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部里的五朵金花

身為外交官，目睹國際風雲的紛爭與變幻，他們，更應該是男性。我們的女外交官一度感覺性別混淆。對她們而言，更多考慮是外交官需要具有什麼樣的性格，具備什麼樣的技能，而不是性別。

她們十分繁忙，她們夢想做一個好的外交官，成為多面手，知識淵博、精通各國語言。所以沒有時間停下來想一想，作為一個普通女人，她們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我們還有很多私人問題，譬如有什麼愛好？在業餘時間都做些什麼？她們太忙，只讓我們抓住其短暫停留在北京的片刻，然後，迅速飛離如美麗蜻蜓。

張露 做的是面子上的事

在江主席與尼日利亞總統正式會談之前，張露到會議廳查看現場，發現除了一把總統專座，其他都是普通的椅子，而且在總統專座後面只放了一面尼日利亞國旗。張露要求他們立刻改進布置.

說話細細柔柔的張露做的是要在大場合“拋頭露面”的工作，用她的話說就是“很面子上的事情”。學印地語出身的張露，一畢業就選擇了外交部，在亞洲司工作了6年之後，被調到禮賓司。現在所在的工作部門是禮賓司接待處，簡單地說就是安排國家的涉外慶典活動，即安排國家領導人的出訪和外國領導人訪華的接待工作。在禮賓司工作7年間，張露參與了很多重大外交事件，如克林頓訪華、江主席訪美，出訪過30多個國家，親歷了很多重大的外交場合。她的大學同學大多做了專職太太。對她來說，那有些難以想象，“我希望很充實地過好自己的每一天。”

在外交部，禮賓司是一個協助、支持性的單位，不參與國家對外政策的決策，工作人員看起來更像是後勤服務人員，但張露認為，“我們擔任的是總協調的角色。”

表面看來，在禮賓司工作應該是很風光的事，其實也有些瑣碎。1997年克林頓訪華，要舉辦一個有300多位客人參加的大宴會。300多張請柬和座位卡，都是張露自己打的，還要排宴會的座位，單這二三十桌張露就排了一下午。排完以後，打信封，裝請柬，然後發出，那一天，張露至少忙到晚上12點。而這並不是偶爾發生的事。

出訪也同樣辛苦。在外人看來，出訪好像是公費的異國之旅，張露認為並非如此，“都不過是蜻蜓點水，到哪兒最多只是在某些風景點照張相。”她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行程很長的訪問：德國、尼日利亞、突尼斯、利比亞和伊朗。從尼日利亞長途飛往柏林，去德國打前站。她把行李往飯店裡一放，馬上就去德國外交部談日程。首都談完後，接着去外地談，直到晚上。德國人作風傳統、嚴謹，當晚一定要宴請禮賓司人員。“我們都非常辛苦，但這是工作，必須得去。”回到飯店又馬上要整理第二天的日程及有關的禮賓安排，一直工作到凌晨。第二天早7點鐘，拖着箱子到另一個城市，繼續。禮賓司的工作雖瑣碎，卻關繫到國家的形象、地位和尊嚴。禮賓司的女孩也比別的司要多一些。“我們一定得特別細心，不能出任何差錯。所謂外交無小事，稍有差錯，就會直接影響到國家領導人的形象。”張露工作的時候總是如履薄冰。

禮賓安排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很多大型場面會通過電視播放出來。去年張露隨江澤民主席訪問非洲大國尼日利亞。也許是傳統，很多做法不規範。在江主席與奧巴桑喬總統正式會談之前，張露到會議廳查看現場，發現除了一把尼方總統專座，其它都是普通的椅子，而且在總統專座後面只放了一面尼日利亞國旗。張露要求他們在正式會談時必須放置兩把總統座椅和中尼兩國國旗。就在正式會談即將開始前幾分鐘，她再次到現場，發現一切還是老樣子。“這是無法接受的，國家元首會談，地位應該是完全平等的。”張露於是再次要求他們調整。儘管她說話很注意態度，對方還是不情願。江主席的車馬上就要到了，張露儘可能平心靜氣但又堅決果斷地跟他講：“根據國際慣例，兩國元首必須完全平等！”在她的堅持下，他們終於把中國國旗掛上，把椅子換好。“一把椅子雖小，但它代表國家的尊嚴，是很微妙、很敏感的東西，我們必須據理力爭。”

