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凡 東平

毛澤東第一次到北戴河住的是“章家樓”，“章家樓”因是天津巨商章瑞庭所建而得名。張學良1924年到北戴河即借住該樓，以後又多次借住，故民間訛傳章家樓為張家樓。這棟樓被中央辦公廳接收後，編號為六號樓。陪毛澤東到北戴河的田家英，帶上了剛剛4歲的長女曾立，他們住的是“章家樓”後樓，該樓是章氏晚輩兒女建造的。接收後的此樓編號是七。

　　一號樓於1954年晚些時候竣工，嗣後毛澤東再來北戴河，多住在這隻有一層的、不是樓的一號樓。這是管理處自建的第一幢別墅，磚木結構，紅色建築缸磚清水外牆，紅瓦屋面，配以淡雅的灰色水刷石廊柱，特別能體現其樸實敦厚的建築風格。這座別墅的平面布局為雙套主房，與寬敞的影廳兼會議室相連，有近40米長的對稱曲回的外廊，略帶幾分西式建築的情調庭園栽種了參天的白楊和高大的雪松。臨近的幾座樓，很長一段時間都成了一號樓的附屬樓，陪伴毛澤東來這裡的幾位中央辦公廳的幹部和他們的孩子，多住在這幾座樓里。

　　二號樓和三號樓在五六十年代期間，是劉少奇及其家人來北戴河辦公和避暑經常棲息的地方。兩樓建於1914年。原為德國駐華大使館用房，德國的外交官們在夏季常來此避暑，故而被當地人稱做“德國府”。這兩座樓因年代長久，管理處提出應翻修一下，但常住此樓的劉少奇不同意。他說：“這麼高級的房子還要翻修，那老百姓的破舊房子是怎麼住的？”有了劉少奇的這句話，管理處的人就不敢大動這兩座樓了，可遇到下大雨，樓內就會漏，老要小修小補。

　　與德國府相鄰近的，還有兩幢樓，其中的一幢有“西山第一樓”美譽，是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及家人來北戴河時居住的。這幢別墅既舒適實用又美觀大方，三層除一套主房外，有寬大的陽台，可憑欄遠眺，領略海濱風光。在中共領袖中，朱德差不多是第一個到北戴河度夏的。在北戴河，只有朱老總的院子，不斷傳出熱鬧的歡笑，這就同附近毛澤東、劉少奇等人院子裡的寧靜，形成了很鮮明的對照。這很能反映朱德待人的寬厚。娛樂的時候，誰都可以在他面前無拘無束；而在其他領袖面前，這種情況就不多見了。朱德喜歡孩子，到北戴河避暑又是在暑假期間，他多是領着孫子們一起走。如果孫輩們都到了北戴河，朱德一家集體出動時，也是一道獨特的景致。孫輩就有10多個，加上身邊的工作人員，兩個班的警衛，是北戴河別墅區里最龐大的隊伍。和在任何時候都一樣，朱德的作息始終保持着規律，他的兒媳婦趙力平說:“游泳也是如此，除了氣候不允許或工作原因，老總上午下一次海，下午下一次海，是絕不變更的。”

　　孩子們對北戴河印象深的是晚間的娛樂。因為在北戴河還是以避暑休假為主，所以幾乎每晚都有娛樂安排。有時是請文藝團體來演節目，更多的是看電影。有的娛樂活動，偶爾在海灘上進行；多數是在俱樂部里。朱援朝說：“在北戴河最熱鬧的時候，就是晚上在俱樂部看電影的時候。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到一起來了，孩子比大人多。而且大人來了，也多是看完新聞紀錄片就走了，例如我爺爺和毛澤東。”偶爾，毛澤東徹底放鬆一下，就堅持到電影放映完才退場。

　　每逢毛澤東到北戴河，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就會帶一批中央辦公廳的幹部隨行，例如毛澤東辦公室的秘書們，機要人員，保健大夫，以及負責攝影的、服務的幹部等。這一干人馬的住所沒一定，一號樓附近的六、七、八號樓都住過。楊尚昆本人，常住在挨八號樓很近的九號樓。九號樓原是北戴河公益會會址，樓房前有兩棵白皮松。1955年後常帶隊侍衛毛澤東的，是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王敬先。他女兒王志援回憶說：“暑假裡爸爸隨主席去北戴河，就會帶我去。但到了北戴河把我放樓里就不管了，就是晚上回來檢查一下我的暑假作業。”

　　作為中南海保健科科長的徐福靜，領袖們去北戴河，她也得隨行。有時，她就帶上兒子張紀宇。張紀宇對北戴河的生活，還有些記憶的，是中國的孩子和蘇聯專家的孩子，在海灘踢足球的事。他說:“蘇聯的孩子平時可能踢得多一些，個人技術似乎強於我們，他們的動作更有可觀賞性。我們踢得比較樸素實用，而人家的像魚躍沖頂這些動作，我們的隊員就做不出來。”北戴河管理處範圍內的三區是樓群相對集中，居住的人家也最多的地段，周恩來、林伯渠、彭真、鄧子恢、賀龍、劉伯承、陳毅等人家都在這一帶住過。周恩來住的27號樓，接收前稱巴貝樓，巴貝是一位德國神甫。從1955年起，周恩來多次來這裡度過暑期。別墅的幾間主房皆高4米，闊30餘平方米，在幾次重要的北戴河會議期間，周恩來都曾在自己住的這所別墅中召開過小型會議。

　　 毛澤東熱衷游泳，曾提倡過游泳，並發出號召到大風大浪里鍛煉。北戴河管理部門專門邀請了幾名國家游泳隊的運動員，暑期來北戴河教來此避暑、工作的領導人游泳。周恩來不會游泳，在這種背景下，也利用來北戴河的機會，在運動員和衛士們的輔導下，學習游泳。但不知是因為他胳膊受過傷不方便，還是其他什麼原因，他下海學習了兩次，卻最終沒有學會游泳，只好遺憾地作罷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鄧穎超一直體弱多病，處於休養狀態。自50年代中期始，夏季中共領袖們多到北戴河辦公後，鄧穎超夏季也都到北戴河避暑。

　　與周恩來習慣住的27號樓相距不太遠，有彭真來北戴河時通常住的14號樓，這個院子裡最珍貴的，是兩株鳳尾柏;此外還有一株杜梨，冠徑7米，高達15米，也屬罕見。廖承志母親何香凝來北戴河時，也曾在14號樓住過。林伯渠住的樓，曾為法國駐天津總領事狄克拉租用，狄克拉的妻子人稱“德太太”，

　　愛聽京戲，常和一些京劇名角過往。和林老隔不遠的，還有一老，徐特立。他住的樓建築風格與林伯渠住的樓極其相近。幾位聲威赫赫的老帥，在北戴河工作避暑期間的住所也是互為鄰里，像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陳毅等。

