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 （小约翰）

这是我信主和归正的故事，但同时又是上帝的膀臂有多长的故事。上帝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民１１：２３）这话不只应验在摩西那个时代，也应验在我的生命中。他的手臂从天上伸到人间，又从西方伸到东方，把一向做他仇敌的我从罪恶和叛逆中救出来，让我在这里诉说他的恩典和荣耀。这难道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吗？

中国人信耶稣困难重重。中国有很悠久的文化。古代的中国人看不起基督教，他们认为基督教把人性看得太坏了。中国古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成为一个圣人。成圣当然不易，但事因难能所以可贵。人活着要“依自不依他”。而且，中国人一向认为自己有最优秀的道德传统，足可以代替西方的宗教。早在西方提出“以美代替宗教”之前，中国就有“以道德代替宗教”的传统。宗教在中国不太发达。中国人几乎很少为了宗教打仗。西方人却因为宗教流血那么多，这也常被中国人挂在嘴边批判。再者，中国人向来有崇拜祖先的传统，很多人家常常祭祀祖先。但基督教反对祭祖。这些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从公元６３５年就传到了中国，但在中国几乎没什么影响的原因。

到了我生活的年代，当代中国人普遍认为宗教是迷信，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也是统治阶级麻痹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中国人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确实有些新教传教士是乘坐东印度公司（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贩卖鸦片的船进入中国的，也确实有些传教士曾当过西方侵略军的翻译人员，这些西方人为了强迫中国和他们进行贸易，不惜用枪炮对付中国，也强迫中国签署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中国人受政府宣传影响，往往把西方列强做的坏事算在基督教头上。

你看到了吧，这么困难重重，上帝的膀臂能够到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身上吗？是的，他能。他如何做到的？且听我细细道来。

１９７２年，我出生在中国北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个村庄到现在还没有铁路，四周几乎全是光秃秃的石山，有一条很清澈的沂河发源于我家后边的鲁山。孔子曾登过那座山，也曾在我家门前的在沂河中洗过头发和唱过歌。我小时候并不知道这些往事，因为那时正在“文革”期间，孔子作为中国旧文化的象征被猛烈批判，孔子的书被禁止阅读。而且，我们全村几乎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之外的闲书。那时侯，全村的人都在学习毛泽东思想，背诵毛泽东语录，把他当成了人间上帝，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的话句句都是真理。我家正房的墙上那时就挂着他的画像。我们看他的眼光就像看上帝的眼光一样。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中国人心中的神——毛泽东去世。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革”结束。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开始执政。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召开，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中国进入改革和开放时期，也开始容许基督徒在“三自”名义之下聚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村公有的土地变成了家庭承包制，每年每家上缴部分粮食给国家之后，其余收入归各家所有。我对这种转型印象很深。那时，我们村田埂上到处长满了全村公有的养蚕用的桑树，但一听到要分田到户，那么多桑树一夜之间就被砍光了。这印证了人是自私的——为了自家暂时有柴用，就把长了那么多年的桑树毫不心疼地砍掉。

那时侯，我爸爸和主耶稣一样，是个木工。但他几乎挣不到什么钱，就被人看不起。我妈妈在家种田。我和我姐姐、弟弟三个从很小的时候就帮着干农活。在中国，农民最瞧不起的就是农民自己，因为农民更挣不到钱。那时侯，农民羡慕吃国库粮的工人、官员和知识分子们。我的父母就从小教育我要好好学习，好成为工人、官员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我们若是不好好学习，他们有时会打骂我们。但对我刺激最深的不是打骂，而是妈妈借不到钱时的绝望神情和她因贫苦而哭泣时的眼泪。我们全家常活在愁苦中，我认为这种愁苦的根源在于我们没钱。人的价值在于你挣钱多少。学习是为了将来挣更多的钱。这就是我当时的人生观。金钱是我们全家的偶像。

