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允許我做出一個大膽的比喻：如果中國體育某種程度是一個“江寧織造”，中國足球是那個忠心耿耿但怨聲載道的焦大。 《中國足球九評之一》回溯了自1952年中國體育大部隊的來歷，可以理解的歷史原因，中國從來沒有獨立意義的體育，它是向政經的諂媚，是樹立人民群眾信心的愛國主義武器。因此，國家體育總局其實是“國家體育運動隊奪金總局”，而不是“國家體育運動推廣總局”，所以，作為體育大部隊附庸的中國足球根本不可能按照足球規律自覺的革命，因為焦大無須革命。即使幸福如1992年“紅山口”革命也是老佛爺旨下的“洋務運動”，而日本足球的改革卻是“明治維新”，這就是兩國足球差距的由來。 在質疑中國體育大背景之於中國足球的合理性後，無數人詰問：為什麼同在中國體育大背景下的中國乒乓、羽毛球、跳水、舉重、射擊能夠大放異彩，而中國足球卻連亞洲都沖不出去？“乒乓是國球，國足成國難”，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因為有趣，所以它甚至被長期作為“中國足球是不是該回到專業體制”的有力證據。 奧運結束後，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先生也曾公開論述了關於“今後長期堅持舉國體制”的觀點，主要觀點如下：中國軍團在歷屆奧運會收穫的金牌證明舉國體制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群眾也從中得到愉悅和民族自豪感；二、奧運後，一些國外體育強國紛紛都在了解中國“舉國體制”的奧秘，證明我們現行機制具有相當先進性；三、有人認為用大量金錢堆出冠軍不合時宜，但國家體育總局是依靠事業經費運作的單位，比外界傳聞的上面億少多了，目前一年經費也就三五億而已。 我不認為從一個國家體育總局局長的角度這段論述有什麼錯誤，他及他的前任要做的就是集中舉國之力和金錢為這個國家收取更多金牌，這是國情。但是劉鵬同樣沒能解釋清楚一個體制下卻出現“乒乓是國球，國足成國難”的尷尬現象，我以為，在“後奧運時代”中國足球如繼續以此為風向標，將是一場滅絕性的災難。 解釋中國足球落後的問題時，我習慣使用一種逆向分析方法：就是反過去研究中國軍團如乒乓這樣的優勢項目中，如果找到它們獨領風騷的原因，也許會得到中國足球落後的原因。我居然發現一個有趣的故事： 1979年，本來和國際奧委會決裂的中國人終於決定重返國際體育賽場，但這時才發現自己離世界競技最高殿堂如此之遠，長期和第三世界盟友打“友誼球”創造的紀錄和英雄神話一一被的真正的競技者粉碎，那幾年，我們內心煎熬，卻只有自嘲着“我們打的是姑娘球”。但當時黨中央下令一定要在奧運會上有所突破，國家體委就集中無數的專家研究怎樣奪取奧運金牌，在這些會議中，中國人首次發明了分金牌和獎牌“指標”的做法，很快這一獨具中國特色的體育激勵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體育局所採納，並一直使用至今。在舉國體育的體制背景下，體育官員們的命運前所未有地和競技體育運動的成績聯繫在一起。每次全運會賽場上，緊張的除了隊員和教練外，便是各省前來督戰的官員們———每塊金牌都包含着他們的悲喜，牽扯到他們的政績和升遷。 在以金牌數量為標誌的當時，中國的體育官員和專家們當然就會中外選手成績差距中發現要拿田徑、游泳、足球這些大項的金牌難以上青天，所以“必須走別人不怎麼走，甚至沒有走過的路”成為一條捷徑，如此，乒乓、羽毛球、跳水、舉重、射擊、體操等相對偏門項目才避實就虛成為中國大力發展的項目，而且為了乒乓、羽毛球、跳水等進入奧運正式項目，中國體育界花費了很多外交心思，團結了國際體育大家庭能夠團結的一切力量，現在想來這一點值得欽佩。