　　鄧小平一家住在別墅區內西經路南邊一組樓群中。鄧家住的這座別墅距海邊不遠，設計構思精巧，面積不大，平面布局緊湊。和鄧家同在一個別墅群的，還有張聞天以及蘇聯專家斯喬賓。這位斯喬賓，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由公安部聘請的，負責中共領袖飲食防毒檢驗的原克里姆林宮的保健大夫。

　　60年代初，董必武董老來北戴河，也住到這一帶。董必武的長子董良羽、羅瑞卿的兒子羅小青和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寧等，那時正處在精力旺盛的年紀，除了游泳外，還在一起踢足球。開始是自己踢着玩，“遭遇”在那裡休養的蘇聯專家子弟後，便燃起了爭勝的欲望。雙方先進行了一場預賽，互相摸底。董良羽一幫中國孩子覺得自己實力略勝一籌，但也沒有絕對把握。這事不知怎麼讓賀龍知道了，他就通知北京市少年業餘足球隊，調了三位小球員來，和董良羽他們混編練習，並一起參加比賽。賀老總給孩子們鼓勁說：“一定要贏啊，不能輸給他們。”這邊的孩子看見有三位健壯的小運動員加入，感到更多了幾分勝算，練得更起勁了。正式比賽那天，因為有自家的孩子參賽，董必武全家都前往助戰。其他的人家也無不如是，環視場子四周，大都是中方“運動員”的家庭成員。然而掃興的是，一場激戰之後，他們卻把球踢輸了。原因是，客隊出場的人選，已一改預賽時的青少年，而換上了一撥成年人，有不少還長着小鬍子呢。

　　如果說北京育英學校是中國黨和國家高級領導幹部子女入讀最多的小學的話，那麼北京師大女附中，就是中國黨和國家高級領導幹部子女入讀最多的中學。曾經擔任過這所中學校長的林默涵夫人孫岩說:“有人給我們學校做過統計，說我們學校的學生中有黨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國主席的孩子，有6個元帥的孩子，有12個副總理的孩子，再往後數就數不清了。老師們曾開玩笑說:如果我們召集家長會的話，可以開大半個政治局會議啦。”中南海里的孩子中，最早上師大女附中的，周秉德算一個。她入讀的時候，中共領袖和中央部分機關剛剛搬進中南海，師大女附中也才為新政府接收，校長是原來育才中學的副校長彭文。後來，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的夫人蘇靈揚接替了彭文，孫岩是第三任校長。師大女附中最初是寄宿的，上學前，周恩來的秘書何謙夫婦帶着周秉德，到東安市場購買了被褥、臉盆等生活必需品。按寄宿制度，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次日傍晚返校。

　　就在周秉德畢業的那年，李敏被保送到師大女附中。為了儘量不讓更多的人知道她是毛澤東的女兒，使她過於特殊，她入學註冊填的表格，家長一欄，一直是填的毛澤東保健大夫王鶴濱的名字，因為陪她去報到的王鶴濱，事先請示過毛澤東表怎麼填，毛澤東說:“誰去就填誰。”據學校方面和同學的回憶，李敏在學校的學習和其他表現，都是相當不錯的。

　　李訥考到北京師大女附中，是在異母姐姐李敏進入這所學校的第二年。李訥在師大女附中讀書時，性格沉穩不很活躍，同班的學生大都知道她是毛澤東的女兒，但沒有人四處張揚，她和班裡的同學關係也融洽。據校長孫岩回憶，李訥是個非常聰明的好學生，她的文史成績是沒人能比的，她本人對此也很感興趣。當然，這和她有一個在中國文史方面造詣極深且常發獨特見解的父親，有很大的關係。由於李訥偏愛文史，並對文學創作產生較濃厚的興趣，她甚至在與老師的交談中，吐露過搞文學創作的人，可以不必受系統教育體制的拘束等想法。也不知這是毛澤東在同她交談時流露的意思呢，還是她自己在受了某種啟示後產生的聯想。

　　 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歷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面對這一現實，最難過的莫過於毛澤東了。他對一組的人宣布：“我們就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為了共同渡過難關，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將每個國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低標準，瓜帶菜”，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幹部帶頭，首先是領袖們帶頭。

　　中南海里，機關幹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個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的最低，只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朱德和毛澤東一樣，也是26斤。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後，大家都認為領袖們自報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幹部們一樣，定在28斤。但是領袖們都堅持說夠了，已經算過，不要變動了。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勒緊了褲腰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儘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起碼讓腸胃裡有空間被填充了的感覺，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廣大幹部們想了一些辦法，這就是採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最開始是採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錢兒”。自然生長的東西很快就採摘光了，於是人們就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遍的是一種俗稱“掃帚菜”的植物，其學名叫什麼還真不知道。掃帚菜葉拌上玉米麵或白面，放在籠屜里蒸熟了也不難吃。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裡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幹部及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特別是朱德，不僅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准老買好菜，不准超過大多數人的伙食標準，不准超過自己的定量。”吃着滋味不太好的，孩子們記得的是那種地瓜（即白薯）面窩頭，黑乎乎，黏唧唧的。其實北方的地瓜很甜的，又算是粗糧，在孩子們的印象里是最好吃的粗糧了，可不知為什麼弄成地瓜面就變得難吃了。

　　當時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和學校里所有的人一樣，她也重新申報了糧食的定量。回家時，毛澤東向她問起學校的情況。她告訴父親，出於自己是共青團員應該多為國家分擔困難考慮，申報時把定量壓到了21斤。李訥接着說：“學校考慮我們正處在成長發育期，將學生的定量統一定為27斤。”“這我就放心了，這個定量基本能保證學生的營養了。”她感覺到父親好像鬆了一口氣，但父親隨即又說：“井岡山時期，打仗的戰士還吃不上這個定量。”她明白父親的心思，想想前輩度過的更艱苦的歲月，眼前的難關就能挺過去了。

　　困難的日子並沒有很快過去，而且仿佛在加重着。一次，有個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里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着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乾。不料此事被毛澤東得知了，批評李銀橋：“三令五申，為什麼還要搞特殊化？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乾也不許送！”見毛澤東如此較真兒，誰也不敢再違規了，李訥一點接濟也得不到，消瘦了許多。一個星期天，李訥回到家裡，毛澤東特意囑咐讓她在家裡和自己一起吃了頓飯。進中南海以後，毛澤東的所有子女，通常是按照父親的旨意在大食堂吃飯。此時，正是毛澤東宣布了“三不”規定之際，家裡的飯菜，也沒太大的油水。可餓了一星期的李訥，看見桌子上三四盤炒菜一碗湯，外帶辣子、豆腐等小菜，胃口一下就被吊起來了。

　　據身邊的人回憶，在困難時期，毛澤東曾有過一星期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記錄。周恩來過意不去，關切地勸毛澤東吃一點肉，因為幾位領袖都跟着毛澤東不吃肉了，所以毛澤東一句“你吃了嗎？”就把周恩來的口給堵上了。為了使毛澤東增加營養，中南海里負責為首長服務的部門領導費盡了心思。肉、蛋這些東西他是絕對不碰，但是他不堅決拒絕野食。像偶爾弄兩隻麻雀，在中南海里撈點寸把長的小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於是，他們就打幾隻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但這只能間隔一段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