1980年我开始上小学。共产党在全国推行无神论、共产主义和进化论教育。他们的教育是成功的。我一方面渴望通过读书挣钱，另一方面也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熏染，盼望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将来可以去解放全人类。我学习很刻苦，成绩很优秀，也越学越骄傲。在小学我很早就加入了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Young Pioneer），戴上了红领巾(Read Scarf)。老师振振有词地说整个世界堕落了，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私有制。我们中国人不幸福，就是因为西方人和统治阶级占有了更多资产。所以，世界需要被救赎。那谁能拯救这个世界？非共产主义战士莫属，他们用鲜血染红了红领巾，我们披戴红领巾，唱革命圣歌，就表示要成为他们的接班人，他们用鲜血圣化了我们，将来我们可以一起去战斗，消灭私有制，人人就都高尚无私，天堂就能在人间实现。我那时侯从没怀疑过这种说法，也从没有想到这是从基督教抄袭而来的伪神学。1985年我离家到外边很远的中学读书，成为了共青团员（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Member）。那时我迷恋上了武侠小说，在共产主义思想中又搀杂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希望自己做一个内心一片光明又能治理天下的大英雄。但这个时候，少年人的私欲特别强，常常意乱情迷，老早就开始初恋，但这种所谓恋爱，只不过是找个异性喜欢自己而已，觉得这样比较风光，而且我喜欢那种被喜欢的感觉。我很爱自己。1988年我进入县城高中学习，离家更远。这时候，周围优秀的人很多，我不那么突出了，就变得很自卑。我喜欢上了文学，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喜欢看那些描写男女恋情的小说，文学成了我的鸦片和逃城，我也开始喜欢中国传统诗词和小说，喜欢那种哀怨惆怅的情绪。我也看了不少成功和励志的书，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各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打架，我不知谁对谁错。但根本来说，我还是深爱我自己。我的偶像就是我自己。当然，这是一个容易破碎的偶像。这个我崇拜的自己有时自卑到连问路都不敢。

1991年７月，我参加了中国的高考，成绩不怎么好。９月，我离开县城到更远的地方读一所三流大学。我学的是师范专业，预备毕业后回家乡县城当一名中学语文老师。我不甘心一辈子做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因为那时中国的中学教育完全是为了高考服务，分数至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教学和学习乐趣可言，而且老师的工资不高。所以，一进大学我就准备考研深造。这时，我疯狂地喜欢上了法国启蒙思想，卢梭成为我的偶像。我甚至模仿他的《忏悔录》写过一篇道德忏悔的小说，这篇小说震动了我的部分同学。我开始崇尚感觉和个性，开始迷恋文学创作，盼着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名作家，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价值了。我之所以这么想，也因为受当时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影响。

我也开始接触到《圣经》和基督教思想，也手抄过耶稣的一些话，但只是把它看作比较高尚的道德学说而已。一些中国学者这时候开始把基督教作为一种优秀西方文化来看待。当然，他们一方面觉得基督教很伟大，但另一方面也觉得基督教给西方带来了很多问题，对之有戒心。然而，这种看法，跟以前相比，有不少进步。以前，中国学界把基督教看成是侵略工具和精神鸦片，完全应被淘汰。但这时候有了变化。学界这种风气的改变，得益于一些类似于像刘小枫这样的高校学者。刘大力翻译和介绍了不少基督教思想家的学说，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了猛烈批判。刘小枫推崇卡尔·巴特，他自己受过洗，但不愿参加教会活动。他们这批学者一般被称为“文化基督徒”（Cultural Christians）。上帝使用他们推广了不少基督教理念。

