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制度究竟是敌是友？（星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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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目》52期《绝对服从？ ──从服从牧师谈教会架构》一文（以下简称《绝》文），和54期《让教会回归教会》一文（以下简称《让》文），虽然都强调没有完美的教会和制度，《让》文也肯定《绝》文的例子和实际做法，但两文相较，显然呈现了两种互相抵触的教会观。

《绝》文认为（姑且称为A观点），教会应建立明确的章程制度，尤其是能够权力制衡的集体领导制度（类似政治上的民主共和制），才能防止教会中的专权和分裂。《让》文认为（且称为B观点）∶制度并不能预防教会堕落，相反，（过度）依靠制度，反而会限制圣灵的工作，取代了教会对上帝应有的信心。

笔者并不欲在这两种观点中做出取舍，也不认为教会制度之争，或教会中种种复杂、痛苦的问题（如教会分裂），能有任何一劳永逸、放诸四海而皆灵的仙丹妙药。相反，笔者只想指出∶正如在信徒生活中，信心与行为其实不矛盾一样，教会生活中的制度和信心也可以共存，圣灵管理和制度管理并不对立、可以互补。

在实际运作中，无论教会整体还是教会领袖个人，其实永远存在著自由与控制、激进与保守，权力集中与权力分散之间的张力。正确的立场和定位，既不在两端，也不在所谓“中间平衡点”，应视具体处境和具体问题，不断摸索和调整。这一摸索的过程，是教会成长必有的痛苦。

赞同之观点

笔者牧会经验有限，但亦经历教会分裂的痛苦、意见不合与权力之争的伤害，也有幸遇到过对立双方互相饶恕、冰释前嫌，以致教会复兴的祝福。以我的个人经验，我觉得《绝》文的徐、龙两位作者，和《让》文的作者神仆老麦，说得都有道理，而且两者都提供了实际的事例和中肯的建议，其深爱教会的情怀也令人感动。

在具体观点上，笔者同意《让》文的许多看法∶

1.《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中的记载，不应成为21世纪教会的规章。这其实牵涉到解经的原则，就是不应把叙述性经文（description）当作指令性经文（prescription）。

2.在教会中要求民主立宪，其背後的“制衡”、“监督”等观念多来自西方政体，并不能从圣经中找到绝对性支持（《让》文中提出的米利暗、可拉和保罗，还有《让》文没有提的士师时代，“各人任意而行”，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圣经并未评判民主宪政和君主集权的优劣。

3.牧者长执所组成的团队管理，也可以成为少数人的专制；团队的决策，并不等於上帝的旨意。

4.互信互爱的彼此守望关系，比互相制衡的管理模式更重要。

然而在另外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绝》文所提出的教会架构和管理模式，有很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基本反映了大部分较为健全的华人教会的现况。在实际运作中，虽然制度不能预防教会堕落，没有制度或制度不良却更容易加速教会分裂，毁坏更多宝贵的福音成果。

虽然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过程中也会产生冲突，但教会若缺乏明确的架构和规范化的程序，产生专权和冲突的机率势必大大增加。强调制度的教会，也不见得会像《让》文最後那则故事那样，不再依靠上帝的同在。我们无需因噎废食，不要因为制度可能产生弊端，就放弃建制的努力。

须因地制宜

正如萧寿华牧师所言，教会管理也可以是“教会靠著上帝的能力去顺服　的一种表现”，“在教会里面勤奋地从事管理工作，其实正是一种信心的行动”。基督当然是教会的主，圣灵也当然会自由地在教会运行，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上帝会透过　所设立的人来管理　的百姓。

圣经中，有先知独挽狂澜、使徒力排众议，也有摩西听从岳父进言，设立分层问责制，分担重任。因此，《让》文提出的“圣经逻辑”，即“圣灵的感动和上帝的带领常常只临到少数人”，并不能用来否定团队带领，不然就是犯了把叙述当指令的错误。

《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虽然没有为千秋万代的教会规定何种制度、架构，却清楚指出了制度、架构的必要。尤其“教牧书信”，更明确区分了监督（等同长老）和执事两种职分。两者的“合格条件”中，品格的重要性压倒一切，但同时，“治理”的才能也是需要的，是圣灵恩赐的一种。所以教会领袖若有管理的才干和经验，也应该忠心地使用。忠心而有见识的仆人，除了“按时分粮”，也要“管理家里的人”（参《太》24∶45）。这些算是为《绝》文，补充一点圣经根据吧。

当然，《让》文也并非不愿教会民主，只是“不怕没有民主”，不愿教会依靠民主立宪，过於依靠上帝的主权，这是我们应该三呼“阿们”的。不过，笔者认为，《绝》文对现行制度的文化相对性反思不足，在“服从”问题的看法上也有欠审慎和公允。比如，作者认为，赞同绝对服从牧师的人，也会赞同妻子绝对服从丈夫。暂且不论有多少人会真正赞同“绝对服从”，作者忽略了∶赞同这两种顺服，完全可以出於不同的理由，也不一定是同一批人。