　　 在困難時期，中南海里的各大灶食堂，不能像以往那樣，每頓有幾樣菜餚供人們選擇了。僅有幾樣，還都憑票供應。稍有點葷腥和油水的菜，要憑另一種數量極少的葷菜票。主食也分粗糧、細糧，也都按量按比例供應，細糧占的比例小，吃完了多數時候要吃粗糧。這樣一來，到大灶食堂吃飯，除了要帶飯菜票外，還要帶各種票券。食堂因此也多了一重麻煩，除了賣飯菜票外，還要分發出售各種票券。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況好像比上一年更有過之。就在這時，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某位知名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飢餓的介紹，繼而又有人換算出曬多少時間相當於吃一個雞蛋。孩子們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飯後，就走到操場上，往沙坑裡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

　　中南海游泳池建於何年，似乎已經難於考證，在民國期間的一張北京地圖上，就在中海西岸畫有一個小方格，並標着游泳池三字。可以肯定的是，它應該是共和國成立前的產物。露天游泳池，在當年算是個比較標準的游泳池了，長50米，寬25米，南深北淺。在深水區一邊，還有10米跳台和3米跳板。在露天游泳池游泳的人比較多，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一些領導人，中辦、國辦在中南海內工作的機關幹部，都在此游過泳。說到此，人們一定會想到喜愛游泳，並寫過數首與游泳相關詩詞的毛澤東。但實際上，初進中南海時的毛澤東，並不太來這裡游泳。劉少奇等其他領導人倒不時在此露露面。毛澤東再度鍾情於游泳運動，是進入中南海數年以後的事了。

　　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負責他健康的醫務保健人員，都想方設法琢磨幾項適當的運動，讓毛澤東能伸展一下四肢，調節一下。最初是動員他散散步，每周末到春耦齋跳跳舞。但他散步一般不出豐澤園小院的範圍，跳舞也不能保證每次必到。大家感到這樣的運動量遠遠不夠。於是，毛澤東身邊的人在豐澤園布置了一個乒乓球室，拉他去打乒乓球。然而毛澤東對打乒乓球興致並不太高。在幾招都不靈之後，人們才想到了游泳。但對後來那麼樂於中流擊水的毛澤東，最初的勸說，卻不是一帆風順、直截了當的。

　　勇敢的說客，是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他在和毛澤東散步時，拐彎抹角地試探着問毛澤東：“地球上的生命起源於哪裡？”不料，毛澤東馬上警覺地反問醫生：“你想幹什麼？”醫生說：“談自然科學的時候，不能總是你考別人，也應該讓別人提點問題呀。”毛澤東這才回答說：“起源於大海。”醫生又問：“生命的最佳運動是什麼？”毛澤東認為是散步。醫生說：“不對，是游泳。”接着，醫生費了一大番口舌，談論接觸自然、全身運動、鍛煉心肺、老少咸宜等等好處。這大圈子兜得見效了，毛澤東說：“游泳，可以去。”

　　毛澤東進北京後第一次下水，是在清華大學的室內游泳池。去游泳途中，不知底細的醫生對毛澤東打保票：“有我保護，保險出不了事。”“出了事怎麼辦？”毛澤東不動聲色。醫生拍拍胸脯：“我救你。”到了游泳池，醫生拉着毛澤東要從淺處下水，可毛澤東徑直朝深水區走去。“不行，不行！”醫生急了。“不是有你保護嗎？難道你害怕啦？”毛澤東下水後，一會兒側泳，一會兒仰泳，真是如魚在淵。從到清華大學游泳以後，毛澤東恢復了游泳的興致。對游泳，他還總結出獨到的體會:“游泳最大的好處是可以不想事，讓大腦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藥、散步、看戲、跳舞都不行，就是游泳可以做到，因為一想事就會下沉，就會喝水。”漸漸的，毛澤東更激起到江、河、湖、海里擊水搏浪的雄心，但他住在北京中南海里的時候，還是常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

　　在中南海里工作的幹部，特別是在中央辦公廳工作的多數幹部，雖說都是為毛澤東及中共幾位最高領袖服務的，他們直接接受由毛澤東等領袖那裡派下的調研任務或文件起草工作；他們經手的東西，經常要送給毛澤東等領袖過目；毛澤東等領袖審定的東西，也要經他們的手傳出。但在很小的範圍內，和毛澤東共處，機會還是非常有限的。因此，除了舞會，他們都是在這個游泳池中，得到和毛澤東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最初時間似乎沒一定，有時在大家游的時候，他就來了；也有時在大家都退場後，他才來游。那時，毛澤東和大家見面的情況多一些。

　　要論泳姿，毛澤東遊得並不很漂亮，半像仰泳半像側泳，暢遊之前，他習慣在水裡打幾個滾。然而他水性好，能做一系列別人難以效仿的水中絕活。首先說潛水，毛澤東不僅潛在水裡的時間長，還能既不浮出水面，又不沉入池底，擺出類似打坐的姿態，靜止不動地懸在水中間。“毛澤東還能直立在水中，一動不動。我們都不能像他那樣立住，這也是毛澤東的水中一絕。”劉源說。他在水中休息時，也多姿多彩。李紫陽回憶說：“他能兩臂枕於腦後，平躺在水面上，或仰視蒼穹，或閉目養神，還能把一條腿蹺到另一條腿上。我還見過他躺在水上吸煙，把煙灰缸放在胸前。”有時平躺的時間長了，他就會變個姿勢。據陳曉魯回憶，毛澤東踩水也特別棒，當用力的時候，整個腹部都能浮出水面。每看到毛澤東亮出他的精彩絕技，圍觀的人們便會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在一般情況下，游泳的人們看到毛澤東下水後，通常會在池中讓出一塊空間，或坐在池邊，觀看毛澤東在池中自

　　由地戲水。看到這種情景，毛澤東往往不太高興，揮動着雙手，招呼大家：“這麼大一個池子，就是讓大家一塊兒游的嘛！一兩個人游有什麼意思啊，人多才有意思嘛！”如果大家還不動，他就會突然游到岸邊，拖人下水。如果被他拖的人掉入水中，他就會開心地哈哈大笑。進入池子裡的人多了，毛澤東還會和大家一起戲水，說上幾句話。小孩子們的情緒，也被毛澤東的催促撩撥起來了，紛紛跑到跳台上，接二連三地為毛澤東表演跳水。

