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工俭学 我们的中学时代，当时的教育方针有句话是“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因此在初高中六年中均有很多校内外的劳动。平时的劳动在校内，约每周一次，1-2小时，如清洁大扫除，学校养花、栽树、帮厨、到中渡口挑煤回学校（约2里路）。 有时也可参加到兴趣小组中，但不属劳动时间范围。下午最后一节课后，有音乐、美术、物理、文艺等兴趣小组。我参加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小组，即“理发”。学校为我们从校外理发店请了很有经验的师傅来教，从基本功到根据不同个体、脸型选择不同的发式，也就是发型等。当时没有现在这么讲究，经济条件都较差，因此学生们也乐意来享受免费服务。理多了也就熟练了，我手也巧，很快就掌握了基本技术。这很适用，以后有机会就给熟人朋友发挥一下。家里祖兰的头发自结婚后到如今，基本上都由我“打理”，省却了许多外出理发的时间，同时也节约、卫生。传授祖兰后（她原也有点理发基础），我的头发也由她“打理”至今。 每年差不多都有一次3-5天的支农，学校要召开动员和誓师大会。各班争先上台表态，以豪言壮语宣誓。我先后代表班上去“激情”过几次。一般安排在四、五月，收割麦子的次数多些，也有秋季挖红苕等活。这些活对我来讲是驾轻就熟。因此受表扬，被评为先进的次数也多。最远的去过重庆下游，长寿农村。那次我随学校团部坐大客轮先去落实各班分组及劳动安排。大队伍开始劳动后，我留在总部主要协助宣传和写简报。记得当时困难年代即将到来，粮食、副食供应紧张已现端倪。厨房工作人员为了让留在总部的人吃饱点，去摘些苕叶开水川一下，加点油盐就算是给我们“特供”了。 除农村外，也有勤工俭学安排在工厂的。那时强调校办工厂或与工厂挂钩，以便学生劳动实践。我校一是安排在市公交公司，一是在学校办起了制锁车间和汽车小部件生产车间。我被选先后两处都去过。去公交公司那次是一个月，我跟一位7级老师傅学习汽车变速箱的维修，对其原理、故障检查、维修要领、安装上车、试车全过程都有所了解。很兴奋的是在工厂觉得有许多新奇的地方，工人们对我们也很欢迎，他们热情、朴素、有技术，待人直率诚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晚上加班10点后就可以去打夜餐，一碗饭，一大瓢肉菜，对我们学生真过瘾。 另一处是就在校的制锁车间，我跟师傅学的是钳工。这是一项很细的活。最关键的是两手端锉刀要十分平稳，锉面才平。通过劳动，懂得了一般锁的原理，锁和钥匙的关系，锁的千差万别的制作技巧。 重庆八中在勤工俭学、尤其坚持校办工厂方面搞得很出色。一直是市里的一面旗帜。据姐夫讲，对应不应该建校办厂，让学生参加劳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争论激烈。学校最后坚持下来了，并为以后办成有特色的学校，自创部分经费以补充 教育经费的不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闯出了一条新路。由此学校还被评为市先进，参加全国的经验交流。 校图书室 学校图书室虽不大，可在当时我看来已经有够多的杂志书刊，足够我饱餐了，是我最爱去的“宝地”。 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战斗故事、名人列传，逐渐扩大到世界名著、文艺、诗词等。先后看过《红旗飘飘》、《青春之歌》、《红旗谱》、《红岩》、《淮海战役》、《青年近卫军》、《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另外诗词类的有《普希金诗集》、《艾青诗选》、《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 其中《红岩》最让我感兴趣，因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本人就亲历过书中的许多事，发生地点也主要在重庆、川东一带。革命烈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十分感人，书中人物鲜活，个个具有特色。参观过红岩村革命纪念馆、渣滓洞后对书中所描绘的生动情景更有深刻体会。我甚至几次去重大附近寻找如书中描述的“沙坪书店”。 好长段时间，一进图书室，首先就去“抢”那些有关二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小说和将帅列传等书看，能借的就借回宿舍。有时晚上学校宿舍关灯后，拿着书找个可以借光的角落偷偷地“过瘾”。最羡慕老师们可以直接到书库查找，并可借多本书。偶尔我也去姐夫的书架找书看，《我的前半生》、《金陵春梦》在图书室没有，属“半禁”性质，是当时觉得难得一览的书。我不能带出去，只能在那里看。高中二年级后，我对文艺书籍，尤其有关写作的书具有浓厚兴趣。我爱看文艺评论，其中《新观察》、《人民文学》是我常光顾的刊物，里面有的“连载”最吸引人。这期读完了，翘首期待下期快点来。 北大教授王力主编有关文学修辞的专著让我眼睛一亮，顿觉得到了一把语文分析和作文的钥匙。书中对句式、结构和用词等都有精辟的分析，对我帮助极大，影响很深。我在班上语文成绩一直领先，高考我的语文成绩也是川医我班上最高的。我想与此时得益良多有关。 反右风暴 入初中第二年夏，我刚回江津乡下过完暑假回校。一进校门，只见礼堂周围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那是老师们在为党整风，多少内容针对教育界自上而下的弊端，或对学校的问题，展开温和的批评，少数的言辞激烈。