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鼎盛“男色”國風與舉國若狂的“超級女聲”略說
目錄
一,大清男色國風
二,“超級女聲”的異性化傾向
三,“超級女聲”的魏晉風度與漢唐雄風
四,男權壓迫下的“超級女聲”
五,痛並快樂着的“超級女聲”
六,斷裂社會的“超級女聲”
七,有了快感你就喊的“超級女聲”
一,大清男色國風
男同性戀在中國擁有古老的歷史。《韓非子·說難篇》記載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後世常用“分桃之癖”指同性戀。《戰國策·魏策四》說龍陽君“為王拂枕席”,後世用“龍陽”代稱同性戀[1]。
《史記·佞幸列傳》說“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一語道盡帝王多同性戀的事實。漢高祖劉邦佞幸籍孺、漢惠帝佞幸閎孺,兩人“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到了大臣要通過他們向皇上通說詞的程度。漢文帝則“時時如鄧通家遊戲”。韓嫣與漢武帝在讀書的時候“相愛”,宦官李延年“與上臥起[2]”。《漢書·外戚傳》記載李延年擅長歌舞,漢武帝“愛之”,李延年歌舞:“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北方有佳人》歌經過張藝謀電影《十面埋伏》的宣傳廣布天下了。“傾城”出自《詩經·大雅·瞻仰》,在這首刺周幽王寵幸褒姒的詩中有“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語,說聰明的男子立國,聰明的婦人褒姒覆國,紅顏禍水的意思。情人李延年的“傾國傾城”實際是對漢武帝的挑戰,有這樣的絕世美女等待蓋世英雄,漢武帝能不能當這樣的英雄呢?要當英雄,就要冒着千載罵名的危險不顧《詩經》的“傾城”之訓。是大英雄,乃真本色。漢武帝自然不會讓男情人懷疑其英雄氣概,更不會放着美人終老曠野。武帝說:“善!世豈有此人乎?”佳人是李延年妹妹李夫人,漢武帝寵愛有加。李夫人死後,漢武帝作《李夫人歌》紀念[3]。李夫人死後,漢武帝對李延年“愛馳”,誅殺。“愛馳”語在《史記·呂不韋列傳》中另有記載:“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色衰愛弛既指女色也指男色。
《詩經》中的“傾城”貶義,雙性戀者漢武帝硬生生的將“傾國傾城”變為褒義,製造這句話的還是漢武帝的男情人,拍案驚奇。西漢奠定了中國封建政治文化,集封建大成的大清朝在男色上超越歷朝歷代,製造出與女色“傾國傾城”比肩的“舉國若狂”之男色。尤侗《艮齋雜說》:“王紫稼妖艷絕世,舉國趨之若狂。[4]”
清季,以男風指代同性戀。承大明風靡男風之習,士大夫精英階層銜魏晉風度,先秦三代以來寬容對待的男風至此已廣布全國,男同性戀與男女戀並駕齊驅,極盛不衰。清初,江南士大夫逃避政治,男色成為共同愛好,江左三大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皆狎優(優伶,即戲子)。明季江南與京師是男風的兩大中心,清季,男風亦從江南長驅直入京師,晚清京師男色冠絕天下。
袁枚六十歲攜二八嬌男欣然逛大街,人稱“子真如水銀瀉地,所謂無孔不入。[5]”馮夢龍、李漁、曹雪芹、蒲松齡、紀曉嵐等名人都寫過同性愛情或者故事。鄭板橋在《板橋自序》中說:“余好色,尤喜餘桃口齒,椒風弄兒(指孌童)之戲。”狀元畢秋帆寵愛優伶李桂官,袁枚作《李郎曲》,將其稱之為“狀元夫人”。狀元莊培因所好的優伶方俊官,也被稱之為“狀元夫人”,清季史學家趙翼還指控莊培因的狀元因為方俊官而得[6]。詞人陳維崧因情人云郎結婚作《賀新郎》,兩人“ 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如今“休為我,再惆悵。”佳作一出,頓時“競唱人口,聞之絕倒。[7]”男性同性愛已不讓紅顏。貪官和珅與優伶魏長生有着路人皆知的同性戀,野史說和珅和乾隆皇帝也有斷袖之風,正史只說和珅是儀表堂堂的高大美男,沒有涉及乾隆。宋代出現男娼,及明末公然掛牌,有清一朝,相公堂鼎盛,乃至京師青樓成了三流娛樂場所。《燕京雜記》記載男娼“甲於天下”,“妖態艷妝,逾於秦樓楚館。初入都者,鮮不魂喪神奪。”梁紹壬有詩讚曰[8]:
軟紅十丈春風酣,不重美女重美男。
宛轉歌喉裊金縷,美男妝成如美女。
娼字遲至梁代出現。古代娼妓源於歌妓,並且優娼不分,娼是不分男女的。清季男風多為優伶,直到民國,伶人才廢男風。民國期間娛樂業轉向,妓女重新成為主角。“花國總統”等選妓大賽層出不窮,達官貴人嫖娼重新成為主流,張作霖納天津名妓為妾一時傳為佳話,男風馳廢。及新中國立,牛鬼蛇神魑魅魎魍俱絕,風氣大新,妓女妓男遂成陳年舊事。及新世紀,西元兩千零五年胡溫新代,“超級女聲”橫空出世,舉國若狂,時人謂之:“超女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事業上綻放的一朵奇葩 。它的綻開具有革命性的意義。歷史將證明這一點。一些所謂的專家抱殘守缺,凡是人民群眾喜愛的嗤之以鼻,凡是符合歷史進步潮流的心懷叵測,時間也將會證明這種人的下場。[9]”在下觀“超級女聲”,亦如清季良民觀男色一樣,莫辨雌雄,為之側目。至於好事之徒仿中蘇九評論戰的“歷史證明”,在下思慮再三,“超級女聲”未來如何且拭目以待,從過往歷史觀“超級女聲”卻是有跡可尋。歷史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經驗教訓,從“超級女聲”觀國風流變、國柞興衰,或能為和諧社會添磚加瓦,或能美刺一二,作此小文,權做拋磚引玉,聊備一格。
二,“超級女聲”的異性化傾向
“超級女聲”雖然是唱歌比賽,選出的某些超女卻被一些人惡評為五音不全。為超女作歌唱素質鑑定要引來眾怒,但是一般人都能直觀的覺察到超女的選擇並非歌唱為主,而在表演。表演以視覺為主,即“色”,超女顯而易見的包含了女色消費。某些超女顛覆了國人通常的審美觀,好事男性譏笑為“三個超女,一個女生”,再看超女追星族中年輕女性占多數的事實,某些超女抑制了男性的女色消費,張揚了女性對女性的女色消費。
正常態的審美中,男性對某些超女的注視度無法達成其目前的走紅程度。超女不是小丑,以丑悅人顯然不合適。《莊子·則陽》可引為超女註腳:“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漂亮男女天然的更被關注,而美需要張揚才能出眾。《荀子·非相》記載某地男色“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10]”此種男色即以女裝奇服女性化儀態吸引了戰國時期的大批女子,可謂男色的傾國傾城。