　　不光是中共領袖們，在中南海工作的幹部們也對游泳興致盎然，游泳池更是居住在中南海裡面的孩子們的嬉戲樂園，游泳池裡的歡聲和喧鬧，多是孩子們製造的。像那座 10米高的跳台，幾乎是沒有人問津的，第一批冒險者，是已經上初中的男孩子們，他們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紀，敢於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周延安還在讀小學的時候，就出奇地膽大。他看見比他大的康輝、吳陝立、朱和、張雲嘉等，都攀上了 10米高台，從上躍下，在贏得旁觀者的驚嘆時，便也鼓起了一試的勇氣。孩子們玩水，能想出各種各樣的花樣。其中一種，就是疊羅漢。在淺水疊好，往深處走，看最深的地方能疊多少層。但常常是剛淹沒第一層不一會兒，就因為重量不夠，都漂浮了起來，始終沒疊到第三層。

　　和毛澤東特別熟的孩子，在他身邊更顯得隨便。毛澤東常常游一陣後，仰在藤椅上休息，李延梅就過去幫毛澤東掏耳朵。李紫陽說：“有時看見毛澤東眯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似的，就悄悄過去，撓他的腳心，跟他逗着玩，可其實他根本沒睡。”然而，不知是不是因為孩子們的嬉鬧影響了毛澤東遊泳，抑或是什麼別的原因，也不記得從何時起，游泳池的管理員得知毛澤東要來游泳，就要進行清場了。游泳的機關幹部們一聽管理員招呼，就都上岸更衣，離開游泳池。他們都理解：游泳是毛澤東的特殊休息方式，而且有時中央的其他領導人因急於處理公務，也會追到游泳池來找毛澤東商議。為了不打攪毛澤東的特殊休息和處理突然公務，一聽到招呼，就會自覺地退場。也許是為了不影響大家游泳，毛澤東到游泳池的時間，多數是在大家游泳結束去上班後。

　　到了 50年代的後期，毛澤東有時就住在露天游泳池旁邊的室內游泳池。仲秋之後，天氣微寒，毛澤東就在室內游泳池游泳。由於身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喜歡游泳，結果帶動得中共其他領導人都對游泳產生了很高的興趣。一些不會游泳的人，甚至以最快的速度，學會了游泳。這方面的典型，就是對毛澤東最忠誠與愛戴、又肩負保衛毛澤東責任的羅瑞卿。大約是在 1963年和 1964年之間，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游泳的倡導，而且提出要到江、河、湖、海中去鍛煉，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中南海里的游泳之風更盛了。

　　中南海里那麼多的機關幹部，那麼多的工作人員，還有那麼多的警衛戰士，當然還有那上百個孩子，若都擠在一個游泳池裡，連站都站不下，更別說游泳了。所以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幹部和家屬孩子，很少到中南海游泳池來游泳，而一直在南海游。許多覺得在游泳池憋屈的人，也喜歡到自然水域去游泳。最開心的要數孩子們，這裡比游泳池水域不知要空闊幾許，游起來無拘無束不說，隨便怎麼折騰，也沒人干涉。那時以健康為美，游泳時更看重是誰曬得黑，游一會兒，就爬到木台子上，或者上岸在岸邊水泥地上，趴着曬太陽。然後就比誰最黑，還用指甲在皮膚上劃白道，看誰黑白反差大。機要室的幾個女孩子，好幾個曬得特別黑。

　　20世紀 60年代中期的一個暑假，毛澤東還和侄子毛遠新有一個以游泳為主題的談話。毛澤東再次提倡到大風大浪中游泳，並要毛遠新天天去游泳。

　　在1961年的第二次廬山會議上，中共中央在取得不能再猶豫，必須毫不動搖地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共識後，雷厲風行地實施國民經濟大幅度調整。此後的一年裡，國民經濟得到較明顯恢復。1962年10月，中共中央即滿懷信心地宣告: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度過，中國城市、農村的經濟形勢正在逐步好轉。

　　孩子們感覺到大人臉上的愁雲在漸漸褪去，在困難嚴峻的時候，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心情沉重，圍繞在他們身邊的幹部們也常常鎖緊了眉頭。艱難的時候，究竟嚴峻到了什麼地步；形勢好轉，又回復到什麼水平，孩子們並不清楚。只是從長輩們眉宇的凝緊和舒展，從飯桌上糧食菜蔬的匱乏和富足，感覺到這幾年間曾有的變化。

　　肚子能吃飽了，有些油水了，就有勁娛樂了，就有心思旁顧溫飽以外的事物了。多數還沒有離開中南海的孩子（許多上大學或參加工作後的孩子，就不太呆在中南海里了）都說,從1963年到“文革”前夕那一段，是最陽光明媚的日子。在這段時間，比較大的一件事情，是以讀高中的男孩子為主，組織了個自命為“唰隊”的籃球隊。因為光是高中的孩子自己玩不起來，就容納了一些初中的孩子。中南海里有好幾個籃球場，一進西門就並排有兩個籃球場；國務院工字樓北面，有籃球場；中央警衛團大禮堂前，也有籃球場。開始是孩子們自己玩，後來覺得和別人比賽，有對抗和輸贏才調動得起來情緒，就找機關幹部、中央警衛團各區隊的戰士打比賽。一比賽，就得有個組織，“唰隊”就這麼從無形到有形了。經過一段時間訓練比賽後，“唰隊”贏機關幹部，贏中央警衛團下面各大隊、區隊的警衛戰士，已經毫無問題。接着就尋找更厲害的對手，和中央警衛團的“東風一隊”叫陣。

　　男孩子的遊戲，除了打球之外，就是打仗。畢竟大一些了，打仗也就不再是小時候的騎馬打仗，拿着玩具槍比比畫畫了，總要玩點仿真的，有那種子彈打在身上效果的武器。這就是彈弓槍，可以把用紙疊的紙彈彈擊到人身上，那時叫“崩弓槍”。崩弓槍有各式各樣的，手槍型的便於攜帶，每個孩子都會在口袋裡揣兩把。它的缺陷是橡皮筋伸縮的距離短，彈射的力量小，只適合近距離擊打目標。長槍型的不好攜帶，只有在專門玩崩弓槍戰時端出來，適合於打陣地戰。國務院這邊做崩弓槍水平最高的，是張寰。他說他嘗試過做機關槍型的，末端有幾個卡頭，能上一排紙彈，想打連發。但一試用不能打，一個擋一個打不出去，實驗後發現最多只能做兩個卡頭，打兩發。西樓這邊崩弓槍做得好的是周延安，“我們這邊好多孩子的槍是我幫助做的，扳機用鋼絲，彈性更好。我們還找一些彩色的細軟電線，把槍纏得外觀很美。我們不光是這邊的孩子分兩撥打，還到國務院那邊，找張寰他們打。”

　　玩這種遊戲的都是男孩子，惟一的例外是李紫陽，她也跟着男孩子們，玩這種有殺傷力的遊戲。她說：“我淨幫着他們疊紙彈，一疊就疊半書包，打仗的時候，我背着書包幫他們裝紙彈。”要想打得准，不僅要求崩弓槍做得好，紙彈也要疊得硬一點，才不發飄，但打在臉上生疼。還有的人想出來做“毒彈”，在紙彈上塗上墨汁，打之前往上吐點唾液，打在衣服上，就會留下一個黑點。為了找好紙做紙彈，每逢懷仁堂演戲、演節目，孩子們都儘量早早地進去。演出前，服務人員會在每個座位上放一份劇情簡介或節目單，這種附有劇照的簡介或節目單的紙很光滑，也很硬，是疊紙彈的好材料。孩子們早進入，就是為了斂簡介或節目單。

