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文革 1966年夏，正當我們已經學習4年半，興趣盎然地進行着臨床實習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開始了烈火燃遍了全中國，波及到每一個人，國家遭難，人民遭殃。 首先是首都少數大學生南下抵蓉，在體育場“透露”秘密消息，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連毛主席都寫了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稱“老虎”就睡在他身邊，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因此，紅衛兵們要成都的學生起來，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南下的人越來越多，電話也不斷傳來新消息，學生們的情緒激動起來，點燃的烈火漸漸蔓延。從報上和廣播裡也看出中央領導人出場的排位有了變化，如劉少奇慢慢後移。於是，敏感的人們已經意識到，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老虎”不是夫人江青，因為她已經站出來講話了，甚至常常成了毛主席的代言者，而是時任黨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青年學生理所當然挺身而出囉！我們沒趕上“五四”的時代，現在不正是考驗和鍛煉我們的時候嗎？ “文革”進展神速，中央也下發了文件，正式號召全國人民投入這場運動，“鬥私批修”。首都是“文革”的發源地，各種消息通過不同渠道源源不斷傳來，有了“紅衛兵”的命名，毛主席在天安門開始接見他們。大字報應運而生，並變成了“文革”的有力武器。“文革”的對象主要是各級各單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狂風暴雨中，各地的“革命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相繼破土而出，一批批“走資派”相繼“落馬”，群眾組織頭目們開始接掌單位權利。“保衛的”、“反對的”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真假難辨，一片混亂。辯論成了時髦，口誅筆伐，很快演變成“文攻不行”就用“武鬥”。以陳伯達、江青等為首的“中央文革”領導和煽動下，群眾斗群眾成了運動的“亮點”。各層人士在只有自己最清楚的目的下，尋求着自身的最大利益。成千上萬身無遮掩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遭到無情批鬥，不老實就被踏上千萬隻腳，戴上可怕名目的“高帽子”，叫你交待認罪，不要想躲過“橫掃一切害人蟲”的雷霆萬鈞之勢，受殘的，被迫害而死的眾多，有中央的劉少奇、賀龍、彭德懷到地方的成千上萬。運動如泥石流一樣，出現在哪裡，那裡就遭滅頂之災。 我們學校大字報也開始出現，一夜之間貼滿了校中路兩側。揭批李資平、孫毅華、馬俊之、馬列教研室郭戈奇等等。溫和的、激烈的都有。其中有大字報揭發江晴芬、陳欽材夫婦“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兩三天內直接貼滿了其住宅“小洋樓”，甚至有的貼在江教授身上，數落她平時打口紅，穿高跟鞋，穿戴講究的種種不是。而且要求他們從樓上搬下到底樓住，讓保姆去住他們的屋，睡他們的床，並要他們煮飯給保姆吃。這已經不是批評了，是一種人身攻擊和侮辱。江教授哪受得了這般虐待，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也有說是自殺的，但他的丈夫陳欽材教授舉出種種證據堅決否定“自殺說”。 第二個犧牲者是院黨委副書記孫毅華，在錦江禮堂“集中學習”中，從樓上縱身跳下，結束了這位長征師級幹部的生命。 有一天，我們從廣播裡聽到毛主席將分批接見全國“紅衛兵”的消息，文件很快下達。