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的交叉

叶维丽、马笑冬

“七尺灰”

叶：除了贫穷，我还感受到了干群矛盾，有时相当尖锐。我们村只要大小是个干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不下地是最大的好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好处，比如分东西的时候分得多一些，好一些。在我们那么穷的地方，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就很不一样。哪怕一些为人不错的干部都这样做，好像这是当干部理所应得的。老乡们心里不满，常发些牢骚，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7队的干群关系格外不好，社员们背地里管我们的队长叫“七尺灰”。“灰”在当地是“坏”的意思，这个人个子很高，“七尺灰”的意思是“高个子的坏蛋”。他很少下地干活，平时所谓上工就是拿把镰刀，到地里各处转悠，看看哪块地该锄了，过两天让社员去锄。他转一转就回村了，不知在哪个炕头坐着抽烟聊天去了，这样就挣了一天工分，还是最高分，老乡管这种工叫“遛弯工”。

“七尺灰”偶尔下一次地，我们就要“受死”。

马：受死？

叶：我们那儿管干活叫“受苦”，“受死”就是让你拼命地干活。平常“七尺灰”不来的时候，是副队长领着干活。我们走到当天要干活的那块地，有时离村里好几里路远，副队长说“抽袋烟吧”，大伙就在地头坐下来，这一坐半天不起来，抽烟聊天磨时间。抽了几袋烟以後，副队长慢悠悠地站起来，大伙儿这才开始干活，中间还休息一下，等到快晌午就收工了。这样一种劳动态度，让我很早就明白社员们没有积极性。成年劳力还好一些，十六七岁的小後生们尤其不好好干。他们锄田的时候，地头锄锄，中间划拉划拉，就到了另一头，在地上坐着等大伙过来。

可“七尺灰”一来我们就得受死。他精瘦精瘦的，平时不干活，养足了劲儿，偶尔到地里来，还常常是我们干了半天他才到，一来就腰也不直地锄地，他腿长，大步流星，你还得跟上。到快晌午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如果出早工的话，清早就开始干活了，早饭是担到地里吃的。我们知青的早饭还有干的，通常是一个玉茭窝窝，老乡就是稀薄的玉茭糊糊，里面能放几块山药就很不错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吃野菜团子。到了中午大伙儿都饿得前胸贴後胸了。别的队都回家了，从我们地头经过时，“七尺灰”好像没看见，我们只好继续干。这时候我觉得太阳特别毒，地头特别长，肚子特别空。四周安静极了，只有我们7队社员在默默地“受”。

“七尺灰”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么整我们一次。我们队的社员都恨死他了，背後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他，大家都怕他。他虽然年纪也就是30多岁，可是辈分不低。他能这样为所欲为，在大队里一定有靠山。他每次整我们，我都气得浑身冒火，在心里狠狠地骂他，反复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句话就在嘴边，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来。作为知青，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疚感，觉得对不起我们队老乡。

马：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会不会因此压你，不许你回城，不让你上大学？

叶：我没想过。我想他没有那么大权力。可是我即使当面顶他，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他不会把我当回事儿。当然这样解释是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负疚是因为我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从小咱们受的教育是要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这么软弱。

我做过一阵大队“电磨”的会计，“电磨”就是粮食加工厂。大概因为前几任会计手脚不干净，大队就让知青去管账。我每天在机器轰鸣的屋子里开关机器，称粮食收钱，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粮食粉末，头发全是白的。在“电磨”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走後门”是怎么回事。常有干部、有时包括公社干部拿自家粮食来，放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人了。你给不给他们加工？加了工收不收钱？就算我不给他们加工，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乡早就把他们的粮食加工好了。有时快下班的时候几个干部一起来了，拿了粮食就走，没有二话。很快我就明白，他们是不会给钱的。跟我关系好的老乡，有的也把粮食悄悄放下，跟我点点头就走了。

渐渐地，我学会了判断每一种情况，不在加工厂我不会知道这中间的“学问”。干部的钱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认账，但是大部分人的钱你必须得收，否则加工厂就没收入了。在哪儿划一道线呢？对大部分老乡朋友，我只能管他们要钱，要不然我这个营生没法干。只有高典老汉，我就不收钱了。他实在太困难了，因为身体有病干不了重活，工分挣得少，家里负担又重。每天下班後结账时点着花花的票子，我的感觉很复杂：我实际上是给干部们走後门做了同谋，又不能帮助队里那些也很困难的乡亲们。至于收入上缴之後大队是怎么花的，有没有贪污，我就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厂干了几个月我就不干了，又回到队里去锄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