禮賓工作需要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對心理素質是很大的鍛煉。起初，張露跟國家領導人和外國領導人直接接觸時，心裡十分緊張。“要引領外國元首所有的活動，而且時間要掌握得非常準確；在外國領導人面前，你的風度與談吐代表國家禮賓官員的形象。”作為禮賓人員，她必須學會跟各種人打交道，外國人、中國人，不同層次、不同身份的人都要接觸。“我本來性格內向，”張露說，“經歷各種禮賓活動後，收穫了從容、樂觀與平和。”

丁巧 專和記者打交道的人

在外國記者新聞中心工作，就要負責為外國記者辦手續，有時遇到突發事件，記者去採訪來不及申請，就可能會發生被扣留或記者證被沒收的事。他們便會打電話向丁巧求救，丁巧也會為難

還在上大學時，丁巧的一位師姐考入了外交部，她聽說以後羨慕不已。“當時覺得外交部很神秘，是第一大部委，而且外交事業很崇高。”丁巧說。畢業那年正趕上外交部招人，經過學校推薦和專門考試，她順利進入外交部。如果是本科畢業生，來到外交部4年後就成為最初級的外交官了。

在剛工作的半年裡，丁巧在新聞司信息中心做信息調研工作，負責跟蹤國外重大事件的發展和熱點問題。“比如伊拉克戰爭爆發，要隨時跟蹤戰況的發展，及時報道，還要把這些信息編寫成《今日新聞摘要》。”做這個工作很辛苦，每天要24小時輪流值班。半年後，丁巧被調到新聞發布處。大多數電視觀眾都知道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看過外交部發言人在電視上就熱點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的情景。丁巧在新聞發布處的工作就是搜集各種信息供發言人參考。

那時，丁巧每天早晨5點多就開始工作，收聽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及其它電台的對華廣播，綜合多方面信息後報告發言人。一般情況下，丁巧和她的同事們收集的信息都較全面、準確，但有時外國記者會問一些“邊邊角角”的問題。這時發言人就只能按照口徑現場發揮來回答問題。為了儘可能避免這種狀況發生，丁巧他們就要更加用心。

2000年初，丁巧被派駐贊比亞，在使館研究室工作。使館訂了當地很多報紙，丁巧每天上班都要先看報紙，了解這個國家各方面情況，再翻譯、摘編要聞，供大使、參贊和其它部門參考。這是個被飢餓、疾病和貧困所困擾的國家，所以一開始，丁巧不敢放開工作。慢慢地，她被這個國家人民樂觀的生活態度所感染。“即使在葬禮上，你也聽不到哭聲，而是一路歌聲。”中國每年都派專家醫療隊援助贊比亞。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中國就派員修建了坦－贊鐵路，所以這個國家的人民對中國人都非常友好。在贊比亞期間，正趕上中國申奧成功。“當時大家都非常緊張地坐在電視機前等候消息，當宣布中國勝利時大家都高興得又敲桌子又拍椅子。”

丁巧回國後到新聞司外國記者新聞中心工作，負責為外國記者辦手續，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或協助安排一些有關領導人出訪或來訪等熱點問題的背景吹風會。按規定，外國記者採訪必須事先向有關部門申請。有時遇到突發事件，記者去採訪來不及申請，就可能會發生被扣留，或記者證被沒收這樣的事情。“他們打電話來求助，我有時也很為難，中國有自己的規定，但從記者的職業來考慮，遇到突發事件確實來不及申請。”遇到這些事情解決起來比較困難，要做好疏通工作，請有關部門儘量放寬。“比如說膠捲沒收就可以了，不要扣記者證。我們現在名聲很高，記者們有事都來找我們。”各國日漸注重對華報道，派到中國來的都是資深記者，他們精明能幹，有很高的新聞敏感性。尤其像路透社、美聯社這些大社的記者互相搶新聞，哪怕只比對方早一兩分鐘發出消息也好。對丁巧來說，跟他們打交道，更需要提高自己對新聞實效性的認識。“有一次開吹風會，發言人剛就焦點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發布會還沒結束，消息就已經上網了。”

