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凡 东平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住的是“章家楼”，“章家楼”因是天津巨商章瑞庭所建而得名。张学良1924年到北戴河即借住该楼，以后又多次借住，故民间讹传章家楼为张家楼。这栋楼被中央办公厅接收后，编号为六号楼。陪毛泽东到北戴河的田家英，带上了刚刚4岁的长女曾立，他们住的是“章家楼”后楼，该楼是章氏晚辈儿女建造的。接收后的此楼编号是七。

　　一号楼于1954年晚些时候竣工，嗣后毛泽东再来北戴河，多住在这只有一层的、不是楼的一号楼。这是管理处自建的第一幢别墅，砖木结构，红色建筑缸砖清水外墙，红瓦屋面，配以淡雅的灰色水刷石廊柱，特别能体现其朴实敦厚的建筑风格。这座别墅的平面布局为双套主房，与宽敞的影厅兼会议室相连，有近40米长的对称曲回的外廊，略带几分西式建筑的情调庭园栽种了参天的白杨和高大的雪松。临近的几座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了一号楼的附属楼，陪伴毛泽东来这里的几位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和他们的孩子，多住在这几座楼里。

　　二号楼和三号楼在五六十年代期间，是刘少奇及其家人来北戴河办公和避暑经常栖息的地方。两楼建于1914年。原为德国驻华大使馆用房，德国的外交官们在夏季常来此避暑，故而被当地人称做“德国府”。这两座楼因年代长久，管理处提出应翻修一下，但常住此楼的刘少奇不同意。他说：“这么高级的房子还要翻修，那老百姓的破旧房子是怎么住的？”有了刘少奇的这句话，管理处的人就不敢大动这两座楼了，可遇到下大雨，楼内就会漏，老要小修小补。

　　与德国府相邻近的，还有两幢楼，其中的一幢有“西山第一楼”美誉，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及家人来北戴河时居住的。这幢别墅既舒适实用又美观大方，三层除一套主房外，有宽大的阳台，可凭栏远眺，领略海滨风光。在中共领袖中，朱德差不多是第一个到北戴河度夏的。在北戴河，只有朱老总的院子，不断传出热闹的欢笑，这就同附近毛泽东、刘少奇等人院子里的宁静，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这很能反映朱德待人的宽厚。娱乐的时候，谁都可以在他面前无拘无束；而在其他领袖面前，这种情况就不多见了。朱德喜欢孩子，到北戴河避暑又是在暑假期间，他多是领着孙子们一起走。如果孙辈们都到了北戴河，朱德一家集体出动时，也是一道独特的景致。孙辈就有10多个，加上身边的工作人员，两个班的警卫，是北戴河别墅区里最庞大的队伍。和在任何时候都一样，朱德的作息始终保持着规律，他的儿媳妇赵力平说:“游泳也是如此，除了气候不允许或工作原因，老总上午下一次海，下午下一次海，是绝不变更的。”

　　孩子们对北戴河印象深的是晚间的娱乐。因为在北戴河还是以避暑休假为主，所以几乎每晚都有娱乐安排。有时是请文艺团体来演节目，更多的是看电影。有的娱乐活动，偶尔在海滩上进行；多数是在俱乐部里。朱援朝说：“在北戴河最热闹的时候，就是晚上在俱乐部看电影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聚集到一起来了，孩子比大人多。而且大人来了，也多是看完新闻纪录片就走了，例如我爷爷和毛泽东。”偶尔，毛泽东彻底放松一下，就坚持到电影放映完才退场。

　　每逢毛泽东到北戴河，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会带一批中央办公厅的干部随行，例如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们，机要人员，保健大夫，以及负责摄影的、服务的干部等。这一干人马的住所没一定，一号楼附近的六、七、八号楼都住过。杨尚昆本人，常住在挨八号楼很近的九号楼。九号楼原是北戴河公益会会址，楼房前有两棵白皮松。1955年后常带队侍卫毛泽东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他女儿王志援回忆说：“暑假里爸爸随主席去北戴河，就会带我去。但到了北戴河把我放楼里就不管了，就是晚上回来检查一下我的暑假作业。”

　　作为中南海保健科科长的徐福静，领袖们去北戴河，她也得随行。有时，她就带上儿子张纪宇。张纪宇对北戴河的生活，还有些记忆的，是中国的孩子和苏联专家的孩子，在海滩踢足球的事。他说:“苏联的孩子平时可能踢得多一些，个人技术似乎强于我们，他们的动作更有可观赏性。我们踢得比较朴素实用，而人家的像鱼跃冲顶这些动作，我们的队员就做不出来。”北戴河管理处范围内的三区是楼群相对集中，居住的人家也最多的地段，周恩来、林伯渠、彭真、邓子恢、贺龙、刘伯承、陈毅等人家都在这一带住过。周恩来住的27号楼，接收前称巴贝楼，巴贝是一位德国神甫。从1955年起，周恩来多次来这里度过暑期。别墅的几间主房皆高4米，阔30余平方米，在几次重要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都曾在自己住的这所别墅中召开过小型会议。

　　 毛泽东热衷游泳，曾提倡过游泳，并发出号召到大风大浪里锻炼。北戴河管理部门专门邀请了几名国家游泳队的运动员，暑期来北戴河教来此避暑、工作的领导人游泳。周恩来不会游泳，在这种背景下，也利用来北戴河的机会，在运动员和卫士们的辅导下，学习游泳。但不知是因为他胳膊受过伤不方便，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下海学习了两次，却最终没有学会游泳，只好遗憾地作罢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邓颖超一直体弱多病，处于休养状态。自50年代中期始，夏季中共领袖们多到北戴河办公后，邓颖超夏季也都到北戴河避暑。

　　与周恩来习惯住的27号楼相距不太远，有彭真来北戴河时通常住的14号楼，这个院子里最珍贵的，是两株凤尾柏;此外还有一株杜梨，冠径7米，高达15米，也属罕见。廖承志母亲何香凝来北戴河时，也曾在14号楼住过。林伯渠住的楼，曾为法国驻天津总领事狄克拉租用，狄克拉的妻子人称“德太太”，