另外，《绝》文的许多建议虽然很切合实际，但仍有一些可议之处，比如要求牧长定期向教会述职（会不会变成围攻牧者的批斗会？），主任牧师一人代表牧长团发表意见，其他牧师可以列席，但只能“发问”（海外华人教会经常是两文三四语，即中文、英文，以及国语、粤语、台语、英语等。各堂运作有很大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任牧师一人如何代表所有堂会？）。 笔者并不是说《绝》文的建议一定行不通，而是说， 不一定行得通。正如《让》文所言∶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存在“绝对符合圣经的制度”。

因此，正如前文所述，是否建制、何种制度，并无绝对对错，教会必须因地制宜，靠著圣灵不断摸索。

文化相对性

在A和B两种观点之外，笔者还想就“文化相对性”，提出一些补充∶教会应否强调架构制度、采取哪种制度、何时强调、如何执行┅┅其实往往取决於教会本身的文化。文化是相当复杂的。就海外华人教会来说，一个教会的文化可以包括以下方面∶

1.地域文化∶这包括教会成员的原生地和教会的所在地的文化。就笔者所在的澳洲来说，这里的华人教会，常常由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各地的人组成，各有各的观念、习俗及处事方式。

每间教会各地人数比例和参与程度不同，又形成不同的架构和互动模式，教会也因此面对不同的挑战。同时，澳洲当地的文化（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等），也难免会对华人的观念及生活方式产生影响。

2.灵程长短∶信主的时间，以及个人及族群进入教会的时间，对教会贡献的大小（包括事工和财政等），都会对教会架构及运作模式产生决定性影响。通常，教会的管理模式和牧养方式，应该随著信徒灵程的增长，从集权式往委任式过渡。

3.教育背景∶教会会员，多为高等学历的白领阶层，还是教育程度不高的打工阶层？如属前者，若会员在灵性及品格够格的前提下，事奉时却没有机会参与决策，积极性将大受打击，也是对人才的浪费。如属後者，若硬要将同工会建得如同商业公司的董事会般，同样会两败俱伤、浪费资源。

4.领袖个性∶同文化中也有不同个性的人，领袖的个性尤其会影响教会的管理模式和同工关系，从而影响整个教会的文化。

5.教会和神学背景∶在原生地已信主的人，常会带来原生地的印记，甚至包袱。从其他教会转会来的人，也一样。教会所在地的主流神学和教会模式，也会给移民教会造成冲击或压力。

6.时代背景∶君主制的时代，多主教制教会；民主制的时代，多会众制教会。这让我们看到制度和时代的对应性。然而教会在民主的时代，必须采取集体领导吗？未必！否则就是犯了文化宿命论的错误。君不见韩国教会，无论何种宗派，都变成实际的主教制，人家不是照样兴旺吗？不过，教会文化的时代性也告诉我们∶如果上帝能在过去使用集权式的领导，那麽上帝在今天也可以使用集体式的领导。领袖的多寡并不能决定上帝的作为。

无瑕疵、分裂

我们还可以采取无数其他的角度和方式，分析教会的文化。但以上分析已足以说明∶教会文化千变万化，也千姿百态。任何一个教会要决定和推行某种制度，必须先正确认识本身特有的（也在不断改变中的）文化。无视文化而强加“先进”的架构、方法，或者强制推行一套“好制度”，都是既缺乏智慧， 也缺乏爱心的。

教会正确的自我认识，包括认识文化的相对性和有限性。每一个人，每一种文化，都有闪光点，但也都有自身的局限和罪性。我们必须承认自身文化的相对和有限，才能谦卑，减少论断，从而在事奉中更好地取长补短，趋於完善。

海外华人教会有机会面对异文化冲击，这其实是祝福。那是上帝给我们超越文化局限、加速灵命成熟的良机，我们务必珍惜，不要因为一点冲突、误会，就轻言放弃或分家。

当然，本土教会也存在不同年龄段（如不同的“零後”──80後、90後）、原生地和社会阶层的文化色谱，尤其随著人口的城市化，越来越多都市教会，和海外的移民教会几无二致。

因此，究竟如何在相对的文化处境中，为教会觅得正确的架构和制度呢？答案不在相对的文化，而在绝对的真理！只有圣经真理，能使教会战胜罪性的破坏，超越文化的局限，化文化冲突的干戈为玉帛，长成基督完美的身量。

只有当教会成员普遍灵命成熟的时候，教会制度才会行之有效。因为，教会成员若不愿为基督的缘故彼此顺服、同心兴旺福音，那麽再好的制度、架构，都难免遇到抵触、对抗，或被罪性利用，也无法突破制度和教会文化自身的局限性，更无法解决教会成员间的冲突。

只有当教会牧长有基督的生命，殷勤牧养，积极培训，并乐意放权，甘於牺牲一己名利时，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发挥基督身体的完整功用。

只有当教会领袖有基督的胸襟，愿意彼此接纳，彼此认罪，彼此坦诚相爱时，才能跨越文化、性格的差异所引起的冲突，并建立互补性（不是制约性）、互相促进的同工关系。

天下没有完美的领袖，没有完美的制度，更没有完美的教会。然而教会的盼望不在自身，而在她的元首。我们的主，昔在今在，以後永在，会用自己的真道将教会洗净，作圣洁、荣耀的新娘，毫无瑕疵和分裂。
 
作者来自上海，现在澳洲牧养国语堂会。

本文选自《举目》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