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大陸行，最出乎我意料的是一些學者和“獨立中文作家協會”成員對他的抨擊。胡-平、王-丹、劉-曉波、曹長-青、余-傑、任不-寐等人均基本否定了李敖大陸行的意義，朱學勤先生甚至公開表示對其“不屑一顧”，這樣的態度讓我困惑，是不是我輩的看法沒有他們深刻？是不是還有鮮為人知的內幕不被我輩所了解？經過這一段時間學習，《大-紀元》、《看-中國》、《人民報-》等海外網站似乎也沒暴出什麼特別的猛料，大陸主要思想論壇炒來炒去的主要也就是李敖人品方面的破事和“革命不徹底”的批評。對李敖人品方面的質疑，大多沒有超出傅國涌評李敖的那篇文章範圍，這至於讓人產生“不屑一顧”的理由嗎？
人品和動機，不應該成為評價其人言論的依據，這個常識在批評者那裡失蹤，失蹤得如此整齊，仿佛大家事先開會商量過。一向邏輯、嚴謹的思維突然混亂，就象電視插轉台出了故障，人物圖象突然變成了雪花點和雜音。我一直在想的主要問題，不是李敖之行究竟有多大意義，而是這些朋友的反應為什麼出我意料？看不慣李敖麻辣甜酸的自由言論，大可一笑了之，何需如此痛心疾首，仿佛被人端了飯碗。曹長青稱李敖為“小丑”、“流氓”、“惡霸”、“畜生”(曹長-青《評李敖中國行》)的說法，讓人感覺歇斯底里的情緒左右了他的頭腦。
李敖的書，我一向不喜歡讀（《北京法源寺》除外），不是文字表達差，而是因為缺乏思想的原創，讀了和沒讀一樣。但我喜歡他痛快的風格。以說人壞話為主，以愛誰誰的方式說，並且往往對人不對事。老蔣讓他坐了牢，他就一輩子和蔣家沒完沒了，絲毫不考慮小蔣開放黨禁、報禁的“歷史進步性”，犧牲了辨證地分析問題來提升自己形象的機會。老蔣死了，也要被他從地下拖出來鞭屍。其睚眥必報的程度，可以說毫無一個公眾人物應該有的胸懷，和小人無異。然而，我欣賞的就是李敖身上的這種真小人作風，第一因為他是公開的，是真性情，說明了的鬼不嚇人，第二因為我們是一個健忘的民族，用我們川人的話來說，就是“賤皮子”，統治者作惡之後，稍稍把鞭子放低一點，我們就會產生磕頭的衝動，而李敖是記仇的。我們見多了公眾人物把自己的真性情掩蓋在文字後，在公開場合言說時的謙遜、嚴謹、平和、大氣，他們的寫作和思考，常常成為我的榜樣，我從內心感激他們。然而一涉及到自身的切身利益時，往往寬容和平和就象指尖的流沙，悄然滑落，手心裡攥着的只是狹隘、虛榮、和自私。自由主義沒有領袖，不是因為不需要，不是因為學識的匱乏，而是因為沒有人擁有哈維爾或者米奇尼克那樣的胸懷和感召力。
既然這是一個缺乏英雄的時代，退而求次，以小人和流氓的姿態和對抗強權，未嘗不是中國的政治生態所需要的一種景觀。高歌猛進者，不妨唱你的大江東去；低聲應和者，又何必介意聲音不夠雄渾；插科打諢者，不妨將冷潮熱諷繼續下去。我們需要英雄，但既然我們自己人中間產生不了英雄，我們有什麼資格批評一個外人沒有擔當起英雄的使命？
批評李敖太圓滑的言論，是我見過的最可笑的言論之一。在現實條件下，話應該說到什麼程度和能夠說到什麼程度，完全是兩回事情。如果李敖用《九-評》的方式在北大演講，會是什麼後果？當然，李敖不至於被抓，當局再愚蠢也不會蠢到這一步。除此以外呢？第一，北大演講中途由於“信號傳輸”的原因中斷轉播，後面關於“課堂上任何觀點都可以講”等言論，自然就沒戲了，清華和復旦的演講想也不要想了。第二，鳳凰衛視因此而倒大霉，擦邊球遊戲就此歐吾兒。換句話說，李敖一拍屁股可以走人，但給他擦屁股的人卻有一大幫，而且未必能擦乾淨。是不是這樣更過癮？如果你的自由是建立在犧牲朋友利益的基礎上，這種自由不要也罷。我的人生閱歷告訴我，一個聲稱關心全人類自由的人，卻不在乎身邊周圍朋友的感受，這樣的人是可疑的，所以，我理解李敖對劉長樂的在乎。余杰對此進行了完全不同的解讀，他說：“李敖在清華講演的時候，他兩次回頭去看鳳凰台的老董劉長樂的臉色，說我這樣講話安全嗎？這個像是一個公司的雇員，看他的老闆的臉色；也像一條寵物，來看牠主人是不是喜歡牠，牠來撒一撒嬌，看主人的反應會怎麼樣？”（9月29號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林迪採訪報導），余杰的的評論表現出他在理解力方面出現了障礙。暗諷言論不自由的行為，居然被他理解成了寵物撒嬌！
