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老嚴要去深圳公幹。恰好我最近工作不忙，就帶我一起去。還準備要宴請我們班所有在深圳的同學吃飯，危哥也來。危哥是我大學時代關係最好的同學、朋友加兄弟。能再次見到他讓我很興奮，先把以前的回憶危哥的文章貼在這裡再說。見面的情況明天補寫。

委員長、危哥

同學速寫之二

(ROBERT)

在我們空調八二二班裡，不！擴大一點說，在我們環境工程系八二級里，委員長絕對算得上是一個知名度非常高的人物。如果諸位同學的記憶沒有問題的話，我想：這基本上也算得上是一條真理了。別的情況我不敢說，當時敝人像“耗子見貓就躲”的著名指導員張世泰老師，說出這個名字估計大家都不陌生吧？我們的委員長跟他就經常稱兄道弟的，他進出張指導員的房間那就如履平地似的，有一回他甚至還隨意掏出鑰匙輕輕鬆鬆地打開了張指導的房間。要知道：張指導的房間在我們一般的平頭學生看起來跟佛門淨地差不多，沒什麼事的話，最好是大學四年也無被召喚的榮幸，而委員長竟然自在得如同在自家一樣，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按我的保守估計，以現在的官員級別劃分而論：委員長當時的級別怎麼也算得上是“副指導員”級了吧？

委員長的大名叫危遠昌，這名字念起來實在是坳口得很。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諧音“委員長”當成了他的真實姓名。我覺得：我們那時的綽號多是些沒什麼根據的瞎編排，而唯有“委員長”這個綽號是比較貼切，就連老危自個兒也覺得這綽號挺好。不過，他當時更享受別人叫他“委座”，有點“蔣委員長”的意思，給人一種即將要當大官的感覺。老實說，他跟真正的“委座”- 蔣委員長比起來還是形像相去甚遠，別的不說，就是個頭也差出一大截，現實生活中的“委座”個頭不高。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20年之後的“委座”倒是真的有幾分派頭了，跟老蔣一樣，剃了一個甄亮的光頭，讓大家着實吃了一驚。

大學時期的委員長異常熱心公益事業，以關心天下的蘿蔔白菜鹹淡事為己任，且兼有古道熱腸。他當時的風頭之勁，可以用兩個“沒有”來概括：基本上沒有委員長不知道的事情，沒有委員長不插手的業務。委員長具體擔任過什麼偉大的職務，我是記得不大確切了，但肯定是系學生會的要員！因為，他對本系各班、各寢室(包括五舍在內！)的所有家長里短的事件，無不一清二楚。但我對他的消息渠道一直頗為懷疑：如果說，他對男生宿舍這邊的情況瞭如指掌這倒還情有可原，大家都住在一起嘛！但他竟然能口若懸河地說出很多山那邊的情況，比如說，某班的某靚女與同一寢室的另一靚女關係表面不錯、實際上很是不睦，連這樣的絕對隱私都清楚。當時我的突出感受是：委員長不像是在編瞎話，雖然靚女與靚女之間關係一般不容易融洽，這倒不難想像，但老危卻能有鼻子有眼地描繪出許多細節，言之鑿鑿，讓人沒法不信！而這一切，決非是在系學生會裡當要員就能弄清楚的。我估計，委員長的許多消息來源於他和張指導的“非凡友誼”！由此可見，大學時期的委員長確實是神通廣大，炙手可熱。