　　如今在北京，已經見不到這種顯得過於簡陋的遊戲了，不知什麼地方的兒童，還在延續着這種遊戲。五六十年代，遊戲的種類有限，平民和所謂的高乾子弟玩的都是一樣的，都是平民遊戲。比如彈球，比如“官兵捉賊”，比如打崩弓仗，比如拽包，還有女孩子玩的跳猴皮筋，羊拐等。中南海的男孩子，幾乎都參加過這種遊戲，在回顧往昔時，大都說到了打崩弓槍仗的經歷。現在想來，這種遊戲還是比較危險的。回想中南海里那麼多孩子玩，打了好幾年，居然沒有誰的眼睛因此而受傷，也真是一種萬幸，一個奇蹟。

　　男孩子們稍微文靜一點的娛樂，是下軍棋和玩飛行棋。軍棋有明暗兩種下法，明棋兩個人下，棋子攤開，從總司令到工兵，一級吃一級，誰先奪取對方的軍旗，誰就贏了。暗棋規矩也一樣，只是互相看不見對方棋子的官階，吃子時由公證人裁決。飛行棋是一人幾架飛機，擲色子行棋，看誰能先占領對方的機場。“那時我們挺迷這種棋，相約到誰家去下，幾個人一下就下到半夜。到誰家下，誰就得負責招待，我印象是我到張寰家、良翮家的次數比較多，中南海外邊是陳元家去得多一些。那時小孩都覺得人家的東西好吃，隨便有點什麼吃起來就挺香。”陳曉魯說。

　　張寰說:“我家有吸引力，一是自由，大人不干涉;二是我家吃的東西多一些，爸爸媽媽就供養我這麼一個孩子，經濟條件比較寬裕。”“我聽曉魯說你家有巧克力，不是一塊一塊的，而是一大坨。一坨特別大，得拿刀子剁，錘子砸開，弄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吃。你爸爸在財貿辦，是不是通過外貿系統買的這種巧克力？”筆者問張寰。“和我爸爸在財貿辦有一點關係，但不是通過外貿系統買的。有一家食品廠從國外引進了一套巧克力加工設備，生產巧克力糖。請有關領導去參觀，我爸爸也去了，廠里賣給參觀者一點半成品，因為當時不能賣成品。大坨的巧克力是做巧克力糖的原料，價格也比成品便宜，我爸爸買了不少。那巧克力特別硬，剁、砸半天，只能弄下一點一點的小碎塊，挺禁吃的。”“那時，我們是互相輪流，到誰家誰招待。開始到曉魯家時，他說他們家沒有別的，就吃這個吧。我們一看，是伊拉克蜜棗。後來老是這個，他肝炎可能就是被這玩意兒傳

　　染的，當年有這種說法。到劉源家，更可氣。每次到他家，他就拿出糖精片、小蘇打、檸檬酸什麼的，讓我們自製汽水喝。”對昔日中南海男孩子間的事，張寰記得最多也最清楚。

　　劉源也承認:“當年我們家的經濟條件很不寬裕，我也只能拿出這些招待朋友。”關於這一點，劉亭亭的同班同學曾自也有記憶。她們雖然都住中南海里，也見過面，但沒什麼來往。直到上師大女附中後，因為在一個小隊，又都負點責，有時在一起商量小隊工作，才漸漸熟悉起來。“剛入學時，班裡的學生幹部是由老師指定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的女兒被任命為中隊長。劉亭亭和我在一個小隊，分別被指定當小隊長和小隊副。劉亭亭的學習很好，特別是英語，後來由同學自選班幹部時，她被選為中隊學習委員。”一次，她們在寶光門外碼頭邊的亭子裡研究小隊活動事宜。研究完了，便扯起了女孩子的話題。曾自認為劉亭亭的寬背帶裙子好看，亭亭告訴她是人家送的布料做的，挺一般的。冷不丁，亭亭冒了一句:“其實，我們家生活挺緊張的，條件也許還不如你們家呢。”曾自在追溯往事時說：“當時我聽了她的話有些不相信，共和國主席家的條件能不如我家？”

　　說到劉少奇的幾個女兒的衣着，大家都覺得打扮得最漂亮的，要數劉濤。曾自的姐姐曾立說:“那時就覺得劉濤像小公主似的。”劉源說:“濤濤在我們家的孩子中，應該說是相當聰明的。只要一用功，她的學習成績就能上去，她的弱點是不能始終保持這種狀態。”劉濤上大學時，和當時多數領袖的孩子一樣，被動員選擇理工科，她進了清華大學的自動控制專業。但是劉濤對自控專業興趣不大，她比較喜歡文學歷史，加之身體不太好，一度學習成績不甚理想。在這種情況下，劉濤提出要轉學別的專業，但劉少奇、王光美不同意，他們覺得不應稍遇挫折就退縮，當初對劉允若就是這樣嚴格。然而在一次和毛澤東相遇時，劉濤將自己的這些情況和想法，毫無顧忌地講了出來。

　　一向比較關愛孩子的毛澤東，聽了劉濤的訴說後，就給王光美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讓孩子學習她有興趣的東西或許好些。劉少奇看了毛澤東的信，非常吃驚，他沒想到毛澤東會這麼認真地過問自己女兒讀書的事。他把女兒叫到身邊，進行了耐心的教育，講明年輕人要經得起挫折的磨練；同時嚴肅地指出:“毛主席是黨的領袖，有很多大事要考慮操心，你怎麼能為個人的一點小事去打擾毛主席呢！”後來，王光美又專門給毛澤東回了一封信，對劉濤轉學的事做了解釋，說明轉學並不是絕對不可以，主要是從嚴格要求考慮，不能憑一時興趣，要做認真負責的選擇。毛澤東看信後，在見到王光美時說:“你們的考慮是對的。”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劉少奇家的孩子，在毛澤東面前很無拘無束，能毫無忌諱地談一些內心的真實想法。劉源也說：“那時我們幾個孩子和毛澤東相處顯得更輕鬆隨意，而和嚴肅有餘的父親在一起時，則顯得有些拘謹。”李訥在小的時候，能夠親昵地叫毛澤東:“我的小爸爸。”但越長大，毛澤東對她的要求越嚴格，她兒時那種無忌親昵漸漸褪去。但毛澤東對其他人家孩子，卻老保持着那種對童趣的興致和寬容。“每當毛澤東見到我們幾個孩子在一起，他就打着手勢逗我們，把手掌擺平了移動，說這是平平;一隻手食指抵着另一隻伸平的手掌，即暫停的手勢，說這是亭亭;用拇指和食指握成一個圈，說這是源源。”有一次，王光美帶着孩子去跳舞，毛澤東也到了舞場。剛剛兩歲的小女兒劉瀟瀟，跑到毛澤東跟前，一動不動地直盯着他看。平平、源源、亭亭都說:“你怎麼不叫伯伯啊？快叫伯伯。”毛澤東卻說:“別打攪她，她在觀察世界呢。”“每逢這種時候，毛澤東是多麼的和藹可親哪！”在追溯完這些往事後，劉源如是感嘆。