1995年，在大学中又一次恋爱失败的我，成功地考入了中国南方一所著名高校读研究生。我读的是比较文学专业。这时候，我狂热地钻研中国式佛教——禅宗（Ｚen Buddhism）。甚至跟一位我很崇敬的老师来专门学习中国传统宗教美学。我试图把中国传统宗教和美学打通，创立一种所谓的美的宗教，用美来拯救世界。另一方面，我又受到西方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影响。我所在的大学当时是研究自由主义的重镇。自由主义在中国起了很了不起的作用。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思想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蒙。尤其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和波普尔(Karl Popper)对共产主义和进化论的批判，简直是振聋发聩，部分动摇了我对共产主义和进化论的信心。还有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对怀疑主义的批评及对信仰精神的推崇，也很深地感动过我。我试图把这些矛盾甚至对立的思想糅合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我越是渴望信仰，却怀疑越多。我读书越多，道德越堕落。我开始用思想为自己的私欲辩护，也开始跟女孩子调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自己也越来越放得开。１９９２年之后，中国朝野上下到处弥漫着一种享乐主义思想。

１９９６年平安夜，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我们学校附近的一所“三自”办的神学院去看篝火晚会。我认识了几个神学生。那时，我在我们学校刚选修过一位美国基督徒老师开设的《西方文化史》课程，读了《约伯记》和《路加福音》，有不少疑难问题，比如上帝怎么会为了考验约伯就杀死他的十个儿女？比如为什么耶和华那么残暴而耶稣那么慈悲？我向他们请教。他们对我的问题很感兴趣，就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后来，两位道学硕士就来探访我，我们坐在学校草坪上辩论了一整个下午。当时辩论的一幕场景还历历在目——

“你为什么到这所大学继续深造学习？”

“我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

“那你找到了吗？”

“没有。但人生的意义就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人也许就是为了弄明白为什么活着而活着。”

“耶稣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

“不可能！耶稣是宗教教主，怎么能是真理本身？我如果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就是在拜偶像。我不愿意陷入这种偶像崇拜之中。在我看来，信仰一个教主，很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者。一旦信了，你就永远不可能怀疑，也就失去了生活中那么多可能性。我需要的不是一个封闭的答案，而是一个开放的答案。”

他们没有生气，更没有放弃我，反而更迫切为我祷告，甚至邀请我参加他们每周五晚上的查经聚会。我抱着了解西方文化的心态去参加查经，但去了常常一言不发，他们唱歌，我也不开口。我怕把自己弄丢了。他们不断给我传福音，但我不为所动。

有一位美南浸信会的韩裔牧师要到中国东北一所韩国人办的基督教大学教书，刚好在我求学的那座南方城市逗留几天。他从美国出发前，有灵里的感动，就向上帝祷告说在旅途过程中要向一位中国人传福音，他求上帝感动这位中国人先向他开口。在南方城市逗留期间，有天晚上，他去神学院参加查经聚会，我也去了，我们坐在了一起。不善言谈的我那天主动跟他说话。他把这看成上帝的印证。他约我第二天去他住的地方深入交流。第二天，我见了他之后，他一口气讲了四个多小时的福音。他讲的过程中，我强烈看到自己的罪，但我还是不愿相信。一个在黑暗中生活久了的人，其实很害怕光明。他要求我跟他一起祷告，我勉强跟他祷告了，但这不是我内心深处的意愿。