超女的表演者是女性,狂熱追隨者主要是女性。如果女權主義者持有的“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女人是後天形成的[11]”依然被堅持的話,從女性所塑造的超女與社會所塑造的超女來看塑造女性的社會文化,必然能從國風流變中感知國柞。男性審美觀就是社會審美觀,這是女權主義“塑造論”的推論,中國的女權主義製造了舉國若狂的超女現象,成功顛覆了男性審美觀與男性話語。女權主義因素引入超女,進一步深入說明超女具有開放性、現代性、進步性。超女作為一次文化活動,經歷了社會廣泛參與投票角逐的過程,對超女的喜愛不分階層、不分男女、不分種族、不分年齡,雖然目前尚沒有可資徵信的超女社會調查的資料與報告,女性對超女“女色”的消費必然是其中內涵,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程度有多大的問題。從正常到正常通常難以得到問題,只有“不正常”與“正常”比較,才能從中發現習以為常所掩蓋的問題。
足球明星貝克漢姆曾經同時榮登英國女性性幻想對象與男同性戀性幻想對象榜首,再加上足球迷所喜歡,構成了廣泛了男色消費。喜愛貝克漢姆的原因各有不同,卻可以齊聚,構成喜愛的男色與其他因素交織在了一起。女性對美女的關注與男性對張國榮、金城武的關注一樣在正常審美觀之內的,至少那些美男看起來先賞心悅目了。超女包含了更大程度的包容。超女秀由歌唱素質與男性審美觀主導,因為最終結果選出某些顛覆其一或兩者的超女來,超女秀才成為一場“不正常”。超女即使包含了女色消費的同性戀傾向,也和英國人消費貝克漢姆男色一樣健康,無需大驚小怪。超女是被選擇出來的,因而即使存在同性戀傾向的女色消費也與超女們無關。在進入討論以前,需要釐清這些問題。
金賽將性傾向化分為七類:
0,完全異性戀行為;
1,主要異性戀行為,偶然同性戀行為;
2,不只偶然的同性戀行為;
3,雙性戀行為;
4,主要同性戀行為,不只偶然同性戀行為;
5,主要同性戀行為,偶然異性戀行為;
6,完全同性戀行為。
產生超女的同性戀傾向來自於以上分類,因為超女現象調查資料的匱乏,不能定量分析是何種隱性力量推動這些超女的產生。超女是一群鄰家女孩,她們太大眾,而超女秀正是娛樂大眾的,推動超女的同性戀傾向即使存在也不占據重要地位。好在本文並不關心超女來源,而是以史為鑑,歷史已經提供了同性戀傾向的社會文化諸多來源。
同性戀產生因素分為情境性的同性戀:因為情境因素或被誘惑,或在隔絕異性的情況下發生;指導性同性戀:誤以為自己有同性戀傾向或者對反傳統的嘗試同性戀,被金錢引誘的同性戀。同性戀心態分為自我矛盾型與理直氣壯型兩種。同性戀表現分為雖然是異性戀,但是潛意識是同性戀的潛隱型;明顯同性戀傾向的外顯型;雖然同性戀,心理傾向異性戀的假性型。同性戀的產生有一部分是被誘導的,同性戀的流行度則受社會文化的影響。除了占據人口少數的先天性同性戀者以外,傾向性同性戀者主要受建構影響,是和女性一樣的被塑造。雖然同性戀分為陽剛與陰柔兩種心理特徵,只有極少數同性戀會有異性化特徵,如異性裝扮等,絕大多數同性戀在外表上無法加以區分。雖然異性化外形的人並非同性戀而可能僅僅是癖好,但是同性戀的影響絕非“異裝癖”可以匹敵的,大眾通常固執的認為異性化傾向是潛在的或者就是同性戀。現代社會雖然寬容對待同性戀,卻有避免過分交往的防衛心理。和一個異性化傾向的同性如果交往太深,好心人就會提醒朋友式的交往不要緊,要避免成為“密友”。這套防衛機制是:既然同性戀“不正常”,對於正常人來說就要避免密切交往,如果還保持密切交往,別人看來則是一對“不正常”,甚至於兩者根本是同性戀,為了避免在別人眼中成為同性戀一黨,與同性戀保持距離成為必要。生活告訴我們存在非常正常的人暗地裡是同性戀的事實,與異性化傾向的同性保持距離成為必須。社會文化認為異性化傾向的人至少是同性戀的潛在同好,需要對此保持警惕,同性戀識別困難則進一步加強了此種警惕性。因此,在社會文化中,異性化傾向就是同性戀傾向,某些超女就有同性戀傾向。這套防衛機制本質是潛在的歧視。
超女首先是投票者的超女,當超女活動結束以後,超女是中國人的超女。無論什麼原因導致異性化傾向超女的出現,當超女出現以後,其中蘊含的同性戀傾向必將對社會文化構成影響。我們不能去未來探詢此種影響,也不能臆斷影響,但是社會文化中同性戀傾向超女偶像的出現和原始部落的圖騰一樣標示了存在——個人意識或者是集體意識的覺醒。作為偶像的超女包含了諸多訴求,這些訴求可以從中國同性戀的歷史中管窺一二,並能從同性戀社會文化建構史中得出種種可供選擇的答案,讓我們不必等待超女影響的歷史發生而知其大概流向。
三,“超級女聲”的魏晉風度與漢唐雄風
女權主義提出“身體-政治”模式,福柯反對女權主義看法,提出“權力-身體”模式。這是兩個向度的模式,女權自女性意識的覺醒出發從身體上升到政治,福柯從社會指向身體,兩種模式互相影響互為交織,只是來源不同,或者說兩者共同作用、封閉建構[12]。
中國的同性戀史從擁有最高權力的皇帝開始,不清楚是皇帝們可以為所欲為還是權力這劑最大的春藥讓皇帝們男色女色共入其無比寬闊的懷抱。權力至少在漢武帝的雙性戀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漢武帝可以這樣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既好女色又好男色。倘若齊宣王再世,也要俯首稱臣了[13]。漢代的霸氣從漢武帝的“金屋藏嬌”、“傾國傾城”與 男女雙色兼收即可一窺端倪。西方同樣不匱乏漢武帝式的君王,愷撒、亞歷山大都是生活靡爛的雙性戀者。漢代皇帝似乎有同性戀遺傳,從劉邦開好男色之風始,僅少數皇帝不好男色。最痴迷男色的當屬漢哀帝。漢哀帝與董賢不但留下了“斷袖”名詞,而且漢哀帝對其寵愛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至想效法三代,禪讓帝位於董賢。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帝王不絕於史,不愛江山愛男色的獨此一家。禪讓被大臣冒死上諫阻攔,漢哀帝數月後病亡,董賢和其妻隨即自殺。司馬遷在《史記·佞幸列傳》諄諄教誨:“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彌子瑕“色衰”,衛靈公“愛弛”,以前分半個桃子吃的“佳話”也成了治罪的理由了[1]。自古美男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司馬遷雖然為佞幸之人作傳,最後的教誨反而有點為美男叫冤的味道,那是司馬遷沒遇到以後的事情,美男亡國論尚沒有事實依據。班固也大發感慨“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並認為“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14]”男色雖沒有重創國柞,寵信男色也亂了朝綱。符堅好男色,慕容沖曾為孌童,以後慕容衝起兵打敗符堅,滅掉前秦[15]。被男情人亡國,符堅當為第一人。