　　 也是在那段陽光明媚的日子裡，孩子們眼裡由內而外都是最華美的居仁堂，不知為什麼被拆除了。對此孩子們都感到非常惋惜，因為這幢建築的里里外外，常常掠過孩子們的身影和笑聲。

　　在居仁堂南門外走廊下的水池裡，有許多蝌蚪，也不知是放養的還是自然生長的。孩子們還經常悄悄溜進居仁堂，那裡面連通道都鋪着地毯，通道的兩邊還擺着一尊一尊的銅鑄像，都是動物的造型。樓里有些門窗上鑲的玻璃是彩色的。因為這幢樓里外都和別的地方的建築有着明顯的差異，所以走到這裡就老感到被裹進了神秘的氤氳之中。哪裡都敢闖的周延安就說，他在一樓樓梯旁邊，還發現了一條暗道，可以從前樓通到後樓。

　　沿居仁堂的外牆下，有的地方堆疊着假山石，在石頭的縫隙里，有幾個特大的馬蜂窩。中南海的許多老房子的房檐下，或樹枝上，都有馬蜂窩。而男孩子一項展示勇敢的壯舉，就是捅馬蜂窩。周延安說：“那時我和沈小珂、小風、小雨，朱德的幾個侄孫，賴衛國等，常常披着雨衣，帶上幾瓣大蒜，就去捅馬蜂窩。衛國的妹妹，郭柏玲等女孩子就躲在遠處看。被馬蜂蜇着是真疼啊，我們就用大蒜汁塗抹，止痛消炎。”

　　那個時候，那個年紀的男孩，常常以某種冒險的行動，來顯示自己的勇敢，樹立英雄形象。像捅馬蜂窩，在牆頭上比誰走得快，從別人不敢跳的高度往下跳等等。吳繼光說 :“我們工字樓附近的鍋爐房有個非常高的煙囪，有一次我爬到煙囪頂上去了。結果被大人看見了，招呼得煙囪底下全是人，我媽媽也被叫來了，大家都看着我一步一步地下來，媽媽嚇得腿都軟了，坐在地上。回家後，我挨了一頓揍。”“我們那時有一種娛樂，叫‘遠征’或者叫‘探險’。”賴衛國說 :“就是到處走，崗哨不讓過就繞道，門堵死了就翻牆，反正是想辦法把中南海的每一個角落都走到，每個地方都看一眼。除了走陸路，還找地下管道，流水的暗道。”“就在收發室南面院子裡的鍋爐房下面，有四通八達的熱力管線。看了電影《平原游擊隊》裡的地道後，我們就踅摸到這個地下管線了，那時《地道戰》還沒拍出來呢。我們壯着膽子在裡面摸，發現可以從鍋爐房通到二組、四組和丙樓、丁樓。”當年遠征隊的隊長周延安敘述道。

　　以機要室的孩子為主的遠征隊，隊伍時而大時而小，男孩賴衛國、吳小立、沈小雨、王京曉、王海黎、閻長偉、蘇培、王非、郭六一等，女孩賴衛民、賴新民、郭柏玲、光芝、閻群、蘇玉蘭、王燕翎、楊素明、李小雪、劉亞非、吳幼立等，有時有你沒他，有時有他沒你。經歷過這樣的探險和遠征後，中南海里哪有點什麼建築，有點什麼稀奇的東西，都知道了。周延安等就在南海的西北角，發現了中南海的冰窖。“北有花窖，南有冰窖。”他說道。秘書室的孩子也是如此。中南海後來有些院落住人，有些院落沒人住，孩子們都鑽進去探個究竟。發現是沒有人住的院落，就作為以後遊戲的場所。

　　中南海以海命名，在這裡面，自然就少不了和海相關的故事。中南海里魚多，有魚就有垂釣的趣事。

　　劉少奇、朱德，都有在中南海垂釣的照片，但他們好像還稱不上有此嗜好，只是偶爾換一種休息的方式。朱援朝說 :“我爺爺有幾根非常好的魚竿兒，是外國友人送的。”倒是中南海外的幾位老帥，特別愛釣魚。他們住得離中南海不遠，中南海里又比較清淨，就常常到中南海里來垂釣。住在國務院這邊的孩子，看到來釣過魚的老帥有聶榮臻、賀龍，還有葉劍英。聶榮臻來的次數多，釣魚的水平也不錯。他釣上來魚也不拿走，而是摘下鈎，把魚又放回海里。釣魚水平最高的，大概要算賀龍，他有時在釣完之後，也把魚通通放掉。據陳曉魯回憶，他父親在中南海釣魚的癮頭，還是被葉劍英勾起來的。

　　有一次，葉劍英給陳毅送來好幾條大魚，說是在中南海里釣的。陳毅聽說是中南海里釣的，頓時來了精神 :“我也去釣他幾條。”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他提着釣魚竿兒就到海邊釣魚去了。但是陳曉魯說他爸爸釣魚的技術“實屬下乘，主要是沒那個耐性。”那天他去釣魚，在一個地方坐了 5分鐘，見沒魚上鈎，就說 :“這個地方不行，恐怕沒有魚。”就換了個地方。約莫呆了 10分鐘，他又急了：“怎麼還不上鈎呢？”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裡，他挪了四五處地方，還是一無所獲。他終於不耐煩了，對司機李師傅說：“請你幫我看着竿兒吧，我還是下棋去。”魚沒釣到，癮卻被勾起來了，有空兒不管釣得到釣不到，陳毅偶爾還是會到海邊，端着竿兒坐上一陣。和陳珊珊同學的石小林回憶說 :“有時陳毅釣魚，我和陳珊珊就在旁邊看。一次陳毅釣着一條大魚，提了半天竿也提不上來。管船的老張頭看見了，跳下海把魚給抱上來了。陳毅看了看鼓動着鰓的大魚，說放了吧，就又放回到海里去了。”

中南海里的魚有專人餵養，一般是不允許釣的，有一陣子為了強調這一點，管理人員就在海邊插了一些寫着“禁止釣魚”的牌子。但領導人偶爾為之的消遣，並不禁止。有一次，吳繼光在海邊玩，看見陳毅來釣魚。陳毅走到海邊，發現了一塊寫有“禁止釣魚”的牌子，他自言自語:“禁止釣魚，這就是說我不能釣魚了？”旁邊的人解釋說:“別的人不能釣，您釣是可以的。”站在不遠的吳繼光聽見陳毅聞此發了脾氣:“不允許別人釣，那我怎麼能釣呢！如果允許我釣，那別人也能釣！”於是，他把牌子拔了出來，扔到一邊去了。陳毅這麼一喊，有一陣子對釣魚管得就不太嚴了。但沒多久又不讓釣了，不過再沒插牌子，而是經常有人在海邊巡查，看到有誰釣魚，就把魚鈎、魚線沒收了。