我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沒資格參加“紅衛兵”，只是“外圍”人員，跟着革命。我校全部學生將赴京接受9月15日毛主席在天安門的接見。屆時，我們學校學生乘着一整列火車北上，剛到北京火車站，通知整隊立即去天安門，當時是66年9月15日下午7時多，在金水橋前遠望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向我們招手。因我們走在最後，按規定，這時大家可以一齊擁向金水橋，可更近距離見到偉大領袖。人山人海，人擠人，鞋掉了，有的眼鏡也掉了，這是一生“最幸福的時刻”。每個人猶如注射了一針強心劑，將把衝動變為永久的動力，投入到那場偉大的“文革”中去。 在京期間，我們住在團中央招待所，每天早出晚歸去北大、北師大、北礦等高校參觀、抄寫大字報。我只覺震驚。 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抽空”去遊覽了天安門、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頤和園、北海公園、故宮等。可回到住地，不敢張揚遊覽之事。 回到學校，“文革”勢不可擋，部分學生涌去參加“炮轟西南局、省市委”，並舉行“靜坐示威”，要揪斗西南局省委書記李井泉、省長李大章等。學校的揪斗也不斷升級，領導慢慢癱瘓。 群眾組織在學校相繼成立，最大的是“915戰團“，是相對較為溫和一點的，我們班在其屬下也成立了“狂飆戰鬥隊”，我也是成員，也寫大字報，但較少，主要是抄寫大字報和大標語。因當時我的毛筆字算寫得好的，而且標題我可以用不同字體如行書、隸書、仿宋體、黑體字、美術字寫出，故抄寫的任務多落在我頭上。因知道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無資格去參加那些“靜坐”、“炮轟”、“揪斗”等紅衛兵才能作的活動，只能隨波逐流。不參加“文革”說你落後，對毛主席、黨中央不忠心，不革命。學校另一派人數較多的是“鬥批改戰鬥師”，師長是張XX（66級學生），成員多為幹部子女，老師子女或黨員，比較“保守”，對各級領導持“保衛”、“保護”態度。第三個組織是“101戰團”，這一派是最“左”，最激烈的，只有少數人參加。在學校人少，勢力小，但能量大。由於各持不同觀點，對待“文革” 持不同態度 ，這基本上同首都三種派別是一脈相承的。三派後來互相指責、斗罵、攻擊。互相把對方組織取個難聽的名字，把“鬥批改師”稱為“臭皮鞋”，稱“915戰團”為“狗跳舞”，稱“101戰團”為“一洞妖”。當時，多數“家庭出身好”的所謂“根正苗紅”的在“文革”中最積極，因為他們最無顧忌。 學校另有少部分人，哪派都不參加，被稱為“逍遙派”。我班女生劉XX、沈XX二人即是。 我們年級單獨批鬥了一次系黨總支書記許鴻魁和副主任康明，許書記被斗得厲害。 記得二哥二嫂怕我犯錯誤，怕像反右那樣的政治運動，特從貴州赤水趕來成都，在學校找我談心，了解情況。聽了我的介紹後，他們放心了，認為我政治上還是比較成熟的，不會作出那些激烈的出軌之事。最後又再三叮囑我，千萬小心慎重行事，我很感激他們代表親人專程來給我的提醒。 後來，我被動員去了“915戰團”團部的“九一五 戰報”編輯室當編輯，主要搞組稿、撰寫、審稿、排版、送印校對等工作，那是一份鉛印的報紙。一般每周一期，不定期出特刊。排版印刷就在我校印刷廠，多數工人都是“915”成員，很支持。 後來，武鬥最厲害的是重慶，成都也開始了武鬥。於是我們躲武鬥，住到東郊張捷同學家。她父親是肉聯廠工程師，母親是會計，父母對我們很好，每天上街買菜，回家煮飯，晚上搭地鋪，過了一段時間逍遙的日子。同去的有我、陳XX、余XX、甘XX等。 運動已發展到全校“停課鬧革命”的地步，我們中斷了正處在興頭上的臨床實習，也就是說我們進校第四年半時（有的科已完成實習），停課了。學生開始“全國大串聯”，我因正在戰報室，未出去串聯。 期間，我回過重慶，去江津白沙看望過二嫂，還回過鄉下。 隨着中央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掌大權，王（力）、關（峰）、戚（本禹）干將登場，全國更加混亂，也極大地衝擊了軍隊。