列強欺侮了；我們現在擁護共產黨，不一定純粹是從物質利益出發，而是它讓中國有希望成為世界強國。但這本書的出發點卻不是這樣，它認為，一個制度的好壞是看他能不能保證社會的公正、穩定以及社會各階層交流管道的暢通，很少提到經濟的發展和國力的強大。書的最後也談到了美國的強大，但將其歸功於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穩定的政治循序，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某項決策。

對於美工三權分立，鄧小平曾講過一句名言，說：我們不搞扯皮拉筋。因此我印象中的三權分立就是互相打架，各個部門之間永遠你不同意我，我不同意你，就象我們市里各委辦局一樣。這本書一開篇便講，三權分立是迄今為止最能保證社會公平、穩定的體制（出發點在於社會公平而不是富國強兵）。在裡面的各章節里，作者從國會、總統、法院、武裝力量、文官、院外集團、各州、大學、媒體、企業等各社會組成部分進行分析，認為沒有一種力量能占據完全的統治地位，也沒有誰能推翻這種政體結構。同時社會各階層，包括最下層的利益都可以在決策中通過民意代表來體現。所以，這種社會是長治久安的，充滿活力的。它使少數人與弱勢人群都有正常途徑申訴，甚至成為上層人，而不必通過暴力手段。

這本書讓我陷入沉思中。 我想，美國的立國者們在制定憲法時，想到的不是國富兵強，但今天她是第一超級強國。這也許就是人們評價一些歷史上的經典藝術作品，如顔真卿的《祭侄稿》書法時談到的，無意於工反極工。中國人民評價政體、政治人物是能不能讓國家強大，所以我們選擇的是民主集中制，集中為主。而美國人則是社會公不公平，所以他們是三權分立，獨立行使職權。但我們追求的，並沒有追求到，而他們卻得到了。是不是我們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呢？也許真正實現國富兵強的方法不是船堅炮利這些硬件，而是社會制度、文化這些軟件。

在做項目的時候，我同一個挪威公司一起工作了半年，時時聊到北歐的情況。他們說，北歐諸國都沒什麼象樣的軍隊，很多只是一種展覽性質的儀仗隊，戰鬥部隊少得可憐。我說，那有人來侵略你們怎麼辦？他們說，歐洲都是民主國家，在芬蘭東邊的俄羅斯也實行民主了。人民都不願意戰爭，所以不會有人來侵略。從他們的談話中，我認識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並不總是一致的。即使人民，也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團組成的。我常常想，許多人們追求、崇拜的東西，對個體的意義何在？比如凡高，一生窮困，鬱鬱寡歡，他的畫現在值幾千萬、上億美元，對他本人有什麼意義？這些身後的天價畫不能買他生前哪怕一分鐘的快樂。書法大師顔真卿的《祭侄稿》被稱為第二行書（我個人認為其藝術水準超越《蘭亭》），但他本人一生仕途坎坷，備受打擊。後人所封的“國寶”對他意義何在？再比如孔子，被歷代皇帝奉為萬世師表，但他在世時卻只能以教書混口飯吃，周遊列國卻無人答理，身後的榮耀對他自己毫無益處。約伯在論到惡人的時候說：都說惡人的後代要受報應，但我寧願他自己受報。中國人常言“在天之靈”，真的有靈在天，也就罷了，萬一沒有呢？因此我看到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一句話，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力的時候，很快就表示認可了。根據無神論的推論，你就是全世界，你死了，這世界就結束了，你身後的一切與你無關。因此，追求今生的幸福是天經地義的。所以，國家政體的好壞應基於這個前提來判斷。漢武帝這樣的開疆拓土之君，大大擴充了漢朝的疆土，給後世帶來了一定的利益。但他本人任內連年用兵，白骨如山，民生凋弊，國庫空虛，以至老年時下罪已詔後悔從前的作為。雖然當代國人認為他是一代雄主，但對當時的百姓，他是個禍害。

其實，中國古人的歷史評價同現代人是不一樣的。對統一六國的秦始皇，無人稱善，直到毛澤東時才給他評反。對漢武帝也是貶多於褒，最受褒獎的是那個罪已詔。即使一代明君李世民，史家在稱讚他納諫如流，關心民生外，也嚴厲地指責了他無故興兵高麗的做法。所以，古人對民生疾苦的關心，是超過國家強大的。北宋靖康之難後這種標準開始鬆動，但總的來說，對內的關心超過對外，不主張為了征服和炫耀的戰爭。

主啊，我們全能的父，在工作中我逐漸變成了一個民主主義者，認為民主是人類最好的政體。丘吉爾說：民主是所有壞制度中最不壞的一種，怎麼壞我還沒看出來。我認為中國應當廢棄幾千年來的專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中。但是我也絕無反對黨的想法，因為（一）我仍有很強的權力欲，黨就是權力，有了高位再做些黨內發跡也行；（二）受進化論影響，我天真地認為，民主是世界大潮，黨想擋也擋不信。隨着開放的深入，民主觀念深入人心，等到大批象我這樣基層的黨員幹部有了民主思想，一部分人上到高層，不想民主也不行；（三）黨雖然很專制，但是正在向好的方向轉化，由毛到鄧到江，教條束縛越來越少。

主，國家偶像在我心中已然崩塌，雖然我仍認為自己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對民族之間的武力比拼已不太在意。但是另一尊偶像在我心中已悄然立起，就是民主、自由與人權。我相信它有超然（Transcendent）的價值，超越於國家、民族界限之上，沛乎塞蒼穹。

神，其實，除了你以外，哪裡有什麼超越的東西呢？古今中外，人人都試圖找出人類社會的終極價值，建立一個人人幸福，快樂無邊的烏托邦。老子認為它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農社會。孔子認為是上下得當，尊卑有序，禮樂齊備的三代以往。馬克思認為是物質極大豐富，道德水平極其高尚，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柏拉圖認為是各在其位，各安其職的理想國。但是聖經明確告訴我們，由於人的罪性，依靠人的力量在這個世界上建立烏托邦是不可能的，否則，基督再來便不需要了。一切烏托邦的幻想都是人拋開神以自救的嘗試，這些嘗試都是想建立人間天堂。大洪水的時候，當人們試圖建立理想國巴別塔的時候，神便主動介入，挫敗了人的這次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