这是１９９７年１月初的事情。后来，我读经，参加查经，甚至去传福音，但就是不祷告，也没把自己当成基督徒，我觉得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太高了，我做不到，在我心目中，耶稣只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并不是上帝的儿子。还有，我不愿意失去对自己人生的主宰。就这样顾虑重重，有半年多时间。直到１９９７年７月的一天，我决定不再当一个假基督教徒，就去跟其中一位神学研究生彼得弟兄说了。他邀请我到他住的地方再好好谈谈。我去了之后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读《圣经》没有信心，而是理性至上。他邀我一起祷告。我不愿意，但他坚持，我就做了祷告。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向上帝祷告，当我喊出第一声“天父”的时候，突然之间我泪流满面。圣灵如同大光光照了我，我认清了自己的骄傲和脆弱，也第一次与那位我逃避了一生的创造主面对面。原来，我从来都不是无神论者，我只是一直害怕他，害怕我罪孽深重，害怕他不接纳我，因为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他又不欠我什么。所以，我试图立自己的义，也就不服上帝的义。我像浪子一样，一旦愿意回家了就见到了那位欢迎他的父亲。我不再伪装，第一次在至高者面前放声痛哭起来。这是语言无法表述的，我经历了上帝对我罪的赦免，得到了释放，内在生命整个被上帝大能转化，愁苦消失，内心充满喜乐。哪怕对于一个中国人都是如此，上帝一直在那里，只不过我一直在逃避。他不只造了西方人，也造了中国人，他不只救西方人，也救中国人。原来拦阻我接收上帝的障碍都被上帝大能的膀臂轻轻粉碎。面对阻碍，需要的是蒙恩和成长，而不是探讨和辩论。

此后，我开始读《约翰福音》。读到第四章十四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应许第一次变成了对我的应许。那是上帝第一次用《圣经》对我的心讲话。那句应许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看到自己这么多年拼命地在图书馆找真理，但越喝知识海洋的水越渴，越渴越喝，总是和真理一再错过。但现在真理终于找到了我，并进入我内心深处，给我涌流不断的祝福。上帝的话语对我来说终于活了。直到今天，我每天清晨都要至少一个小时祷告读经，心灵深处充满喜悦后，才能开始新的一天。否则，就很容易像乔治·穆勒（George Muller）所说，不满足的心灵会去寻找偶像来满足自己。

１９９７年暑假，我到中国东北的那所基督教学校，参加了那位牧师带领的几乎是一对一的查经，他用了两周时间以福音为线索完整地把《圣经》给我讲了一遍。他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为所有他传过福音的人代祷两个小时，这其中也包括我。直到今天还如此。韩国教会复兴的秘密在他的灵修生活中也有体现。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０日，我受洗。当时没有太大感动。后来，我有一次躺在床头复习查经笔记，圣灵开了我的心眼，我这才看到福音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福音，《圣经》是不以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而这样的真理是一种深刻展示的完整真相，关于上帝，关于人，关于罪和赦免，都毋庸置疑。罪的真实指向义的真实，阴影的真切指向光的真切。我开始真切地认罪、悔改，向那些得罪过的人道歉并请求饶恕，对于过去的偷盗行为也加以承认并补偿，我甚至想要和一位我伤害过但并不爱的女孩子结婚好补偿我的罪过，好在上帝制止了我这种良心过敏的行为。这些说来可能好笑，但你能体会一个被主恩改变的心的那种奔涌而出的感激滋味吗？

到１９９７年秋，我生了一场重病。我特别迫切地向上帝祈求医治。但病情反而加重。这时，我陷入了很深怀疑，甚至怀疑上帝是否还会管我。就在这时，我在日记本中写了一番对话如下：

“上帝存在吗？”

“我不知道。”

“那你信主后，确实无疑知道的是什么？”

“我是一个罪人，这一点是真的。”

“既然你是一个罪人，那你得病、受苦、不快乐岂不都是应该的？谁告诉你你就应该享受健康、欢笑和快乐的？这么多年你享受了这么多健康、欢笑和快乐，向造你的主感恩过吗？你的心不也指证说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是多么可耻吗？你难道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更何况，有一位绝对无罪者在十字架为你的罪死了，他无罪却从没有抱怨，你有罪却还在抱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涌泉之恩你却滴水未报，那你还在怀疑什么呢？！”

这是我的自问自答吗？还是圣灵在我心思意念中的提醒？至少那一刻，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不再抽象，而是和我息息相关了。圣灵在那一刻也实实在在地责备了我。“他既来了，就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此责备我的当然是上帝，是圣灵，这正是他手的工作。除了十字架，除了圣灵动工，我确实无法和上帝真正相遇。