在技戰術開發上也如此，比如柔道的例子是：當時國家體委領導人決定把女子柔道也當成突破口，召集專家研究，中國人一不小心發現，發源於日本的柔道里居然沒有“抱腿”這一規則限制，也就是說如果你去抱腿裁判員不可以判你犯規，而這正是中國式摔跤的強項，所以新成立的中國柔道隊拼命從中國摔跤里汲取營養，當出現在奧運賽場上，外國人驚呆了，疑為天人…… 中國軍團在偏門項目中的技術鑽研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他們把過去這些運動完全改變了一種概念，僅乒乓球為例，中國人就在最近的三十年為世界貢獻出近一半的技術革新，中國人改變了乒乓球，還比如說相對大眾一點的排球，過去的排球完全是高舉高打，可聰明的中國人發明了“背飛、雙快、時間差”這些革命性的技術，毫不誇張地說，中國人創造了很多新的運動項目，這是中國人自己的項目。這也就是劉鵬先生所說的“行之有效”，老百姓也得到愉悅和自豪感。雖然，如果繼續以乒乓、跳水等六支“夢之隊”打天下，將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體育強國”，因為經歷北京奧運金牌大狂歡後，這種愉悅不可避免會迅速消褪。 “劍走偏鋒”是一個核武，它以舉國之力征服着世界體育，我不知道這樣定位我們的“國球乒乓”會不會得罪很多人，但以世界範圍而言它真的是小眾項目，一個故事是：早幾年我國奧運乒乓冠軍退役後前往美國、德國打職業聯賽，可當他們到達比賽館後被眼前一幕驚呆了，因為——參賽選手有全家老小齊上陣的，有坐着輪椅的，還有看上去來談戀愛的……你看過外國人真很器重乒乓嗎？好像只在好萊塢大片《阿甘正傳》裡看過。 當然，我們不必跟隨外國人的遊戲方向走，我們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包括武術、毽球，就像南亞人痴迷於“卡巴迪”一樣，這是一個民族的選擇，何況這個話題也不在我的《足球九評》討論範圍中。我真正想說的是：上述中國人玩得純熟的項目，都是可以在行政力量牢牢控制下的，也就是說從技術環節上它們都具備着“舉國體制”天然的屬性，它們本來就是行政的資源。無論是教練，還是隊員，甚至訓練基地，都屬於體委這個政府機構的財產。 比如說“業餘體校”，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六十年代大大發展，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蔚為大觀的“業餘體校”制度是中國體育一個時代的功勳制度，雖然到本世紀“業餘體校”制度因市場衝擊已減弱不小，但從國家體育總局到地方體委仍能夠輕易地行政控制這些培訓選拔渠道。只要你到某所小學、中學發現一些好苗子，或者去農村說服貧窮的家長能給孩子以“城鎮戶口和退役後的正式工作”，然後就把孩子們帶到體校或相當於體校的所在，經過十餘年後，從一萬個孩子裡必然會出現一個世界冠軍奧運冠軍。 事情比我敘述的還要簡單，翻開杜麗的成長史可以知道，她正在學校玩，就和另一些孩子被前來先拔人材的體校教練帶到一處空地，大家玩舉着木棍的遊戲，前面拴着一塊磚頭，然後她就去了體校，然後進了省隊，然後進入國家隊……在這樣的選拔制度下，在乒乓、羽毛球、跳水、射擊、舉重這些顯然單線培養的項目中，一個又一個冠軍被製造出來，由於勤奮而聰明的中國體育界在這方面富有經驗，所以有時一個鄉一個村就能出現兩個奧運冠軍，比如福建的舉重之鄉龍巖，湖北的體操之鄉仙桃…… 一方面是因為這些運動競爭本身的單純性，更重要的是國家體育總局本身就是政府機構，它對於地方行業協會的控制是可觀的，一個總局局長級別的官員的命令對於一個地方行業協會意味着政策和文件，如果一個官員前往如仙桃、龍巖這樣的冠軍之鄉，無異於一次重要的現場辦公，經費、條件、升遷……都可以結合到自己的成績得到保障。 