去年10月，丁巧曾跟隨朱總理到柬埔寨參加一個會議。“我很欽佩朱 基總理和唐家璇部長（時任）。朱總理的講話特別鼓舞人心，他從來不照稿宣讀，好多話都是發自肺腑。唐部長為人隨和，記憶力特別好。我跟他出過一次差，下次他見到我居然能叫出我的名字。”想成為一名高級外交官，就要有很好的素質。“口頭、筆頭外語的技能及多方面的知識，都是要積累的。”丁巧說自己熱愛外交事業，雖然外交部的待遇並不高，“福利分房停止了，醫療也要改革，公務員的兩大優勢都沒有了。但我還是要在外交部幹下去。”

雷寧 為事件準備好耳朵

外語是後天學來的語言，不可能像母語那樣自如。偶爾雷寧話一出口，“不知怎麼回事，鬼使神差就說錯了。”不過她從來沒有被當場糾錯的難堪：“經過培訓的翻譯，即使出錯，也不會亂了陣腳”

雷寧的工作是不需要“露臉”的。大多數時候，即使是在新聞發布會現場，她也是埋頭或記錄或翻譯的那一個。常常未見其人，先聞其聲。

雷寧在畢業前夕遇到的第一家招聘單位就是外交部。在雷寧看來，外交部是鍛煉英文最好的地方。

一般新人到外交部後，會先有一年的培訓期。前3個月是文化培訓，上課的老師都是有經驗的同事。理論課講完後，接下來就是大量的實踐。除了練習大段的口頭翻譯，還要練習記筆記。從外表上看，雷寧是那種特別沉靜的女孩子，或許她這樣的性情適合給領導人做翻譯。“當領導人發言的時候，你不可能讓他停下來。”即使是連續10分鐘的講話，也得儘可能少誤差地全部翻譯出來，因此，不但記筆記是翻譯工作的一個重點，還需要不斷地練習臂力。

同其他行業的翻譯相比，在外交部工作還是公務員的身份，無論是工資還是綜合待遇，都未必有社會上的翻譯高，雷寧也經常面對這樣的對比。雷寧被外交部吸引是因為：“一是它是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需要不斷學習，不斷提高，要求同時掌握好自己的母語和外語。二是這個工作可以帶我走遍世界各地，擁有很多難得的經歷。”而第二點常常是其它公司所不能給予的。

翻譯工作分口譯和筆譯。口譯又分為交傳和同傳。交傳就是講話人說完一段話後翻譯開始翻。通常翻譯不僅會參與記者招待會、會談、談判等較為正式的場合，還會參與較為隨意的會見，形式上隨便一些，內容也不會很深入，時間比較短。

“在翻譯室很少翻譯資料性的東西，都是時間緊、要求高的。”比如我國外交部致別國外交部的信函、兩國聯合聲明、條約等。如果兩個國家的母語都不是英語，就要找第三種語言，一般會選擇英語作為依據。如果產生分歧，以英文文本為主，因為大家都認可英文。另外還要翻譯一些聯合公報，領導人之間的信函、賀電、慰問電等。

口譯是一瞬間就要完成的，思考的時間特別短。“即使平時準備得非常充分，一瞬間也可能會找不到合適的詞。”外語是後天學來的語言，不可能像母語那樣自如。有時雷寧話一出口，就會馬上覺得：哎呀，我要是能表達得更好就好了。這種遺憾時時刻刻在發生。有時也會出錯。“不知道怎麼回事，鬼使神差就說錯了。”一般來講，雷寧參加的這些會議有許多懂英文的人，他們在這個時候都會給她即時糾正。“我從來沒有被當場糾錯的難堪，因為誰都知道錯誤是難免的。經過培訓的翻譯，即使出錯，也不會亂了陣腳。”對這一點，雷寧很自信。

雷寧的一些朋友，見到她總愛聊一些天下大事。經常有人說：你們外交部幹得也不怎麼樣，那麼軟，中國人的臉都給丟盡了。他們偶爾也會提起類似於釣魚島之類的問題。“我作為一個在這些事情上比他們了解信息更多、更全面的人，就有更清醒的觀點。誰都希望自己的國家是最強大、最有尊嚴的。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怎麼做才能更有利於國家的利益。要找到一個正確的立足點，知道自己的國家正處於什麼樣的狀況，而不是逞一時之勇，圖一時之快。”