　　爱听京戏，常和一些京剧名角过往。和林老隔不远的，还有一老，徐特立。他住的楼建筑风格与林伯渠住的楼极其相近。几位声威赫赫的老帅，在北戴河工作避暑期间的住所也是互为邻里，像聂荣臻、贺龙、刘伯承、陈毅等。

　　邓小平一家住在别墅区内西经路南边一组楼群中。邓家住的这座别墅距海边不远，设计构思精巧，面积不大，平面布局紧凑。和邓家同在一个别墅群的，还有张闻天以及苏联专家斯乔宾。这位斯乔宾，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由公安部聘请的，负责中共领袖饮食防毒检验的原克里姆林宫的保健大夫。

　　60年代初，董必武董老来北戴河，也住到这一带。董必武的长子董良羽、罗瑞卿的儿子罗小青和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等，那时正处在精力旺盛的年纪，除了游泳外，还在一起踢足球。开始是自己踢着玩，“遭遇”在那里休养的苏联专家子弟后，便燃起了争胜的欲望。双方先进行了一场预赛，互相摸底。董良羽一帮中国孩子觉得自己实力略胜一筹，但也没有绝对把握。这事不知怎么让贺龙知道了，他就通知北京市少年业余足球队，调了三位小球员来，和董良羽他们混编练习，并一起参加比赛。贺老总给孩子们鼓劲说：“一定要赢啊，不能输给他们。”这边的孩子看见有三位健壮的小运动员加入，感到更多了几分胜算，练得更起劲了。正式比赛那天，因为有自家的孩子参赛，董必武全家都前往助战。其他的人家也无不如是，环视场子四周，大都是中方“运动员”的家庭成员。然而扫兴的是，一场激战之后，他们却把球踢输了。原因是，客队出场的人选，已一改预赛时的青少年，而换上了一拨成年人，有不少还长着小胡子呢。

　　如果说北京育英学校是中国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子女入读最多的小学的话，那么北京师大女附中，就是中国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子女入读最多的中学。曾经担任过这所中学校长的林默涵夫人孙岩说:“有人给我们学校做过统计，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中有党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国主席的孩子，有6个元帅的孩子，有12个副总理的孩子，再往后数就数不清了。老师们曾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召集家长会的话，可以开大半个政治局会议啦。”中南海里的孩子中，最早上师大女附中的，周秉德算一个。她入读的时候，中共领袖和中央部分机关刚刚搬进中南海，师大女附中也才为新政府接收，校长是原来育才中学的副校长彭文。后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接替了彭文，孙岩是第三任校长。师大女附中最初是寄宿的，上学前，周恩来的秘书何谦夫妇带着周秉德，到东安市场购买了被褥、脸盆等生活必需品。按寄宿制度，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次日傍晚返校。

　　就在周秉德毕业的那年，李敏被保送到师大女附中。为了尽量不让更多的人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使她过于特殊，她入学注册填的表格，家长一栏，一直是填的毛泽东保健大夫王鹤滨的名字，因为陪她去报到的王鹤滨，事先请示过毛泽东表怎么填，毛泽东说:“谁去就填谁。”据学校方面和同学的回忆，李敏在学校的学习和其他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的。

　　李讷考到北京师大女附中，是在异母姐姐李敏进入这所学校的第二年。李讷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性格沉稳不很活跃，同班的学生大都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但没有人四处张扬，她和班里的同学关系也融洽。据校长孙岩回忆，李讷是个非常聪明的好学生，她的文史成绩是没人能比的，她本人对此也很感兴趣。当然，这和她有一个在中国文史方面造诣极深且常发独特见解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李讷偏爱文史，并对文学创作产生较浓厚的兴趣，她甚至在与老师的交谈中，吐露过搞文学创作的人，可以不必受系统教育体制的拘束等想法。也不知这是毛泽东在同她交谈时流露的意思呢，还是她自己在受了某种启示后产生的联想。

　　 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面对这一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毛泽东了。他对一组的人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为了共同渡过难关，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低标准，瓜带菜”，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首先是领袖们带头。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个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的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算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腰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起码让肠胃里有空间被填充了的感觉，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广大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采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其学名叫什么还真不知道。扫帚菜叶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特别是朱德，不仅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伙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吃着滋味不太好的，孩子们记得的是那种地瓜（即白薯）面窝头，黑乎乎，黏唧唧的。其实北方的地瓜很甜的，又算是粗粮，在孩子们的印象里是最好吃的粗粮了，可不知为什么弄成地瓜面就变得难吃了。

　　当时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人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出于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考虑，申报时把定量压到了21斤。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在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辈度过的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着。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着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不料此事被毛泽东得知了，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见毛泽东如此较真儿，谁也不敢再违规了，李讷一点接济也得不到，消瘦了许多。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特意嘱咐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进中南海以后，毛泽东的所有子女，通常是按照父亲的旨意在大食堂吃饭。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菜，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豆腐等小菜，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

　　据身边的人回忆，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因为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所以毛泽东一句“你吃了吗？”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他是绝对不碰，但是他不坚决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于是，他们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

　　 在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各大灶食堂，不能像以往那样，每顿有几样菜肴供人们选择了。仅有几样，还都凭票供应。稍有点荤腥和油水的菜，要凭另一种数量极少的荤菜票。主食也分粗粮、细粮，也都按量按比例供应，细粮占的比例小，吃完了多数时候要吃粗粮。这样一来，到大灶食堂吃饭，除了要带饭菜票外，还要带各种票券。食堂因此也多了一重麻烦，除了卖饭菜票外，还要分发出售各种票券。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有过之。就在这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知名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孩子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中南海游泳池建于何年，似乎已经难于考证，在民国期间的一张北京地图上，就在中海西岸画有一个小方格，并标着游泳池三字。可以肯定的是，它应该是共和国成立前的产物。露天游泳池，在当年算是个比较标准的游泳池了，长50米，宽25米，南深北浅。在深水区一边，还有10米跳台和3米跳板。在露天游泳池游泳的人比较多，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些领导人，中办、国办在中南海内工作的机关干部，都在此游过泳。说到此，人们一定会想到喜爱游泳，并写过数首与游泳相关诗词的毛泽东。但实际上，初进中南海时的毛泽东，并不太来这里游泳。刘少奇等其他领导人倒不时在此露露面。毛泽东再度钟情于游泳运动，是进入中南海数年以后的事了。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他健康的医务保健人员，都想方设法琢磨几项适当的运动，让毛泽东能伸展一下四肢，调节一下。最初是动员他散散步，每周末到春耦斋跳跳舞。但他散步一般不出丰泽园小院的范围，跳舞也不能保证每次必到。大家感到这样的运动量远远不够。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在丰泽园布置了一个乒乓球室，拉他去打乒乓球。然而毛泽东对打乒乓球兴致并不太高。在几招都不灵之后，人们才想到了游泳。但对后来那么乐于中流击水的毛泽东，最初的劝说，却不是一帆风顺、直截了当的。

