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成回忆录之三

  我从小就受到家人的宠爱，我父母共生养了我们八个子女，二男六女，我排行老五，但比大哥小十七年，在宁波人的传统里重男轻女，我的出生给家人带来不小的惊喜。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正在南京大学求学，远在上海的家里，就要给我介绍对象。61年寒假回上海，父亲跟我提出此事，我以为在跟我开玩笑，因为家父从来都是平等待人，对待子女更是，时不时戏弄一下儿女，大家一笑而过，是很平常的事。当我弄清了父亲确有此意，而且已定了要去相亲的对象，实实让我惊恐起来。

那年二十出头的我，在大学里已萌生了恋爱的感觉，对象是我现在的妻，但是远没有到捅开窗户纸的程度。她是我同班同学，一个整天嘻嘻哈哈甚至吵吵闹闹的调皮女孩，有感觉但不强烈，想接近但又不好意思，虽在同一班级但很少单独相处，不过见面时却相互调侃，我说东她非说西，话从来没有说到一处去，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初恋。但是她与人相处时散发出来的简单而糊涂的纯真、活泼而浪漫的调皮样，对她有一份多于其她女孩好奇心。

大二时，我是班里团支部宣传委员，我见她整天里“无所事事”，有时还嘻笑人生，觉得她“世界观出了问题”，我一向以为自己的世界观十分端正，就同支部书记说我要找她谈谈，要纠正她的世界观。找到她在宿舍的走廊里，谈不上几句，就没词了，方才知道，我其实根本不懂世界观，更谈不上去开导教育别人。她咪起眼睛，头略抬高，用一种高的视角，带着微笑看着我，似是在聆听，实质是嘲笑，弄得我很没面子，下不了台。

大三时，我同她分开了班级，他们班下乡劳动，而她因健康原因留校劳动。我们班要同物理系一起上课，也就留在校内劳动，同在学校的‘人造肉精厂’工作，因此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此时，我花一元二角买了二张《洪湖赤卫队》歌剧的票，犹豫了三天二夜（没睡着），终于鼓起勇气，把票子给她，她居然欣然接受了。在观剧那天，我们分别前往剧场，怕被同学看到，我们上大学期间，学生是禁止谈恋爱的，但是并不是非常严格。我在戏院门前等了十分钟，她才姗姗来迟，她还带来一架望远镜。因为我囊中羞涩，用仅有的二元中的一元二角买票，只能够买后排的票，剩下的八角，以备急用如临时买点小吃之类。我们看的是原创原班人马演出，之后《洪湖赤卫队》的歌就迅速红遍全国。我和她的关系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但没有什么承诺，我还怀疑是否有别的男孩在追求她， 或者她的心已经有了归属。

回到父亲向我提亲的事，他问我有没有对象，我就含糊其辞，但对于他要我去见女孩的提议，确实没有兴趣。因为在上海时间短暂，过了寒假还要返回南京上学，这件事不宜拖得太久。这时我三姐的“决断”起了作用，三姐比我大二岁，但对事情的明了却与她年龄不相附，好象三十多岁女人那样的老到。她一针见血地问我，是不是那个女孩，戴了一付太阳眼镜，你给她拍了不少照片的？还有一张是你和她还有另一男孩一起的三人合照？三姐怕我“交友不慎”而“误入歧途”。确实，那个时代只有为数不多的女孩，戴着大墨镜，在人前晃来晃去的，我当时也实在是有口难言，说那个她是女朋友，但没有把握，没有板上订钉的事实做依据，说她不是女朋友，戏都一起看了，照都一起拍了，再说不是也很难说服自己。当时那个社会，往往连手都没有拉过的，就已经决定终身。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其实在上海，我们二家距离步行只有十五分钟，但总是以笔代面谈，为了打笔仗，斗斗嘴，就经常写信，上午寄出，下午收到，至多今天发明天就到。我在那封关键的信中说，我父亲让我用毛笔写字，我却想用钢笔写，不知你有何高见？她心领意会，立马就回了信说，“你是孝子，你父亲要你用毛笔写，你就听你父亲吧。”收到这样的回信，我就更加吃不准，她算是明确说了不字，还是反过来试探我的诚意，或者是她假装矜持，实质是再试我的虚实。她说来年龄与我相当，也是二十出头，但却有着许多“虚拟”的恋爱经历，在高中毕业前就通读了三遍《红楼梦》，阅读过无数欧美情爱小说，诸如《安娜卡列妮娜》、《复活》、《约翰克利斯多夫》、《飘》、《茶花女》等等，她还看过不少言情越剧、沪剧，诸如《庵堂相会》、《碧落黄泉》、《铁汉娇娃》、《红楼二尤》等等等等。相比之下，我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毛孩，中学六年，在一所清一色男生的男子中学渡过的，读了六年书，当了六年和尚，有的是与同学打架争斗的经历，却没有恋爱中应对和决断经验，更没有佯装和撒谎的技巧。

