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鼎盛“男色”国风与举国若狂的“超级女声”略说
目录
一，大清男色国风
二，“超级女声”的异性化倾向
三，“超级女声”的魏晋风度与汉唐雄风
四，男权压迫下的“超级女声”
五，痛并快乐着的“超级女声”
六，断裂社会的“超级女声”
七，有了快感你就喊的“超级女声”
一，大清男色国风
男同性恋在中国拥有古老的历史。《韩非子·说难篇》记载弥子瑕“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后世常用“分桃之癖”指同性恋。《战国策·魏策四》说龙阳君“为王拂枕席”，后世用“龙阳”代称同性恋［1］。
《史记·佞幸列传》说“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一语道尽帝王多同性恋的事实。汉高祖刘邦佞幸籍孺、汉惠帝佞幸闳孺，两人“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到了大臣要通过他们向皇上通说词的程度。汉文帝则“时时如邓通家游戏”。韩嫣与汉武帝在读书的时候“相爱”，宦官李延年“与上卧起［2］”。《汉书·外戚传》记载李延年擅长歌舞，汉武帝“爱之”，李延年歌舞：“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此《北方有佳人》歌经过张艺谋电影《十面埋伏》的宣传广布天下了。“倾城”出自《诗经·大雅·瞻仰》，在这首刺周幽王宠幸褒姒的诗中有“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语，说聪明的男子立国，聪明的妇人褒姒覆国，红颜祸水的意思。情人李延年的“倾国倾城”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挑战，有这样的绝世美女等待盖世英雄，汉武帝能不能当这样的英雄呢？要当英雄，就要冒着千载骂名的危险不顾《诗经》的“倾城”之训。是大英雄，乃真本色。汉武帝自然不会让男情人怀疑其英雄气概，更不会放着美人终老旷野。武帝说：“善！世岂有此人乎？”佳人是李延年妹妹李夫人，汉武帝宠爱有加。李夫人死后，汉武帝作《李夫人歌》纪念［3］。李夫人死后，汉武帝对李延年“爱驰”，诛杀。“爱驰”语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另有记载：“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色衰爱弛既指女色也指男色。
《诗经》中的“倾城”贬义，双性恋者汉武帝硬生生的将“倾国倾城”变为褒义，制造这句话的还是汉武帝的男情人，拍案惊奇。西汉奠定了中国封建政治文化，集封建大成的大清朝在男色上超越历朝历代，制造出与女色“倾国倾城”比肩的“举国若狂”之男色。尤侗《艮斋杂说》：“王紫稼妖艳绝世，举国趋之若狂。［4］”
清季，以男风指代同性恋。承大明风靡男风之习，士大夫精英阶层衔魏晋风度，先秦三代以来宽容对待的男风至此已广布全国，男同性恋与男女恋并驾齐驱，极盛不衰。清初，江南士大夫逃避政治，男色成为共同爱好，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皆狎优（优伶，即戏子）。明季江南与京师是男风的两大中心，清季，男风亦从江南长驱直入京师，晚清京师男色冠绝天下。
袁枚六十岁携二八娇男欣然逛大街，人称“子真如水银泻地，所谓无孔不入。［5］”冯梦龙、李渔、曹雪芹、蒲松龄、纪晓岚等名人都写过同性爱情或者故事。郑板桥在《板桥自序》中说：“余好色，尤喜馀桃口齿，椒风弄儿（指娈童）之戏。”状元毕秋帆宠爱优伶李桂官，袁枚作《李郎曲》，将其称之为“状元夫人”。状元庄培因所好的优伶方俊官，也被称之为“状元夫人”，清季史学家赵翼还指控庄培因的状元因为方俊官而得［6］。词人陈维崧因情人云郎结婚作《贺新郎》，两人“ 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颺。”如今“休为我，再惆怅。”佳作一出，顿时“竞唱人口，闻之绝倒。［7］”男性同性爱已不让红颜。贪官和珅与优伶魏长生有着路人皆知的同性恋，野史说和珅和乾隆皇帝也有断袖之风，正史只说和珅是仪表堂堂的高大美男，没有涉及乾隆。宋代出现男娼，及明末公然挂牌，有清一朝，相公堂鼎盛，乃至京师青楼成了三流娱乐场所。《燕京杂记》记载男娼“甲于天下”，“妖态艳妆，逾于秦楼楚馆。初入都者，鲜不魂丧神夺。”梁绍壬有诗赞曰［8］：
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
宛转歌喉袅金缕，美男妆成如美女。
娼字迟至梁代出现。古代娼妓源于歌妓，并且优娼不分，娼是不分男女的。清季男风多为优伶，直到民国，伶人才废男风。民国期间娱乐业转向，妓女重新成为主角。“花国总统”等选妓大赛层出不穷，达官贵人嫖娼重新成为主流，张作霖纳天津名妓为妾一时传为佳话，男风驰废。及新中国立，牛鬼蛇神魑魅魉魍俱绝，风气大新，妓女妓男遂成陈年旧事。及新世纪，西元两千零五年胡温新代，“超级女声”横空出世，举国若狂，时人谓之：“超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上绽放的一朵奇葩 。它的绽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历史将证明这一点。一些所谓的专家抱残守缺，凡是人民群众喜爱的嗤之以鼻，凡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心怀叵测，时间也将会证明这种人的下场。［9］”在下观“超级女声”，亦如清季良民观男色一样，莫辨雌雄，为之侧目。至于好事之徒仿中苏九评论战的“历史证明”，在下思虑再三，“超级女声”未来如何且拭目以待，从过往历史观“超级女声”却是有迹可寻。历史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经验教训，从“超级女声”观国风流变、国柞兴衰，或能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或能美刺一二，作此小文，权做抛砖引玉，聊备一格。
二，“超级女声”的异性化倾向
“超级女声”虽然是唱歌比赛，选出的某些超女却被一些人恶评为五音不全。为超女作歌唱素质鉴定要引来众怒，但是一般人都能直观的觉察到超女的选择并非歌唱为主，而在表演。表演以视觉为主，即“色”，超女显而易见的包含了女色消费。某些超女颠覆了国人通常的审美观，好事男性讥笑为“三个超女，一个女生”，再看超女追星族中年轻女性占多数的事实，某些超女抑制了男性的女色消费，张扬了女性对女性的女色消费。
正常态的审美中，男性对某些超女的注视度无法达成其目前的走红程度。超女不是小丑，以丑悦人显然不合适。《庄子·则阳》可引为超女注脚：“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漂亮男女天然的更被关注，而美需要张扬才能出众。《荀子·非相》记载某地男色“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10］”此种男色即以女装奇服女性化仪态吸引了战国时期的大批女子，可谓男色的倾国倾城。
超女的表演者是女性，狂热追随者主要是女性。如果女权主义者持有的“女人不是先天生就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11］”依然被坚持的话，从女性所塑造的超女与社会所塑造的超女来看塑造女性的社会文化，必然能从国风流变中感知国柞。男性审美观就是社会审美观，这是女权主义“塑造论”的推论，中国的女权主义制造了举国若狂的超女现象，成功颠覆了男性审美观与男性话语。女权主义因素引入超女，进一步深入说明超女具有开放性、现代性、进步性。超女作为一次文化活动，经历了社会广泛参与投票角逐的过程，对超女的喜爱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不分年龄，虽然目前尚没有可资征信的超女社会调查的资料与报告，女性对超女“女色”的消费必然是其中内涵，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程度有多大的问题。从正常到正常通常难以得到问题，只有“不正常”与“正常”比较，才能从中发现习以为常所掩盖的问题。
足球明星贝克汉姆曾经同时荣登英国女性性幻想对象与男同性恋性幻想对象榜首，再加上足球迷所喜欢，构成了广泛了男色消费。喜爱贝克汉姆的原因各有不同，却可以齐聚，构成喜爱的男色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了一起。女性对美女的关注与男性对张国荣、金城武的关注一样在正常审美观之内的，至少那些美男看起来先赏心悦目了。超女包含了更大程度的包容。超女秀由歌唱素质与男性审美观主导，因为最终结果选出某些颠覆其一或两者的超女来，超女秀才成为一场“不正常”。超女即使包含了女色消费的同性恋倾向，也和英国人消费贝克汉姆男色一样健康，无需大惊小怪。超女是被选择出来的，因而即使存在同性恋倾向的女色消费也与超女们无关。在进入讨论以前，需要厘清这些问题。