　　勇敢的说客，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在和毛泽东散步时，拐弯抹角地试探着问毛泽东：“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哪里？”不料，毛泽东马上警觉地反问医生：“你想干什么？”医生说：“谈自然科学的时候，不能总是你考别人，也应该让别人提点问题呀。”毛泽东这才回答说：“起源于大海。”医生又问：“生命的最佳运动是什么？”毛泽东认为是散步。医生说：“不对，是游泳。”接着，医生费了一大番口舌，谈论接触自然、全身运动、锻炼心肺、老少咸宜等等好处。这大圈子兜得见效了，毛泽东说：“游泳，可以去。”

　　毛泽东进北京后第一次下水，是在清华大学的室内游泳池。去游泳途中，不知底细的医生对毛泽东打保票：“有我保护，保险出不了事。”“出了事怎么办？”毛泽东不动声色。医生拍拍胸脯：“我救你。”到了游泳池，医生拉着毛泽东要从浅处下水，可毛泽东径直朝深水区走去。“不行，不行！”医生急了。“不是有你保护吗？难道你害怕啦？”毛泽东下水后，一会儿侧泳，一会儿仰泳，真是如鱼在渊。从到清华大学游泳以后，毛泽东恢复了游泳的兴致。对游泳，他还总结出独到的体会:“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就是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渐渐的，毛泽东更激起到江、河、湖、海里击水搏浪的雄心，但他住在北京中南海里的时候，还是常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

　　在中南海里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多数干部，虽说都是为毛泽东及中共几位最高领袖服务的，他们直接接受由毛泽东等领袖那里派下的调研任务或文件起草工作；他们经手的东西，经常要送给毛泽东等领袖过目；毛泽东等领袖审定的东西，也要经他们的手传出。但在很小的范围内，和毛泽东共处，机会还是非常有限的。因此，除了舞会，他们都是在这个游泳池中，得到和毛泽东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最初时间似乎没一定，有时在大家游的时候，他就来了；也有时在大家都退场后，他才来游。那时，毛泽东和大家见面的情况多一些。

　　要论泳姿，毛泽东游得并不很漂亮，半像仰泳半像侧泳，畅游之前，他习惯在水里打几个滚。然而他水性好，能做一系列别人难以效仿的水中绝活。首先说潜水，毛泽东不仅潜在水里的时间长，还能既不浮出水面，又不沉入池底，摆出类似打坐的姿态，静止不动地悬在水中间。“毛泽东还能直立在水中，一动不动。我们都不能像他那样立住，这也是毛泽东的水中一绝。”刘源说。他在水中休息时，也多姿多彩。李紫阳回忆说：“他能两臂枕于脑后，平躺在水面上，或仰视苍穹，或闭目养神，还能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我还见过他躺在水上吸烟，把烟灰缸放在胸前。”有时平躺的时间长了，他就会变个姿势。据陈晓鲁回忆，毛泽东踩水也特别棒，当用力的时候，整个腹部都能浮出水面。每看到毛泽东亮出他的精彩绝技，围观的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在一般情况下，游泳的人们看到毛泽东下水后，通常会在池中让出一块空间，或坐在池边，观看毛泽东在池中自

　　由地戏水。看到这种情景，毛泽东往往不太高兴，挥动着双手，招呼大家：“这么大一个池子，就是让大家一块儿游的嘛！一两个人游有什么意思啊，人多才有意思嘛！”如果大家还不动，他就会突然游到岸边，拖人下水。如果被他拖的人掉入水中，他就会开心地哈哈大笑。进入池子里的人多了，毛泽东还会和大家一起戏水，说上几句话。小孩子们的情绪，也被毛泽东的催促撩拨起来了，纷纷跑到跳台上，接二连三地为毛泽东表演跳水。

　　不光是中共领袖们，在中南海工作的干部们也对游泳兴致盎然，游泳池更是居住在中南海里面的孩子们的嬉戏乐园，游泳池里的欢声和喧闹，多是孩子们制造的。像那座 10米高的跳台，几乎是没有人问津的，第一批冒险者，是已经上初中的男孩子们，他们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周延安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出奇地胆大。他看见比他大的康辉、吴陕立、朱和、张云嘉等，都攀上了 10米高台，从上跃下，在赢得旁观者的惊叹时，便也鼓起了一试的勇气。孩子们玩水，能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样。其中一种，就是叠罗汉。在浅水叠好，往深处走，看最深的地方能叠多少层。但常常是刚淹没第一层不一会儿，就因为重量不够，都漂浮了起来，始终没叠到第三层。

　　和毛泽东特别熟的孩子，在他身边更显得随便。毛泽东常常游一阵后，仰在藤椅上休息，李延梅就过去帮毛泽东掏耳朵。李紫阳说：“有时看见毛泽东眯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似的，就悄悄过去，挠他的脚心，跟他逗着玩，可其实他根本没睡。”然而，不知是不是因为孩子们的嬉闹影响了毛泽东游泳，抑或是什么别的原因，也不记得从何时起，游泳池的管理员得知毛泽东要来游泳，就要进行清场了。游泳的机关干部们一听管理员招呼，就都上岸更衣，离开游泳池。他们都理解：游泳是毛泽东的特殊休息方式，而且有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因急于处理公务，也会追到游泳池来找毛泽东商议。为了不打搅毛泽东的特殊休息和处理突然公务，一听到招呼，就会自觉地退场。也许是为了不影响大家游泳，毛泽东到游泳池的时间，多数是在大家游泳结束去上班后。