　　孩子們大了一點，看見大人釣魚，覺得好玩，也學着釣魚。買點魚線，買幾個魚鈎，雖然是幾毛錢的事，但也要攢一陣子才能攢夠。然後就找個竹竿兒，拴上魚線，弄個乒乓球當魚漂。吳繼光說:“一釣我就喜歡上了，老躲着巡查的人偷偷釣。有時被抓住了，魚線、魚鈎被沒收了，免不了傷心老半天，那時攢點錢買魚鈎、魚線不容易呀。當然也有開心的時候，中南海的魚特別大，多是鯉魚和草魚，我釣過一條最大的有15斤。那麼大一條歡蹦亂跳的魚被你釣上來，真有點激動。”

　　更快捷的方式是做蝦筐。這樣撈上來的小魚小蝦都很小，孩子們就用玻璃罐頭瓶養着玩。“你記不記得中南海里的魚，常常躍出水面？我們划船時，還遇到過魚跳到船里來的情況。”吳繼光問筆者。“我曾經看到過群魚亂跳的情景，不過這是人為的。就是懷仁堂後面搞工程的時候，許多工程兵戰士午飯後就都下海游泳，他們人多，游得不規範，都是狗刨式，打得水撲通撲通的，驚得魚在水面亂跳。結果他們就打魚，好多受傷的魚都漂在水面上。有些司機、警衛人員的孩子，就把魚撈回家。我還幫他們撈過，魚特別大，直徑六七十厘米的鐵盆，放兩三條就滿了。後來那些戰士大概都挨批評了，也不在海里瞎折騰，也不打魚了。”

　　挨着紫光閣西面有一個小禮堂，是國務院這邊演節目、放電影的娛樂場所。和紫光閣比，它雖然是個低矮的陪襯，但裡面的面積比西樓電影放映室可就大多了，西樓這邊放內部影片不讓孩子進時，平時在西樓看電影的孩子，就會轉移到國務院小禮堂來。就是這個小禮堂，也給孩子們帶來許多歡樂，說起它腦海里就會浮現出讓人開懷的趣事。陳曉魯說：“只有在星期六、星期天在小禮堂看電影時，一些在不同學校上學，平時不太見面的朋友，才能聚集一堂。”在這裡看電影，也沒有對號入座的規矩，好朋友們都靠在一起。常常是一邊看電影，一邊聊天胡侃。侃到興致高漲時，就會編造出一些新聞或能博得一樂的什麼事件來。

　　李先念的兒子李平平的自行車丟了，是被人偷盜的，住國務院這邊的好多孩子很快就都知道了。一天看電影時，李平平又跟坐在身邊的陳曉魯說起這件事。大概是電影曲折的情節，誘發了陳曉魯的想像力，他煞有介事地對李平平說：“你可得小心點，這可不是簡單的丟車小事。你的自行車不久就可能被找到，但那時車子的鋼管中都會裝上炸藥……”不出一個星期，這個玩笑就在孩子中當真事兒傳開了，到處傳說李平平的車被人偷了，又被裝上炸藥送回來了。後來還有人繪聲繪色地把這個消息傳給陳曉魯，他只好強忍着笑，把這自己製造的新聞再聽一遍。男孩子就是這樣找樂子。

　　和西樓的放映室一樣，這裡面積雖大，但通常看電影的人並不很多。國務院的領導也在這裡看電影。於是，這裡也有領導人和孩子們之間的趣事。譚震林的小兒子譚小旭，小時候特別淘氣，也特別逗人。蕭遠音說:“他老有一種表演的欲望，要是在開映前到場，常跑到台前不邀自演起來。不過他的節目總是老一套，表演日本鬼子進村，兩手比畫着像端着三八大蓋，走來走去，把大家逗得哈哈一樂。”聽蕭遠音這麼一說，筆者眼前立即浮現出譚小六模擬端槍的模樣。我們在西大灶吃飯時，就多次看見他在西大灶食堂的舞台上表演這一套，原來他還把這節目搬到了國務院小禮堂。“如果進場晚電影已經開映了”，蕭遠音接着說:“他就把燈一開找位子，找着了再關燈。他那時候年紀小，也不太懂事，大家對他也很寬容，一開燈就知道是他來了，大家也不吱聲就過去了。”“國務院小禮堂也會放內部電影，這時就支一塊小黑板，寫上‘內部電影，小孩勿入’。我們有時候偷偷地從窗戶或別的地方溜進去看;有時則有組織地鬧、抗議，非要進去看，跟管理人員胡攪蠻纏。”石小林說。在禁止小孩入場的情況下，有時候孩子們設法進去了，但也常有進不去的時候，不免憋一肚子怨氣。

　　 童小鵬從紅軍時期就受李克農影響，喜歡上了攝影，開國大典時他帶着攝影機和照相機兩套傢伙，拍下了一些珍貴鏡頭。陳曉魯和國務院的好多孩子都到童小鵬家看過電影，放映員就是童非非。他說:“多是美國二戰題材的片子，還有一些外國的動畫片。在他家裡放映時，童非非也找來一塊木板，在上面寫上:‘內部電影，大人勿入’。然後支在門外，感到特解氣。”

　　讀書，也是中南海里多數孩子的一大樂事，這和中南海的氛圍有着密切的關係。

　　伴隨毛澤東左右12年的中共中央主席辦公室秘書林克，在回答毛澤東最喜歡什麼的提問時答道：“我在就此做了一番思考和比較之後感到，他最喜歡的是讀書。”毛澤東不僅自己以執卷為樂，還頻頻倡導讀書。在他周圍工作的中央辦公廳的幹部，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響。像後樓、政治秘書室這些

　　單位，讀書、寫作就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幹部們只苦於讀書的時間太少。

　　毛澤東之外，整個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成員，都有很深的文化底蘊。深層次的這裡就不說了，僅從表象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都有藏書頗豐的書房。住在中南海里的幾個中共大秀才，也都藏書驚人。書櫥成行，也是中宣部幾個負責人家裡的特色。在這樣的環境裡耳濡目染，交叉影響，怎麼可能疏遠書呢。而好的、成為經典的書籍，只要你親近它，它就會給你帶來無窮的樂趣，拿起來就不忍釋之。而中南海里又有着非常便利的條件，西樓、國務院兩邊都有圖書館。