金赛将性倾向化分为七类：
0，完全异性恋行为；
1，主要异性恋行为，偶然同性恋行为；
2，不只偶然的同性恋行为；
3，双性恋行为；
4，主要同性恋行为，不只偶然同性恋行为；
5，主要同性恋行为，偶然异性恋行为；
6，完全同性恋行为。
产生超女的同性恋倾向来自于以上分类，因为超女现象调查资料的匮乏，不能定量分析是何种隐性力量推动这些超女的产生。超女是一群邻家女孩，她们太大众，而超女秀正是娱乐大众的，推动超女的同性恋倾向即使存在也不占据重要地位。好在本文并不关心超女来源，而是以史为鉴，历史已经提供了同性恋倾向的社会文化诸多来源。
同性恋产生因素分为情境性的同性恋：因为情境因素或被诱惑，或在隔绝异性的情况下发生；指导性同性恋：误以为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或者对反传统的尝试同性恋，被金钱引诱的同性恋。同性恋心态分为自我矛盾型与理直气壮型两种。同性恋表现分为虽然是异性恋，但是潜意识是同性恋的潜隐型；明显同性恋倾向的外显型；虽然同性恋，心理倾向异性恋的假性型。同性恋的产生有一部分是被诱导的，同性恋的流行度则受社会文化的影响。除了占据人口少数的先天性同性恋者以外，倾向性同性恋者主要受建构影响，是和女性一样的被塑造。虽然同性恋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心理特征，只有极少数同性恋会有异性化特征，如异性装扮等，绝大多数同性恋在外表上无法加以区分。虽然异性化外形的人并非同性恋而可能仅仅是癖好，但是同性恋的影响绝非“异装癖”可以匹敌的，大众通常固执的认为异性化倾向是潜在的或者就是同性恋。现代社会虽然宽容对待同性恋，却有避免过分交往的防卫心理。和一个异性化倾向的同性如果交往太深，好心人就会提醒朋友式的交往不要紧，要避免成为“密友”。这套防卫机制是：既然同性恋“不正常”，对于正常人来说就要避免密切交往，如果还保持密切交往，别人看来则是一对“不正常”，甚至于两者根本是同性恋，为了避免在别人眼中成为同性恋一党，与同性恋保持距离成为必要。生活告诉我们存在非常正常的人暗地里是同性恋的事实，与异性化倾向的同性保持距离成为必须。社会文化认为异性化倾向的人至少是同性恋的潜在同好，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同性恋识别困难则进一步加强了此种警惕性。因此，在社会文化中，异性化倾向就是同性恋倾向，某些超女就有同性恋倾向。这套防卫机制本质是潜在的歧视。
超女首先是投票者的超女，当超女活动结束以后，超女是中国人的超女。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异性化倾向超女的出现，当超女出现以后，其中蕴含的同性恋倾向必将对社会文化构成影响。我们不能去未来探询此种影响，也不能臆断影响，但是社会文化中同性恋倾向超女偶像的出现和原始部落的图腾一样标示了存在——个人意识或者是集体意识的觉醒。作为偶像的超女包含了诸多诉求，这些诉求可以从中国同性恋的历史中管窥一二，并能从同性恋社会文化建构史中得出种种可供选择的答案，让我们不必等待超女影响的历史发生而知其大概流向。
三，“超级女声”的魏晋风度与汉唐雄风
女权主义提出“身体－政治”模式，福柯反对女权主义看法，提出“权力－身体”模式。这是两个向度的模式，女权自女性意识的觉醒出发从身体上升到政治，福柯从社会指向身体，两种模式互相影响互为交织，只是来源不同，或者说两者共同作用、封闭建构［12］。
中国的同性恋史从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开始，不清楚是皇帝们可以为所欲为还是权力这剂最大的春药让皇帝们男色女色共入其无比宽阔的怀抱。权力至少在汉武帝的双性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汉武帝可以这样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既好女色又好男色。倘若齐宣王再世，也要俯首称臣了［13］。汉代的霸气从汉武帝的“金屋藏娇”、“倾国倾城”与 男女双色兼收即可一窥端倪。西方同样不匮乏汉武帝式的君王，恺撒、亚历山大都是生活靡烂的双性恋者。汉代皇帝似乎有同性恋遗传，从刘邦开好男色之风始，仅少数皇帝不好男色。最痴迷男色的当属汉哀帝。汉哀帝与董贤不但留下了“断袖”名词，而且汉哀帝对其宠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想效法三代，禅让帝位于董贤。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帝王不绝于史，不爱江山爱男色的独此一家。禅让被大臣冒死上谏阻拦，汉哀帝数月后病亡，董贤和其妻随即自杀。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谆谆教诲：“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弥子瑕“色衰”，卫灵公“爱弛”，以前分半个桃子吃的“佳话”也成了治罪的理由了［1］。自古美男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司马迁虽然为佞幸之人作传，最后的教诲反而有点为美男叫冤的味道，那是司马迁没遇到以后的事情，美男亡国论尚没有事实依据。班固也大发感慨“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并认为“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 ［14］”男色虽没有重创国柞，宠信男色也乱了朝纲。符坚好男色，慕容冲曾为娈童，以后慕容冲起兵打败符坚，灭掉前秦［15］。被男情人亡国，符坚当为第一人。
春秋战国至秦汉，同性恋记载局限在君王，无限权力无疑是同性恋行为的催化剂。魏晋，同性恋流播士大夫阶层，石崇与王恺比富，曾经用娈童作赌注。《晋书》载：“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故男女之气乱而妖形作也。［16］”阮藉歌颂了永恒的同性爱情，《咏怀诗》：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晖光。
悦怿若九春，馨折似秋霜。
流眄发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衾裳。
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名誓，永世不相忘。
先秦对美男不重视，记载不多，《荀子》所写的那群让女人们为之疯狂的“美丽姚冶，奇衣妇饰”的美男们生活的并不好，“然而中君羞以为臣，中父羞以为子，中兄羞以为弟，中人羞以为友。”
魏晋，人生如露。根据统计［17］，公元280年三国结束，中国人口1616万，与汉代顶峰的5959万相去甚远，只比夏禹时期的1355万人口略强一些。到了隋代，人口才恢复到4602万。除了严重的战乱、自然灾害，疫病也夺取了大量生命。从公元208年到梁朝建立前，平均每9年一次疫病，“大疫，死者十二三”、“死疫过半”等不绝于史［18］。著名的“建安七子”一场疫病就死了4人，风流一时飞灰烟灭。建安七子的王粲写过《七哀诗》［19］，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朝不保夕的生活让魏晋之士生出许多自恋。此时的美男记载颇多，留下“掷果盈车”、“看杀卫玠”等脍炙人口的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记：“潘岳（潘安）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潘安仁（潘安）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刘孝标注引《语林》注解：“晋潘安，美姿容，每出门，老妪以果掷之满车”，此即“掷果盈车”。《晋书》中的卫玠上街［20］：“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美男和秀才、美女一样容易薄命。男人也欣赏卫玠的美貌，骠骑将军王济看到他经常叹息：“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又说：“与玠同游，冏若明珠之在侧，朗然照人。”魏晋大量记载美男如珠如玉，如卫玠“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诗经》中的“玉人”指美貌女子［21］，唐以后通常指向女人，只有魏晋喜欢比喻美男。魏晋男色颠覆了《诗经》的“玉人”，和汉武帝颠覆“倾城”有得一比。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喜爱用“玉人”指美男，首先继承了“君子如玉”的美好品德指称，以后喧宾夺主的美貌如玉。同时，美女依然如玉，晋初孙绰《碧玉歌》所写的就是名为碧玉的女子［22］。当“玉人”成为流行，魏晋的女性化审美、女性化行止是须眉不让红颜了。魏晋风度的药、酒、文章、清谈掩盖不了生活史中的俱内、私奔、断袖、自恋。