　　到了 50年代的后期，毛泽东有时就住在露天游泳池旁边的室内游泳池。仲秋之后，天气微寒，毛泽东就在室内游泳池游泳。由于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喜欢游泳，结果带动得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对游泳产生了很高的兴趣。一些不会游泳的人，甚至以最快的速度，学会了游泳。这方面的典型，就是对毛泽东最忠诚与爱戴、又肩负保卫毛泽东责任的罗瑞卿。大约是在 1963年和 1964年之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游泳的倡导，而且提出要到江、河、湖、海中去锻炼，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中南海里的游泳之风更盛了。

　　中南海里那么多的机关干部，那么多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么多的警卫战士，当然还有那上百个孩子，若都挤在一个游泳池里，连站都站不下，更别说游泳了。所以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干部和家属孩子，很少到中南海游泳池来游泳，而一直在南海游。许多觉得在游泳池憋屈的人，也喜欢到自然水域去游泳。最开心的要数孩子们，这里比游泳池水域不知要空阔几许，游起来无拘无束不说，随便怎么折腾，也没人干涉。那时以健康为美，游泳时更看重是谁晒得黑，游一会儿，就爬到木台子上，或者上岸在岸边水泥地上，趴着晒太阳。然后就比谁最黑，还用指甲在皮肤上划白道，看谁黑白反差大。机要室的几个女孩子，好几个晒得特别黑。

　　20世纪 60年代中期的一个暑假，毛泽东还和侄子毛远新有一个以游泳为主题的谈话。毛泽东再次提倡到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要毛远新天天去游泳。

　　在1961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在取得不能再犹豫，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共识后，雷厉风行地实施国民经济大幅度调整。此后的一年里，国民经济得到较明显恢复。1962年10月，中共中央即满怀信心地宣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中国城市、农村的经济形势正在逐步好转。

　　孩子们感觉到大人脸上的愁云在渐渐褪去，在困难严峻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情沉重，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干部们也常常锁紧了眉头。艰难的时候，究竟严峻到了什么地步；形势好转，又回复到什么水平，孩子们并不清楚。只是从长辈们眉宇的凝紧和舒展，从饭桌上粮食菜蔬的匮乏和富足，感觉到这几年间曾有的变化。

　　肚子能吃饱了，有些油水了，就有劲娱乐了，就有心思旁顾温饱以外的事物了。多数还没有离开中南海的孩子（许多上大学或参加工作后的孩子，就不太呆在中南海里了）都说,从1963年到“文革”前夕那一段，是最阳光明媚的日子。在这段时间，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以读高中的男孩子为主，组织了个自命为“唰队”的篮球队。因为光是高中的孩子自己玩不起来，就容纳了一些初中的孩子。中南海里有好几个篮球场，一进西门就并排有两个篮球场；国务院工字楼北面，有篮球场；中央警卫团大礼堂前，也有篮球场。开始是孩子们自己玩，后来觉得和别人比赛，有对抗和输赢才调动得起来情绪，就找机关干部、中央警卫团各区队的战士打比赛。一比赛，就得有个组织，“唰队”就这么从无形到有形了。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比赛后，“唰队”赢机关干部，赢中央警卫团下面各大队、区队的警卫战士，已经毫无问题。接着就寻找更厉害的对手，和中央警卫团的“东风一队”叫阵。

　　男孩子的游戏，除了打球之外，就是打仗。毕竟大一些了，打仗也就不再是小时候的骑马打仗，拿着玩具枪比比画画了，总要玩点仿真的，有那种子弹打在身上效果的武器。这就是弹弓枪，可以把用纸叠的纸弹弹击到人身上，那时叫“崩弓枪”。崩弓枪有各式各样的，手枪型的便于携带，每个孩子都会在口袋里揣两把。它的缺陷是橡皮筋伸缩的距离短，弹射的力量小，只适合近距离击打目标。长枪型的不好携带，只有在专门玩崩弓枪战时端出来，适合于打阵地战。国务院这边做崩弓枪水平最高的，是张寰。他说他尝试过做机关枪型的，末端有几个卡头，能上一排纸弹，想打连发。但一试用不能打，一个挡一个打不出去，实验后发现最多只能做两个卡头，打两发。西楼这边崩弓枪做得好的是周延安，“我们这边好多孩子的枪是我帮助做的，扳机用钢丝，弹性更好。我们还找一些彩色的细软电线，把枪缠得外观很美。我们不光是这边的孩子分两拨打，还到国务院那边，找张寰他们打。”

　　玩这种游戏的都是男孩子，惟一的例外是李紫阳，她也跟着男孩子们，玩这种有杀伤力的游戏。她说：“我净帮着他们叠纸弹，一叠就叠半书包，打仗的时候，我背着书包帮他们装纸弹。”要想打得准，不仅要求崩弓枪做得好，纸弹也要叠得硬一点，才不发飘，但打在脸上生疼。还有的人想出来做“毒弹”，在纸弹上涂上墨汁，打之前往上吐点唾液，打在衣服上，就会留下一个黑点。为了找好纸做纸弹，每逢怀仁堂演戏、演节目，孩子们都尽量早早地进去。演出前，服务人员会在每个座位上放一份剧情简介或节目单，这种附有剧照的简介或节目单的纸很光滑，也很硬，是叠纸弹的好材料。孩子们早进入，就是为了敛简介或节目单。

　　如今在北京，已经见不到这种显得过于简陋的游戏了，不知什么地方的儿童，还在延续着这种游戏。五六十年代，游戏的种类有限，平民和所谓的高干子弟玩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平民游戏。比如弹球，比如“官兵捉贼”，比如打崩弓仗，比如拽包，还有女孩子玩的跳猴皮筋，羊拐等。中南海的男孩子，几乎都参加过这种游戏，在回顾往昔时，大都说到了打崩弓枪仗的经历。现在想来，这种游戏还是比较危险的。回想中南海里那么多孩子玩，打了好几年，居然没有谁的眼睛因此而受伤，也真是一种万幸，一个奇迹。

