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老严要去深圳公干。恰好我最近工作不忙，就带我一起去。还准备要宴请我们班所有在深圳的同学吃饭，危哥也来。危哥是我大学时代关系最好的同学、朋友加兄弟。能再次见到他让我很兴奋，先把以前的回忆危哥的文章贴在这里再说。见面的情况明天补写。

委员长、危哥

同学速写之二

(ROBERT)

在我们空调八二二班里，不！扩大一点说，在我们环境工程系八二级里，委员长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人物。如果诸位同学的记忆没有问题的话，我想：这基本上也算得上是一条真理了。别的情况我不敢说，当时敝人像“耗子见猫就躲”的著名指导员张世泰老师，说出这个名字估计大家都不陌生吧？我们的委员长跟他就经常称兄道弟的，他进出张指导员的房间那就如履平地似的，有一回他甚至还随意掏出钥匙轻轻松松地打开了张指导的房间。要知道：张指导的房间在我们一般的平头学生看起来跟佛门净地差不多，没什么事的话，最好是大学四年也无被召唤的荣幸，而委员长竟然自在得如同在自家一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按我的保守估计，以现在的官员级别划分而论：委员长当时的级别怎么也算得上是“副指导员”级了吧？

委员长的大名叫危远昌，这名字念起来实在是坳口得很。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谐音“委员长”当成了他的真实姓名。我觉得：我们那时的绰号多是些没什么根据的瞎编排，而唯有“委员长”这个绰号是比较贴切，就连老危自个儿也觉得这绰号挺好。不过，他当时更享受别人叫他“委座”，有点“蒋委员长”的意思，给人一种即将要当大官的感觉。老实说，他跟真正的“委座”- 蒋委员长比起来还是形像相去甚远，别的不说，就是个头也差出一大截，现实生活中的“委座”个头不高。但令我始料不及的是，20年之后的“委座”倒是真的有几分派头了，跟老蒋一样，剃了一个甄亮的光头，让大家着实吃了一惊。

大学时期的委员长异常热心公益事业，以关心天下的萝卜白菜咸淡事为己任，且兼有古道热肠。他当时的风头之劲，可以用两个“没有”来概括：基本上没有委员长不知道的事情，没有委员长不插手的业务。委员长具体担任过什么伟大的职务，我是记得不大确切了，但肯定是系学生会的要员！因为，他对本系各班、各寝室(包括五舍在内！)的所有家长里短的事件，无不一清二楚。但我对他的消息渠道一直颇为怀疑：如果说，他对男生宿舍这边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倒还情有可原，大家都住在一起嘛！但他竟然能口若悬河地说出很多山那边的情况，比如说，某班的某靓女与同一寝室的另一靓女关系表面不错、实际上很是不睦，连这样的绝对隐私都清楚。当时我的突出感受是：委员长不像是在编瞎话，虽然靓女与靓女之间关系一般不容易融洽，这倒不难想像，但老危却能有鼻子有眼地描绘出许多细节，言之凿凿，让人没法不信！而这一切，决非是在系学生会里当要员就能弄清楚的。我估计，委员长的许多消息来源于他和张指导的“非凡友谊”！由此可见，大学时期的委员长确实是神通广大，炙手可热。

因此，我们204室的弟兄们就相对比较有福气了。首先，我们可以人在宿舍里，耳听全系事。白天安心看书，晚上听委员长发布新闻，就什么信息也不会漏掉了。像我这种从不抛头露面的家伙居然能知道外面这么多事情，多一半是从委员长那儿听来的。此外，每当外边有活动，如看电影、看演出、举办舞会等等等等，委员长的手中总是有大把票子，而且，他也一贯秉承“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传统美德，尽量优先本寝室的弟兄们。按说，委员长这样的好同学应该得到全寝室、全班、全系、乃至全校同学的一致拥戴，但事情恰恰相反，不要说是校、系、班了，就是在204寝室里，真正买他帐的人也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老危的过度热心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那时的同学们都年轻又自负，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些“端起碗来要吃肉，放下筷子就骂娘”的主，非常难侍候。可怜的委员长空有虚名，经常是侍候好了这个，又得罪了那几个，把自己累得够呛，却落得个人人不满意的结果。但委员长却百折不回，乐此不疲，从未对此感到灰心和厌倦。实事求是地说，委员长倒颇有些海纳百川的胸怀，可惜当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这点。

除了热心之外，委员长最大的优点就是认真了。试举一例说明，有一次，委员长和任建国一起到百货商店买东西，正好商店办抽奖，买足10元东西就赠送一张奖券，于是，他们俩就凑钱买足了10元的商品，共同领回了一张抽奖券。是夜，委员长和“人见鬼”(任建国的绰号)两人异常兴奋，熄灯之后，进行了长时间热烈的讨论。据说，一等奖是一台彩色电视机。他们的重点议题就是：过两天，中了大奖之后，大彩电怎么办？放在宿舍里？显然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如果让两人之中的一人拿走，那另一个人又该如何补偿？这张10元抽奖券中，委员长出了六块五，人见鬼出了三块五，可大彩电又不能切割成35%和65%，但让一人向另一人补齐差价，又根本不可行：对80年代初的穷学生而言，当时一台大彩电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价呀！就算是补35%的价钱，那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要不然，就直接将彩电又卖回给商店算了，弄一笔钱来分，当然还得请全寝室乃至全班的同学大吃一顿才好。这么一吊胃口，弄得全寝室的同学们都积极参与讨论，群策群力，共同探讨，气氛异常热烈，试图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过两天，抽奖结果揭晓，自然是什么奖也没有中，但大家都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已经提前享受过中奖之后的待遇了。委员长做事之认真彻底由此可见一斑。