春秋戰國至秦漢,同性戀記載局限在君王,無限權力無疑是同性戀行為的催化劑。魏晉,同性戀流播士大夫階層,石崇與王愷比富,曾經用孌童作賭注。《晉書》載:“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之氣亂而妖形作也。[16]”阮藉歌頌了永恆的同性愛情,《詠懷詩》: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暉光。
悅懌若九春,馨折似秋霜。
流眄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名誓,永世不相忘。
先秦對美男不重視,記載不多,《荀子》所寫的那群讓女人們為之瘋狂的“美麗姚冶,奇衣婦飾”的美男們生活的並不好,“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
魏晉,人生如露。根據統計[17],公元280年三國結束,中國人口1616萬,與漢代頂峰的5959萬相去甚遠,只比夏禹時期的1355萬人口略強一些。到了隋代,人口才恢復到4602萬。除了嚴重的戰亂、自然災害,疫病也奪取了大量生命。從公元208年到梁朝建立前,平均每9年一次疫病,“大疫,死者十二三”、“死疫過半”等不絕於史[18]。著名的“建安七子”一場疫病就死了4人,風流一時飛灰煙滅。建安七子的王粲寫過《七哀詩》[19],曰:“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朝不保夕的生活讓魏晉之士生出許多自戀。此時的美男記載頗多,留下“擲果盈車”、“看殺衛玠”等膾炙人口的典故。《世說新語·容止》記:“潘岳(潘安)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潘安仁(潘安)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劉孝標註引《語林》註解:“晉潘安,美姿容,每出門,老嫗以果擲之滿車”,此即“擲果盈車”。《晉書》中的衛玠上街[20]:“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美男和秀才、美女一樣容易薄命。男人也欣賞衛玠的美貌,驃騎將軍王濟看到他經常嘆息:“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說:“與玠同游,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魏晉大量記載美男如珠如玉,如衛玠“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詩經》中的“玉人”指美貌女子[21],唐以後通常指向女人,只有魏晉喜歡比喻美男。魏晉男色顛覆了《詩經》的“玉人”,和漢武帝顛覆“傾城”有得一比。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喜愛用“玉人”指美男,首先繼承了“君子如玉”的美好品德指稱,以後喧賓奪主的美貌如玉。同時,美女依然如玉,晉初孫綽《碧玉歌》所寫的就是名為碧玉的女子[22]。當“玉人”成為流行,魏晉的女性化審美、女性化行止是鬚眉不讓紅顏了。魏晉風度的藥、酒、文章、清談掩蓋不了生活史中的俱內、私奔、斷袖、自戀。
《墨子·尚賢》說王公大人用人,無親戚也無富貴之人可用,“面目佼好則使之”,願意為美男封以官爵[23]。東漢末年,選才講究氣質,男人的容貌舉止變得重要起來。三國以後女性化審美流行,男人忙着塗脂抹粉。韓子高“容貌美麗,狀似婦人。”何晏“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而且何晏“好服婦人之服”[24]。
美男傾國傾城在中國是魏晉,在西方是古希臘。希臘人熱情歌頌了愛情,這個“愛情”存在男人之間,男女之間只有情慾與利益計算[25]。魏晉與古希臘昌盛的同性戀中,最引人注目的共同點是男子講究儀表,雖然古今中外同性戀各有繁榮,同時講究儀表的止此。
女性的自戀造就了超女,如魏晉風度一樣。但是自戀的超女不可避免的沾染同性戀傾向,而對如此偶像的寬容,正因為時代強盛,並且如盛唐氣象一樣包容萬千。唐代的女子自薦枕席甚於先秦,武則天、合浦公主、天平公主等成群面首自不待言,平常女子也是如此,私奔野合層出不窮,只有當朝如火如荼的“一夜情”可資比肩。唐時長山趙玉之女,在林中遇到一名英武軍官,說: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軍官說:暫為夫可乎?趙氏說:暫為夫亦懷君恩。於是林中歡合而別[26]。強大是寬容的基礎,開放的心態是寬容的觸媒。強大而封閉的朝代則是另一番樣子。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上海某女子定做褲子因褲腳不夠小而要求重做,營業員以奇裝異服之名拒絕。時人謂之:“褲腳做得小一點,皮鞋改得尖一點,初看起來,不過是個人愛好問題,但仔細一想,卻不然。 因為'小'和' 尖'到某種程度,就會變成奇裝異服。 透過衣服、皮鞋等等,也可以看到無產階級與資 產階級兩種情趣、兩種生活方式的激烈斗 爭。[27]”
盛唐氣象是這樣的:商人之妻孟氏家中吟詩,秀美少年跳牆而入:“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墜。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於是孟氏歡合[28]。本朝吟詩的女子少之又少,好在如超女一般唱歌者頗多,若聽到那些愛來愛去的戀歌,少年不妨試試盛唐氣象:“浮生如寄,年少幾何?不如共度片刻之歡!”如果挨美女一個耳光,則可證明本朝尚欠火侯。不知哪位美男願以身相試?
四,男權壓迫下的“超級女聲”
偉大領袖毛澤東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29]”強權彰顯出漢唐雄風,艱難世道壓迫出魏晉風度。異性化傾向超女的出現證明了本朝的強大與開放,以欣賞的姿勢接受。女權雖然得以擴張,卻沒有超越男性社會的包容,構不成革命,甚至連挑戰都算不得,然而造成超女現象爆發的壓迫因素就此解決了嗎?