中國的體育大部隊從1952年就這麼生存和成長着，整整7屆奧運會的金牌數量也證明它在行政體育的控制下活得很好，很滋潤，很合理，它不需要市場改革而且無數例子證明靠國家體育事業經費反而活得更好，至於近十年來的商業贊助只是行政撥款外一個有效補充，更重要的是——從經費角度也允許包括乒乓、羽毛球、跳水、舉重這麼成功地活着，它們相對而言不太花錢——但是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都忽略了一個要命的問題：這就是“中國足球”。 我之所以用了很長的篇幅說明“舉國體制”之於小眾項目的如魚得水，其實是為了說明“行政力量”之於中國足球職業市場的乏力，因為項目特點和其它原因，像乒乓、羽毛球、跳水、舉重、射擊、體操這些都是體育總局及各運動管理中心“行政可控資源”，國家體育總局輕易就能直接或間接控制郴州排球基地、仙桃體操之鄉、龍巖舉重冠軍村和一整條競賽系統，但進入市場改革的足球（甚至下一步的職業籃球、網球）卻必然面對更廣泛的社會資源，它們都是“非行政可控資源”，具體來說就是——當你進入市場後，能控制徐明嗎，能控制朱峻嗎，能控制不屬於任何體委人事處管轄的李瑋峰鄭智嗎，更大的話題是，你能控制各大讚助商甚至北京大連上海市政府嗎，可好笑的是，中國足協面對從未經歷過的巨大社會資源，卻硬是要事無巨細到了每年能引進多少外援，年薪定為多少，是否升降級，這就是天大的笑話，相當於讓文化部去參與經營各城市的院線票房，讓鐵道部參與經營車站小賣部。 中國體育“江寧織造”的封閉背景以及多年以來給國家帶來巨大榮譽產生的自傲感，使體育界管理者們很難用正常的心態看待覆雜的社會，被金牌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他們也不想想“舉國體制”面對市場的無力，所以歷任分管足球的局長都憤然而納悶地罵：就你們足球事情多，我搞中長跑時拿世界冠軍時都沒這麼難。 無論是足協主席還是局長們都忽略了這個社會在最近二十年來正在發生的巨變，再說一遍：中國體育是“行政可控資源”，可中國足球是“非行政可控資源”，用行政的思路管理足球，是中國足協這個機構難以自拔的現象。如果1952年創建的體制是一隻母雞，1979年奧運奪金計劃是從母雞里生出雞蛋，那麼1992年“紅山口”，我們卻要母雞肚子裡生出一隻鳳凰蛋。 比如，我曾經問過董烔一個羽毛球冠軍從小到大花多少錢，他說：“一千萬，一千五百萬，人民幣”，這個數字是相當準確的，其它項目如乒乓、跳水、舉重也如此，甚至更少，可是一千五百萬人民幣要以培養出一個奧運冠軍，卻連一個足球二級聯賽球隊半個賽季都支撐不了。 這是關鍵問題之一——高傲的中國的體育行政力量面對席捲全球，每年產值達兩千億歐元（全球最著名的德勤事務所統計）的職業足球時，它顯得無力了，即使面對2000年左右中國的職業足球每年近三十億人民幣的盤子，號稱一年經費只需幾億人民幣的體育總局及下屬的“中國足協”更無力。因為職業足球龐大的規模不受所謂國家機關控制，舉例說明：2003年上海申花為獲得“末代甲A冠軍”，竟投入一個億人民幣，而同城競爭對手上海國際投入達到9000萬人民幣，加上8000萬人民幣的北京國安，基本就是整個體育總局全年的事業經費。 這不僅是錢的問題，而是錢構成的來源問題，一個習慣於每年手握三五億國家撥款的副部級行政單位及它屬下的中國足協，在面對社會資本時非常倨傲卻又非常無力。1999年，中國足球的紅人王健林突然宣布永遠退出中國足球，5年後，鬧得沸沸揚揚的“七君子造反”登場了，明確提出“產權明晰，仿照歐洲日本成立職業大聯盟”，這樣一個事件至今毀譽參半，可是它說明：職業足球根本就不是中國足協這麼一股小小的行政力量能夠控制的，因為它是商業，是遊戲，是各地背後的政府。 關鍵問題之二——中國足協沒想到“紅山口會議”打開了市場之門時，也打開了潘多拉，這些行政高手市場俗手根本沒有準備好制約魔鬼的咒語，假球黑哨於是泛濫，可以想像，當大部分俱樂部背後都擁有着超大型國有企業，民營巨資及各省、市、自治區政府背景時，一個不過正局級的中國足協怎可能還將副省級正省級甚至軍方對象視作“行政可控資源”？