因此，我們204室的弟兄們就相對比較有福氣了。首先，我們可以人在宿舍里，耳聽全系事。白天安心看書，晚上聽委員長發布新聞，就什麼信息也不會漏掉了。像我這種從不拋頭露面的傢伙居然能知道外面這麼多事情，多一半是從委員長那兒聽來的。此外，每當外邊有活動，如看電影、看演出、舉辦舞會等等等等，委員長的手中總是有大把票子，而且，他也一貫秉承“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傳統美德，儘量優先本寢室的弟兄們。按說，委員長這樣的好同學應該得到全寢室、全班、全系、乃至全校同學的一致擁戴，但事情恰恰相反，不要說是校、系、班了，就是在204寢室里，真正買他帳的人也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與老危的過度熱心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因為那時的同學們都年輕又自負，可以說，基本上都是些“端起碗來要吃肉，放下筷子就罵娘”的主，非常難侍候。可憐的委員長空有虛名，經常是侍候好了這個，又得罪了那幾個，把自己累得夠嗆，卻落得個人人不滿意的結果。但委員長卻百折不回，樂此不疲，從未對此感到灰心和厭倦。實事求是地說，委員長倒頗有些海納百川的胸懷，可惜當時沒有多少人認識到這點。

除了熱心之外，委員長最大的優點就是認真了。試舉一例說明，有一次，委員長和任建國一起到百貨商店買東西，正好商店辦抽獎，買足10元東西就贈送一張獎券，於是，他們倆就湊錢買足了10元的商品，共同領回了一張抽獎券。是夜，委員長和“人見鬼”(任建國的綽號)兩人異常興奮，熄燈之後，進行了長時間熱烈的討論。據說，一等獎是一台彩色電視機。他們的重點議題就是：過兩天，中了大獎之後，大彩電怎麼辦？放在宿舍里？顯然是沒有合適的地方。如果讓兩人之中的一人拿走，那另一個人又該如何補償？這張10元抽獎券中，委員長出了六塊五，人見鬼出了三塊五，可大彩電又不能切割成35%和65%，但讓一人向另一人補齊差價，又根本不可行：對80年代初的窮學生而言，當時一台大彩電是一個什麼樣的天價呀！就算是補35%的價錢，那也是一個天文數字。要不然，就直接將彩電又賣回給商店算了，弄一筆錢來分，當然還得請全寢室乃至全班的同學大吃一頓才好。這麼一吊胃口，弄得全寢室的同學們都積極參與討論，群策群力，共同探討，氣氛異常熱烈，試圖找出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過兩天，抽獎結果揭曉，自然是什麼獎也沒有中，但大家都非常開心，因為我們已經提前享受過中獎之後的待遇了。委員長做事之認真徹底由此可見一斑。

委員長在大學時期的趣事很多，但要一一描述，恐篇幅太大，我還得留一點篇幅給我自己，談談我跟委員長的友誼。2003年1月，我回國出差，經過深圳，再次見到了危哥，(以下部分是描寫我和委員長的友誼，就一律採用我一直以來對他的稱呼：“危哥”)，閒聊之中，危哥轉頭對他太太說：“對汪洋，我一直有一種特殊的兄弟之情，總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弟弟。”其實，這話反過來也同樣成立：我也是一直視危哥為兄長大哥。而我們之間的深厚友誼是緣自大學時代，前面我已經說過，204室的弟兄們對危哥買帳的不多。但我卻是例外，我對危哥的聰明能幹、見多識廣、豪爽仗義，那是無比崇拜！很快，我就以自己的耿耿忠心贏得了危哥的特殊情誼。那時的我奉行兩條基本原則：凡是危哥講的話都是正確的，凡是跟危哥過不去的傢伙都是混蛋！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我是危哥的鐵杆，也不大敢在我面前講危哥的壞話了。

關於我和危哥之間的故事實在是太多了，我只能揀最重點的說，否則就難稱之為速寫了。畢業分配，我和危哥都留在了湖大，繼續我們的友誼，非常開心，就這麼過了幾年。忽一日，危哥對我說，現在深圳非常紅火，我得去闖一闖了。我聽後，非常擔心，但危哥一向說一不二、說干就干，很快就捲起包袱走了。一走就好幾個月沒有消息，正在我為他憂心忡忡的時候，忽一日，他又回來了。這次，他的神情異常興奮，跟我大談了一通深圳的欣欣向榮景象，叫我趕緊也卷包袱走人，離開湖大。說實在的，當時他形容深圳的好多話，我都沒有聽進去：什麼高樓大廈、什麼掙錢大把、什麼機會多多，儘管我對危哥的話一向深信不疑，但那畢竟是長遠之事，當時的我根本就沒有那麼強穿透力的遠大目光。我只會把眼光緊盯住眼前的東西，眼下危哥的腰上就別着一個小黑盒子，裡面究竟裝的是什麼東西呢？