超女並非第一次舉行,只是去年才成為社會現象。在此之前,“芙蓉姐姐”以火箭般速度成為網絡明星進而被社會廣泛注意具有革命性,數月後,超女才來得及席捲全國。社會工作者一反常態的迅速為“芙蓉姐姐”做鑑定,普遍認為“芙蓉姐姐”認知方面出現偏差,並且自戀程度頗高;網民多多少少的有些社交綜合症,進而吹捧“芙蓉姐姐”肺腑的自戀。“芙蓉姐姐”的表演型人格與自戀,說明她在逃避,有一種力量壓迫她,壓迫到以“沒有任何障礙”的形式表現出來。隨“芙蓉姐姐”跟風的“芙蓉哥哥”純粹是小丑,和周星星同學喜劇片中男扮女裝的著名丑角“如花”扛上了。《世說新語·容止》記載:“左太沖絕丑,亦復效岳(潘安)游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芙蓉哥哥”跟隨“芙蓉姐姐”如左太沖跟隨潘安。其後,超女成都賽區的“紅衣教主”笑倒眾人,成了又一名“如花”,網民直將“紅衣教主”比作“芙蓉姐姐”。“紅衣教主”在超女秀中讓大眾接受她,因為她的主動,被淘汰;“芙蓉姐姐”在網絡中被網民選擇,因為她是被動的,成了網絡明星。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呵,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30]”張愛玲後知後覺,唐代少年早知道人生如寄的。“芙蓉姐姐”出名了,卻是男權陷阱中的掙扎。在男權陷阱中掙扎的還有一脫為快的網絡女寫手木子美之流。男人喜歡女人脫光,一邊滿足色慾,一邊占據道德制高點,木子美之流更能滿足男人而已。所謂出名要早,只是更早更合理的滿足男權的愛好罷了。當女性對男性的投降上升到高度自覺的程度並有“出類拔萃”之處,和張愛玲一樣早早的成名並非不可能,“芙蓉姐姐”就是例證。
中國的文人實則如張愛玲一樣扭曲與自戀。《韓非子》說“楚莊王好細腰”,到了“一國有飢色餓人”的程度。宋代的王茂較真了,《野客叢書》中記載:“楚王好細腰:《傳》曰:‘楚王好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 ,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也。’ 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乎?”楚王喜歡細腰女人,為帝王服務的女子們心甘情願的細腰去了;後世女人的小腳,也是如此。記載此事的諸子百家,似乎都沒有詳考事實,無限誇大帝王權威,不經意映射出社會精英對權力的無比熱愛,只有心甘情願的為權力服務才會如此誇大了。後世,肆意汪洋吹捧權力成為習慣,“夢澤悲風動白茅,楚王葬盡滿城嬌。未知歌舞能多少,虛減宮廚為細腰。[31]”“女德無極,婦怨無終”這句嚴重的斷語出現在公元前636年[32],男人貶低女人的背後,隱藏着“怨”。面對“婦怨”,男人束手無策,以怨報怨。“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33]”的傳統出自《楚辭》,中國浪漫主義鼻祖的屈原頗有性倒錯的嫌疑,自戀的將自己比喻為美人,而這個“美人”則是“君臣-男女”框架下的呻吟,有如“芙蓉姐姐”在男權下的興高采烈一樣。春秋男人羞羞答答的怨,戰國已成風氣。飲食男女,君臣父子。在君臣的權力體系中,臣子自可以“怨”。天高皇帝遠,中國的鄉土社會自成體統,只有想進入權力系統的人才會埋怨個沒完沒了。鄉土中國只是盼望清官的出現,逆來順受忍無可忍便有黃巢“我花開時百花殺”式的沖天一怒!怨是女子與社會精英階層的特產。社會精英之怨在於權力體系,進,精神淨身;退,一無所有,兩難之下,盛產怨男,怨氣衝天,莫辯雌雄。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自先秦遊走諸國以實現理想到清季以當帝王奴才為榮,經歷了漫長的演化。奴才,也不是一天訓練出來的。
三綱五常定論,男女大防立即影響到夫妻生活。漢武帝的時候,東方朔疼愛老婆尚且被提倡,漢宣帝的時候,張敞為老婆描眉毛導致彈劾。張敞無奈解釋:“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只因漢宣帝“愛其能”才保住官位,自此以後,張敞沒法升官了[34]。漢代男女大防、男男無妨,定下基調,魏晉士大夫階層隨後與帝王一樣流行男寵。同性戀從帝王向下的流播展現了權力體系的層次,同性戀既是一種個人愛好,也是精英階層彰顯權力的工具。另一個彰顯精英權力的地方是妓寮,在這種風流的場所中,買女色的功能遠遠高於買淫亂的。林語堂甚至將青樓稱作滿足中國男人求愛與羅曼蒂克需要的場所,男人耗費大量錢財才能一親芳澤[35]。歷代名妓由此層出不窮了,唐代的蘇小小、明代的董小宛之類,已成千古佳話。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以後的第一件事情是“效管仲設女閭(妓院)”,而且以身作則的逛妓院,開張妓院成了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標誌了。且不管什麼男女大防,沒有娛樂是萬萬不行的。不逛妓院對精英來說,猶如錦衣夜行,興趣和權力都只能在陰暗的角落裡盛開。
唐宋,除了一些帝王繼續愛好男寵,士大夫階層鄙視同性戀了,不過宋代記載了頗多的鄉野之民的男風,男風從宋元綿延到明季。宋元禁止官員在官辦妓院嫖娼,明季禁止官員嫖娼並廢官辦妓院。慘烈小腳、辛酸貞婦俱成國策,男女大防深入百姓家庭,禮教禁錮趨於頂峰,嚴刑峻法下儼然清明盛世的模樣。好比本朝初立時期,剿殺掉幾百萬土匪,一時太平,留下夜不閉戶的佳話。不用閉戶半是窮的買不起鎖,還有窮的沒東西值得偷,好容易買了把鎖又貢獻給大煉鋼鐵去了,加之治安大好,閉戶還真是一件多餘事情。然而社會在發展,“殘渣餘孽”一有機會就會翻身,本朝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和“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明人沒有本朝覺悟,堵不如疏,實行起一條鞭法[36]。一條鞭法簡而言之是交了農業稅什麼事都沒了,以前本朝農民嚴重負擔概因沒有推行“一條鞭法”精神,嚴重攤派,如今廢農業稅則超越歷朝歷代,乾淨徹底的驅逐了封建。以意義類同本朝改革開放的一條鞭法為標誌,明人的方方面面轉變均從地下轉入公開。明初與明末風氣兩相對立,靡侈豪奢、人慾橫流、青樓男院、宦官娶妻什麼的俱明目張胆流行,男風報復性的繁榮,女同性戀也流播開來,春宮畫裡頗多寫實。男風在魏晉繁榮,唐代因男女關係開放而失落,明代則在禮教禁錮中同時完成復興與繁榮的任務。魏晉男風伴隨着士大夫權力擴張與人生如露的壓力產生,明季男風伴隨着商賈平民權力擴張和禮教反抗繁榮。
權力擴張和“壓力-反抗”模式下人性解放的共同作用導致了男同性戀的產生與發達。“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毛澤東的這句名言可以用在男風不斷向權力體系下層的流播中,也可以用在“超級女聲”的異性化傾向中。
五,痛並快樂着的“超級女聲”
中國女同性戀記載甚少,明代才發達。受壓迫女性的同性戀風格與男性迥然不同。明代流傳的雙面“藤津偽器”性用具是兩個女子同時自慰用的,實為現代女同性戀的一種方法,然而這是供缺乏男性的怨女們使用的。最早的雙面“藤津偽器”自西漢中山靖王墓出土,有古書說中山王設計了這種性用具。女性對女性的同情可以看作女同性戀傾向的最初來源。《世說新語》記載妒婦帶着一群女打手要殺丈夫新娶的妾,引出“我見猶憐”的成語,妾太漂亮了,男人心動,女人也心動,妒婦放棄謀殺行動[37]。
儒家亞聖之書《孟子》有“食色,性也”之說[38]。同性戀可以作為男女大防的替代品被接受。道家提倡房中術的養生之道,縱情聲色有傷身的嫌疑,與男人交合則一舉兩得,帝王喜好同性戀有此原因。孔子定下女主內的規定,頗讓些男人飽受黃臉婆之苦,河東獅喉於史書不絕於載。魏晉士大夫懼內初興,乃至於有時候皇帝都要過問大臣的夫妻生活,納妾嫖娼都很危險,同性戀行事方便而無負擔。同性戀無損社會、無礙儒家倫理,社會一般默許。女同性戀也是如此。
明季的皇帝多好男風,興起則依靠士大夫的倡導。清季繼續禁官員出入妓院,連帶士紳出入妓院也羞羞答答了。好男風的寄情聲色避免了造反的嫌疑,滿清不但不反對,還有所鼓勵,男院成了上流社會的標誌,青樓是下等人的場所。歷朝歷代的文人士子都喜歡逛妓院,除了滿足男女交往、娛樂社交,“香草美人”的聖賢教誨還讓鬱悶之士獲得“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妓女的精神安慰[39]。一心為官的文人士子並不是全部,在鄉教書從來盛行,曾國藩都說“耕讀傳家”,那些無心為官的文人士子讓孔教和知識同時撒播到中國的每一個鄉村。晚清,不願為官的文人士子又有了出版業可供養家糊口。因太平天國禁止青樓,上海妓業頓時發達起來,福州路出版業與妓業適時啟動,文人扎堆,帶動青樓的繁榮,高雅的青樓又吸引了更多文人雅士,開創了福州路出版業與妓業良性互動的繁榮。中國精英階層的快樂一向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喜歡男色,伶優遭殃,京師盛行男院;喜歡女色,妓業繁榮,江南妓院比肩而立。風氣所指,所向披靡。精英權力的伸張永無止境,不是妓女,就是妓男,不是少數人壓榨,就是更多的人參與壓榨。