我曾反思過1994年保衛成都，那是在一場“保衛城市名片”高尚旗幟下默契球的濫觴，但中國足協不可能和省政府較勁，何況還要保護當時的金牌球市，之後就有了“保衛延邊”、“保衛山城”“保衛首都”“保衛八一”的口號，中國足協最終墮落成保衛一切必須保衛球隊的機構。 中國乒乓、羽毛球“讓球”並非傳言，但那屬於內部利益協調或者要儘可能在風格上壓制國外選手確保金牌，何況除何智麗外基本太平，沒有一個省長或贊助商會為該省乒乓球隊保住冠軍給乒協打電話，可是足球不一樣，它牽涉的利益太巨大了，很多足球聯賽的假球後面都有城市榮譽和巨大商業利益的動機，當所有矛盾集中到這個叫“中國足協”頭上時，它只能學作駝鳥。最著名的是“渝沈懸案”，那一年瀋陽在最後兩分鐘“神奇”逆轉重慶成功上岸，而原本形勢不錯的松日慘遭降級，傻子都看得出來那是一場假球，中國足協也浩浩蕩蕩率包括新華社、中央電視台、足球報等十餘家主流媒體前往瀋陽調查俱樂部財務情況，可“瀋陽華晨”後面的背景是什麼，直轄市的重慶意味着什麼，中國足協根本無法左右，那份財務帳單裡的秘密至今被鎖在足協某層的抽屜里。同樣的例子還有“三號隋波”，陝西國力隊員，賈秀全當着全國人民說出一聲“三號隋波”後，國力宣布手裡有假球錄音帶後，中國足協張吉友率員調查幾個月，卻只得出“錄音帶里其實只是一個女人在勾引隊員，淫詞穢語而已”的說法。你信嗎。 中國的假球調查史其實就是中國足協這股小小行政力量在更大的行政力量前的碰壁史，當然不能姑息中國足協，因為作為中國龐大行政體系中的一份子，更多的時候它並沒有積極去調查，甚至在變相合作着“假球”，因為它也是“行政”，比如說中國足協長期強調“假球和證據是密不可分的”，一付大義凜然而且無辜的樣子，其實是駝鳥政策不作為，中國足協是官，地方也是官，中國官場的相護規則使調查進入關鍵時刻時，“查無實據，以觀後效”成為最大的擋箭牌。 關鍵問題之三——包括對“資本的力量”，資本本來是推動職業足球的重要動力，也是一個難以控制的魔力，中國足協一方面為了自己身利益堅決反對成立“職業大聯盟”從而把中國足球引入全球化運作中，另一方面又委曲求全地向它妥協，從中得到私利甚至傳聞有官員親自參與到假球製造中。還比如說我一直批評的“關聯”問題，和假球問題一樣，中國足協一直以“找不到實據證明大連實德和四川大河有關聯，也找不到證據深圳健力寶和遼寧隊有關聯”，直到兩年之後，才拖沓地和平解決這個嚴重違背“公平競賽”的問題。 但中國人在看待體育遊戲的理念上如此奇妙，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方面各地方的人們（包括媒體）拼命保護着各地方俱樂部，甚至無視當地俱樂部假球、關聯的存在，這就是長期亂戰於中國各足球城市中的“地方主義”，另一方面卻對代表其實制約行政的資本力量充滿反感，把足球資本當成洪水猛獸，其實在世界足球近十五年的事實證明，資本的具體形狀就是“職業大聯盟”，但沒有具有民主氣息的“聯盟”，就不會有更廣泛的行業規則，也只有相互制約的“職業聯盟”才最接近行業的公平（我說的不是完全，因為不可能完全達到公平），否則，以行政控制足球職業化只能在行政和資本的博弈中縱養出如朱峻、徐明這樣坐地為大的老闆，可我們的媒體及行業卻無法解釋這個現象，只能非常蒼白地用道德淪喪、為富不仁、家天下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這太業餘太搞笑了。 如果還有人不理解中國體育的“行政可控資源”和“非行政可控資源”，我就用一個實例來說明： 我們都知道國家體育總局擁有很多創造了無數奧運冠軍的“某某之鄉”也就是項目特區，早在在1992年前後，中國足協也順應中央經濟改革中“創建特區”，決定創建包括大連、青島、廣州、瀋陽等十家左右的“足球特區”，希望從個別地區突破找到中國足球出路，這是轟動當時的足壇頭號新聞，王俊生在新聞發布會上十分動容：“有了當地政府和企業的支持，這將是中國職業足球未來的希望，經過十年以後，我們就能以此作為衝擊亞洲甚至國際先進水平的基地”，沒有人懷疑這一點，因為國家體委當時設置的十幾個基地（特區）也正在源源不斷生產着奧運冠軍。 