一边是家人急急地催促，一边是“那女孩”分辨不清是和否的表态，弄得我心猿意马，非常不定，晚上失眠了。这时家人说，去见见也没什么，就当一次做客人，认识一下人家，看不中就不一定联系下去，况且已经说好要去的。在家人连哄带劝（其实是骗）下，我终于同意了去“看看”，我真的就是去“看看”而已，但没有把去“看看”告诉“那女孩”，想去“看看”后，事情就会告一段落，还是继续我与“那女孩”的故事，把模棱二可的关系进行到底。

可是，我的家人却不把去“看看”当作就去“看看”，他们立马就开始了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物色礼品，设计出场的人物和我亮相的行头都考虑计划得一应齐全。去相亲以我父亲为“代表团团长”，由夫人即我母亲陪同，我大姐和三姐作为“团员”，三姐兼作“秘书长”，前后上下，跑前跑后，非常忙碌。我作为“主角”，服饰上下了一番工夫，上身是咖啡色万立丁面料的丝棉棉袄，下穿一条同样面料的银灰色西裤，脚蹬锃亮的黑皮鞋，刚理了发，涂了凡士林，吹得油光水滑，用现在的话讲cool到极顶了。礼品送的是什么已记不清了，毫无疑问用的都是精品。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相亲女孩的姑母家，住在上海重庆南路的大陆坊，说起大陆坊，现在人可能已不熟悉它曾经的辉煌，三四十年代上海一些文化名人如鲁迅等人曾居住过这里，直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在此居住的还有不少名人或者有钱人家。她姑母到底是什么背景，并不清楚，但至少家境殷实，住的三层楼上下的大房子，可见一斑。

 大家进门后，相互介绍并寒喧着，他们出席这次相亲仪式的有女孩父亲，戴一付金丝边眼镜，但初一看像个乡下绅士，后来才知道他原是商人，57年打成右派后一直住在绍兴乡下，与妾为伴，这次为女儿相亲一事专程来上海。另一位是女孩的母亲，就生活在上海，与女儿及小儿子在龙门新邨居住。为参加相亲，特地与丈夫在姑母家来接待我们，其母看上去忠厚老实，甚少言语，但极其关注，始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此时，不但是她母亲，而且全部的家人都注视我，我被众人目光聚焦得面颊都发烫了。

坐定后，才发觉我来“看看”的女孩并没在场，但谁也没问，我更没问，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来“看看”的，因此没有强烈的欲望“看看”她，但多少还是想看一下，到底会是怎样的女孩会出现。我父亲和女孩的父亲在不着边际地漫谈着，不见女孩出来，似乎并不着急，好象观京剧，任凭开场锣鼓敲得震天价响，却不见主角登场，直到龙套们做足工夫，拉开了架势，主角才姗姗上场，是一个道理。

大概她姑妈看到架子已摆得差不多了，才差人把女孩从楼上深闺中请了下来。那女孩姓欧阳，芳名曼茜，长得白皙端庄，略略胖一点点，是上海工学院二年级学生，低我二级，却与我同龄。后来才知道58年与我同一年参加高考，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发配到安徽工业专科学校大专班（现安徽工业大学），半年后借故缀学，60年重新参加高考，去了上海工学院，并任学生会学习委员，可见学习成绩相当不错。

 她姑妈向我介绍说，这是欧阳曼茜同志，把同志这个词拉得特长，又对欧阳曼茜介绍说，这是晚成同志，这二声同志，就把我和她拉在了同一阵线，以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作为终生的志向。欧阳曼茜自始到终都没开口讲一句话，但一直保持友好的微笑。我也保持同样的姿态，仅偶然应答一句来自欧阳曼茜方面的父母姑妈的询问，但不断拿余光偷偷地扫一眼欧阳曼茜。

接下来是吃点心、交换彼此的地址，约定下一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这已完全超出我仅来“看看”的范围，岂止是“看看”，完全被有计划有预谋的操纵所控制，一旦进入这个相亲程序，已是身不由已了。