如果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視孔子為中國第一大壞蛋有所偏頗的話,文人士子階層貢獻了最高比例的惡棍當不為過。文人士子一方面喜歡雄風掃地無比哀怨,一方面喜歡挾權力肆意妄為。曾國藩可謂儒家典範,文則立德、立功、立言[40]俱達,武則領兵打仗成就中興大業,他開妓院粉飾“和諧”、濫殺無辜暴得大名“曾剃頭”,早年反洋教先鋒、晚年委曲求全處理天津教案,無不顯示出馬基雅維里《君主論》式的赤裸裸的暴力政治。
清末,士紳大約145萬人,而清政府只能容納約15萬的官銜,從這個統計中可以看出清末官員“多如牛毛”的惡性膨脹的情況下,官員士紳階層依然占據全社會人口的絕對少數[41]。雖然男同性戀在中國有過輝煌歷史,鑑於士紳數量稀少與中國史書多為帝王史的事實,對其在民間的傳播需要持有謹慎對待的態度。如果考慮到平民錢財與地位皆缺乏的情況,即使男風成為一時風氣,也應該主要是文人士大夫們的“高雅”活動,平民參與度不會很高。中國歷史上的男同性戀首先展現了權力,是權貴壓榨男性的產物,是權貴荒淫無恥的表現,其次才具有現代同性戀的工具特徵,其中的人性特徵可謂少之又少的,與健康的現代同性戀無甚關係,只有明清平民之間的同性戀才比較健康。很多人用中國古代同性戀來說現在的同性戀,其實是對目下健康的同性戀的深度歧視與歪曲,不可倡揚古代暗刺今朝。中國人總該有所長進了,俱備一些現代人文觀念,不要總是用封建的眼光看待目下社會。
歷朝歷代的文人士子痛並快樂着,超女的異性化傾向大抵如此。女權的擴張,讓迥異於男性觀點的異性化超女產生,同時表明女性對男性的失望,只有對男性失望才會退而求其次的轉向異性化傾向的女色消費。若不是如此,男性並不喜歡的異性化超女如何能夠流行?女性有那麼多美男偶像可供男色消費,並不至於男色饑渴,若不是對身邊的男人失望,豈不是說超女異性化傾向表明中國女性嗜好同性戀了?畢竟社會文化還有對同性戀的消極防禦的歧視存在,畢竟社會文化視異性化傾向為同性戀傾向的,總不能說中國的社會文化在超女投票中不起作用,總不能說超女是同性戀選秀吧。異性化超女傾向又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頗有“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的味道[42],對社會文化構成了強烈衝擊,中外歷史都找不到這種情況,大姑娘上轎頭一遭,受些非議實為正常。
在下還是更相信魯迅,和他世紀命題的斷語:娜拉走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43]。
六,斷裂社會的“超級女聲”
新中國成立後頒布的第一個法律文本是《婚姻法》。《婚姻法》推廣到哪個地方,哪個地方都會掀起離婚高潮,長期受壓迫的女性一夜之間平等了。然而數年間還有數萬名婦女被虐待而死或者因婚姻自殺,直到1953年開展“貫徹婚姻法運動月”才扭轉形勢,男女真的平等了[44]。根據2003年北京市統計年鑑公布的數據,2002年北京市離結率高達50.90%,即不到兩對夫妻結婚就有一對夫妻離婚。北京市實行《婚姻法》而出現爆發性離婚的1950年,只比2002年的離結率稍高一些,不明就裡的人不免要有“辛辛苦苦五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受了。毫無疑問,中國女性地位日漸提高的,目前不斷增長的大城市離婚率中女性提出的比例正在大幅度提高,上海女性已經超越男性了。可以認為婚姻中曾被抑制的女性不滿大幅度釋放與男性對女性不斷升高的不滿共同作用下,離婚率正在衝擊歷史記錄。1949年北京市人民法院成立後的一年間,受理的婚姻案有三分之二是女性提出來的,大部分都是20-30歲的青年女性[44],上海目前正在節節逼近1950年的北京離婚模式。
女性依然是被歧視的,只是制度性歧視換成那些難以言說乃至於無法言說的歧視。如按照使用時間計算,公共女廁應該比男廁多才對,現在的情況相反,這種歧視真不知道從何談起了。中國的女性從來以家為中心的活動,去遠處的比較少,近代城市公廁總是女廁數量少,雖然有歧視,也有使用上的考慮。男女平等後,女性普遍工作,雖然女性外出活動強度依然低於男性,公共女廁稀少是沒有理由的歧視了,即使目前新建公廁男女蹲位通常保持等量,也是對女性的不平等。諸如此類的“麻煩”,身為女性是真的隨時隨地的“麻煩”了。公廁問題,女性還能提提意見說說話,然而在運轉有序毫無道理的冷冰冰的社會中,難以言說的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學者崔衛平充滿感性的緩緩寫道:“你遇到了某種東西,你正在經歷某種事實,但是,它無法得到確證,無法陳述這種事實,無法表達對於這種事實的感受。[45]”這種感受每個人都有,雖然每個人面對的事情千差萬別,列維-斯特勞斯說:“從診斷到治療,構成了疾病的狀態。這種非真實性本身就不明的虛構,它是由一些操作程序和表述所構成的虛構。[46]”
女性那些無法言說的現代“病”,無法言說的並非是“病”,也不是男性的歧視,是這個社會得以運轉的“正常”,只有難以言說才可能是男性的歧視。然而難以言說與無法言說很難區別,也許混合着男性的歧視和社會的“正常”運轉。我們總要知道,女權,是有限的。女性面對問題通常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交由男性解決,一種是獨立解決,兩種方式也可以混合使用。現代女性畢竟更“幸運”一些,進,可以女權;退,可以回到家庭的傳統中。正如目下是中國數千年前所未有的盛世一樣,目下的中國女性被前所未有的高度關懷。據分析:中國男性進入21世紀遭受嚴重的婚姻擠壓,2010年以後將經歷數十年超過10%的適齡男性人口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47]。如此情況,對中國女性來說真是重大利好。
正如婚姻擠壓從來表現的那樣,底層適齡男性必須承擔主要惡果,而不是全體適齡男性。目下城市中青年男性買房就要“傾家蕩產”、“負債纍纍”,這還只是婚姻“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沒有錢,萬萬不能。男性在婚姻問題上形成分裂,社會同樣在斷裂中,基尼係數正在警戒線0.4以上萬馬奔騰。如果按國際標準而不是“中國特色”的話,中國早已經進入斷裂社會了。“中國特色”是這樣的,高速鐵路不叫高鐵,叫“客運專線”;或者超出風險控制的個人房貸不叫金融風險,美其名曰債台高築為“中國信心”。萬惡的舊社會就在斷裂狀態中,社會呈現出無中心、無規範、無秩序的狀態。面對目下斷裂的社會,兩性關係正在斷裂中,女性也在斷裂中。80年代,先鋒女性提出重返家庭的口號,願意成為家庭主婦而不是職業女性,當男性在社會愈法激烈的競爭中越來越步履蹣跚的時候,學者給出結論:女性在家庭與事業間平衡的神話破產了[48]。根據最近的人口普查數據,中國接近三分之一的夫妻最終離婚。男女越來越平等,婚姻越來越不可靠,這就是現代女性面對的快樂與痛苦,做職業女性還是容易的,做成功的職業婦女遠比男人更困難。退回家庭中去,不但需要男性能夠經濟負擔,而且還需要家庭的穩定。真是和諧社會的不和諧之聲,身處中國最開放、最強大、最繁榮的時代,並且在強勁上升期中,我們還有那麼的多難以言說,即使言說,也不知道究竟如何解決,誰能來解決,誰又有資格來解決。
斷裂社會的聯接是扭曲的。某些窮鄉僻壤辦紅白喜事正興起新民俗,大吃大喝之餘邀請脫衣舞女登台演出。前面一個節目是絲竹彈唱中的地方戲曲,下一個節目成了電子音樂強烈轟鳴中的脫衣舞表演,鄉里鄉親俱看得如痴如醉,毫無“十八禁”一類的陳詞濫調。地方戲曲除了受當地人歡迎以外還受學者們歡迎,他們有一套“珍貴的文化遺產”的那類大詞;脫衣舞受美國卡車司機的歡迎,也受窮鄉僻壤的男人們的歡迎,同時屬於本鄉改革開放的成就、與美國接軌的標誌。在多元文化的背後,隱藏着社會斷裂,脫衣舞鄉是文化多元了,不過美國的卡車司機和中國學者的價值觀都無法和脫衣舞鄉統一。脫衣舞鄉文化正是和目下社會聯結的紐帶,以為這些表演表明他們屬於社會,而社會已經拋棄了他們,不被理解,更不被接受。用主流價值觀批判脫衣舞鄉中西合璧的文化,價值多元則是一句空話,正因為脫衣舞鄉不再被社會接受才出現的,因果倒置只是話語霸權。道德批判更是要不得,總不能說脫衣舞鄉的脫衣舞低級下流愚昧什麼的,美國卡車司機們必然代表了先進文化,他們喜愛脫衣舞一定高級上流高尚了。斷裂社會必然失語。文化多元、價值多元固然是好的,然而脫衣舞鄉是文化斷裂與價值斷裂,多元,也要互相理解才行。法國一向以多元社會為榮,學者們早就憂心忡忡於社會的斷裂了,去年的法國騷亂證實了學者的擔憂:斷裂社會不是多元社會。
