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以舉國之力豪賭亞洲杯的中國隊把中國顏面丟盡時

謝亞龍卻跑到更衣室一臉凝重吟唱吉鴻昌臨終前的抗日詩句

這就是“行政足球”

連輸球都可以搞出這樣悲壯的行為藝術.我呸！

“打平就出線”=“打死不出線”，當我把這個比喻當成墓志銘提前72小時貼在中國足球額頭上時，謝亞龍主席正像行軍途中的政委一樣聲情並茂地給中國隊的壯士們講述着“武松打虎”，好像一次行為藝術。

一個田徑出身的足協主席不僅會在競技項目中出現認知障礙，他連分辨動物的能力也出了障礙，因為地球人都知道，中國足球不是武松，所有中國足球隊的對手也不是病貓，包括越南在內的對手，現在都是中國隊的老虎了。

歷時兩年零六個月的朱家軍，從0比3西班牙開始，到0比3烏茲別克結束，這就是一支很敬業地創造着“有屎以來糞量最重”成績的足球隊的命，用絕對中國的方式解釋着“完敗”的體育概念。

我同意劉曉新關於“朱家軍”的析辨，這不是“某家軍”的失敗，這是中國足球的全面潰敗，因為同樣的失敗重複，第一次你可以說它是悲劇，第二次你可以說它是喜劇，第三次，它只能說成是鬧劇了，現在回想“誓進亞洲杯四強”“創造亞洲杯史上最好成績”“像解放軍一樣戰鬥”……等口號會讓人崩潰，我們只能總結出朱家軍與其它“某家軍”最大的不同是：上一次是世界盃預選賽小組賽不出線，這一次竟然連亞洲杯小組都不可以出線了。

“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可不可以改為“衝出東南亞，走向第三世界”，這是《茶館》台詞的最好佐證：咱現在不抽大煙了……改抽白面了。

關於朱家軍技戰術的批判是無聊的，因為這個疑似有模仿癖的“戰術超男”技戰術上的失敗早在亞洲杯前就註定，所以我暫時不想跟“上書房行走”們清算關於“董方卓打右前衛是老弗爺旨意”這個看起來和鬼話一樣的神話了，我也暫時不想跟與朱指導有千絲萬縷利益關係的“我就是要保朱”的老師們探討職業道德的問題了，我甚至暫時不想以“磚家”身份把磚頭拍向“孫繼海打後腰是絕妙創意”的“專家”頭上了……和這些語文水準很濫，足球水平更濫的老師們的遊戲留在以後專題，兵敗之後的中國足球最大的問題不是批判這場比賽的技戰術，不是慌忙定位“二流”“三流”以留後路，而是找出中國足球“體制之敗”。

中國足球的體制是“原罪”，行政足球早在閻世鐸時代就通過“只升不降”“不升不降”“豪賭世界盃”把這場病源體埋下來，謝亞龍先生要做的只不過是把“豪賭世界盃”降格為“豪賭亞洲杯”，朱廣滬指導只不過是把“世界盃預選賽小組不出線”降格為“亞洲杯小組不出線”，而那些充滿滑稽色彩的政治口號只不過從十強賽出線後閻世鐸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異變成為“哪怕刀架在脖子上”的流氓假仗義了……

這不是一場中國隊打烏茲別克隊球賽的失敗，這也不是一支某家軍的失敗，不是右前衛使用的失敗，不是錯把左邊鋒當成左前衛使的失敗，更不是什麼“人員不整” “天氣悶熱”“旅途遙遠”“大葉草”“李承鵬添亂”等等的失敗，中國隊早在定下“亞洲杯四強”這一行政足球口號時就失敗了，當中國足協要以舉國之力搏一個 “亞洲杯四強”時，日韓卻以二隊出戰，他們的小野伸二、朴智星們正在曬着太陽玩着商業賽，他們對形同亞洲足球大廟會的亞洲杯嗤之以鼻，但是日韓伊沙澳玩着玩着卻紛紛出線，連平時只能和我們做點蚊香、軍用膠鞋生意的越南人民也出線了。