委员长在大学时期的趣事很多，但要一一描述，恐篇幅太大，我还得留一点篇幅给我自己，谈谈我跟委员长的友谊。2003年1月，我回国出差，经过深圳，再次见到了危哥，(以下部分是描写我和委员长的友谊，就一律采用我一直以来对他的称呼：“危哥”)，闲聊之中，危哥转头对他太太说：“对汪洋，我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兄弟之情，总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弟弟。”其实，这话反过来也同样成立：我也是一直视危哥为兄长大哥。而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是缘自大学时代，前面我已经说过，204室的弟兄们对危哥买帐的不多。但我却是例外，我对危哥的聪明能干、见多识广、豪爽仗义，那是无比崇拜！很快，我就以自己的耿耿忠心赢得了危哥的特殊情谊。那时的我奉行两条基本原则：凡是危哥讲的话都是正确的，凡是跟危哥过不去的家伙都是混蛋！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我是危哥的铁杆，也不大敢在我面前讲危哥的坏话了。

关于我和危哥之间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我只能拣最重点的说，否则就难称之为速写了。毕业分配，我和危哥都留在了湖大，继续我们的友谊，非常开心，就这么过了几年。忽一日，危哥对我说，现在深圳非常红火，我得去闯一闯了。我听后，非常担心，但危哥一向说一不二、说干就干，很快就卷起包袱走了。一走就好几个月没有消息，正在我为他忧心忡忡的时候，忽一日，他又回来了。这次，他的神情异常兴奋，跟我大谈了一通深圳的欣欣向荣景象，叫我赶紧也卷包袱走人，离开湖大。说实在的，当时他形容深圳的好多话，我都没有听进去：什么高楼大厦、什么挣钱大把、什么机会多多，尽管我对危哥的话一向深信不疑，但那毕竟是长远之事，当时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强穿透力的远大目光。我只会把眼光紧盯住眼前的东西，眼下危哥的腰上就别着一个小黑盒子，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看到我想问又不敢问的样子，危哥干脆把小黑盒子从腰间取下，往桌子上“啪”地一拍，说道：“看看吧，这就是‘扩机’！这玩意儿在深圳最流行了，不管你在哪里，只要别人一‘扩’你，你就立刻回去了。”列位，其实这东西现在说起来一点也不神秘，所谓‘扩’就是英文里面Call而已，就是我们现在都几乎淘汰的BB机。但经过危哥这么前言不搭后语的一形容，我就把它理解为：放风筝时，我们捏在手中的线、或者说阎王爷手里的勾魂牌一类的东西，这边用力一扯，那边就立刻回来了。于是，我又非常担心：要是我在坐汽车时，别人‘扩’我怎么办呢？会不会身体立刻飞出车外？那可就要命了！正在我心里七上八下乱盘算之时，危哥又扯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想请教一下他，又有点怕他训我没有见识，就只好拐弯抹角地插了一句话：“那危哥在深圳有没有被别人‘扩’过？”“那当然，每天都被人‘扩’好几回！”他不加思索的回答。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危哥每天被人‘扩’好几回还依然健在，可见这玩意儿除了好玩之外，根本就没什么生命危险。就凭这个，我也要到深圳去玩它一玩，把别人‘扩’他一两个跟斗的，多爽！决心已下，立刻就冒出一个现实问题：那我的户口档案怎么办？抬眼见危哥仍旧在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我赶紧见缝插针地提出这个问题，危哥不屑一顾地答复我：“怎么办？停职留薪嘛！大家不都这么办吗？”

停职留薪？！虽然危哥说这话时有点漫不经心，但对我而言，却不蒂是晴空打了一个霹雳惊雷！列位，别看现在的我是走南闯北、漂洋过海、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洋鬼子面前也敢耍花枪。可那时的我生长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又长年累月地生活在大学的象牙塔里，真真是一棵纯洁的“小白菜”！加之一向对危哥无限崇拜，压根儿就没有闪过一丝要Challenge (挑战)他权威的念头。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危哥的话都是千真万确的。一时间，心里的懊悔就别提有多深了：妈妈的！世界上竟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居然还不知道！工作停了，还能照样领工资，难怪他们一个、二个全停职留薪跑到深圳去“革命”去了。他们“革命”也不通知我一声，老子也不干了，明天就去校人事处办手续。套用“阿Q正传”里的一句话：小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为什么就摸不得！是夜，兴奋得一夜无眠。第二天，到人事处一打听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停职留薪这一说，应该是停薪留职，看来，从不犯错的危哥在我面前出现了一次小小的口误，让我白兴奋了一夜。

停职留薪也好、停薪留职也罢！危哥这么一折腾，我算是没有心思再在大学里呆下去了。尽管家母一再以汪家世代书香门第为忠告，痛哭流涕地劝说我留在大学里教书，但深圳对我的诱惑，就像别在危哥腰间的“扩机”一样，时刻都在扯着我年轻好奇的心，再说危哥已经不在湖大，我继续呆着又有什么意思？没过多久，我也只身南下，来到深圳，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而在深圳的日子里，危哥给了我许多帮助，从衣食住行到工作生活，都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帮我渡过最初、最艰难的打工生涯。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倍感温暖。

2003年7月1日 写于 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