“超級女聲”文化是斷裂的文化,異性化傾向超女的產生不具有必然性。如我們看到的差別微乎其微的“芙蓉姐姐”和“紅衣教主”那樣,她倆的待遇截然相反。網上追捧“芙蓉姐姐”,社會欣然接受了“芙蓉姐姐”,卻搞不懂網民為何來追捧,其實,網民也說不出所以然。“紅衣教主”迅速的被超女評委淘汰了,網民依舊追捧,只是成為笑料而已。因為“芙蓉姐姐”,我們才能在超女秀看到第二次參加的“紅衣教主”,若是“紅衣教主”早一年在網絡中亮相,遭到嘲笑的只怕是“芙蓉姐姐”了。大眾能夠接受的特型性偶像的數量總是有限的。“芙蓉姐姐”文化中,潛伏着斷裂,網民表現出徹底的後現代,將自己也瓦解則是個人與社會之間在斷裂。異性化傾向超女首先和男性斷裂,男性無法理解,那些投票者和追捧“芙蓉姐姐”的網民一樣,有着種種原因,然而分析的結果是相同的:沒有原因。因為沒有一個標尺可以測量投票者的深度原因,林林種種的原因都浮現在表面,仿佛一場喜劇;悲劇,才深入內核。浮在表面,只能說明異性化傾向超女的出現是必然的偶然,隨機產生、難以複製、無法期待、無法言說。對超女的諸多深入內核的分析,通常給出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倘若歷史上的男風確有借鑑價值,中國女權主義的價值取向將趨於發展出我行我素的狂放型都市異性化傾向女性偶像,進一步建立以女性價值為中心的權力擴張模式,將深度自戀高度自覺化,並以“沒有任何障礙”的異性化傾向含蓄變形形式出現。異性化傾向超女流行應在較短時間內終結,畢竟不屬於常態,但是這種偶像可能經歷漫長潛伏期以後,在某個歷史時期重新被挖掘,好比魏晉風度的在明清的再起,鍥入文化的同性戀因為不同的原因復活了。
無法準確的探詢內核說明“超級女聲”是一幕文化慘劇,而不是一出皆大歡喜。女權前進到什麼地方,男權就能退守到什麼地方,並非男權甘願放棄,而是和諧社會的所有矛盾都能解決,不能解決就生吞活剝。生吞活剝的超女秀美其名曰:包容。
七,有了快感你就喊的“超級女聲”
林語堂說中國的政府是“父母政府”,人民給與政府無限信任[49],頗有道理。古代的中國父母“拋棄”女兒,政府“牧其民[50]”,毫無人道。當婚姻以男性娶妻為始,嫁出去的女子不妨認為被父母“拋棄”,婚姻等於女性原有家庭的破碎,在“離家出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家庭。嫁出去以後,她只有依靠嫁給的那個男子了。這種影響經典的出現在張愛玲的身上,老派的父親愛張愛玲的,張愛玲如娜拉一樣離家出走了。張愛玲深入骨髓的“棄女”心結實則是戀父情結,在不斷的回憶中,她對父親刻骨仇恨和戀父同時出現了[51],愛得太深,恨得刻骨。“除了覺醒的心以外[43]”,張愛玲不斷地述說實際是“無法言說”。有沒有覺醒,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重要。
有一份資料統計,當前女性只占有全球財富的1%,其他都是男性占有。男女平等,尤其是在職業發展上的平權尤為重要。全球化本質是資本主義一統天下,資本主義經濟學只有自由主義經濟學,競爭是不變的主題,這個世界不會保護女性而超越經濟運轉法則所能容許的範疇,女性作為社會的“棄女”,必須自己堅強的站起來,與男性面對面的直接競爭社會資源。尷尬的是,如果女性資源稟賦弱於男性,平等競爭也是不平等,被社會“特別保護”才能達到起點公平,那么女性需要高男人一等,“棄女”狀態也就更難消除了。中國的男女平等通過國家意志強制實行,本質是男權控制下的男女平等,雖然在男權背景中平權,這場解放運動也是無可厚非的。本朝賢良政府也只能做到這種程度,更深入的男女平等的推動力將來自女性,好比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一樣,平權到了“出嫁”的年齡。作為社會的“棄女”,選擇是一種痛苦,因為這將意味着個人為選擇負責,而不再是“父母”。目下女性通常在現代和傳統中選擇,說到底,幸福不在於口袋裡有多少銀子,沒有銀子是萬萬不能幸福的,或者取之社會,或者取之丈夫的口袋。女性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遭遇男人的乾癟口袋與社會激烈競爭的雙重蜀道。
棄女獨立苦未休,極門奔走喘吳牛。自由俱道女人夢,最是女人不自由[52]。
有所得就有所失。目下的社會不再強調“女德”,長得漂亮就行,女性越來越依靠天賦來謀得一個“幸福”人生。男人們為了娶一個漂亮老婆,不得不去成功了。成功總有代價,忙碌通常如影隨行,如果妻子有什麼事情,上床再說吧,上了床,還是先睡覺吧。男人們早已經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如履薄冰,不被拋出社會只好“不成功則成任”,要麼擠入富裕的行列,要麼在迅速變化的時代中被淘汰,要麼在成功與失敗之間惴惴不安。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誰是下一個犧牲?祭壇早在身後。
疲憊男人眼中的女人只有漂亮不漂亮,女德、女音、女工什麼的,再說吧。唐代的美女真要羨煞本朝了,“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53]”,貧漢難娶,貧女難嫁。唐太宗特別下命令,官府掏錢為窮人婚嫁[54]。古代男人雖然重視女人外貌,一般不是娶妻的首要考慮要素,只能依靠天賦博取幸福是對女性的徹底歧視,本朝反而不如古代中國了。異性化傾向超女的出現是對女容的反動,幾個月後賀歲片《情顛大聖》說出一個事實:長得醜並不重要。無厘頭的《情顛大聖》塑造了一個其丑無比的女主角,因為太可愛了,我們都“越看越順眼”,乃至於女主角“化蝶”成美少女,反而讓人失望。用那位著名的老奶奶在超女秀上誇獎某位超女的話來說,超女們青春、率真,實則每一個鄰家女孩都這樣。如果這也算特點,下完蛋咯咯叫的母雞也可以參加超女秀了。異性化傾向超女的出現只能說明女權的擴張,擴張來自“棄女”心結,表現為“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的選擇性放棄。女德依舊無極,婦怨仍然無終,只是累了,找些長得“帥”的超女自娛愚人吧。女性的“他者-自我”心理指向造就了超女,能夠與女性自我的感覺、意識掛上鈎才是被理解,被理解就是理解,男人不理解,女人總能理解了。女性是天然的康德主義者,希望生活在道德中,在被選擇中選擇道德能避免主動道德選擇可能存在的失誤與道德兩難,降低道德風險,這套行動上小心翼翼的傾向性選擇也在強化“他者-自我”指向。女人的“他者”存在並非全如女權主義者所認為的社會原因,也包含着女性自身的合理訴求。男人沒有列維-斯特勞斯的“現代病”,男人說:自古有死,無心不立[55]。異性化傾向超女是鄰家女孩的代言偶像,好的地方在於鄰家女孩們文化的存在了,壞的地方在於此種存在來自“棄女”。只要關懷到位,鄰家女孩還是會“回家”的。
作為中國人良心的魯迅說:“做夢的人是幸福的[43]”。鄰家女孩那麼渴望男人的出現,渴望不得,轉而同性。古人云:女子無才便是德。現代女性統統才大德粗,她們看不起失敗的男人,眼中只有成功者和可能的成功者;她們要求獨立、自由,面對優秀的男性,她們所謂的“現代性”瞬間毀滅,因為她們畢竟需要更強者。她們終於嫁給了出類拔萃的男人,因為她們終於成為“棄女”——痛並快樂着粉碎了自己。越早明白這一切,她們越早尋找不是“棄女”的夢,她們找到了異性化傾向超女。這是她們的夢,還有獨立自由的證明。她們需要證明。倘若女性能怨,未必不是男人的幸福;若是女性連怨都沒有了,只怕是哀莫大於心死了[56]。
中國的士大夫們一向不憚於“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的身體力行,表率萬載,他們從來有夢想。士大夫高人一等就有了指揮夢想的權力,他們怨,因為他們需要被權力關懷。以怨抱怨不是男人,只有女人才有埋怨的權力,如果女人需要的話。本朝充滿了此種女性化的言說,社會精英們說這說那的。比如今朝的“專家”說禽流感多麼可怕要小心,明日的專家說可怕不用怕,放心吃雞。賢良政府的關懷多麼偉大啊,話都被“專家”說完了,小心吃雞是“專家”說的,放心吃雞也是“專家”說的,吃出死活都是專家說的。自求多福吧。於是本朝的“專家”特別得多起來,乃至於網民也如此“專家”了,寶馬車、劉涌案等俱成話題,這些事情和平頭百姓究竟有多少關係呢?反腐敗是政府的事,司法公正是國家的事,孩子不必這樣對待父母政府吧,父母的事情,還是父母作主去吧。曾國藩、李鴻章俱是大清帝國賢良政府的替罪羊,那些孩子們,不罵慈禧罵奴才。滿清“寧贈友邦,不與家奴”,註定那些五千歲大的孩子們和嫁出的女兒一樣被拋棄。男人無計可施,才有“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真不夠男人。真正的男人是這樣說的[57]: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男人,就去社會中謀求自己的一席之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和諧社會中,自保才是最重要的。說一千道一萬,口袋裡賺來乾乾淨淨的銀子才是每一個人男人的必須,何必對那些貪髒枉法者咬牙切齒呢,莫非賺不到乾淨銀子眼紅了?男人根本沒有埋怨的權力。