　　男孩子们稍微文静一点的娱乐，是下军棋和玩飞行棋。军棋有明暗两种下法，明棋两个人下，棋子摊开，从总司令到工兵，一级吃一级，谁先夺取对方的军旗，谁就赢了。暗棋规矩也一样，只是互相看不见对方棋子的官阶，吃子时由公证人裁决。飞行棋是一人几架飞机，掷色子行棋，看谁能先占领对方的机场。“那时我们挺迷这种棋，相约到谁家去下，几个人一下就下到半夜。到谁家下，谁就得负责招待，我印象是我到张寰家、良翮家的次数比较多，中南海外边是陈元家去得多一些。那时小孩都觉得人家的东西好吃，随便有点什么吃起来就挺香。”陈晓鲁说。

　　张寰说:“我家有吸引力，一是自由，大人不干涉;二是我家吃的东西多一些，爸爸妈妈就供养我这么一个孩子，经济条件比较宽裕。”“我听晓鲁说你家有巧克力，不是一块一块的，而是一大坨。一坨特别大，得拿刀子剁，锤子砸开，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吃。你爸爸在财贸办，是不是通过外贸系统买的这种巧克力？”笔者问张寰。“和我爸爸在财贸办有一点关系，但不是通过外贸系统买的。有一家食品厂从国外引进了一套巧克力加工设备，生产巧克力糖。请有关领导去参观，我爸爸也去了，厂里卖给参观者一点半成品，因为当时不能卖成品。大坨的巧克力是做巧克力糖的原料，价格也比成品便宜，我爸爸买了不少。那巧克力特别硬，剁、砸半天，只能弄下一点一点的小碎块，挺禁吃的。”“那时，我们是互相轮流，到谁家谁招待。开始到晓鲁家时，他说他们家没有别的，就吃这个吧。我们一看，是伊拉克蜜枣。后来老是这个，他肝炎可能就是被这玩意儿传

　　染的，当年有这种说法。到刘源家，更可气。每次到他家，他就拿出糖精片、小苏打、柠檬酸什么的，让我们自制汽水喝。”对昔日中南海男孩子间的事，张寰记得最多也最清楚。

　　刘源也承认:“当年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很不宽裕，我也只能拿出这些招待朋友。”关于这一点，刘亭亭的同班同学曾自也有记忆。她们虽然都住中南海里，也见过面，但没什么来往。直到上师大女附中后，因为在一个小队，又都负点责，有时在一起商量小队工作，才渐渐熟悉起来。“刚入学时，班里的学生干部是由老师指定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的女儿被任命为中队长。刘亭亭和我在一个小队，分别被指定当小队长和小队副。刘亭亭的学习很好，特别是英语，后来由同学自选班干部时，她被选为中队学习委员。”一次，她们在宝光门外码头边的亭子里研究小队活动事宜。研究完了，便扯起了女孩子的话题。曾自认为刘亭亭的宽背带裙子好看，亭亭告诉她是人家送的布料做的，挺一般的。冷不丁，亭亭冒了一句:“其实，我们家生活挺紧张的，条件也许还不如你们家呢。”曾自在追溯往事时说：“当时我听了她的话有些不相信，共和国主席家的条件能不如我家？”

　　说到刘少奇的几个女儿的衣着，大家都觉得打扮得最漂亮的，要数刘涛。曾自的姐姐曾立说:“那时就觉得刘涛像小公主似的。”刘源说:“涛涛在我们家的孩子中，应该说是相当聪明的。只要一用功，她的学习成绩就能上去，她的弱点是不能始终保持这种状态。”刘涛上大学时，和当时多数领袖的孩子一样，被动员选择理工科，她进了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专业。但是刘涛对自控专业兴趣不大，她比较喜欢文学历史，加之身体不太好，一度学习成绩不甚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刘涛提出要转学别的专业，但刘少奇、王光美不同意，他们觉得不应稍遇挫折就退缩，当初对刘允若就是这样严格。然而在一次和毛泽东相遇时，刘涛将自己的这些情况和想法，毫无顾忌地讲了出来。

　　一向比较关爱孩子的毛泽东，听了刘涛的诉说后，就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让孩子学习她有兴趣的东西或许好些。刘少奇看了毛泽东的信，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毛泽东会这么认真地过问自己女儿读书的事。他把女儿叫到身边，进行了耐心的教育，讲明年轻人要经得起挫折的磨练；同时严肃地指出:“毛主席是党的领袖，有很多大事要考虑操心，你怎么能为个人的一点小事去打扰毛主席呢！”后来，王光美又专门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对刘涛转学的事做了解释，说明转学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主要是从严格要求考虑，不能凭一时兴趣，要做认真负责的选择。毛泽东看信后，在见到王光美时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刘少奇家的孩子，在毛泽东面前很无拘无束，能毫无忌讳地谈一些内心的真实想法。刘源也说：“那时我们几个孩子和毛泽东相处显得更轻松随意，而和严肃有余的父亲在一起时，则显得有些拘谨。”李讷在小的时候，能够亲昵地叫毛泽东:“我的小爸爸。”但越长大，毛泽东对她的要求越严格，她儿时那种无忌亲昵渐渐褪去。但毛泽东对其他人家孩子，却老保持着那种对童趣的兴致和宽容。“每当毛泽东见到我们几个孩子在一起，他就打着手势逗我们，把手掌摆平了移动，说这是平平;一只手食指抵着另一只伸平的手掌，即暂停的手势，说这是亭亭;用拇指和食指握成一个圈，说这是源源。”有一次，王光美带着孩子去跳舞，毛泽东也到了舞场。刚刚两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跑到毛泽东跟前，一动不动地直盯着他看。平平、源源、亭亭都说:“你怎么不叫伯伯啊？快叫伯伯。”毛泽东却说:“别打搅她，她在观察世界呢。”“每逢这种时候，毛泽东是多么的和蔼可亲哪！”在追溯完这些往事后，刘源如是感叹。

　　 也是在那段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孩子们眼里由内而外都是最华美的居仁堂，不知为什么被拆除了。对此孩子们都感到非常惋惜，因为这幢建筑的里里外外，常常掠过孩子们的身影和笑声。

　　在居仁堂南门外走廊下的水池里，有许多蝌蚪，也不知是放养的还是自然生长的。孩子们还经常悄悄溜进居仁堂，那里面连通道都铺着地毯，通道的两边还摆着一尊一尊的铜铸像，都是动物的造型。楼里有些门窗上镶的玻璃是彩色的。因为这幢楼里外都和别的地方的建筑有着明显的差异，所以走到这里就老感到被裹进了神秘的氤氲之中。哪里都敢闯的周延安就说，他在一楼楼梯旁边，还发现了一条暗道，可以从前楼通到后楼。

