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鄧穎超一生都在革命道路上奮鬥着。因革命鬥爭需要而東奔西走，使他倆新婚後總是聚少離多。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的日子，沒有婚禮儀式，沒有滿座高朋，有的只是久別重逢後的欣喜和溫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走了，他此時正在忙於指揮省港大罷工，鄧穎超也離開了新婚的小家，到廣東區委上班去了。

　　1927年4月，中國大地上風雲突變。原本正在進行合作的國共兩黨的關係，因為蔣介石的叛賣活動突然惡化。蔣介石指揮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和工農群眾大開殺戒，中國大地頓成人間地獄。

　　這時的周恩來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調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在上海短短的3個多月時間裡，他成功地組織和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來和鄧穎超不得不暫時分離。正當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時候，蔣介石動手了———

　　此時的鄧穎超正在廣州一家德國人開辦的醫院裡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難產。

　　鄧穎超肚子裡的孩子體重超過了正常標準，三天三夜都生不下來。當時的婦產醫院還不能施行剖腹產手術，只能用產鉗。孩子頭顱受到嚴重損傷，生下後不幸夭折。鄧穎超內心極度痛苦。

　　這是她和周恩來的第二個孩子。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在周恩來大革命時期隨隊東征時，被鄧穎超獨自做主打掉了。那時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總是覺得過一段時間再要小孩子也不遲。後來，鄧穎超來到汕頭見到周恩來，把偷偷打胎的經過告訴了丈夫。周恩來聽後勃然大怒。新婚後，他從來沒有發過這樣大的火：

　　“你怎麼會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對立起來?!形而上學嘛!孩子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他屬於國家，屬於社會。你有什麼權利把他隨隨便便扼殺?而且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嘛!身體是革命的資本，不專屬於你自己，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必要時，我們隨時準備為革命流血犧牲，可是決不允許隨隨便便糟蹋自己的身體。你要怎麼處理，也該來信和我商量一下。怎麼竟自作主張，這樣輕率!”

　　經周恩來這一頓批評，鄧穎超知道自己做錯了事，不住地道歉。

　　可是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這樣不走運，同時還趕上了一個血雨腥風的時節，周恩來也不在身邊。鄧穎超此時多麼需要丈夫的安慰和愛撫啊!

　　她也許不知道，蔣介石已經懸賞20萬銀元捕殺周恩來。周恩來雖然在嚴重的政治變故當口一直忙於轉移幹部和組織反擊，但他仍然記掛着在廣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絕對不是孤立的，廣州也一定不安全。於是，他給廣州軍委機關發了密電，要小超速離廣州到上海來。

　　當時，軍閥陳濟棠在廣州也開始了大規模搜捕和屠殺****人，位於南華銀行二樓的中共廣東區委軍委機關遭到搜查。一位同志十分機警，搜查前剛好把才收到的周恩來給鄧穎超的電報交給一位工友，讓他務必交給鄧穎超。

　　那天剛拂曉的時候，大批軍警包圍了中山大學。中共中山大學黨支部委員、中共廣東區委婦委委員陳鐵軍捨命爬過牆頭，僥倖逃脫，將事變發生的消息告訴了醫院中的鄧穎超。此時，鄧穎超也剛剛收到了工友送來的周恩來的密電。

　　形勢危急，怎麼辦?幸虧在這家德國醫院的醫生王德馨和護士韓日修幫忙，鄧穎超和母親楊振德才躲過軍警的嚴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韓護士的巧妙安排下，她們乘醫院到香港購買藥品的小火輪，前往香港後輾轉來到上海。她和母親楊振德通過秘密的登報找人的辦法，才和周恩來取得了聯繫。此時已經是5月1日了。

　　周恩來將鄧穎超安排在一家日本福民醫院裡檢查，結果出來了———由於鄧穎超生孩子時過度緊張疲勞，產後又沒有休息好，她的子宮沒有收縮，很可能今後不能再懷孕了……

　　為了革命事業，周恩來和鄧穎超永遠失去了做父親和母親的機會，這一損失是不能彌補的，可是想到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理想所付出的代價，他們就不再痛苦了，重逢的喜悅充溢在兩人彼此的心胸，雖然形勢嚴酷，但心中卻依舊甜蜜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