網絡初興的時候,流行一句話:“生活好象被強姦一樣,如果你無力反抗,就閉上眼睛默默享受! ”近年,這句話改了:“生活好象被強暴,有了快感你就喊!”怨不出來,還可以喊。“芙蓉姐姐”喊出來了,超女也喊出來了。
憤玉
2006-2-2
[1]《韓非子·說難》: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
《戰國策·魏策四》“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兇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囊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2]憑諂媚而取悅於上並得以寵幸者,稱為佞幸之人。《史記·佞幸列傳》:“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
“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
《史記·佞幸列傳》:“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馳,則禽誅延年昆弟也。”
[3]《漢書·外戚傳》: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漢書·外戚傳》:“夫人早卒,方士齊少翁言能置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幃帳,令帝居帳中,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不得就視,帝愈悲感,為做詩: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
[4]尤侗《艮齋雜說》:余幼所見王紫稼妖艷絕世,舉國若狂。年已三十,游於長安,諸貴人猶惑之。吳梅村作《王郎曲》;而龔芝麓復題贈云云,其傾靡可知矣。後李琳桂御史按吳,錄其罪,立枷死。識者快之。然當時尚有惜其殺風景者。
[5]蔣敦復《隨園軼事》。
[6]趙翼《檐曝雜記·卷二·梨園色藝》: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間,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為吾鄉莊本淳(即莊培因)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
[7]冒辟疆《同人集》,徐釚《詞苑叢談》。
徐釚《詞苑叢談·雲郎小照題詞》:廣陵冒巢民家青童紫雲,儇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狎。其年為畫雲郎小照,遍索題句。新城王阮亭曰:“黃金屈膝玉交杯。坐爐銀荷葉上灰。法曲自從天上得,人間那識紫雲回。”武進陳椒峰曰:“憶脫春衫花底眼。新聲愛殺李延年。只今展卷人猶在,何處相看不可憐。”長洲尤悔庵曰:“西園公子綺筵開。璧月瓊枝夜夜來。小部音聲誰第一,玉簫先奏紫雲回。”於是和者幾數十人。一日,雲郎合卺,其年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酴醾釀。喜今朝、釵光簟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雲,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蘇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為我,再惆悵。”人傳“努力做藁砧模樣”句,無不絕倒。
[8]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 。
[9]《南方都市報》2005年08月12日,戴新偉:《南方都市報三評超級女聲:讓我們大聲為超女叫好》。
[10] 《莊子·則陽》: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荀子·非相》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議論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11]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是什麼》 。
[12]六十年代美國女權運動提出“個人的就是政治的”的口號,以後轉變為“身體-政治”模式。
福柯《性經驗史》:控制性經驗的權力必須緊貼着身體,注視着它們,強化它們的各個部位,它激活它們的皮膚,誇大它們的錯亂。它把性的身體攬在懷中。無疑,這意味着它的效能得到了提高,控制的範圍擴大了。但是,這還意味着權力被感受,快感也獲益不淺。這就產生了雙重的後果:一方面,權力在運作中被給予了一種衝動;另一方面,身體的激動又鼓勵了監督它的控制,從而讓權力擴張得更遠。坦白得越深刻,就越能激發提問者的好奇心。人們發現快感又重新落入權力的控制之中。但是,對於回答者來說,如此眾多的緊迫問題突出了他體驗到的快感,人們都緊盯着這些快感,把它們區分開來和激活起來。權力是作為一種召喚的機製發揮作用的,它吸引、取出它所關注的這些稀奇古怪的東西。快感隨着控制它的權力擴散開去,而權力則抓住剛才逼問出來的快感不放。
[13]《孟子·梁惠王下》。
[14]《漢書·佞幸傳第六十三》:“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恩愛至此。”“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 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 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 ”“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
“贊曰: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 而董賢之寵尤盛……然進不由道,位過其任, 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 賢縊死……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15]《晉書·載記第十四·苻堅下》:“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
[16]《晉書·五行志下》。
[17]資料見黎鵬:《中華民族人口數量再生產史上的主要特徵探析》,《人文地理》1996年第4期。
[18]資料見薛瑞澤:《六朝時期疫病流行及社會救助》,《江蘇社會科學》2004年第12期。
[19]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渭然傷心肝。
[20]《晉書·列傳第六·衛瓘傳》: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總角(童年)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游,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恆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雲“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21]《詩經·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22]宋汝南王的愛妾,劉碧玉。孫綽《碧玉歌》其一: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
[23]《墨子·尚賢》: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處若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
[24]《陳書·列傳第十四·韓子高傳》。韓子高與南朝陳文帝是同性戀,文帝甚至要封他為男皇后。
《世說新語·容止》記載玄學家何晏“美姿儀”。《宋書·五行一》:“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
[25]見柏拉圖 《會飲篇》和《斐德拉斯篇》 ,精神戀愛本指男同性戀。色諾芬《經濟論》指出男女之間只有情慾與利益計算。亞里士多德《政治學》指出女人禍國。