　　有一段時間，《紅岩》女主角之一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的兒子彭雲，成為先進少年的樣板，他的成長曆程被反反覆覆地宣傳。其中有一段，敘述他如何克服上課偷讀小說的“痼疾”。那時我對書籍還沒產生興趣，對彭雲上課時總忍不住要偷看幾眼小說，感到實在難以理解，書籍有這麼大的魅力？但是，當我嘗試着讀了幾本大部頭後，便深深體驗了什麼叫做欲罷不能。後來，媽媽幫我從圖書館借了許多書，主要是中國的現當代文學作品，如《紅旗譜》、《敵後武工隊》、《烈火金剛》、《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暴風驟雨》、《野火春風斗古城》、《紅岩》、《創業史》，還有《紅旗飄飄》叢書。爸爸和叔叔們向我推薦的，多是家中自藏的傳記一類的書，像封面有木刻的飛行員招手的《真正的人》；一個女人頭像，下面紅底白字的《古麗婭的道路》；封面是士兵頭部塑像的《普通一兵———亞歷山大·馬爾特洛索夫》；淡藍底色，邊上有卓婭整身塑像的《卓婭和舒拉》；有描寫俄國抗擊拿破崙入侵的傳記小說《巴格拉齊昂》；還有那部最著名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等。自從迷上這些書籍後，我幾乎每天都看到12點以後，聽見大人下班陸續返回院子的腳步聲，才熄燈就寢。那時這樣作息，閱讀了遠不止這些書籍的孩子，還有許多許多。

　　在那些日子裡，還有一件讓當時讀中學的男孩子興奮，並在爾後幾十年間常常驕傲地加以回顧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南海里穿着軍裝，挎着五六式衝鋒鎗，像中南海里的警衛一樣，在哨位上站崗。追起此事的始作俑者當屬劉源。劉少奇對子女的政治成長很關注，劉允若剛從蘇聯留學歸來，劉少奇就對他說:“你應該儘量爭取到農村、工廠、部隊都鍛煉一下，這對了解中國，接觸廣大群眾，和使自己成熟起來，有好處。”這番話雖是跟劉允若一個人談的，但要求則是對家中全體孩子的。劉源偏巧聽到了父親和異母哥哥的談話，覺得很對自己心思，進出中南海從崗哨身前走過，對軍人的戎裝和威武心儀久矣，便向父親提出在假期到部隊鍛煉的要求，父親隨即表示支持。劉源把這事告訴了一起玩的朋友，大家便都向各自的父母請求，幾乎都從長輩那裡得到了支持和鼓勵。

　　中南海里有警衛部隊，為到軍營鍛煉提供了便利條件。暑假來臨，經幾位家長出面，劉源、董良翮、李勇、李平平、張寰都進了中央警衛團。當別的孩子看見他們挎着槍站在哨位，流露出羨慕的眼神時，他們內心便漾起特別的得意和滿足。在這群好朋友中，惟有元帥的兒子陳曉魯當年沒撈着神氣的機會，而其他穿上軍裝的孩子，反而都是父親早已不在軍中任職的。陳曉魯說，這是因為他媽媽張茜對孩子到部隊不甚贊同。她對陳曉魯說：“你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學習。放暑假期間，應該利用時間多看看書，或隨父母外出走走，多長點見識，當兵可以待畢業以後嘛。”

　　 軍營的生活規律而緊張，在軍營鍛煉的孩子，和軍官們同吃，同住，同出操和訓練，按規定的時間站崗。和軍官們一樣，這也許會被猜疑是不是受到了照顧？其實不然，因為孩子們所在區域的警衛工作，都是由幹部大隊負責的，值勤的警衛都是少尉以上的軍官。雖說周圍都是軍官，但來鍛煉的孩子，一律穿士兵的軍裝，掛列兵的軍銜。稚嫩的身板，列兵的軍裝，往哨位上一站，還是挺顯眼的。

　　據張寰記憶，國務院區域的孩子最初站在周恩來辦公居住的西花廳後頭，北面是北大醫院正對着的中南海圍牆。“這道牆和西花廳之間有個夾道，我開始就在那兒站崗，誰也看不見。”在那個哨位站崗，穿着軍裝卻沒有槍。連槍都挎不上，還算什麼當兵啊。於是張寰等就提意見，請求換個地方站崗，希望挎上槍，在有人的地方亮亮相。後來，經所在的區隊同意，他們被安排到門診部後面北海大橋西橋根的哨位站崗，挎上了五六式衝鋒鎗。家住國務院區域的孩子，都知道有時有人從北海大橋上往中南海里跳，這個哨位的部分職責，就是觀察大橋上的動靜，有人跳下來，哨兵就划船去救人。

　　孩子們到部隊鍛煉，是在1964年，之所以能記得那麼清楚，是因為趕上了當年大比武的尾巴。大比武之風也刮到了中央警衛團，而且團里除了要求射擊、擒拿等軍事技能過硬外，還要練背功，背經常出入中南海的汽車的車牌號。背車牌號是中央警衛團的一項硬功，其警衛要求中，就有保障中央常委的車進出中南海通行無阻。如果該攔的車警衛沒攔就放行了，就算一次事故；如果該直接放行的車警衛攔截之後才放行，也算一次事故。到了大比武期間，警衛團的警衛人員，大都能背出三四百個車牌號，見號就能說出是哪位首長的車；或見首長名字，就能說出其專車的牌號。

　　那一年的“八一”建軍節，到部隊鍛煉的幾個孩子，是身着軍裝度過的。張寰記得那天還進行了射擊訓練，晚飯還是軍人大會餐。會餐後，他們接到通知，到警衛團團部去一趟，團政委楊德中要和他們談話。“良翮、李勇、張寰、李平平和我聚齊後，排着隊走到中央警衛團的團部。”劉源回憶說。“此刻，我們已經是上等兵了，而最初到部隊時，讓給我們佩戴的是列兵軍銜。我們參加的幾項軍事技能考核，成績都不錯，平時的鍛煉也還可以，也許是為了表示鼓勵吧，就給我們每個人都授了上等兵的軍銜。”在中南海東南角的中央警衛團團部，團政委楊德中詢問了孩子們到部隊鍛煉的感受。因為孩子們鍛煉期間的表現確實不錯，楊德中一一表揚了他們一番。

　　軍營生活結束了，第一批參加鍛煉的董良翮、李勇、劉源、李平平、張寰，戀戀不捨地脫下了軍裝。然而，他們的嘗試卻勾起了中南海里更多的男孩子投入軍營生活的欲望。譚小光回憶說：“劉源他們第一批當兵站崗，我們都看見了，覺得他們特神氣。第二年聽說還組織，我們就都要求參加。”

　　1965年、1966年，假期要求到警衛部隊當兵的孩子，越來越多，甚至中南海以外的孩子，像當時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的孩子等，也都加入了這一行列。當兵次數最多的，也是劉源，三年裡一次也沒落下。至今依然讓他自豪不已的是，經過多次嚴格訓練和考核，他的軍事技能頗有長進，還榮獲了“特等射手”的稱號。1966年國慶節閱兵時，他甚至成為國旗護衛隊中的一員，邁着標準的正步走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

　　在此後的幾年中，中南海的孩子幾乎全部遷了出去，中南海里原有的景物、原有的人際關係、原有的一切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完）

圖片說明：玉蘭花開紅牆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