在漫長的歲月中，國家體育總局設置的無數如“體操之鄉”“舉重之鄉”“排球之鄉”仍然發揮着巨大作用甚至已成這個項目的聖殿，但“足球特區”卻名存實亡，無論是當地企業、政府主管體育的官員還是球迷，如今早遺忘了“足球特區”這段陳年往事，可當時它的轟動性不壓於中國足球來了一位新主席。這就是典型的“行政可控”和“非可控”資源的例子，乒乓、體操能得到長達數十年各管理中心或協會的行政控制，可當市場寵兒足球進入市場後必然不為“中國足協”所左右，那些“足球特區”的領導、企業在之後幾年迅速轉入更直接的GDP建設中，忘了當初新聞發布會上的宣言，靠中國足協的“行政力量”無法行業管轄這些計劃。 “體操之鄉”“舉重之鄉”活得很好，“足球特區”卻破產了，這實際上是宣告以行政力量推動足球運動市場化做法的破產，其實我的斷言一點都不極端——乒乓球包括舉重、射擊、體操天生就擁有“舉國體制”的屬性，它們都缺乏像足球、NBA或F1這些項目極大市場化的空間，它們仍然可以堅守“江寧織造”的模式，但足球不行，足球江湖之龐大根本不是一個長期以血統純正皇恩浩蕩自居的“江寧織造”可以應付的，在波詭雲鷸之中，中國足協這個焦大在改變不了現實後，也只有像它指責過的那樣去扒灰、偷小叔……只是他們一直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裡講一個本來答應不講出來的故事，但我寫到這裡，已收不住了： 都知道中國足協將“中國之隊”簽給瑞士盈方很失敗，雙方正在打着一場口水官司，也有很多人知道其實當初謝亞龍是答應簽給“亞足聯開發公司”，這對中國國家隊有相當的實惠，當時事情已進展到中國足協和亞足聯代表草簽約定第二天上午正式簽的地步，亞足聯開發公司代表已抵達中國只等署名，按國際慣例，這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可是情況突變，謝亞龍宣布將和盈方簽約，人們用各種版本猜測中間出現的故事，甚至有人用盈方是國際足聯背景，而亞足聯開發公司的亞足聯背景，這是國際足聯壓倒亞足聯……來幼稚地分析，其實真相很簡單，據說一位曾經有恩於謝的高層領導的兒子找到了謝亞龍，該親屬帶着瑞士盈方的代表和謝亞龍一起吃飯，在飯局上直接要求謝亞龍如此如此辦理……於是，謝亞龍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告訴亞足聯開發公司不簽了，中國之隊將屬於瑞士盈方。 按優勢項目的做法這並不為過，這是行政旨意，因為圈子就這麼小，中國人自己就代表着世界，可是中國足協仍然把複雜的足球市場當成行政可控資源……以為尊重了官場規則就尊重了市場規則。 你該理解為什麼“乒乓是國球，足球是國難”了吧。作為亞足聯金庫的開發公司代表當時就對謝亞龍說：“你等着吧，看年底的世界盃抽籤分組吧”，不知道這隻算一種威脅，還是真激怒了亞足聯開公司的大後台，反正中國國家足球隊最後真地分在死亡之組，只能打腫臉充胖子，集體說“我們在亞洲誰都不怕，打誰不是打”，最後“打誰不是打”變成了“輸誰不是輸”。 純屬個人觀點，但我已從項目技術、市場運作、產權所屬、社會結構及政治複雜性表達了“足球”與其它項目的不同，足球從利物浦教會創始它的第一天就不屬於“行政可控資源”，但中國足球卻一定要用目空一切卻又迴避一切的態度運作它，這就是中國乒協能搞好乒乓，中國足協搞不好足球的重要原因，以一個正局級的單位就像搞好那麼龐大的一個市場，這本身就是中國足球的“原罪”，在“原罪”無法更改的前提下，所以接下來我還要分析： 什麼樣的人，才更適合擔任中國足協主席。 下期請指正我的“足球九評之三”——誰才是中國足協的真命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