　　沿居仁堂的外墙下，有的地方堆叠着假山石，在石头的缝隙里，有几个特大的马蜂窝。中南海的许多老房子的房檐下，或树枝上，都有马蜂窝。而男孩子一项展示勇敢的壮举，就是捅马蜂窝。周延安说：“那时我和沈小珂、小风、小雨，朱德的几个侄孙，赖卫国等，常常披着雨衣，带上几瓣大蒜，就去捅马蜂窝。卫国的妹妹，郭柏玲等女孩子就躲在远处看。被马蜂蜇着是真疼啊，我们就用大蒜汁涂抹，止痛消炎。”

　　那个时候，那个年纪的男孩，常常以某种冒险的行动，来显示自己的勇敢，树立英雄形象。像捅马蜂窝，在墙头上比谁走得快，从别人不敢跳的高度往下跳等等。吴继光说 :“我们工字楼附近的锅炉房有个非常高的烟囱，有一次我爬到烟囱顶上去了。结果被大人看见了，招呼得烟囱底下全是人，我妈妈也被叫来了，大家都看着我一步一步地下来，妈妈吓得腿都软了，坐在地上。回家后，我挨了一顿揍。”“我们那时有一种娱乐，叫‘远征’或者叫‘探险’。”赖卫国说 :“就是到处走，岗哨不让过就绕道，门堵死了就翻墙，反正是想办法把中南海的每一个角落都走到，每个地方都看一眼。除了走陆路，还找地下管道，流水的暗道。”“就在收发室南面院子里的锅炉房下面，有四通八达的热力管线。看了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地道后，我们就踅摸到这个地下管线了，那时《地道战》还没拍出来呢。我们壮着胆子在里面摸，发现可以从锅炉房通到二组、四组和丙楼、丁楼。”当年远征队的队长周延安叙述道。

　　以机要室的孩子为主的远征队，队伍时而大时而小，男孩赖卫国、吴小立、沈小雨、王京晓、王海黎、阎长伟、苏培、王非、郭六一等，女孩赖卫民、赖新民、郭柏玲、光芝、阎群、苏玉兰、王燕翎、杨素明、李小雪、刘亚非、吴幼立等，有时有你没他，有时有他没你。经历过这样的探险和远征后，中南海里哪有点什么建筑，有点什么稀奇的东西，都知道了。周延安等就在南海的西北角，发现了中南海的冰窖。“北有花窖，南有冰窖。”他说道。秘书室的孩子也是如此。中南海后来有些院落住人，有些院落没人住，孩子们都钻进去探个究竟。发现是没有人住的院落，就作为以后游戏的场所。

　　中南海以海命名，在这里面，自然就少不了和海相关的故事。中南海里鱼多，有鱼就有垂钓的趣事。

　　刘少奇、朱德，都有在中南海垂钓的照片，但他们好像还称不上有此嗜好，只是偶尔换一种休息的方式。朱援朝说 :“我爷爷有几根非常好的鱼竿儿，是外国友人送的。”倒是中南海外的几位老帅，特别爱钓鱼。他们住得离中南海不远，中南海里又比较清净，就常常到中南海里来垂钓。住在国务院这边的孩子，看到来钓过鱼的老帅有聂荣臻、贺龙，还有叶剑英。聂荣臻来的次数多，钓鱼的水平也不错。他钓上来鱼也不拿走，而是摘下钩，把鱼又放回海里。钓鱼水平最高的，大概要算贺龙，他有时在钓完之后，也把鱼通通放掉。据陈晓鲁回忆，他父亲在中南海钓鱼的瘾头，还是被叶剑英勾起来的。

　　有一次，叶剑英给陈毅送来好几条大鱼，说是在中南海里钓的。陈毅听说是中南海里钓的，顿时来了精神 :“我也去钓他几条。”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提着钓鱼竿儿就到海边钓鱼去了。但是陈晓鲁说他爸爸钓鱼的技术“实属下乘，主要是没那个耐性。”那天他去钓鱼，在一个地方坐了 5分钟，见没鱼上钩，就说 :“这个地方不行，恐怕没有鱼。”就换了个地方。约莫呆了 10分钟，他又急了：“怎么还不上钩呢？”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他挪了四五处地方，还是一无所获。他终于不耐烦了，对司机李师傅说：“请你帮我看着竿儿吧，我还是下棋去。”鱼没钓到，瘾却被勾起来了，有空儿不管钓得到钓不到，陈毅偶尔还是会到海边，端着竿儿坐上一阵。和陈珊珊同学的石小林回忆说 :“有时陈毅钓鱼，我和陈珊珊就在旁边看。一次陈毅钓着一条大鱼，提了半天竿也提不上来。管船的老张头看见了，跳下海把鱼给抱上来了。陈毅看了看鼓动着鳃的大鱼，说放了吧，就又放回到海里去了。”

中南海里的鱼有专人喂养，一般是不允许钓的，有一阵子为了强调这一点，管理人员就在海边插了一些写着“禁止钓鱼”的牌子。但领导人偶尔为之的消遣，并不禁止。有一次，吴继光在海边玩，看见陈毅来钓鱼。陈毅走到海边，发现了一块写有“禁止钓鱼”的牌子，他自言自语:“禁止钓鱼，这就是说我不能钓鱼了？”旁边的人解释说:“别的人不能钓，您钓是可以的。”站在不远的吴继光听见陈毅闻此发了脾气:“不允许别人钓，那我怎么能钓呢！如果允许我钓，那别人也能钓！”于是，他把牌子拔了出来，扔到一边去了。陈毅这么一喊，有一阵子对钓鱼管得就不太严了。但没多久又不让钓了，不过再没插牌子，而是经常有人在海边巡查，看到有谁钓鱼，就把鱼钩、鱼线没收了。