《墨子·尚贤》说王公大人用人，无亲戚也无富贵之人可用，“面目佼好则使之”，愿意为美男封以官爵［23］。东汉末年，选才讲究气质，男人的容貌举止变得重要起来。三国以后女性化审美流行，男人忙着涂脂抹粉。韩子高“容貌美丽，状似妇人。”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而且何晏“好服妇人之服”［24］。
美男倾国倾城在中国是魏晋，在西方是古希腊。希腊人热情歌颂了爱情，这个“爱情”存在男人之间，男女之间只有情欲与利益计算［25］。魏晋与古希腊昌盛的同性恋中，最引人注目的共同点是男子讲究仪表，虽然古今中外同性恋各有繁荣，同时讲究仪表的止此。
女性的自恋造就了超女，如魏晋风度一样。但是自恋的超女不可避免的沾染同性恋倾向，而对如此偶像的宽容，正因为时代强盛，并且如盛唐气象一样包容万千。唐代的女子自荐枕席甚于先秦，武则天、合浦公主、天平公主等成群面首自不待言，平常女子也是如此，私奔野合层出不穷，只有当朝如火如荼的“一夜情”可资比肩。唐时长山赵玉之女，在林中遇到一名英武军官，说：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军官说：暂为夫可乎？赵氏说：暂为夫亦怀君恩。于是林中欢合而别［26］。强大是宽容的基础，开放的心态是宽容的触媒。强大而封闭的朝代则是另一番样子。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上海某女子定做裤子因裤脚不够小而要求重做，营业员以奇装异服之名拒绝。时人谓之：“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鞋改得尖一点，初看起来，不过是个人爱好问题，但仔细一想，却不然。 因为'小'和' 尖'到某种程度，就会变成奇装异服。 透过衣服、皮鞋等等，也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两种情趣、两种生活方式的激烈斗 争。[27]”
盛唐气象是这样的：商人之妻孟氏家中吟诗，秀美少年跳墙而入：“浮生如寄，年少几何？繁花正妍，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千端。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于是孟氏欢合［28］。本朝吟诗的女子少之又少，好在如超女一般唱歌者颇多，若听到那些爱来爱去的恋歌，少年不妨试试盛唐气象：“浮生如寄，年少几何？不如共度片刻之欢！”如果挨美女一个耳光，则可证明本朝尚欠火侯。不知哪位美男愿以身相试？
四，男权压迫下的“超级女声”
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29］”强权彰显出汉唐雄风，艰难世道压迫出魏晋风度。异性化倾向超女的出现证明了本朝的强大与开放，以欣赏的姿势接受。女权虽然得以扩张，却没有超越男性社会的包容，构不成革命，甚至连挑战都算不得，然而造成超女现象爆发的压迫因素就此解决了吗？
超女并非第一次举行，只是去年才成为社会现象。在此之前，“芙蓉姐姐”以火箭般速度成为网络明星进而被社会广泛注意具有革命性，数月后，超女才来得及席卷全国。社会工作者一反常态的迅速为“芙蓉姐姐”做鉴定，普遍认为“芙蓉姐姐”认知方面出现偏差，并且自恋程度颇高；网民多多少少的有些社交综合症，进而吹捧“芙蓉姐姐”肺腑的自恋。“芙蓉姐姐”的表演型人格与自恋，说明她在逃避，有一种力量压迫她，压迫到以“没有任何障碍”的形式表现出来。随“芙蓉姐姐”跟风的“芙蓉哥哥”纯粹是小丑，和周星星同学喜剧片中男扮女装的著名丑角“如花”扛上了。《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潘安）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芙蓉哥哥”跟随“芙蓉姐姐”如左太冲跟随潘安。其后，超女成都赛区的“红衣教主”笑倒众人，成了又一名“如花”，网民直将“红衣教主”比作“芙蓉姐姐”。“红衣教主”在超女秀中让大众接受她，因为她的主动，被淘汰；“芙蓉姐姐”在网络中被网民选择，因为她是被动的，成了网络明星。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呵，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30］”张爱玲后知后觉，唐代少年早知道人生如寄的。“芙蓉姐姐”出名了，却是男权陷阱中的挣扎。在男权陷阱中挣扎的还有一脱为快的网络女写手木子美之流。男人喜欢女人脱光，一边满足色欲，一边占据道德制高点，木子美之流更能满足男人而已。所谓出名要早，只是更早更合理的满足男权的爱好罢了。当女性对男性的投降上升到高度自觉的程度并有“出类拔萃”之处，和张爱玲一样早早的成名并非不可能，“芙蓉姐姐”就是例证。
中国的文人实则如张爱玲一样扭曲与自恋。《韩非子》说“楚庄王好细腰”，到了“一国有饥色饿人”的程度。宋代的王茂较真了，《野客丛书》中记载：“楚王好细腰：《传》曰：‘楚王好细，宫中多饿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细腰 ，国多饿人。’《淮南子》亦曰：‘灵王好细腰，民有杀食而自饥也。’ 岂欲朝臣与国人皆细腰乎？天下之事，讹谬之远，大率如此，岂独一细腰乎？”楚王喜欢细腰女人，为帝王服务的女子们心甘情愿的细腰去了；后世女人的小脚，也是如此。记载此事的诸子百家，似乎都没有详考事实，无限夸大帝王权威，不经意映射出社会精英对权力的无比热爱，只有心甘情愿的为权力服务才会如此夸大了。后世，肆意汪洋吹捧权力成为习惯，“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31］”“女德无极，妇怨无终”这句严重的断语出现在公元前636年［32］，男人贬低女人的背后，隐藏着“怨”。面对“妇怨”，男人束手无策，以怨报怨。“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33］”的传统出自《楚辞》，中国浪漫主义鼻祖的屈原颇有性倒错的嫌疑，自恋的将自己比喻为美人，而这个“美人”则是“君臣－男女”框架下的呻吟，有如“芙蓉姐姐”在男权下的兴高采烈一样。春秋男人羞羞答答的怨，战国已成风气。饮食男女，君臣父子。在君臣的权力体系中，臣子自可以“怨”。天高皇帝远，中国的乡土社会自成体统，只有想进入权力系统的人才会埋怨个没完没了。乡土中国只是盼望清官的出现，逆来顺受忍无可忍便有黄巢“我花开时百花杀”式的冲天一怒！怨是女子与社会精英阶层的特产。社会精英之怨在于权力体系，进，精神净身；退，一无所有，两难之下，盛产怨男，怨气冲天，莫辩雌雄。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自先秦游走诸国以实现理想到清季以当帝王奴才为荣，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奴才，也不是一天训练出来的。
三纲五常定论，男女大防立即影响到夫妻生活。汉武帝的时候，东方朔疼爱老婆尚且被提倡，汉宣帝的时候，张敞为老婆描眉毛导致弹劾。张敞无奈解释：“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只因汉宣帝“爱其能”才保住官位，自此以后，张敞没法升官了［34］。汉代男女大防、男男无妨，定下基调，魏晋士大夫阶层随后与帝王一样流行男宠。同性恋从帝王向下的流播展现了权力体系的层次，同性恋既是一种个人爱好，也是精英阶层彰显权力的工具。另一个彰显精英权力的地方是妓寮，在这种风流的场所中，买女色的功能远远高于买淫乱的。林语堂甚至将青楼称作满足中国男人求爱与罗曼蒂克需要的场所，男人耗费大量钱财才能一亲芳泽［35］。历代名妓由此层出不穷了，唐代的苏小小、明代的董小宛之类，已成千古佳话。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效管仲设女闾（妓院）”，而且以身作则的逛妓院，开张妓院成了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标志了。且不管什么男女大防，没有娱乐是万万不行的。不逛妓院对精英来说，犹如锦衣夜行，兴趣和权力都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盛开。