 从此开启了一段“情史”，每年寒暑假期间，我们有几次约会，其余时间，我在南京，欧阳曼茜在上海，大约半月或一月通一次信，直到一年半后结束了这场“恋爱”关系，互相连手都没拉过，二地相隔的通信，甚至算不上柏拉图式的恋爱，至少柏拉图还有爱意其中。不过欧阳曼茜是个好女孩，她温尔文雅，学习成绩出色，在我毕业以后的二年，她留校当了大学老师。她给我的生活留下的印记是声乐和古典音乐，在我们约会时，她时常请我去听音乐会，我是话剧爱好者，则多数买上海人艺话剧票，从此后，我知道了著名歌唱家周小燕、于淑珍，而且至今我还有聆听古典音乐的习惯，虽然我依然不太懂。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那女孩”即秋韵其后的反应。在去“看看”后的相当长时间，秋韵并不知情，以为我并没按父亲的意志，去用毛笔写字。这年寒假，我们还去了老城隍庙玩了大半天，拍了许多照片，寒假快结束前，她请我去看沪剧《铁汉娇娃》，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尤丽叶》，两家世代仇恨，其儿女却刻骨铭心的相爱，结果双双徇情于庙中（莎士比亚剧中描写的是一座教堂），剧情很令观众感动。我隐隐约约感到，这有情人终于不能成眷属的隐痛。寒假结束返回南京后，虽然在同一个学校，但是很少与秋韵联系，这种情形长达一年之久。期间，我有了女朋友之事，逐渐在同学们中间传开，由秋韵闰中死党愤怒地告诉她，并且表示要为她采取行动制裁我。我的一位同班女同学，是系的团总支委员，她也介入了，询问秋韵事情来龙去脉，秋韵表示，不要说晚成有女朋友，就是他没有，我秋韵也可以给他介绍几个（？），其愤怒情形已完全写在脸上了。之后，秋韵亲自递给我一封信，要以“同学”的身份同我谈一谈，我自知理亏，闪烁其词地谈了阵子，又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初，我历经了二次考试，一次是期末大考，温习了一个月功课考了，接着又是考研究生，强度更大地复习了一个月，好不容易考试结束了，人在精神上已接近崩溃，还得了神经性肠炎，肚子拉得人已消瘦了许多，那年寒假因此而没回上海。考后在校园里遇到同样寒假不曾回上海的秋韵，她看见我明显的消瘦，十分惊讶，很“顺便”地说，我请你吃肉给你补补。此时校内正值寒假，同学大多已回家，我们接触也不用避人耳目，就选择某天在南京玄武湖公园一个餐厅就餐，真是吃肉，很丰盛的一顿午饭，秋韵很慷慨地买了单，足足花了二元钱，这相当于女同学一个星期的伙食费。

午后在公园内一处大草坪中间，坐在暖和的太阳光下，慢慢地聊起来，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谈话比较严肃，从中得知她中学时的学习居然在年级中也是名列前茅，又得知一直以来她收到一些追求者的来信，也有一些同学给她介绍对象，均被一一婉绝。她给我的“信息”再也明显不过，我觉得很难过，很为难，很难表态，我觉得脚踩两只船是不道德的，但感情的天平正在倾向秋韵。此后的半年中，我们又恢复了约会，我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同学间交往，不是在谈情说爱。在这期间我们看了不少话剧，如《卓文君》、《越王勾践》等，也看了不少电影如《生的权利》、《复活》、《白夜》等。

期间正是三年大饥荒之后，学校里思想控制相对宽松，经常有组织文学、音乐、电影讲座，其中有关《复活》的讲座，听了之后，特别引起我们之间的争论。《复活》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实际是个忏悔型的贵族，一直在对被其遗弃的女主人公，一个地主家养女卡秋莎做着一切补偿，使自己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得以复活。秋韵坚持说不能原谅聂赫留朵夫的一切“罪行”，我却说你总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聂赫留朵夫为赎罪，一直伴随被诬陷流放的卡秋莎到西伯利亚。秋韵明里指聂赫留朵夫，暗里说的是我，我心里是明白的。但她点到为止，不联系我们自己，大慨她内心还是宽恕我的。

1963年7月，我们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行将结束，我确定分配在沈阳中科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秋韵则被分配在湖南省气象局。临离校的一天晚上，秋韵请我到她在南大当付教授的阿姨家去，当时她阿姨正出差在外地，秋韵帮她看家，我也就有机会同她单独相处。相聚时，大家为即将的分别，感到隐隐的伤痛，见面后，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却有着说不尽的哀伤。我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去改变一切，向她表示深深地歉意，并且说我会常常地想念她的。秋韵则似乎看透了一切，反而劝说我不要难过了，一切都会过去的，过去了的事，会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淡忘的。但是我确信，这段爱的记忆已深深地烙在彼此的心灵上，不但是初恋纯洁的感情，还有有情人终于不能成为眷属的永恒痛楚。