特別是王力到武漢，遭軍隊陳再道反對，王力煽動“百萬雄師”鬧事，四川則發生萬人阻（火）車上京告狀，使我們完全明白了“文革”並非“革命”，它將使“國家受難，人民遭殃”。 於是，我同陳XX、吳XX和余XX，決定退出“文化大革命”。於1967年入夏，我們去到重慶北碚重慶市第九人民醫院（原為七軍大的實習基地），自行實習。我帶了一床草蓆，晚上同XX睡在醫院圖書館桌上。我們四人各選了一科實習，我由院長張澤鎬老師帶，他是川醫39年畢業的，擅長內科，文革中造反派奪了他的權，下放到內科管病人，有時接受批判。我對他十分尊重，他見我肯學，沒有“派性”，在那種環境下仍尊他為師，也很感動。他非常肯教我，很放手。我每天跟着他學了不少東西，更學到他敬業、寬厚、不保守的高貴品質。有一次，一個病人嚴重心包積水，需及時抽液以減壓，他問我操作過心包穿刺抽水沒有？我說：“沒有，在川醫要主治醫師以上才能作這種操作”。 他又問我“你知不知道怎麼穿刺？”我說：“知道”。於是我把兩種方法回答了他。他說：“你來，我指導你”。於是，在他指導下，我嚴格按操作規程成功地做完了手術。平時，我經常問張院長問題，他都非常認真、耐心地予以回答。遇到這位恩師，真是我一生的榮幸。在重慶九院的日子裡，“文革”和“武鬥”都還在激烈地進行。該院的各派見我們幾個同學不是去挑起群眾斗群眾的，也並不表態支持那方，加上病房總得有醫生管，病人那麼多，總得有人看。因此樂得我們去實習。圖書管理員讓我們晚上可以去看書查資料，並且讓我和XX住，給我們提供了比川醫還方便得多的條件，雖然住得差些，但學習環境實在令我們滿意、開心。直到後來學校通知我們回校“複課鬧革命”，我們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重慶九院，離開了我的恩師張澤鎬老院長。 在準備複課的時間裡，“文革”仍然在繼續。我們從臨床老師那裡得到一本由各科專家編寫的《臨床急診手冊》，正擬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因文革而延誤。我們如獲至寶。於是，由我年級李XX、胡XX和我共同刻印成冊，分發給幾個班的好友們。在“文革”中，我學會並練就了刻鋼板的很好技術。在鋼板上刻蠟紙很不好掌握，輕重要得當，執筆要穩而不滑。由刻好字到隨意用各種字體標題、刻花邊、圖案等都能運用自如，可說是“文革”中，我最大的收穫之一吧！紅黑套印相對簡單，一學就會。 回校後，同學們自知文革耽誤了我們近一年的時間，現從“鬧劇”中解脫出來，都急切期盼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大家放棄歧見，歸心於臨床實習。心裡都明白，即將離校當醫生了，不抓緊學好，能行嗎？那段時間也接觸了很多老師，其中魏松全、周賢文老師給我許多指導。 我們到傳染科，要求很嚴。該科有副院長一級教授曹鍾樑，有鈎端螺旋體病專家黃安華教授等。進病房要換鞋，穿隔離衣，觸摸物品要用專用紙隔離或戴手套。有兩件事令我難忘。一是有一個肝吸蟲病9歲男孩，因病情太重未救過來死去。解剖時我去了，當場從男孩肝管中夾出上百條還是活的肝吸蟲，看得我神情凝重，心存痛惜。另一件是，正遇上一次“流行性乙型腦炎”大流行，送來川醫很多病情重的病人，病房都住滿了，我參加夜值班很忙。很多高燒不退，靠冰袋和鼻滴“安乃近”液降溫。有的病人沒救過來。 我們已複課時，有一天我姐夫從重慶“逃”到成都，來病房找到正在查房的我。只見他頭髮蓬鬆，面容憔悴，面部有兩個燙傷痕，穿一件破舊棉襖。原來，重慶八中個別造反派巫稱他是叛徒。因為他是川東地下黨的，而江青說“川東地下黨沒有一個好的”。又因他在抗日戰爭時期是湖北孤兒院的孤兒，但孤兒院是陳果夫辦的，故說他是陳果夫的乾兒子------。批鬥時，他被打了，還被煙頭燙傷了臉。他受不了這種屈辱，連夜坐火車來成都找他孤兒院時的同學，先到我這裡來。我帶他去見了在成都工作的他孤兒院時的同學劉遐玲、危福源、安一寧。他們聽了姐夫的話後，十分憤慨，叫他不要走了，留在成都，他們可以為他作證。 後來，姐姐也帶着幾個孩子XX、XX、XX來到成都，都住在劉遐玲家。劉姐在自來水廠工作，丈夫程XX是一家工廠的副廠長，都是從部隊專業的，性格豪爽，家中兩間居室，有十分漂亮的“四朵金花”（當時老四在山西老家）。兩家人以前就是很好的朋友。大家擠住在一起，孩子們多才十三、四歲，相處甚融洽，很好玩。