唐宋，除了一些帝王继续爱好男宠，士大夫阶层鄙视同性恋了，不过宋代记载了颇多的乡野之民的男风，男风从宋元绵延到明季。宋元禁止官员在官办妓院嫖娼，明季禁止官员嫖娼并废官办妓院。惨烈小脚、辛酸贞妇俱成国策，男女大防深入百姓家庭，礼教禁锢趋于顶峰，严刑峻法下俨然清明盛世的模样。好比本朝初立时期，剿杀掉几百万土匪，一时太平，留下夜不闭户的佳话。不用闭户半是穷的买不起锁，还有穷的没东西值得偷，好容易买了把锁又贡献给大炼钢铁去了，加之治安大好，闭户还真是一件多余事情。然而社会在发展，“残渣余孽”一有机会就会翻身，本朝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明人没有本朝觉悟，堵不如疏，实行起一条鞭法［36］。一条鞭法简而言之是交了农业税什么事都没了，以前本朝农民严重负担概因没有推行“一条鞭法”精神，严重摊派，如今废农业税则超越历朝历代，干净彻底的驱逐了封建。以意义类同本朝改革开放的一条鞭法为标志，明人的方方面面转变均从地下转入公开。明初与明末风气两相对立，靡侈豪奢、人欲横流、青楼男院、宦官娶妻什么的俱明目张胆流行，男风报复性的繁荣，女同性恋也流播开来，春宫画里颇多写实。男风在魏晋繁荣，唐代因男女关系开放而失落，明代则在礼教禁锢中同时完成复兴与繁荣的任务。魏晋男风伴随着士大夫权力扩张与人生如露的压力产生，明季男风伴随着商贾平民权力扩张和礼教反抗繁荣。
权力扩张和“压力－反抗”模式下人性解放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男同性恋的产生与发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可以用在男风不断向权力体系下层的流播中，也可以用在“超级女声”的异性化倾向中。
五，痛并快乐着的“超级女声”
中国女同性恋记载甚少，明代才发达。受压迫女性的同性恋风格与男性迥然不同。明代流传的双面“藤津伪器”性用具是两个女子同时自慰用的，实为现代女同性恋的一种方法，然而这是供缺乏男性的怨女们使用的。最早的双面“藤津伪器”自西汉中山靖王墓出土，有古书说中山王设计了这种性用具。女性对女性的同情可以看作女同性恋倾向的最初来源。《世说新语》记载妒妇带着一群女打手要杀丈夫新娶的妾，引出“我见犹怜”的成语，妾太漂亮了，男人心动，女人也心动，妒妇放弃谋杀行动［37］。
儒家亚圣之书《孟子》有“食色，性也”之说［38］。同性恋可以作为男女大防的替代品被接受。道家提倡房中术的养生之道，纵情声色有伤身的嫌疑，与男人交合则一举两得，帝王喜好同性恋有此原因。孔子定下女主内的规定，颇让些男人饱受黄脸婆之苦，河东狮喉于史书不绝于载。魏晋士大夫惧内初兴，乃至于有时候皇帝都要过问大臣的夫妻生活，纳妾嫖娼都很危险，同性恋行事方便而无负担。同性恋无损社会、无碍儒家伦理，社会一般默许。女同性恋也是如此。
明季的皇帝多好男风，兴起则依靠士大夫的倡导。清季继续禁官员出入妓院，连带士绅出入妓院也羞羞答答了。好男风的寄情声色避免了造反的嫌疑，满清不但不反对，还有所鼓励，男院成了上流社会的标志，青楼是下等人的场所。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子都喜欢逛妓院，除了满足男女交往、娱乐社交，“香草美人”的圣贤教诲还让郁闷之士获得“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妓女的精神安慰［39］。一心为官的文人士子并不是全部，在乡教书从来盛行，曾国藩都说“耕读传家”，那些无心为官的文人士子让孔教和知识同时撒播到中国的每一个乡村。晚清，不愿为官的文人士子又有了出版业可供养家糊口。因太平天国禁止青楼，上海妓业顿时发达起来，福州路出版业与妓业适时启动，文人扎堆，带动青楼的繁荣，高雅的青楼又吸引了更多文人雅士，开创了福州路出版业与妓业良性互动的繁荣。中国精英阶层的快乐一向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喜欢男色，伶优遭殃，京师盛行男院；喜欢女色，妓业繁荣，江南妓院比肩而立。风气所指，所向披靡。精英权力的伸张永无止境，不是妓女，就是妓男，不是少数人压榨，就是更多的人参与压榨。
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视孔子为中国第一大坏蛋有所偏颇的话，文人士子阶层贡献了最高比例的恶棍当不为过。文人士子一方面喜欢雄风扫地无比哀怨，一方面喜欢挟权力肆意妄为。曾国藩可谓儒家典范，文则立德、立功、立言［40］俱达，武则领兵打仗成就中兴大业，他开妓院粉饰“和谐”、滥杀无辜暴得大名“曾剃头”，早年反洋教先锋、晚年委曲求全处理天津教案，无不显示出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式的赤裸裸的暴力政治。
清末，士绅大约145万人，而清政府只能容纳约15万的官衔，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清末官员“多如牛毛”的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官员士绅阶层依然占据全社会人口的绝对少数［41］。虽然男同性恋在中国有过辉煌历史，鉴于士绅数量稀少与中国史书多为帝王史的事实，对其在民间的传播需要持有谨慎对待的态度。如果考虑到平民钱财与地位皆缺乏的情况，即使男风成为一时风气，也应该主要是文人士大夫们的“高雅”活动，平民参与度不会很高。中国历史上的男同性恋首先展现了权力，是权贵压榨男性的产物，是权贵荒淫无耻的表现，其次才具有现代同性恋的工具特征，其中的人性特征可谓少之又少的，与健康的现代同性恋无甚关系，只有明清平民之间的同性恋才比较健康。很多人用中国古代同性恋来说现在的同性恋，其实是对目下健康的同性恋的深度歧视与歪曲，不可倡扬古代暗刺今朝。中国人总该有所长进了，俱备一些现代人文观念，不要总是用封建的眼光看待目下社会。
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子痛并快乐着，超女的异性化倾向大抵如此。女权的扩张，让迥异于男性观点的异性化超女产生，同时表明女性对男性的失望，只有对男性失望才会退而求其次的转向异性化倾向的女色消费。若不是如此，男性并不喜欢的异性化超女如何能够流行？女性有那么多美男偶像可供男色消费，并不至于男色饥渴，若不是对身边的男人失望，岂不是说超女异性化倾向表明中国女性嗜好同性恋了？毕竟社会文化还有对同性恋的消极防御的歧视存在，毕竟社会文化视异性化倾向为同性恋倾向的，总不能说中国的社会文化在超女投票中不起作用，总不能说超女是同性恋选秀吧。异性化超女倾向又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颇有“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味道［42］，对社会文化构成了强烈冲击，中外历史都找不到这种情况，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受些非议实为正常。
在下还是更相信鲁迅，和他世纪命题的断语：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43］。
六，断裂社会的“超级女声”
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个法律文本是《婚姻法》。《婚姻法》推广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会掀起离婚高潮，长期受压迫的女性一夜之间平等了。然而数年间还有数万名妇女被虐待而死或者因婚姻自杀，直到1953年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才扭转形势，男女真的平等了［44］。根据200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2年北京市离结率高达50.90%，即不到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北京市实行《婚姻法》而出现爆发性离婚的1950年，只比2002年的离结率稍高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不免要有“辛辛苦苦五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受了。毫无疑问，中国女性地位日渐提高的，目前不断增长的大城市离婚率中女性提出的比例正在大幅度提高，上海女性已经超越男性了。可以认为婚姻中曾被抑制的女性不满大幅度释放与男性对女性不断升高的不满共同作用下，离婚率正在冲击历史记录。1949年北京市人民法院成立后的一年间，受理的婚姻案有三分之二是女性提出来的，大部分都是20－30岁的青年女性［44］，上海目前正在节节逼近1950年的北京离婚模式。