欧阳曼茜和我的分手是在我我回到上海，并且知道了我分配到沈阳之后。1963年8月18日上午，我到龙门新邨她家时，她的母亲故意回避我，已去了姑妈家。我们单独谈了二个小时，我要求与她“确定关系”，所谓“确定关系”，是指以后“保证要结婚”的关系。理由是我已毕业，并且分配到了沈阳，当时在上海人眼里，出关到了东北，就是冰雪荒漠之地。她说现在她还未毕业，要确定关系，也要等二年后再说。我当时有意逼她，一定要她马上决定。估计她是听了她姑妈和母亲的话，就坚持要两年后，看情况，再做决定是否确定关系。双方似乎都没有退让的意思，最后我只能告辞，在她送我上电车回家时，她说，我们都不对，我说，那么我们从此之后，又是自由的了。

从此一别再也没见面，之后我到了沈阳，与她还通过几封信，她在最后一封信上，写了一首德国诗人歌德的诗，诗中（大意）说，

 “谁说哪一个女孩不善怀春，

  谁说哪一个男孩不会钟情。

  …

  啊！ 迸发的爱情啊…”

回到上海没几天，即1963年8月18日上午，我同欧阳曼茜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与其说她拒绝了我，还不如说我逼着她走向分手。如果这已经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当机立断、刻不容缓，我要立刻行动。

中午与欧阳曼茜分手时，我记得还对她说，现在我们彼此自由了，到了晚上七时半左右，就到了秋韵家里。此时她正在招待一大帮同学，快吃完晚饭，她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学，都知道我和秋韵之间的底细，见我来了，饭局也结束了，纷纷一个个与秋韵告别，不一会儿就走得一个都不剩了。我鼓起勇气说，我想找你谈谈好吗？此时已是晚八时左右，我们沿着淮海路再到延安路，直到十一点许才送她回家，她在谈话中问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如果欧阳曼茜同意与你确定关系，你还来找我吗？此时，我已经失去了所有道义上的制高点，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三天后，我左等右盼，总算收到了秋韵的信，信中说，“经过考虑，可以发展朋友关系（或恋爱关系）”，此时离开我们去南北两地报到工作，仅仅二个星期时间。我们高兴着，因为终于正式可以相爱了，我们悲伤着，因为从此将是无尽期的分离。这一分离一直到了一九七二年才结束，而这漫长的九年中，我们历经了更惨痛的人生，差一点就永别了。

在上海西郊公园，我为秋韵拍几张照片，这一“定格”成为永远的经典。

我要写这一段回忆录，已经构思了很长时间，原本想写成一个轻松的甚至是搞笑的故事，但是，写着写着就变成了凄美而伤感的回忆。

据说欧阳曼茜后来的命运也是苦难的，自从我们分手后，她的姑妈又在上海，为她物色了一个男朋友，文化大革命前结了婚，可她丈夫在文革中得了精神病，最终英年早逝。她姑妈也深感内疚，把文革后落实政策退回的财产，以及大陆坊这套大房子全给了她，然后欧阳曼茜说，我什么都没有了，要房子遗产还有什么意思呢。八十年代她去了美国，她哥哥已早先从香港移民美国，据说她已定居在洛杉机。当初如果没她姑妈对她强烈的控制欲，而由她自己作出恋爱和婚姻的选择，也许她会过着幸福、安定的家庭生活。

一直以来，对于四十八年前我去相亲，以及一系列事情的后果，我以为秋韵说过的，“你父亲要你用毛笔写字，你就听你父亲的吧”，也要负一半责任。随年代越来越久远，回忆则越来越深刻，秋韵早已用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她对我们初恋的爱的坚贞。1963年当我们要面临无期的南北分离时，毅然与我确定恋爱关系；1966年我即将由沈阳调往北大荒工作时，义无反顾地与我结婚；1968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政治上已宣判了我死刑时，她毫无动摇之意，坚定地维护着这份爱；1972年我南调无望时，她又毅然决然地来到了冰天雪地的荒原，与我会合，开创了艰难的生活历程。移民到加拿大后，她的一切又从零开始，在Mall里打扫过厕所，当过住家保姆，做过饭店洗碗工，从英语口语一句不通，“成长”成联邦政府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并获一项自然资源部科研集体奖项，每人有一奖杯。

我要引一首秋韵于1964作的七绝，来见证她爱的坚贞：

客鸟千里栖枝窝，

野旷天清苦无伴。

潇湘路遥期有尽，（注一）

飞越洞庭入辽空。（注二）

    敬晚成留存。

    秋韵癸卯末。

我想以此回忆录献给她，作为对她的生日的献礼。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注一，秋韵当时在湖南工作。

注一，晚成当时在辽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