雷寧經常要隨領導人出訪，最多的紀錄是一年出去140天。工作帶她到世界各地。這樣的繁忙，令工作和個人生活總有相衝突的時候，但是同那些能夠親歷的大事相比，雷寧認為個人的生活不足道。“剛開始在外交部工作的時候，也會覺得很好奇。慢慢地，感覺歷史就在自己身邊形成。當後人在說起歷史上的某個重要時刻時，我可以跟他們說：‘我當時就在那兒。’那種感覺多好！”

王薇 保護的是海外華人權益

前兩年發生了所羅門撤僑的案件，駐鄰近國家的使館向國內求助，領事司通過民航和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向那裡派了一架飛機，花了100多萬解救受困華人。王薇肯定，“這件事在華人中影響很大”

王薇還在上小學時，就對外事活動有了感性的認識。她曾經作為優秀少先隊員代表給來訪的外國領導人獻花，中曾根、阿拉法特、里根都曾接受過她的獻花。她還參加過與外國青年團的聯歡活動。高中時代，她對人物傳記很感興趣，特別是周總理的傳記。當年中美外交的破冰之舉——乒乓外交，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時，她覺得外交很有學問。王薇中學畢業後，學校保送她上了外交部定向代培的北外西班牙語專業。

王薇在領事司工作已經8年了，前6年在歐美大領事處，主管拉美地區的領事僑務工作。領事工作主要針對海外華人華僑，分為設立領事機構、領事磋商、領事保護等內容。領事司是主管部門，國外的領事館和使館裡的領事部是具體執行政策的機構。王薇說：“領事工作最能代表中國政府的形象，代表政府對海外華人華僑的關心。”

她舉了一個例子。前兩年發生了所羅門撤僑的案件（所羅門發生政變，中國在那裡沒有使館。當時交通封閉，導致華人無法撤出）。我駐鄰近國家的使館向國內求助。領事司協調民航和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政府向那裡派了一架飛機，才把他們接了回來。“這件事在華人中影響很大，國家花了100多萬解救受困華人，使他們的生命財產得以保障。否則，他們在戰亂中難以生存。”

外交部領事司就好像海外華人的“父母官”，領事保護是主要工作內容。保護華人華僑的利益，幫助他們解決遇到的困難，義不容辭。“如果有中國人在國外被害，我們就要通知家屬，幫助處理一些善後工作。”派往國外的勞務人員遇到停發、少發工資等問題，“我們也會負責聯繫，幫助解決，或把他們接回來。”

王薇曾在駐葡萄牙使館工作過，當時正趕上葡國大赦，政府把符合政策的一些非法移民轉成合法。王薇十分清楚，非法移民沒有合法身份，只能偷偷工作。“這樣會很危險，一方面會被警察發現，罰款或驅逐。另一方面，因為沒有合法身份，工資掙得很低，工作也非常不穩定。”所以，她在堅持辦案原則的同時，盡力為華僑解決實際困難。

在外交部工作，國家這個概念對於王薇而言已變得具體。“具體到一件事，一個人。” 使領館在國外所做的事情，哪怕在自己眼裡只是一件小事，但在華僑華人眼裡就是代表國家。“做這項工作既要有原則又要有靈活性。”在符合原則的情況下，儘量照顧華人華僑，為他們提供便利。王薇曾在西班牙留學一年，雖然是在北外畢業的本科生，出去以後跟西班牙大學生和拉美地區的外交官一起學習，感覺還是起點差很多。首先是語言關，“當時壓力很大，在一起討論的時候，往往有一些觀點想法想要跟他們爭論，卻說不出來。”

雖然中國和西班牙距離遙遠，但西班牙人對中國很了解，也很友好。“如果上課討論涉及到台灣問題、西藏問題，我原本準備站出來給他們解釋一番，沒想到他們對中國的情況還是有一些了解的。在談到西藏問題時，他們也知道一些西藏的歷史，沒有原來想象的那種非要辯論一番的場面。”

有人認為外交官大部分時間在談判，或者經常出席觥籌交錯的酒會。“其實我們的工作是很普通的，有的地方甚至條件很差。”有的人會被派到有戰亂的國家，像伊拉克、以色列。還有的人會被派到有傳染病、自然條件惡劣的地方，像非洲。東南亞一些地區還經常發生“排華”和綁架華人的事件。

但王薇真心喜歡這份工作。“工作給我帶來了寬廣的視野，豐富的經歷，可以帶我到世界各地。我可以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因此，這份工作很有價值，也很神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