女性依然是被歧视的，只是制度性歧视换成那些难以言说乃至于无法言说的歧视。如按照使用时间计算，公共女厕应该比男厕多才对，现在的情况相反，这种歧视真不知道从何谈起了。中国的女性从来以家为中心的活动，去远处的比较少，近代城市公厕总是女厕数量少，虽然有歧视，也有使用上的考虑。男女平等后，女性普遍工作，虽然女性外出活动强度依然低于男性，公共女厕稀少是没有理由的歧视了，即使目前新建公厕男女蹲位通常保持等量，也是对女性的不平等。诸如此类的“麻烦”，身为女性是真的随时随地的“麻烦”了。公厕问题，女性还能提提意见说说话，然而在运转有序毫无道理的冷冰冰的社会中，难以言说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学者崔卫平充满感性的缓缓写道：“你遇到了某种东西，你正在经历某种事实，但是，它无法得到确证，无法陈述这种事实，无法表达对于这种事实的感受。［45］”这种感受每个人都有，虽然每个人面对的事情千差万别，列维－斯特劳斯说：“从诊断到治疗，构成了疾病的状态。这种非真实性本身就不明的虚构，它是由一些操作程序和表述所构成的虚构。［46］”
女性那些无法言说的现代“病”，无法言说的并非是“病”，也不是男性的歧视，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正常”，只有难以言说才可能是男性的歧视。然而难以言说与无法言说很难区别，也许混合着男性的歧视和社会的“正常”运转。我们总要知道，女权，是有限的。女性面对问题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交由男性解决，一种是独立解决，两种方式也可以混合使用。现代女性毕竟更“幸运”一些，进，可以女权；退，可以回到家庭的传统中。正如目下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盛世一样，目下的中国女性被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怀。据分析：中国男性进入21世纪遭受严重的婚姻挤压，2010年以后将经历数十年超过10％的适龄男性人口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47］。如此情况，对中国女性来说真是重大利好。
正如婚姻挤压从来表现的那样，底层适龄男性必须承担主要恶果，而不是全体适龄男性。目下城市中青年男性买房就要“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这还只是婚姻“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没有钱，万万不能。男性在婚姻问题上形成分裂，社会同样在断裂中，基尼系数正在警戒线0.4以上万马奔腾。如果按国际标准而不是“中国特色”的话，中国早已经进入断裂社会了。“中国特色”是这样的，高速铁路不叫高铁，叫“客运专线”；或者超出风险控制的个人房贷不叫金融风险，美其名曰债台高筑为“中国信心”。万恶的旧社会就在断裂状态中，社会呈现出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状态。面对目下断裂的社会，两性关系正在断裂中，女性也在断裂中。80年代，先锋女性提出重返家庭的口号，愿意成为家庭主妇而不是职业女性，当男性在社会愈法激烈的竞争中越来越步履蹒跚的时候，学者给出结论：女性在家庭与事业间平衡的神话破产了［48］。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接近三分之一的夫妻最终离婚。男女越来越平等，婚姻越来越不可靠，这就是现代女性面对的快乐与痛苦，做职业女性还是容易的，做成功的职业妇女远比男人更困难。退回家庭中去，不但需要男性能够经济负担，而且还需要家庭的稳定。真是和谐社会的不和谐之声，身处中国最开放、最强大、最繁荣的时代，并且在强劲上升期中，我们还有那么的多难以言说，即使言说，也不知道究竟如何解决，谁能来解决，谁又有资格来解决。
断裂社会的联接是扭曲的。某些穷乡僻壤办红白喜事正兴起新民俗，大吃大喝之余邀请脱衣舞女登台演出。前面一个节目是丝竹弹唱中的地方戏曲，下一个节目成了电子音乐强烈轰鸣中的脱衣舞表演，乡里乡亲俱看得如痴如醉，毫无“十八禁”一类的陈词滥调。地方戏曲除了受当地人欢迎以外还受学者们欢迎，他们有一套“珍贵的文化遗产”的那类大词；脱衣舞受美国卡车司机的欢迎，也受穷乡僻壤的男人们的欢迎，同时属于本乡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美国接轨的标志。在多元文化的背后，隐藏着社会断裂，脱衣舞乡是文化多元了，不过美国的卡车司机和中国学者的价值观都无法和脱衣舞乡统一。脱衣舞乡文化正是和目下社会联结的纽带，以为这些表演表明他们属于社会，而社会已经抛弃了他们，不被理解，更不被接受。用主流价值观批判脱衣舞乡中西合璧的文化，价值多元则是一句空话，正因为脱衣舞乡不再被社会接受才出现的，因果倒置只是话语霸权。道德批判更是要不得，总不能说脱衣舞乡的脱衣舞低级下流愚昧什么的，美国卡车司机们必然代表了先进文化，他们喜爱脱衣舞一定高级上流高尚了。断裂社会必然失语。文化多元、价值多元固然是好的，然而脱衣舞乡是文化断裂与价值断裂，多元，也要互相理解才行。法国一向以多元社会为荣，学者们早就忧心忡忡于社会的断裂了，去年的法国骚乱证实了学者的担忧：断裂社会不是多元社会。
“超级女声”文化是断裂的文化，异性化倾向超女的产生不具有必然性。如我们看到的差别微乎其微的“芙蓉姐姐”和“红衣教主”那样，她俩的待遇截然相反。网上追捧“芙蓉姐姐”，社会欣然接受了“芙蓉姐姐”，却搞不懂网民为何来追捧，其实，网民也说不出所以然。“红衣教主”迅速的被超女评委淘汰了，网民依旧追捧，只是成为笑料而已。因为“芙蓉姐姐”，我们才能在超女秀看到第二次参加的“红衣教主”，若是“红衣教主”早一年在网络中亮相，遭到嘲笑的只怕是“芙蓉姐姐”了。大众能够接受的特型性偶像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芙蓉姐姐”文化中，潜伏着断裂，网民表现出彻底的后现代，将自己也瓦解则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在断裂。异性化倾向超女首先和男性断裂，男性无法理解，那些投票者和追捧“芙蓉姐姐”的网民一样，有着种种原因，然而分析的结果是相同的：没有原因。因为没有一个标尺可以测量投票者的深度原因，林林种种的原因都浮现在表面，仿佛一场喜剧；悲剧，才深入内核。浮在表面，只能说明异性化倾向超女的出现是必然的偶然，随机产生、难以复制、无法期待、无法言说。对超女的诸多深入内核的分析，通常给出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倘若历史上的男风确有借鉴价值，中国女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将趋于发展出我行我素的狂放型都市异性化倾向女性偶像，进一步建立以女性价值为中心的权力扩张模式，将深度自恋高度自觉化，并以“没有任何障碍”的异性化倾向含蓄变形形式出现。异性化倾向超女流行应在较短时间内终结，毕竟不属于常态，但是这种偶像可能经历漫长潜伏期以后，在某个历史时期重新被挖掘，好比魏晋风度的在明清的再起，锲入文化的同性恋因为不同的原因复活了。
无法准确的探询内核说明“超级女声”是一幕文化惨剧，而不是一出皆大欢喜。女权前进到什么地方，男权就能退守到什么地方，并非男权甘愿放弃，而是和谐社会的所有矛盾都能解决，不能解决就生吞活剥。生吞活剥的超女秀美其名曰：包容。
七，有了快感你就喊的“超级女声”