[26],見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一書。《太平廣記·卷第三百六·神十六·冉遂》:冉遂者,齊人也,父邑宰。遂婚長山趙玉女。遂既喪父,又幼性不惠,略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質,性復輕盪。一日獨游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侍從百餘人,皆攜劍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錦衣人回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為夫可否?”趙氏應聲曰:“君若暫為我夫,我亦懷君恩也。”錦衣遽下馬,入林內。既別,謂趙氏曰:“當生一子,為明神,善保愛之。”
[27]徐進:《1964年對奇裝異服的發難褲子上的階級鬥爭》,《中州今古》2004年第6期。文中另有《羊城晚報》的“奇裝異服”標準:“女裝的敞袒胸部的袒胸領、徹底暴露肩腋的背心袖、包緊屁股的“水桶裙”、緊束腰部而故意突出胸部的其他怪樣的衣服,都被認為是奇裝異服。至於男裝的'牛仔褲',男不女的花襯衣也不例外。”
[28]見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一書。《太平廣記·鬼三十·孟氏》:孟氏獨游於家園,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時節,依然獨自游。無端兩行淚,長秪對花流。”吟詩罷,泣下數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逾垣而入,……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墜。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自是孟氏遂私之,挈歸己舍。
[29]1939年,延安講話。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60壽辰大會上的講話》。
[30]張愛玲:《愛》。
[31]李商隱:《夢澤》。
[32]《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婪,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富辰因為用狄人討伐鄭人的事情上諫,說明狄人和女人一樣貪婪,會成為大患的,不能用。婦、女在前秦有不同含義,女指小女孩、沒出嫁與出嫁還沒生孩子的,婦指當了母親的,有時也指結婚以後的。《左傳·襄公三十年》說:“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33]李商隱:《謝河東公和詩啟》。漢代經學解釋《詩經》,以詩附史,男女之情都說成政治上的美刺,遂成傳統。
[34]《漢書·東方朔傳》: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何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東方朔妻),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漢書·張敞傳》: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台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35]林語堂《吾國與吾民》,《妓女和妾》一節。
[36]萬曆九年,張居正一條鞭法實行,田賦或力役一律折銀繳納。清雍正在此基礎上推出“攤丁入畝”制。
[37]《世說新語·賢媛》: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着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發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
劉孝標註引南朝宋虞通之《妒記》:“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閒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38]《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
[39]白居易:《琵琶行》。
[40]《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41]劉躍儒:《曾國藩成就一生的49個方圓》,《奇特的用人標準》一節。
士紳古代稱士大夫,隋唐以來將有功名、學品、學銜、官職的都歸納為紳士。近代成為比較固定的群體概念,不管是貢生員、職官,獲得法律認可的身分、功名、頂戴都屬於士紳階層。見許順富《論近代紳士的結構分層和社會屬性》,《社會科學輯刊》2004年第2期。
[42]出自李鴻章《籌議海防折》: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實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43]魯迅《墳》,《娜拉走後怎樣》:“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其實也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
[44]肖愛樹:《建國初期婦女因婚姻問題自殺和被殺現象研究》,《齊魯學刊》2005年第2期。
[45]崔衛平:《宦官制度、中國男性主體性和女性解放》,《天涯》2003年第5期。原文本中這句話所說問題與本文無關,但是崔衛平的表述可以普通化,絕非特例的存在。
[46]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P191。
[47]陳友華、米勒·里希:《中國婚姻擠壓研究與前景展望》,《人口研究》2002年第5期。
[48]張李璽《一個神話的破滅:家庭與事業間的平衡》,《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49]林語堂《吾國與吾民》,《賢能政府》一節。
[50]出自《管子·君臣上》:“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逾軌而行矣”。
[51]詳細論述參見王巧鳳:《論張愛玲的“戀父”、“家園”意識》,《求是學刊》1998年第6期。
[52]戲改陳寅恪《閱報戲作二絕》,其一:“弦箭文章苦未休,極門奔走喘吳牛。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
[53]王維《洛陽女兒行》:洛陽女兒對門居,才可容顏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膾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檐向。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窗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瑣。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只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54]《全唐文·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唐太宗貞觀元年):“宜命有司,所在勸勉,其庶人男女之無家室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同類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媒媾,命其好合,若貧窶之徒,將迎匱乏者,仰於其親近,及鄉里富有之家,袁多益寡,使得資送。”
[55]《論語·顏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56]《莊子·田子方》: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57]《史記·陳涉世家》:“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候將相寧有種乎!”
原文作者所屬博客:小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