大人們白天無事時常打橋牌玩，消磨時間。兩家小孩真還玩起了感情，我姐姐姐夫對劉姐老程開玩笑說：“你們家姑娘個個那麼漂亮，可不可以給我們志堅一個呀？”劉姐爽朗回答“你們挑吧，看中誰選誰。”幾年後，侄兒XX還真的與劉家出落得漂亮出眾的老二程XX、老三劉XX（隨母姓）生了感情，（老大比XX大，已有對象），兩個姑娘都同XX有好感，這可讓XX為難了。就因此，結果一個都未能好成。在旁人看來，不能不是終身遺憾！ 從那次我認識劉姐一家後，我經常去她家看望姐姐姐夫一家，並與劉姐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結婚以後，同夫人XX在回母校研究生複試（夫人）和考進修班（我）時得到她全家無私和熱情的支持，深厚的友誼保持至今，只可惜十多年都未回過成都，沒機會去看望她們。 奇異的畢業分配 “文革”後期，各級政權相繼更迭，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全國山河一片紅”。我們學校由“工宣隊、軍宣隊”進校“協助”掌權。臨近我們畢業的68年初夏，學校將我們年級安排在成都郊區農村勞動。那些天，大家一方面經過了“文革”的洗禮，慶幸社會將從噩夢中醒來，已處於經濟崩潰邊緣的境況可能得到扭轉。另方面，擔憂起自己畢業的命運了。 從我們入學開始，就被不斷告誡和提醒，“你們是未來的醫學科學工作者”。我們也的確在為此而努力奮鬥着。學校原來計劃將建第二附屬醫院，我們是學校第一個六年制學生，學業不錯，將會有絕大多數留校任教或當醫師。我們一直為此而興奮着、努力着、盼望着。 不過，那時社會上知識分子已經排到了社會的底層，被稱為“臭老九”。連剛剛出芽的，還稱不上知識分子的中學生都在“上山下鄉”，以避免城市成為資本主義的溫床，將他們孕育為資本主義苗子。沒有人不敢不走，否則斷你的糧，下掉你的戶口，甚至以棍棒相“送”，可憐的父母和家人只有淚別孩子，讓他們再次到大熔爐中去冶煉，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所有大學都停止了招生。至於我們這些已經成為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將面臨怎樣的出路呢？大家在愉快勞動的同時，正靜待着。 班上已成立了由家庭出身工人、貧下中農的學生組成的新的班領導。他們與學校工、軍宣隊與新政權的掌權者們，背着絕大多數同學們，秘密地商討着我們未來的走向。 我和呂XX同學分工為全班同學煮飯，飯菜受到大家的讚賞。勞動完畢，集體回校接受分配。之前開小會，表面上叫自己表態，希望到什麼地方，號召大家“自願”到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最後，全年級集中在就是我們最喜歡的陪伴我們度過了幾千個夜晚，奮力攻讀的三樓117教室，全場鴉雀無聲，聽候着決定自己出路前途的“宣判”！ 一串串的名字，將他們與一個個陌生的地名連在了一起，這些地名中幾乎沒有大家熟悉的。 全年級350多名同學，被宣召分配到甘（孜州）、阿（壩州）、涼（山州）及西藏的共計108將（名），而成都、重慶、川醫一個沒有，渡口（攀枝花）也有不少，其餘則是各縣及基層。眾人聽得目瞪口呆。我概括了如下特點： 1. 四有三無：即“甘、阿、涼、藏”有，約占三分之一。 成、渝、母校無一人。 2. 家庭出身定前途：凡“家庭出身不好”的, 幾乎都分在最艱苦、最偏（邊）遠的地方。 3. 平時學業最好的，或擔任學生幹部的，大多分得差。 4. “文革”中較激烈的人士，或直接參加揪斗領導的人，也不會有“好果子”吃。 自己對號入座吧，第二、三條我都占了。宣布我被分去“甘孜藏族自治州”。談不上晴天霹靂，但也的確像挨了一重棒一樣，痛暈了。我們班同去的還有女生鄭XX同學，也許是“好心”的執權者們在亂點鴛鴦譜吧，真是哭笑不得。 這就是建校以來，川醫開天闢地的奇異分配，這就是重點醫學院校第一個六年制奇異的分配。我們的母校—川醫，一個兒女也沒能留在她的身邊！我們68級的分配命運幸好在我們以後的年級沒有重演。 第五部分“青春獻給雪域高原”將奉獻給你許多神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