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制度究竟是敵是友？（星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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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目》52期《絕對服從？ ──從服從牧師談教會架構》一文（以下簡稱《絕》文），和54期《讓教會回歸教會》一文（以下簡稱《讓》文），雖然都強調沒有完美的教會和制度，《讓》文也肯定《絕》文的例子和實際做法，但兩文相較，顯然呈現了兩種互相牴觸的教會觀。

《絕》文認為（姑且稱為A觀點），教會應建立明確的章程制度，尤其是能夠權力制衡的集體領導制度（類似政治上的民主共和制），才能防止教會中的專權和分裂。《讓》文認為（且稱為B觀點）∶制度並不能預防教會墮落，相反，（過度）依靠制度，反而會限制聖靈的工作，取代了教會對上帝應有的信心。

筆者並不欲在這兩種觀點中做出取捨，也不認為教會制度之爭，或教會中種種複雜、痛苦的問題（如教會分裂），能有任何一勞永逸、放諸四海而皆靈的仙丹妙藥。相反，筆者只想指出∶正如在信徒生活中，信心與行為其實不矛盾一樣，教會生活中的制度和信心也可以共存，聖靈管理和制度管理並不對立、可以互補。

在實際運作中，無論教會整體還是教會領袖個人，其實永遠存在著自由與控制、激進與保守，權力集中與權力分散之間的張力。正確的立場和定位，既不在兩端，也不在所謂“中間平衡點”，應視具體處境和具體問題，不斷摸索和調整。這一摸索的過程，是教會成長必有的痛苦。

贊同之觀點

筆者牧會經驗有限，但亦經歷教會分裂的痛苦、意見不合與權力之爭的傷害，也有幸遇到過對立雙方互相饒恕、冰釋前嫌，以致教會復興的祝福。以我的個人經驗，我覺得《絕》文的徐、龍兩位作者，和《讓》文的作者神仆老麥，說得都有道理，而且兩者都提供了實際的事例和中肯的建議，其深愛教會的情懷也令人感動。

在具體觀點上，筆者同意《讓》文的許多看法∶

1.《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中的記載，不應成為21世紀教會的規章。這其實牽涉到解經的原則，就是不應把敘述性經文（description）當作指令性經文（prescription）。

2.在教會中要求民主立憲，其背後的“制衡”、“監督”等觀念多來自西方政體，並不能從聖經中找到絕對性支持（《讓》文中提出的米利暗、可拉和保羅，還有《讓》文沒有提的士師時代，“各人任意而行”，都是很明顯的例子）。聖經並未評判民主憲政和君主集權的優劣。

3.牧者長執所組成的團隊管理，也可以成為少數人的專制；團隊的決策，並不等於上帝的旨意。

4.互信互愛的彼此守望關係，比互相制衡的管理模式更重要。

然而在另外一方面，也必須承認，《絕》文所提出的教會架構和管理模式，有很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基本反映了大部分較為健全的華人教會的現況。在實際運作中，雖然制度不能預防教會墮落，沒有制度或制度不良卻更容易加速教會分裂，毀壞更多寶貴的福音成果。

雖然制度的建立和維護，過程中也會產生衝突，但教會若缺乏明確的架構和規範化的程序，產生專權和衝突的機率勢必大大增加。強調製度的教會，也不見得會像《讓》文最後那則故事那樣，不再依靠上帝的同在。我們無需因噎廢食，不要因為制度可能產生弊端，就放棄建制的努力。

須因地制宜

正如蕭壽華牧師所言，教會管理也可以是“教會靠著上帝的能力去順服　的一種表現”，“在教會裡面勤奮地從事管理工作，其實正是一種信心的行動”。基督當然是教會的主，聖靈也當然會自由地在教會運行，同時，在大多數情況下，上帝會透過　所設立的人來管理　的百姓。

聖經中，有先知獨挽狂瀾、使徒力排眾議，也有摩西聽從岳父進言，設立分層問責制，分擔重任。因此，《讓》文提出的“聖經邏輯”，即“聖靈的感動和上帝的帶領常常只臨到少數人”，並不能用來否定團隊帶領，不然就是犯了把敘述當指令的錯誤。

《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雖然沒有為千秋萬代的教會規定何種制度、架構，卻清楚指出了制度、架構的必要。尤其“教牧書信”，更明確區分了監督（等同長老）和執事兩種職分。兩者的“合格條件”中，品格的重要性壓倒一切，但同時，“治理”的才能也是需要的，是聖靈恩賜的一種。所以教會領袖若有管理的才幹和經驗，也應該忠心地使用。忠心而有見識的僕人，除了“按時分糧”，也要“管理家裡的人”（參《太》24∶45）。這些算是為《絕》文，補充一點聖經根據吧。

當然，《讓》文也並非不願教會民主，只是“不怕沒有民主”，不願教會依靠民主立憲，過於依靠上帝的主權，這是我們應該三呼“阿們”的。不過，筆者認為，《絕》文對現行制度的文化相對性反思不足，在“服從”問題的看法上也有欠審慎和公允。比如，作者認為，贊同絕對服從牧師的人，也會贊同妻子絕對服從丈夫。暫且不論有多少人會真正贊同“絕對服從”，作者忽略了∶贊同這兩種順服，完全可以出於不同的理由，也不一定是同一批人。