看到我想問又不敢問的樣子，危哥乾脆把小黑盒子從腰間取下，往桌子上“啪”地一拍，說道：“看看吧，這就是‘擴機’！這玩意兒在深圳最流行了，不管你在哪裡，只要別人一‘擴’你，你就立刻回去了。”列位，其實這東西現在說起來一點也不神秘，所謂‘擴’就是英文裡面Call而已，就是我們現在都幾乎淘汰的BB機。但經過危哥這麼前言不搭後語的一形容，我就把它理解為：放風箏時，我們捏在手中的線、或者說閻王爺手裡的勾魂牌一類的東西，這邊用力一扯，那邊就立刻回來了。於是，我又非常擔心：要是我在坐汽車時，別人‘擴’我怎麼辦呢？會不會身體立刻飛出車外？那可就要命了！正在我心裡七上八下亂盤算之時，危哥又扯到別的地方去了，我想請教一下他，又有點怕他訓我沒有見識，就只好拐彎抹角地插了一句話：“那危哥在深圳有沒有被別人‘擴’過？”“那當然，每天都被人‘擴’好幾回！”他不加思索的回答。這麼一說，我就放心了，危哥每天被人‘擴’好幾回還依然健在，可見這玩意兒除了好玩之外，根本就沒什麼生命危險。就憑這個，我也要到深圳去玩它一玩，把別人‘擴’他一兩個跟斗的，多爽！決心已下，立刻就冒出一個現實問題：那我的戶口檔案怎麼辦？抬眼見危哥仍舊在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我趕緊見縫插針地提出這個問題，危哥不屑一顧地答覆我：“怎麼辦？停職留薪嘛！大家不都這麼辦嗎？”

停職留薪？！雖然危哥說這話時有點漫不經心，但對我而言，卻不蒂是晴空打了一個霹靂驚雷！列位，別看現在的我是走南闖北、漂洋過海、三教九流都打過交道，洋鬼子面前也敢耍花槍。可那時的我生長於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又長年累月地生活在大學的象牙塔里，真真是一棵純潔的“小白菜”！加之一向對危哥無限崇拜，壓根兒就沒有閃過一絲要Challenge (挑戰)他權威的念頭。就自然而然地認為危哥的話都是千真萬確的。一時間，心裡的懊悔就別提有多深了：媽媽的！世界上竟有這麼好的事情我居然還不知道！工作停了，還能照樣領工資，難怪他們一個、二個全停職留薪跑到深圳去“革命”去了。他們“革命”也不通知我一聲，老子也不幹了，明天就去校人事處辦手續。套用“阿Q正傳”里的一句話：小尼姑的腦袋，和尚摸得，我為什麼就摸不得！是夜，興奮得一夜無眠。第二天，到人事處一打聽才知道：根本就沒有什麼停職留薪這一說，應該是停薪留職，看來，從不犯錯的危哥在我面前出現了一次小小的口誤，讓我白興奮了一夜。

停職留薪也好、停薪留職也罷！危哥這麼一折騰，我算是沒有心思再在大學裡呆下去了。儘管家母一再以汪家世代書香門第為忠告，痛哭流涕地勸說我留在大學裡教書，但深圳對我的誘惑，就像別在危哥腰間的“擴機”一樣，時刻都在扯着我年輕好奇的心，再說危哥已經不在湖大，我繼續呆着又有什麼意思？沒過多久，我也隻身南下，來到深圳，開始了新的人生旅途。而在深圳的日子裡，危哥給了我許多幫助，從衣食住行到工作生活，都給予了我無微不至的關照，幫我渡過最初、最艱難的打工生涯。現在回想起來，仍然倍感溫暖。

2003年7月1日 寫於 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