林语堂说中国的政府是“父母政府”，人民给与政府无限信任［49］，颇有道理。古代的中国父母“抛弃”女儿，政府“牧其民［50］”，毫无人道。当婚姻以男性娶妻为始，嫁出去的女子不妨认为被父母“抛弃”，婚姻等于女性原有家庭的破碎，在“离家出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家庭。嫁出去以后，她只有依靠嫁给的那个男子了。这种影响经典的出现在张爱玲的身上，老派的父亲爱张爱玲的，张爱玲如娜拉一样离家出走了。张爱玲深入骨髓的“弃女”心结实则是恋父情结，在不断的回忆中，她对父亲刻骨仇恨和恋父同时出现了［51］，爱得太深，恨得刻骨。“除了觉醒的心以外［43］”，张爱玲不断地述说实际是“无法言说”。有没有觉醒，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有一份资料统计，当前女性只占有全球财富的1％，其他都是男性占有。男女平等，尤其是在职业发展上的平权尤为重要。全球化本质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资本主义经济学只有自由主义经济学，竞争是不变的主题，这个世界不会保护女性而超越经济运转法则所能容许的范畴，女性作为社会的“弃女”，必须自己坚强的站起来，与男性面对面的直接竞争社会资源。尴尬的是，如果女性资源禀赋弱于男性，平等竞争也是不平等，被社会“特别保护”才能达到起点公平，那么女性需要高男人一等，“弃女”状态也就更难消除了。中国的男女平等通过国家意志强制实行，本质是男权控制下的男女平等，虽然在男权背景中平权，这场解放运动也是无可厚非的。本朝贤良政府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更深入的男女平等的推动力将来自女性，好比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样，平权到了“出嫁”的年龄。作为社会的“弃女”，选择是一种痛苦，因为这将意味着个人为选择负责，而不再是“父母”。目下女性通常在现代和传统中选择，说到底，幸福不在于口袋里有多少银子，没有银子是万万不能幸福的，或者取之社会，或者取之丈夫的口袋。女性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遭遇男人的干瘪口袋与社会激烈竞争的双重蜀道。
弃女独立苦未休，极门奔走喘吴牛。自由俱道女人梦，最是女人不自由［52］。
有所得就有所失。目下的社会不再强调“女德”，长得漂亮就行，女性越来越依靠天赋来谋得一个“幸福”人生。男人们为了娶一个漂亮老婆，不得不去成功了。成功总有代价，忙碌通常如影随行，如果妻子有什么事情，上床再说吧，上了床，还是先睡觉吧。男人们早已经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如履薄冰，不被抛出社会只好“不成功则成任”，要么挤入富裕的行列，要么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被淘汰，要么在成功与失败之间惴惴不安。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谁是下一个牺牲？祭坛早在身后。
疲惫男人眼中的女人只有漂亮不漂亮，女德、女音、女工什么的，再说吧。唐代的美女真要羡煞本朝了，“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53］”，贫汉难娶，贫女难嫁。唐太宗特别下命令，官府掏钱为穷人婚嫁［54］。古代男人虽然重视女人外貌，一般不是娶妻的首要考虑要素，只能依靠天赋博取幸福是对女性的彻底歧视，本朝反而不如古代中国了。异性化倾向超女的出现是对女容的反动，几个月后贺岁片《情颠大圣》说出一个事实：长得丑并不重要。无厘头的《情颠大圣》塑造了一个其丑无比的女主角，因为太可爱了，我们都“越看越顺眼”，乃至于女主角“化蝶”成美少女，反而让人失望。用那位著名的老奶奶在超女秀上夸奖某位超女的话来说，超女们青春、率真，实则每一个邻家女孩都这样。如果这也算特点，下完蛋咯咯叫的母鸡也可以参加超女秀了。异性化倾向超女的出现只能说明女权的扩张，扩张来自“弃女”心结，表现为“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的选择性放弃。女德依旧无极，妇怨仍然无终，只是累了，找些长得“帅”的超女自娱愚人吧。女性的“他者－自我”心理指向造就了超女，能够与女性自我的感觉、意识挂上钩才是被理解，被理解就是理解，男人不理解，女人总能理解了。女性是天然的康德主义者，希望生活在道德中，在被选择中选择道德能避免主动道德选择可能存在的失误与道德两难，降低道德风险，这套行动上小心翼翼的倾向性选择也在强化“他者－自我”指向。女人的“他者”存在并非全如女权主义者所认为的社会原因，也包含着女性自身的合理诉求。男人没有列维－斯特劳斯的“现代病”，男人说：自古有死，无心不立［55］。异性化倾向超女是邻家女孩的代言偶像，好的地方在于邻家女孩们文化的存在了，坏的地方在于此种存在来自“弃女”。只要关怀到位，邻家女孩还是会“回家”的。
作为中国人良心的鲁迅说：“做梦的人是幸福的［43］”。邻家女孩那么渴望男人的出现，渴望不得，转而同性。古人云：女子无才便是德。现代女性统统才大德粗，她们看不起失败的男人，眼中只有成功者和可能的成功者；她们要求独立、自由，面对优秀的男性，她们所谓的“现代性”瞬间毁灭，因为她们毕竟需要更强者。她们终于嫁给了出类拔萃的男人，因为她们终于成为“弃女”——痛并快乐着粉碎了自己。越早明白这一切，她们越早寻找不是“弃女”的梦，她们找到了异性化倾向超女。这是她们的梦，还有独立自由的证明。她们需要证明。倘若女性能怨，未必不是男人的幸福；若是女性连怨都没有了，只怕是哀莫大于心死了［56］。
中国的士大夫们一向不惮于“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的身体力行，表率万载，他们从来有梦想。士大夫高人一等就有了指挥梦想的权力，他们怨，因为他们需要被权力关怀。以怨抱怨不是男人，只有女人才有埋怨的权力，如果女人需要的话。本朝充满了此种女性化的言说，社会精英们说这说那的。比如今朝的“专家”说禽流感多么可怕要小心，明日的专家说可怕不用怕，放心吃鸡。贤良政府的关怀多么伟大啊，话都被“专家”说完了，小心吃鸡是“专家”说的，放心吃鸡也是“专家”说的，吃出死活都是专家说的。自求多福吧。于是本朝的“专家”特别得多起来，乃至于网民也如此“专家”了，宝马车、刘涌案等俱成话题，这些事情和平头百姓究竟有多少关系呢？反腐败是政府的事，司法公正是国家的事，孩子不必这样对待父母政府吧，父母的事情，还是父母作主去吧。曾国藩、李鸿章俱是大清帝国贤良政府的替罪羊，那些孩子们，不骂慈禧骂奴才。满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注定那些五千岁大的孩子们和嫁出的女儿一样被抛弃。男人无计可施，才有“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真不够男人。真正的男人是这样说的［57］：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男人，就去社会中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和谐社会中，自保才是最重要的。说一千道一万，口袋里赚来干干净净的银子才是每一个人男人的必须，何必对那些贪脏枉法者咬牙切齿呢，莫非赚不到干净银子眼红了？男人根本没有埋怨的权力。
网络初兴的时候，流行一句话：“生活好象被强奸一样，如果你无力反抗，就闭上眼睛默默享受！ ”近年，这句话改了：“生活好象被强暴，有了快感你就喊！”怨不出来，还可以喊。“芙蓉姐姐”喊出来了，超女也喊出来了。
愤玉
2006－2－2
［1］《韩非子·说难》：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
《战国策·魏策四》“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大王，臣亦犹囊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2］凭谄媚而取悦于上并得以宠幸者，称为佞幸之人。《史记·佞幸列传》：“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
“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
《史记·佞幸列传》：“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寝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驰，则禽诛延年昆弟也。”
［3］《汉书·外戚传》：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
《汉书·外戚传》：“夫人早卒，方士齐少翁言能置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帏帐，令帝居帐中，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不得就视，帝愈悲感，为做诗：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来迟！”