另外，《絕》文的許多建議雖然很切合實際，但仍有一些可議之處，比如要求牧長定期向教會述職（會不會變成圍攻牧者的批鬥會？），主任牧師一人代表牧長團發表意見，其他牧師可以列席，但只能“發問”（海外華人教會經常是兩文三四語，即中文、英文，以及國語、粵語、台語、英語等。各堂運作有很大的獨立性自主性，主任牧師一人如何代表所有堂會？）。 筆者並不是說《絕》文的建議一定行不通，而是說， 不一定行得通。正如《讓》文所言∶制度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也不存在“絕對符合聖經的制度”。

因此，正如前文所述，是否建制、何種制度，並無絕對對錯，教會必須因地制宜，靠著聖靈不斷摸索。

文化相對性

在A和B兩種觀點之外，筆者還想就“文化相對性”，提出一些補充∶教會應否強調架構制度、採取哪種制度、何時強調、如何執行┅┅其實往往取決於教會本身的文化。文化是相當複雜的。就海外華人教會來說，一個教會的文化可以包括以下方面∶

1.地域文化∶這包括教會成員的原生地和教會的所在地的文化。就筆者所在的澳洲來說，這裡的華人教會，常常由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和東南亞各地的人組成，各有各的觀念、習俗及處事方式。

每間教會各地人數比例和參與程度不同，又形成不同的架構和互動模式，教會也因此面對不同的挑戰。同時，澳洲當地的文化（如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反權威主義等），也難免會對華人的觀念及生活方式產生影響。

2.靈程長短∶信主的時間，以及個人及族群進入教會的時間，對教會貢獻的大小（包括事工和財政等），都會對教會架構及運作模式產生決定性影響。通常，教會的管理模式和牧養方式，應該隨著信徒靈程的增長，從集權式往委任式過渡。

3.教育背景∶教會會員，多為高等學歷的白領階層，還是教育程度不高的打工階層？如屬前者，若會員在靈性及品格夠格的前提下，事奉時卻沒有機會參與決策，積極性將大受打擊，也是對人才的浪費。如屬後者，若硬要將同工會建得如同商業公司的董事會般，同樣會兩敗俱傷、浪費資源。

4.領袖個性∶同文化中也有不同個性的人，領袖的個性尤其會影響教會的管理模式和同工關係，從而影響整個教會的文化。

5.教會和神學背景∶在原生地已信主的人，常會帶來原生地的印記，甚至包袱。從其他教會轉會來的人，也一樣。教會所在地的主流神學和教會模式，也會給移民教會造成衝擊或壓力。

6.時代背景∶君主制的時代，多主教制教會；民主制的時代，多會眾制教會。這讓我們看到制度和時代的對應性。然而教會在民主的時代，必須採取集體領導嗎？未必！否則就是犯了文化宿命論的錯誤。君不見韓國教會，無論何種宗派，都變成實際的主教制，人家不是照樣興旺嗎？不過，教會文化的時代性也告訴我們∶如果上帝能在過去使用集權式的領導，那麽上帝在今天也可以使用集體式的領導。領袖的多寡並不能決定上帝的作為。

無瑕疵、分裂

我們還可以採取無數其他的角度和方式，分析教會的文化。但以上分析已足以說明∶教會文化千變萬化，也千姿百態。任何一個教會要決定和推行某種制度，必須先正確認識本身特有的（也在不斷改變中的）文化。無視文化而強加“先進”的架構、方法，或者強制推行一套“好制度”，都是既缺乏智慧， 也缺乏愛心的。

教會正確的自我認識，包括認識文化的相對性和有限性。每一個人，每一種文化，都有閃光點，但也都有自身的局限和罪性。我們必須承認自身文化的相對和有限，才能謙卑，減少論斷，從而在事奉中更好地取長補短，趨於完善。

海外華人教會有機會面對異文化衝擊，這其實是祝福。那是上帝給我們超越文化局限、加速靈命成熟的良機，我們務必珍惜，不要因為一點衝突、誤會，就輕言放棄或分家。

當然，本土教會也存在不同年齡段（如不同的“零後”──80後、90後）、原生地和社會階層的文化色譜，尤其隨著人口的城市化，越來越多都市教會，和海外的移民教會幾無二致。

因此，究竟如何在相對的文化處境中，為教會覓得正確的架構和制度呢？答案不在相對的文化，而在絕對的真理！只有聖經真理，能使教會戰勝罪性的破壞，超越文化的局限，化文化衝突的干戈為玉帛，長成基督完美的身量。

只有當教會成員普遍靈命成熟的時候，教會制度才會行之有效。因為，教會成員若不願為基督的緣故彼此順服、同心興旺福音，那麽再好的制度、架構，都難免遇到牴觸、對抗，或被罪性利用，也無法突破制度和教會文化自身的局限性，更無法解決教會成員間的衝突。

只有當教會牧長有基督的生命，殷勤牧養，積極培訓，並樂意放權，甘於犧牲一己名利時，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發揮基督身體的完整功用。

只有當教會領袖有基督的胸襟，願意彼此接納，彼此認罪，彼此坦誠相愛時，才能跨越文化、性格的差異所引起的衝突，並建立互補性（不是制約性）、互相促進的同工關係。

天下沒有完美的領袖，沒有完美的制度，更沒有完美的教會。然而教會的盼望不在自身，而在她的元首。我們的主，昔在今在，以後永在，會用自己的真道將教會洗淨，作聖潔、榮耀的新娘，毫無瑕疵和分裂。
 
作者來自上海，現在澳洲牧養國語堂會。

本文選自《舉目》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