你看到了吗？从１９９６年到１９９７年，不，甚至从我出生的那刻开始，我就一再逃避我的创造主，但主耶稣最终在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上征服了我的心，从此之后，这颗心开始为这位主而燃烧起来了。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此，在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那时候每天至少有四千位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信主。我们一再逃避，但最终基督的爱征服了我们。我们一说起这段经历，都会流泪。也许，我和我们民族一样，罪特别多，所以体会恩典也就格外多吧。

我开始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在查经小组和团契中，你已经看到我得到了很多温暖和很多爱，但那时侯我对于教会的观念丝毫没有，对于基督教也认为只要是基督教都长着同样的脸。

１９９８年，带领我查经的彼得弟兄因为拒绝在神学院唱共产主义歌曲，在毕业前夕和另外两位同学被学校开除。后来，三位本科生也主动退学。这六位同学的事件（被成为金陵六君子事件）让我很震动。我开始看“三自”的一些书，最终发现中国“三自”教会的头不是耶稣基督，而是恺撒。１９９２年中央六号文件（The No.6 document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明确提到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成为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三自”特别响应这样的思想。“三自”基督教爱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主席、政协委员丁光讯（Ding Guangxun）在书中说耶稣也有可能没复活，基督徒是因着爱心和好行为称义，不信主的好人也会上天堂。这最终使我决定不再在“三自”的礼拜堂参加主日聚会。

这一时期，大学团契在中国各大学校园遍地开花，很多全职同工学习“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的方式，在校园广传福音。我也开始在这样的一个团契中成长和服侍。弟兄姊妹们朝夕相处，因着基督的爱彼此造就，并积极主动去校园传福音，我的生命第一次被一种深刻的激情点燃。但当时，我们传的福音只强调上帝的爱，没有上帝的公义，也缺少让人认罪悔改的信息，这也是特别要在上帝面前认罪的。

总的来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教会普遍受到时代主义神学（Dispensationalist Theology）和阿民念主义神学 ( Arminianism) 影响。我的信仰自然也受到这样的影响。我对自己的救恩常常充满疑惑和焦虑。同时，我又受到中国神学家倪柝声（Watchman Nee）敬虔主义（Pietism）和王明道（Wang Mingdao）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影响，个人信仰也越来越进入一个死胡同。我天天盯着自己的灵命，过得很虔诚的话就很骄傲，犯了罪就很沮丧，越来越没有感恩和喜乐，这个世界也越来越成为个人灵命的拖累，我甚至想逃到沙漠中过一种不受打扰的所谓修道生活。在这种焦灼中，有人借给我一些灵恩派(Charismatic Movement)和成功神学（the Prosperity Gospel）的书看，我没有辨别就接受了它们。我开始追求上帝神秘的启示和现实生活中所谓活生生的成功经历，甚至开始说起了自己编造的方言，清晨醒来也在追忆昨夜有无异梦。谁说知识分子理智？他们一旦追求起神秘主义来，比没有文化的人更狂热。

感谢主，上帝的膀臂没有缩短，他最终藉着改革宗神学拯救我脱离了这种越来越危险的境地。这得益于两次契机：第一是我得到一本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这是１９４９年前在中国翻译的删节本，上帝藉着这本书让我看到了“真实”的基督教，我当时强烈的感受是：这是没有受到有罪文化和堕落理性影响的神学，尤其是加尔文对敬虔主义的批评和对真敬虔的展示，令我口服心服并豁然开朗；另外一件契机是我和未婚妻的一次传奇经历——那是１９９９年暑期，我们两个祷告后，突然决定到离家千里之外的“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去参加基督教培训。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温州在哪里，在温州也没有认识的人，只是听说温州的福音很兴旺，有很多人信主（大约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温州人信基督教），于是二人拦上一辆开往温州的长途客车就去了。上帝的带领真是奇妙，他感动一位教会中的老人家竟免费送我一整套共十多本唐崇荣（Stephen Tong）牧师的书。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套书多宝贵，但回来之后，上帝藉着这套书把我从阿民念主义、灵恩派和成功神学的错误中拯救回来了。诸位，你们知道一套好书对中国弟兄姊妹的意义多么重大吗？！加尔文的书尽管很好，但那时侯我还不能真正欣赏，更何况看到的是删节本，翻译也有不少问题，因此也就未能充分吸收。但唐牧师的书，我真看进去了。我常常读到凌晨三点多。至今，我还不知道那位送我这套书的老人家的名字呢。