［4］尤侗《艮斋杂说》：余幼所见王紫稼妖艳绝世，举国若狂。年已三十，游于长安，诸贵人犹惑之。吴梅村作《王郎曲》；而龚芝麓复题赠云云，其倾靡可知矣。后李琳桂御史按吴，录其罪，立枷死。识者快之。然当时尚有惜其杀风景者。
［5］蒋敦复《随园轶事》。
［6］赵翼《檐曝杂记·卷二·梨园色艺》：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庚午、辛未间，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靓，为吾乡庄本淳（即庄培因）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
［7］冒辟疆《同人集》，徐釚《词苑丛谈》。
徐釚《词苑丛谈·云郎小照题词》：广陵冒巢民家青童紫云，儇巧善歌，与阳羡陈其年狎。其年为画云郎小照，遍索题句。新城王阮亭曰：“黄金屈膝玉交杯。坐炉银荷叶上灰。法曲自从天上得，人间那识紫云回。”武进陈椒峰曰：“忆脱春衫花底眼。新声爱杀李延年。只今展卷人犹在，何处相看不可怜。”长洲尤悔庵曰：“西园公子绮筵开。璧月琼枝夜夜来。小部音声谁第一，玉箫先奏紫云回。”於是和者几数十人。一日，云郎合卺，其年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酴醾酿。喜今朝、钗光簟影，灯前滉漾。隔著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云，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苏枕畔，泪花轻颺。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人传“努力做藁砧模样”句，无不绝倒。
［8］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
［9］《南方都市报》2005年08月12日，戴新伟：《南方都市报三评超级女声：让我们大声为超女叫好》。
［10］ 《庄子·则阳》： 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可喜也终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
《荀子·非相》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然而中君羞以为臣，中父羞以为子，中兄羞以为弟，中人羞以为友。俄则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伤其今，而后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议论之卑尔。然则，从者将孰可也。
［11］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是什么》 。
［12］六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提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口号，以后转变为“身体－政治”模式。
福柯《性经验史》：控制性经验的权力必须紧贴着身体，注视着它们，强化它们的各个部位，它激活它们的皮肤，夸大它们的错乱。它把性的身体揽在怀中。无疑，这意味着它的效能得到了提高，控制的范围扩大了。但是，这还意味着权力被感受，快感也获益不浅。这就产生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权力在运作中被给予了一种冲动；另一方面，身体的激动又鼓励了监督它的控制，从而让权力扩张得更远。坦白得越深刻，就越能激发提问者的好奇心。人们发现快感又重新落入权力的控制之中。但是，对于回答者来说，如此众多的紧迫问题突出了他体验到的快感，人们都紧盯着这些快感，把它们区分开来和激活起来。权力是作为一种召唤的机制发挥作用的，它吸引、取出它所关注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快感随着控制它的权力扩散开去，而权力则抓住刚才逼问出来的快感不放。
［13］《孟子·梁惠王下》。
［14］《汉书·佞幸传第六十三》：“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上于是令躬、宠为因贤告东平事者……丞相王嘉内疑东平事冤，甚恶躬等，数谏争，以贤为乱国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狱死。”“上有酒所，从容视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 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上默然不说， 左右皆恐。于是遣闳出，后不得复侍宴。 ”“即日贤与妻皆自杀，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诈死，有司奏请发贤棺，至狱诊视。”
“赞曰：观籍、闳、邓、韩之徒非一， 而董贤之宠尤盛……然进不由道，位过其任， 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 贤缢死……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
［15］《晋书·载记第十四·苻坚下》：“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
［16］《晋书·五行志下》。
［17］资料见黎鹏：《中华民族人口数量再生产史上的主要特征探析》，《人文地理》1996年第4期。
［18］资料见薛瑞泽：《六朝时期疫病流行及社会救助》，《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19］王粲《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渭然伤心肝。
［20］《晋书·列传第六·卫瓘传》：玠字叔宝，年五岁，风神秀异。祖父瓘曰：“此儿有异于众，顾吾年老，不见其成长耳！”总角（童年）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骠骑将军王济，玠之舅也，俊爽有风姿，每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又尝语人曰：“与玠同游，冏若明珠之在侧，朗然照人。”及长，好言玄理。其后多病体羸，母恒禁其语。遇有胜日，亲友时请一言，无不咨嗟，以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故时人为之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澄及王玄、王济并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兒。”玠妻父乐广，有海内重名，议者以为“妇公冰清，女婿玉润。”
［21］《诗经·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22］宋汝南王的爱妾，刘碧玉。孙绰《碧玉歌》其一：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
［23］《墨子·尚贤》：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与其爱。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处若官者爵高而禄厚，故爱其色而使之焉。
［24］《陈书·列传第十四·韩子高传》。韩子高与南朝陈文帝是同性恋，文帝甚至要封他为男皇后。
《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玄学家何晏“美姿仪”。《宋书·五行一》：“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
［25］见柏拉图 《会饮篇》和《斐德拉斯篇》 ，精神恋爱本指男同性恋。色诺芬《经济论》指出男女之间只有情欲与利益计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指出女人祸国。
