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教会》---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对当代中国教会的重要性

文/禾壮

《基督教要义》与加尔文的谦卑

敬虔的生命蕴含着多重要素，其中加尔文格外强调“谦卑”，认为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在《要义》中他写道：

“我对屈梭多模（Chrysostom）的一个见解常觉欣慰，那就是：我们人生哲学的根基是‘谦卑’；但奥古斯丁对此的见解更让我窝心。他说，一位雄辩家被问到，雄辩的第一个要诀是什么，他回答说是‘表达方式’，又问第二和第三个要决是什么，他的答案仍旧是‘表达方式’。类似地，假如有人问我，作基督徒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条格言是什么，我将始终以‘谦虚’作答。”（2.2.11）

《要义》许多处都透露出加尔文对谦卑的重视。他在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若不是上帝透过圣经启示他自己，人就没有能力认识他，也无能真正认识自身。人若承认自己有限，无能做什么，无力行律法，而必须依靠上帝，那他就很难再骄傲得起来（1.1.1；亦见2.8.3）。在第三卷中加尔文多次呼吁读者放弃对这个世界的荣耀的渴慕，拒绝傲慢与自我膨胀（3.7.2；3.7.10）。至于预定论，加尔文认为本质上这是恩典的教义，若能正确理解的话，只会引导我们更加谦卑，对上帝更加感恩、挚爱、依靠和敬畏（3.21.2；3.22.2；3.22.6）。

对加尔文的误解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但真实的加尔文却是一位谦卑的牧者。年仅27岁就一鸣惊人，写出流芳百世的经典，他是有资本骄傲一番的，但他却选择默然离开使他出名的城市巴塞尔（Basle）；因在日内瓦第一次改教引发不满，他被羞辱地驱逐出境，他本有权利感到委屈不平，但他对当权者没有一句恶言相向；重返日内瓦之后，他领导的改教终于取得成功，成为改教的旗帜，赞誉之声鹊起，但他并未以此为资本谋求任何权力；他殷勤诚恳，全心奉献，无怨无悔地服事教会，却从没有为自己谋求一丝利益；他公开表示对路德、慈运理、布塞尔等改教家的衷心敬佩，从未把他们当作竞争对手，而认定他们是改教的同路人，[1]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开创性的，而他自己只不过将他们的看见加以综合整理而已；他不允许他的跟随者冠他之名成立新的宗派；临终前仍能虚怀若谷又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的一生，并嘱咐不让人知道自己的坟墓何在，也不可树碑纪念他。

《要义》作为一部“敬虔大全”，其作者的一生切实活出了他所教导的合乎圣经的敬虔。加尔文是“向自己死，向基督活的人，他愿意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路9:23），好让他能够服事神和托付给他的群羊（3.15.8）；他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罗12:3），但看别人比自己强（腓2:3）（2.2.11；2.2.25）；他为人处事完全彻底寻求神的喜悦（西1:10；3:23）；而从不为了取悦于人（3.14.7）；他的字典里没有个人的国度，他活着只为了上帝的国度（太6:33）（3:15.5; 4.20.26）；他追求在神的眼中看为忠心，不企求世人眼中的成功（启2:10）；他从不为自己得荣耀，但在凡事上都要让上帝得荣耀（林前10:31；西3:17）。”[2]加尔文伟大，因为“他对上帝的感悟之深刻和他对上帝引导的降服毫无保留，均无人企及。”[3]

遗憾的是，之后的历代教会，都有所谓加尔文的门徒，打着他的旗号，却与他的言行背道而驰，当今的中国教会也不例外。有些加尔文的崇拜者似乎总是对他们的教牧不满，要帮助他们“进步”；另有些认同加尔文神学的基督徒热衷于使其它教会的信徒皈依到自己所属的宗派；更有一些人，熟背预定论或加尔文主义五要点（“TULIP”），但却似乎忘记或偏离了福音的核心。“当TULIP教义被当作他唯一重要的教义，并将之与基督徒的温柔和敬虔相割裂时，人会倾向‘好斗’且自以为是。”[4]难怪传统中国家庭教会怀疑、反感并拒绝这些轻狂的“加尔文主义者”。

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也当是真正的基督徒，不狭隘偏执，不冷酷无情，而是因为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出于对上帝、对灵魂的爱，满有怜悯的心肠，更加恢弘大度。透过《要义》和历史上真实的加尔文，我们看到，加尔文的灵命表现在：他的谦卑、对祷告和传福音的迫切、以基督为中心的心意、悔改受教的精神、感恩的心肠、顺服的意志、圣洁的生活和凡事荣耀上帝的目标。[5]中国基督徒不应只学习加尔文的神学，也当效法加尔文的生命，活出加尔文的神学所倡导的生命与敬虔的榜样，才能最有效地吸引人认识加尔文和他的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