这五十年来，上帝在华人圈子里最重用的两位仆人，在我看来，一位是唐崇荣牧师，另一位就是后边我们要提到的赵中辉（Charles H. Chao）牧师。上帝使用他们大力传播了改革宗神学，也为改革宗神学在中国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今天的中国教会尽管阿民念主义还在流行，但改革宗神学已经站稳了脚跟而且有复兴的迹象了。

２０００年，我和未婚妻退出了“三自教会”和当时偏重神迹的家庭教会，也离开了问题不少的大学团契，就在我的教工宿舍正式开始了主日敬拜的聚会。当时，我在一处师范大学当老师已两年。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０日，我和妻子结婚，我们的婚房也就成为我们聚会的场所。要是放在现在，我是不敢开始的。但当时，似乎在走投无路之下我们也就开始了，至少我们得讲和听上帝的道，至少我们得传福音。在“三自”当时听到的不是上帝的道而是道德劝勉，而且“三自”也是不允许在教堂之外传福音的。结果，我们聚会的人数开始增长，到了２００２年就有了近４０人。２００２年底，上帝差遣唐崇荣牧师的弟弟唐崇怀（Joseph Tong）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从团契向教会转型。他当时是美国国际神学研究院（International Theology Seminary）院长，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怎么进行教牧关怀和如何尽力包容和成全别人。他多年来在中国风尘仆仆，大力推广改革宗神学。我陪他到过不少地方。他告诉我说在中国他曾睡过猪圈。２００９年，他终于在中国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所改革宗倾向的神学院，２０１０他邀请我去讲课，结果我们被一百多名警察包围，学校被解散，他被驱逐出境。

上帝的手不断差遣老师来教导我，在教会建造方面帮助最大的是约翰牧师（ＢＪＬ）。他从小是天主教徒，曾立志要当神父。但后来上帝使用赵中辉牧师的儿子赵天恩（Jonathan Chao）牧师１９９４年２月在西安带他查经。赵天恩牧师布置他回家背诵《罗马书》５-８章，约翰弟兄在背诵过程中脱离了律法主义的捆绑，信仰得到归正和复兴，后来他又进一步阅读《基督教要义》和赵中辉牧师及改革宗翻译社（ＲＴＦ）翻译的大量神学书籍而得坚固，最终他成为中国第一批改革宗牧师中的一位。从２００３年开始，约翰牧师每年至少两次来我们教会传讲《罗马书》，传讲改革宗神学和长老制教义。我也开始阅读他大力推荐的赵中辉牧师和翻译社翻译的大量神学书籍，并开始阅读清教徒的英文著作。这其间，上帝使用Ｇ．Ｉ．Williamson牧师的Th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For Study Classes和 Thomas Smyth牧师的An Ecclesiastical Catechism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给了我方向性的引导。他们让我看到，离开教会，就无从认识基督那丰盛的荣耀，离开改革宗信仰和长老制体制，就无从最大限度地在生活中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我这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了上帝在中国的心意，那就是建造合神心意的改革宗长老制教会，通过这样的建造，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全地，就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参哈２：１４）！