李敖的演講究竟有什麼價值，以至於需要犧牲部分原則來達成被傳播的目的？對喜歡思考的朋友來說，李敖的演講沒任何新意。但對更多秉持中間立場的朋友來說，李敖給他們上了一堂極易消化的常識課。我們必須承認，89以來，在公開場合中，李敖的演講是有史以來最大膽最尖銳的言論，他用北洋軍閥政府的寬容來凸現當今中共的不寬容；他用老北大的獨立精神來抨擊新北大的“孬種”； 他還打着紅旗反紅旗，用毛主席語錄來預言中共註定滅亡。除了李敖，沒有一個人能夠贏得如此大的空間。更重要的是讓人們可以公開關注，甚至官方在此之前也為他造勢，這就使他的言論達到了劉、余、任們無法企及的影響面，這是李敖的圓滑，也是其與眾不同的地方。追求真理的徹底、全面地傳播，最大的可能是導致全面地封殺，而部分原則的犧牲則保護了部分真理的傳播，我以為這是李敖過人之處。在目前環境下，從宣傳自由主義的有效性看，對言論真實性、深刻性的完美主義立場，是言論自由的一大敵人。
不容否認，李敖身上有“犬儒”“機會主義者”“商人的精明”等記號，甚至還有自己說過的話，馬上就可以不認帳的流氓氣質。比如，他一會兒說某某應該消滅，一會兒又說希望某某活一千年，活脫脫跟某某是一個模子裡做出來的，就象胡平說的典型的“玩世不恭的機會主義”者。然而，李敖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從本質上來看，容不下專制，對李敖這個“老滑頭”來說，砸是目的，哄是手段；同樣也被專制容不下，一定有人後悔邀請李敖，也一定有人因此而去背書。李敖北大演講全程轉播後，第二場清華的演講就變成了片段轉播，中間不斷插播其他內容。這說明對李敖的北大演講，有人“很不高興，後果很嚴重”。
當然，我們不要高估李敖之行的意義，畢竟他的隱晦表達損害了思想的銳利，畢竟謹慎是思想的敵人。“兩面三刀”的言論又甚至還引起了包括余杰在內等人的誤會，但如果把他的演講理解成“小罵大幫忙”，我以為是不客觀的，至少當局不會同意這個看法。李敖在講話中，講到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的時候也在北大發表演講。克林頓在演講中引用北大教授胡適的話說，爭取你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李敖說：“克林頓引用這句話的時候沒有引用完，下面還有一句話。胡適說，一個真正的開明進步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獨立個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這些話雖不新鮮，但在公開場合講這番話，對北京大學學子和中國大陸官場的現狀來說，顯然是具有震撼力的。聽到這番話，一定有人的腸子都悔青了，即使李敖夸十句盛世，也抵消不了這一句話所造成的威脅。
在這方面，老外看得比較清楚。《紐約時報》的報導說：中國領導人也許會覺得他們在台灣沒有比李敖更好的朋友了。一個蔑視權威，敢說敢言的台灣政治家和作家主張台灣應該和共產黨中國統一。不過，當中國邀請李先生訪問中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嘗到了對頭台灣的民主的辛辣味道。李敖星期三晚上在北京大學進行的有線電視現場直播的演說中，嘲弄中國領導人壓制言論自由，諷刺北大領導害怕在大學裡進行學術辯論，教學生面對官方的壓制爭取自由的手段。
另一家報紙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說：一個來自台北的熱情支持中國和台灣統一的重要作家和政治活動人士，在星期一結束的狂躁的演講旅行中，把中國當局攪得不知所措。他幹的事情從來沒有其他人幹過：批評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事件是非常少見的。總之，對這次部分知識分子在李敖大陸之行問題上作出的反應，我感到意外、困惑、遺憾。
在警匪片裡，我們常常見到警察由於拘泥於法律程序而不能對某些明知是罪犯的人進行制裁，這時最有效的方式不是依靠法律，而是用流氓的方式對付流氓。比如，沒有搜查證就闖入嫌疑人家裡；或者用金錢收買地痞以打探消息；或者派臥底與黑幫老大建立感情，然後出賣他；甚至乾脆脫下警服，換上蒙面俠客的夜行服，親自去執行上帝的裁決。法律的尊嚴有時也需要流氓的方式來捍衛。李敖是否在教唆走旁門左道，換一隻眼睛看李敖有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