　　孩子们大了一点，看见大人钓鱼，觉得好玩，也学着钓鱼。买点鱼线，买几个鱼钩，虽然是几毛钱的事，但也要攒一阵子才能攒够。然后就找个竹竿儿，拴上鱼线，弄个乒乓球当鱼漂。吴继光说:“一钓我就喜欢上了，老躲着巡查的人偷偷钓。有时被抓住了，鱼线、鱼钩被没收了，免不了伤心老半天，那时攒点钱买鱼钩、鱼线不容易呀。当然也有开心的时候，中南海的鱼特别大，多是鲤鱼和草鱼，我钓过一条最大的有15斤。那么大一条欢蹦乱跳的鱼被你钓上来，真有点激动。”

　　更快捷的方式是做虾筐。这样捞上来的小鱼小虾都很小，孩子们就用玻璃罐头瓶养着玩。“你记不记得中南海里的鱼，常常跃出水面？我们划船时，还遇到过鱼跳到船里来的情况。”吴继光问笔者。“我曾经看到过群鱼乱跳的情景，不过这是人为的。就是怀仁堂后面搞工程的时候，许多工程兵战士午饭后就都下海游泳，他们人多，游得不规范，都是狗刨式，打得水扑通扑通的，惊得鱼在水面乱跳。结果他们就打鱼，好多受伤的鱼都漂在水面上。有些司机、警卫人员的孩子，就把鱼捞回家。我还帮他们捞过，鱼特别大，直径六七十厘米的铁盆，放两三条就满了。后来那些战士大概都挨批评了，也不在海里瞎折腾，也不打鱼了。”

　　挨着紫光阁西面有一个小礼堂，是国务院这边演节目、放电影的娱乐场所。和紫光阁比，它虽然是个低矮的陪衬，但里面的面积比西楼电影放映室可就大多了，西楼这边放内部影片不让孩子进时，平时在西楼看电影的孩子，就会转移到国务院小礼堂来。就是这个小礼堂，也给孩子们带来许多欢乐，说起它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让人开怀的趣事。陈晓鲁说：“只有在星期六、星期天在小礼堂看电影时，一些在不同学校上学，平时不太见面的朋友，才能聚集一堂。”在这里看电影，也没有对号入座的规矩，好朋友们都靠在一起。常常是一边看电影，一边聊天胡侃。侃到兴致高涨时，就会编造出一些新闻或能博得一乐的什么事件来。

　　李先念的儿子李平平的自行车丢了，是被人偷盗的，住国务院这边的好多孩子很快就都知道了。一天看电影时，李平平又跟坐在身边的陈晓鲁说起这件事。大概是电影曲折的情节，诱发了陈晓鲁的想像力，他煞有介事地对李平平说：“你可得小心点，这可不是简单的丢车小事。你的自行车不久就可能被找到，但那时车子的钢管中都会装上炸药……”不出一个星期，这个玩笑就在孩子中当真事儿传开了，到处传说李平平的车被人偷了，又被装上炸药送回来了。后来还有人绘声绘色地把这个消息传给陈晓鲁，他只好强忍着笑，把这自己制造的新闻再听一遍。男孩子就是这样找乐子。

　　和西楼的放映室一样，这里面积虽大，但通常看电影的人并不很多。国务院的领导也在这里看电影。于是，这里也有领导人和孩子们之间的趣事。谭震林的小儿子谭小旭，小时候特别淘气，也特别逗人。萧远音说:“他老有一种表演的欲望，要是在开映前到场，常跑到台前不邀自演起来。不过他的节目总是老一套，表演日本鬼子进村，两手比画着像端着三八大盖，走来走去，把大家逗得哈哈一乐。”听萧远音这么一说，笔者眼前立即浮现出谭小六模拟端枪的模样。我们在西大灶吃饭时，就多次看见他在西大灶食堂的舞台上表演这一套，原来他还把这节目搬到了国务院小礼堂。“如果进场晚电影已经开映了”，萧远音接着说:“他就把灯一开找位子，找着了再关灯。他那时候年纪小，也不太懂事，大家对他也很宽容，一开灯就知道是他来了，大家也不吱声就过去了。”“国务院小礼堂也会放内部电影，这时就支一块小黑板，写上‘内部电影，小孩勿入’。我们有时候偷偷地从窗户或别的地方溜进去看;有时则有组织地闹、抗议，非要进去看，跟管理人员胡搅蛮缠。”石小林说。在禁止小孩入场的情况下，有时候孩子们设法进去了，但也常有进不去的时候，不免憋一肚子怨气。

　　 童小鹏从红军时期就受李克农影响，喜欢上了摄影，开国大典时他带着摄影机和照相机两套家伙，拍下了一些珍贵镜头。陈晓鲁和国务院的好多孩子都到童小鹏家看过电影，放映员就是童非非。他说:“多是美国二战题材的片子，还有一些外国的动画片。在他家里放映时，童非非也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上:‘内部电影，大人勿入’。然后支在门外，感到特解气。”

　　读书，也是中南海里多数孩子的一大乐事，这和中南海的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伴随毛泽东左右12年的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秘书林克，在回答毛泽东最喜欢什么的提问时答道：“我在就此做了一番思考和比较之后感到，他最喜欢的是读书。”毛泽东不仅自己以执卷为乐，还频频倡导读书。在他周围工作的中央办公厅的干部，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像后楼、政治秘书室这些

　　单位，读书、写作就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干部们只苦于读书的时间太少。

　　毛泽东之外，整个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都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深层次的这里就不说了，仅从表象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都有藏书颇丰的书房。住在中南海里的几个中共大秀才，也都藏书惊人。书橱成行，也是中宣部几个负责人家里的特色。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交叉影响，怎么可能疏远书呢。而好的、成为经典的书籍，只要你亲近它，它就会给你带来无穷的乐趣，拿起来就不忍释之。而中南海里又有着非常便利的条件，西楼、国务院两边都有图书馆。