你覺得好笑嗎？當年北京大仙寫出“兵敗河內”時我們還以為是痴人說夢，現在必須佩服他真是一個仙兒了。

耗資巨大的中國足球的“亞洲杯四強”是官僚足球的產物，是欺上瞞下的作品，它和某縣GDP增漲或某座肯定要倒塌的豆腐渣工程沒什麼不同，它戕害的雖不是黑磚窯下的人命卻是“本來覺得足球好玩，卻被足球玩了”的一顆顆赤子之心。連山西省長都道歉了，足協主席什麼時候出來道歉！

一個“亞洲杯四強”可是能作為晉級的階梯麼？保住一個靠“關聯關係”打出中超冠軍發家的教練可是保得住所謂的團結麼？打壓敢說真話的記者就可以維繫血統清正的裙帶關係麼？當我們以近年來“洋務運動”製造的六大海歸出戰“亞洲杯”企圖和日韓伊沙在海面上決一死戰時，才發現我們的船隻比對手足足慢了六節，才發現我們的炮彈里全是沙子，才發現大部份靠親信記者提供的情報驢唇不對豬嘴。之於中國足球種種情節，真就像《三聯生活周刊》苗煒所說的“晚清時節作派”！

真是《西廂記》裡的“始亂終棄”，朱廣滬上任就違背了“國家隊教練競聘上崗”的程序，在由行政長官內定、假模假樣進行崗位競爭後他就拉起了以嫌係為骨幹的部隊，前任閻世鐸的臨終任命沒有被繼任謝亞龍推翻，卻因為保住某種太平狀態而任其繼續潰爛下去，然後“扒灰的扒灰，偷小叔的偷小叔”，只有內行才知道有多少國腳被黑道追殺、綁架、勒索，只有內行才知道為什麼會有106名國腳入選國家隊度訓的奧秘，天啊，要是再下去就成水滸108將了，黃健翔大喊：“在土裡挖出來一塊碑就可以排座次了”。

中國足協以“人際關係”任命主教練，中國隊主教練以“人際關係”任命隊員，隊員以人際關係拉幫結派，當史無前例的“三隊長制”誕生在這支國家隊裡，意味着這支球隊必須以福利性質封官許願的方法才能維持內部太平了。

當李金羽說“我不相信跟了兩年半的我還不如才跟了朱導兩周半的隊員”時，當李瑋峰說“我為什麼要在場上呼喊，那麼多隊長為什麼不呼喊”時，當國內隊員暗中不滿被朱廣滬重用的海歸“出工不出力”甚至不想入選國家隊時，這支曾經號稱“父子兵”的球隊已解體了，它根本不像正局級的主席們所說的“朱指導一個輕鬆的表情就可以影響全隊的良好心態”，各個心懷叵測，各自暗渡陳倉。

以人際關係發家的朱廣滬最終死在“人際關係”上，足協主席們不是不知道，而是裝不知道，是不是要像山西某縣領導一樣自我檢討：“我們的政治敏感性還不夠高”？把足球扯上政治，您夸自個兒呢。

5.19、11.17、7.18……行政的中國足球總會有很多記錄潰敗的番號，如同《監獄風雲》一樣讓人窒息，一個普通的球迷輕易就可以總結出中國足球的問題：青訓制度敗壞、市場機制殘缺、聯賽體制落後、俱樂部與足協矛盾……可一個官僚的機構最大的行為藝術就是把自己的頭深深埋在沙土之下，說：我看不見，看不見。

朱家軍之死是行政足球最後一根腦神經壞死，朱指導請辭職吧，過去你堅決不辭職還可歸為性格問題，現在再不辭職就是人格問題了，因為您帶領的不是如同自家後花院一樣的深圳隊而是中國國家隊。中國足協不要再等到那個看似合同實則行政文件的“八月份”了，再等下去就是最殘忍的互相折磨。

最搞的是：這一支號稱要創造史上最好成績的球隊小組都沒出線後，主席卻巴巴兒地跑到更衣室里，一臉凝重地吟唱起抗日英雄吉鴻昌臨死前的詩句：

“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太搞了，腦神經不壞死是做不出這樣的舉動的，吉鴻昌是抵抗外敵為國捐軀的，這支球隊屢戰屢敗顏面丟盡卻還好意思裝悲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