上帝在ＢＪＬ牧师身上也有很奇妙的带领，他不只帮助过我们一个教会，上帝使用他在各地培训，大力传播改革宗神学和长老制教义。他得到的待遇很差，但他从不计较。中国教会有恶待传道人的传统，因为中国基督徒觉得传道人就应该过信心生活，不应该以工资的形式供养他们。有的人认为领工资的是雇工，不是牧人。所以，ＢＪＬ牧师有五个孩子，负担很重，最后竟无力抚养，只好把一个小孩子送给了一户基督徒家庭。他到我们教会，多年来我们只给他一张单程车票，亏负他很多，但他从不放在心上，还一如既往、热情高涨地来帮助我们。我问过他到底为了什么，他说是为了基督的教会能够成全完备、没有瑕疵。他看到上帝的手在中国和在我们教会中的作为，就愿意不辞辛苦地一趟趟来到我们中间。

你知道吗，在中国每一万个信徒才有一位牧师，而牧师的平均收入非常低，差不多每月只有两百多美元。有人说，他们起得比鸡早，谁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内有攻击，外有逼迫。但他们从不说这些，还在任劳任怨地为主尽忠。我们周围有如云的见证人围绕我们。

在中国，建造教会的工作非常困难，尤其在没有神学和体制传统的中国家庭教会。但是上帝开的门，无人能关；上帝动的善工，一定会成全。于是，我们教会从２００６年正式开始建制，到２００７年底，我们终于成立了会员制（有近百名会员），选出了两位长老（我是其中之一），以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Faith为我们教会的信条。这期间，吕沛渊牧师和师母也几次来到我们教会进行过培训。到２０１２年年初，我们教会参与了中国ＲＰ教会中央区会的成立过程，也成为其中第一批会员。到２０１２年底，我们教会已有五位长老和近四百名会员。

上帝的工作一直在持续地进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２０１１年底，我个人在读《创世记》过程中持续地感受到上帝呼召我起来成为一位像约瑟而不是该隐那样守望弟兄的人，要成为一名教会的全职牧师。然而，这就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大学教授的位置和较高收入。当然，更重要的是，从１９９８年，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直到如今，上帝使用我在学术领域和创作领域为主作见证，我一共出版了十二本以上的书。这些书都在用基督教世界观和视野来观察所有文学和文化现象，有些作品直接为中国教会作见证。难道上帝看不见这些成就吗？

是的，上帝看得见，没有他的带领，就不会有那些成就。但上帝的心意是在教会中，是要建造合他心意的教会，尤其在这样一个中国教会人数高速增长的时期（每天大概一万个中国人信主）。再说，这些年来，上帝感动那么多他的仆人来到我们教会中间，难道是徒然的吗？！

后来，２０１１年底，上帝使用约翰牧师和我们教会的长老会呼召我出来承担牧职。这些年来，上帝也早就赐给我讲道的恩赐。作为上帝的仆人，我无法忽视内心的感动，也不敢漠视教会的呼召，更不敢逃避主的召唤，所以，我们全家就欢欢喜喜地于２０１２年８月来到海外，我在一间改革宗神学院攻读神学，盼望早日学成回国，好在那片苦难然但也是丰收的土地上全职服侍。

你看，我的故事只是上帝整体图画中的一根小小线条，通过这跟线条的指引，我盼望你能看到上帝的手伸得多么长，看到他在中国的大作为，然后为之祷告和感恩并完全归荣耀于他。他在那块土地上正在进行着翻天覆地但又似乎悄无声息的大动作，我盼望你也能知道，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属于同一个教会，我们也同有一位天父。他如此爱有着全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他也如此爱你，他在那块土地上有这么惊人的大作为，他也能在你的生命和你所在的土地上大有作为。谁叫我们共有一位有着这么长上臂的上帝呢？他能够到我，他也能够到你！在基督里，我深深地爱你。也许他正感动你参与到他在中国的工作中来呢，要不他让你看到这篇文字干吗？至少，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祷告。“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太９：３８）

主仆小约翰于２０１２年末终初稿，２０１３岁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