［26］，见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太平广记·卷第三百六·神十六·冉遂》：冉遂者，齐人也，父邑宰。遂婚长山赵玉女。遂既丧父，又幼性不惠，略不知书，无以进达，因耕于长山。其妻赵氏，美姿质，性复轻荡。一日独游于林薮间，见一人衣锦衣，乘白马，侍从百余人，皆携剑戟过之。赵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锦衣人回顾笑之。左右问赵氏曰：“暂为夫可否？”赵氏应声曰：“君若暂为我夫，我亦怀君恩也。”锦衣遽下马，入林内。既别，谓赵氏曰：“当生一子，为明神，善保爱之。”
［27］徐进：《1964年对奇装异服的发难裤子上的阶级斗争》，《中州今古》2004年第6期。文中另有《羊城晚报》的“奇装异服”标准：“女装的敞袒胸部的袒胸领、彻底暴露肩腋的背心袖、包紧屁股的“水桶裙”、紧束腰部而故意突出胸部的其他怪样的衣服，都被认为是奇装异服。至于男装的'牛仔裤'，男不女的花衬衣也不例外。”
［28］见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太平广记·鬼三十·孟氏》：孟氏独游於家园，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秪对花流。”吟诗罢，泣下数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逾垣而入，……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几何？繁花正妍，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千端。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自是孟氏遂私之，挈归己舍。
［29］1939年，延安讲话。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30］张爱玲：《爱》。
［31］李商隐：《梦泽》。
［3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狄固贪婪，王又启之。女德无极，妇怨无终，狄必为患。”王又弗听。
富辰因为用狄人讨伐郑人的事情上谏，说明狄人和女人一样贪婪，会成为大患的，不能用。妇、女在前秦有不同含义，女指小女孩、没出嫁与出嫁还没生孩子的，妇指当了母亲的，有时也指结婚以后的。《左传·襄公三十年》说：“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
［33］李商隐：《谢河东公和诗启》。汉代经学解释《诗经》，以诗附史，男女之情都说成政治上的美刺，遂成传统。
［34］《汉书·东方朔传》：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太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早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太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何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东方朔妻），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汉书·张敞传》：敞为京兆，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终不得大位。
［35］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妓女和妾》一节。
［36］万历九年，张居正一条鞭法实行，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清雍正在此基础上推出“摊丁入亩”制。
［37］《世说新语·贤媛》：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着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
刘孝标注引南朝宋虞通之《妒记》：“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
［38］《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
［39］白居易：《琵琶行》。
［40］《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41］刘跃儒：《曾国藩成就一生的49个方圆》，《奇特的用人标准》一节。
士绅古代称士大夫，隋唐以来将有功名、学品、学衔、官职的都归纳为绅士。近代成为比较固定的群体概念，不管是贡生员、职官，获得法律认可的身分、功名、顶戴都属于士绅阶层。见许顺富《论近代绅士的结构分层和社会属性》，《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
［42］出自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43］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44］肖爱树：《建国初期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和被杀现象研究》，《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
［45］崔卫平：《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天涯》2003年第5期。原文本中这句话所说问题与本文无关，但是崔卫平的表述可以普通化，绝非特例的存在。
［46］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P191。
［47］陈友华、米勒·里希：《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人口研究》2002年第5期。
［48］张李玺《一个神话的破灭：家庭与事业间的平衡》，《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49］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贤能政府》一节。
［50］出自《管子·君臣上》：“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
［51］详细论述参见王巧凤：《论张爱玲的“恋父”、“家园”意识》，《求是学刊》1998年第6期。
［52］戏改陈寅恪《阅报戏作二绝》，其一：“弦箭文章苦未休，极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53］王维《洛阳女儿行》：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馀。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罗帷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春窗曙灭九微火，九微片片飞花琐。戏罢曾无理曲时，妆成只是薰香坐。城中相识尽繁华，日夜经过赵李家。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
［54］《全唐文·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唐太宗贞观元年）：“宜命有司，所在劝勉，其庶人男女之无家室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若贫窭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袁多益寡，使得资送。”
［55］《论语·颜渊》：“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56］《庄子·田子方》：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57］《史记·陈涉世家》：“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候将相宁有种乎！”
原文作者所属博客:小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