　　有一段时间，《红岩》女主角之一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的儿子彭云，成为先进少年的样板，他的成长历程被反反复复地宣传。其中有一段，叙述他如何克服上课偷读小说的“痼疾”。那时我对书籍还没产生兴趣，对彭云上课时总忍不住要偷看几眼小说，感到实在难以理解，书籍有这么大的魅力？但是，当我尝试着读了几本大部头后，便深深体验了什么叫做欲罢不能。后来，妈妈帮我从图书馆借了许多书，主要是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如《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暴风骤雨》、《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创业史》，还有《红旗飘飘》丛书。爸爸和叔叔们向我推荐的，多是家中自藏的传记一类的书，像封面有木刻的飞行员招手的《真正的人》；一个女人头像，下面红底白字的《古丽娅的道路》；封面是士兵头部塑像的《普通一兵———亚历山大·马尔特洛索夫》；淡蓝底色，边上有卓娅整身塑像的《卓娅和舒拉》；有描写俄国抗击拿破仑入侵的传记小说《巴格拉齐昂》；还有那部最著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自从迷上这些书籍后，我几乎每天都看到12点以后，听见大人下班陆续返回院子的脚步声，才熄灯就寝。那时这样作息，阅读了远不止这些书籍的孩子，还有许多许多。

　　在那些日子里，还有一件让当时读中学的男孩子兴奋，并在尔后几十年间常常骄傲地加以回顾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南海里穿着军装，挎着五六式冲锋枪，像中南海里的警卫一样，在哨位上站岗。追起此事的始作俑者当属刘源。刘少奇对子女的政治成长很关注，刘允若刚从苏联留学归来，刘少奇就对他说:“你应该尽量争取到农村、工厂、部队都锻炼一下，这对了解中国，接触广大群众，和使自己成熟起来，有好处。”这番话虽是跟刘允若一个人谈的，但要求则是对家中全体孩子的。刘源偏巧听到了父亲和异母哥哥的谈话，觉得很对自己心思，进出中南海从岗哨身前走过，对军人的戎装和威武心仪久矣，便向父亲提出在假期到部队锻炼的要求，父亲随即表示支持。刘源把这事告诉了一起玩的朋友，大家便都向各自的父母请求，几乎都从长辈那里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中南海里有警卫部队，为到军营锻炼提供了便利条件。暑假来临，经几位家长出面，刘源、董良翮、李勇、李平平、张寰都进了中央警卫团。当别的孩子看见他们挎着枪站在哨位，流露出羡慕的眼神时，他们内心便漾起特别的得意和满足。在这群好朋友中，惟有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当年没捞着神气的机会，而其他穿上军装的孩子，反而都是父亲早已不在军中任职的。陈晓鲁说，这是因为他妈妈张茜对孩子到部队不甚赞同。她对陈晓鲁说：“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放暑假期间，应该利用时间多看看书，或随父母外出走走，多长点见识，当兵可以待毕业以后嘛。”

　　 军营的生活规律而紧张，在军营锻炼的孩子，和军官们同吃，同住，同出操和训练，按规定的时间站岗。和军官们一样，这也许会被猜疑是不是受到了照顾？其实不然，因为孩子们所在区域的警卫工作，都是由干部大队负责的，值勤的警卫都是少尉以上的军官。虽说周围都是军官，但来锻炼的孩子，一律穿士兵的军装，挂列兵的军衔。稚嫩的身板，列兵的军装，往哨位上一站，还是挺显眼的。

　　据张寰记忆，国务院区域的孩子最初站在周恩来办公居住的西花厅后头，北面是北大医院正对着的中南海围墙。“这道墙和西花厅之间有个夹道，我开始就在那儿站岗，谁也看不见。”在那个哨位站岗，穿着军装却没有枪。连枪都挎不上，还算什么当兵啊。于是张寰等就提意见，请求换个地方站岗，希望挎上枪，在有人的地方亮亮相。后来，经所在的区队同意，他们被安排到门诊部后面北海大桥西桥根的哨位站岗，挎上了五六式冲锋枪。家住国务院区域的孩子，都知道有时有人从北海大桥上往中南海里跳，这个哨位的部分职责，就是观察大桥上的动静，有人跳下来，哨兵就划船去救人。

　　孩子们到部队锻炼，是在1964年，之所以能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赶上了当年大比武的尾巴。大比武之风也刮到了中央警卫团，而且团里除了要求射击、擒拿等军事技能过硬外，还要练背功，背经常出入中南海的汽车的车牌号。背车牌号是中央警卫团的一项硬功，其警卫要求中，就有保障中央常委的车进出中南海通行无阻。如果该拦的车警卫没拦就放行了，就算一次事故；如果该直接放行的车警卫拦截之后才放行，也算一次事故。到了大比武期间，警卫团的警卫人员，大都能背出三四百个车牌号，见号就能说出是哪位首长的车；或见首长名字，就能说出其专车的牌号。

　　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到部队锻炼的几个孩子，是身着军装度过的。张寰记得那天还进行了射击训练，晚饭还是军人大会餐。会餐后，他们接到通知，到警卫团团部去一趟，团政委杨德中要和他们谈话。“良翮、李勇、张寰、李平平和我聚齐后，排着队走到中央警卫团的团部。”刘源回忆说。“此刻，我们已经是上等兵了，而最初到部队时，让给我们佩戴的是列兵军衔。我们参加的几项军事技能考核，成绩都不错，平时的锻炼也还可以，也许是为了表示鼓励吧，就给我们每个人都授了上等兵的军衔。”在中南海东南角的中央警卫团团部，团政委杨德中询问了孩子们到部队锻炼的感受。因为孩子们锻炼期间的表现确实不错，杨德中一一表扬了他们一番。

　　军营生活结束了，第一批参加锻炼的董良翮、李勇、刘源、李平平、张寰，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军装。然而，他们的尝试却勾起了中南海里更多的男孩子投入军营生活的欲望。谭小光回忆说：“刘源他们第一批当兵站岗，我们都看见了，觉得他们特神气。第二年听说还组织，我们就都要求参加。”

　　1965年、1966年，假期要求到警卫部队当兵的孩子，越来越多，甚至中南海以外的孩子，像当时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孩子等，也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当兵次数最多的，也是刘源，三年里一次也没落下。至今依然让他自豪不已的是，经过多次严格训练和考核，他的军事技能颇有长进，还荣获了“特等射手”的称号。1966年国庆节阅兵时，他甚至成为国旗护卫队中的一员，迈着标准的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在此后的几年中，中南海的孩子几乎全部迁了出去，中南海里原有的景物、原有的人际关系、原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完）

图片说明：玉兰花开红墙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