另有一些持相反态度，针对这些言论进行反驳，有的已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 那一段时间，从报上或收音机里知道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主要发生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内。全国点名的有章（伯钧）、罗（隆基）联盟。 开学一段时间，学校里平常给我们上数学课的刁本英老师（女）、教历史的张廉老师和教物理的一位黄老师被定为右派分子。什么叫右派，我们也不懂。他们属于平时学校同学们公认讲课讲得最好的之一。怎么就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学校规定，他们上课时，再不叫同学们起立。他们与人民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之所以仍然让其任教，是由敌我矛盾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罢了，反正我们弄不清楚，也没那个水平去评判，上面怎么讲，我们就听着。 后来才知道，这场反右风暴波及全国千家万户，无数人多年来生活在冤屈中，甚至失去了可贵的生命，给家庭带来痛苦。尤其对文化知识界造成了莫大的伤害，极大地 挫 伤了广大知识分子 和民主人士的积极性。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深重的灾难。几十年后，虽然对此的绝大部分作了纠正。但在人们心中投下的阴影却挥之不去。 那以后，我们说话、发言或写文章都特别小心谨慎。人们开始逐渐养成讲套话、 讲恭维话、转弯抹角提批评意见等“习惯”。明显表现出这是历史带来的血的教训，也可说是给社会留下的不良“后遗症”。 不过，在中华民族的传代子民中，仍然有这那么一些钢筋铁骨之人。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两年后，非知识文化界赫赫有名的彭德怀元帅掀起的”右倾翻案风” 是又一例典型代表。 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我的中学年代，对人影响一辈子。 姐姐一家的关爱 中学六年，我虽然住校，但一直生活在姐姐和姐夫身边，受到他们温暖的关爱。读书的费用由他们和二哥家承担，直到我大学毕业。由于二哥工作单位不在重庆，同他会面机会较少。 入学那年冬天，在学校我的棉大衣丢失了，天寒地冻。那年代，人们难有多余的衣服，现制又来不及。姐姐知道后，当即把她的红黑相间的花棉袄给我御寒。后来又给我添置了冬衣。穿在身上，温在心理，那母亲般的暖流抵御了严冬寒流的侵袭。我真是感激不尽，铭记终生。逐渐地，我完全融入了姐姐一家之中。 周末，多数时候是回到解放碑姐姐家，为了节约车费，来回步行次数不少。无论是去幼儿园接送侄儿、侄女志坚志毅，还是一同去“丘二馆”吃鸡汤面，或去“三、六、九火锅馆”吃火锅，去“颐之时”或“心心”吃大餐，偶尔看一场电影或名角周企何、许倩云演的川剧，都使我沉浸在天伦之乐中。 解放碑周围有几家电影院和剧院。“和平电影院”多放映新片，夏天有冷气，票价最贵，一般每张票价0.15-0.30元；“五一电影院”放映新闻片，一般为0.05-0.10元；“昇平电影院”放映旧电影，一般0.05-0.15元。我最爱到“昇平”。多数时候同姐姐一家去，个别时候自己去观看。有一次我们去解放军剧院观看上海越剧院范丽娟等来渝演出的《三看御妹》，精湛的演出轰动了重庆。怪不得头天晚上就有人去排队买票。 侄儿XX侄女XX两兄妹只相差一岁，他俩都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显得十分漂亮、机灵、可爱。他俩彼此亲密无间，人见人爱。我去幼儿园接送他们或带他们与大人一起逛街都很有乐趣。遇上我学期放假，带他们去乡下玩。他俩什么都感到新鲜，亲戚和家人尤其我父亲非常喜欢他们。 我姐夫解放前是川东地下党的，长期从事基层领导工作。从书店调去八中后，从不熟悉到熟悉，为了创名校（以后的确成为与重庆一、三中齐名的重点中学），他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精力，直到不幸患急性白血病在42岁便英年早逝。他表面不拘言笑，但内心热情似火，非常关心体贴师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有时他也兼讲政治课。学校开大会，多由他作政治报告。他对我非常关心，常听我汇报学习成绩和表现，也十分关注同学们的反应，包括意见和建议。困难年间，他把自己极有限的照顾性“特供”也给了最困难的教职工。得到众人的敬佩与尊重。他对我及我的家族也甚为关心照顾。 初中毕业，按我的成绩和表现，完全可以保送进入高中。为了“避嫌”，姐姐和姐夫还是说服我，让我参加升学考试。我图新鲜，填报了位于重庆市中区的重庆第四十一中学，后来才省悟到，那是“高干子弟校”。最后我还是被“拉回”到八中。 我读至高二时，由于学校师资缺乏，八中从优秀学生中选择了我、王XX和万XX提前留校当老师。面临如此难得的机遇，我心里很矛盾。姐姐姐夫见我很犹豫，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还是想继续读完中学再考大学”。他们说：“本来是学校好意，当老师也是学校严格挑选的。既然如此，就不勉强你了。那你就继续好好读下去吧。”在这节骨眼上，他们是那样体谅我求读的心情，真是难能可贵啊！因为当时姐姐姐夫工资并不高，又添了老三志勤，经济负担也重。如果我再考上大学，意味着他们以及二哥家还要负担我大学费用。如果留校当了老师，则经济可自立了。当时我没能够深入考虑那么多，竟傻乎乎地表示想考大学！至今想来也不好意思，而且十分感激姐姐姐夫及二哥全家，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就没有我及我小家的今天！ 我的寒暑假 每年的寒暑假都是学生所期盼的，算起来中学六年共有六个寒假，五个暑假。寒假几乎都回乡下家里，一方面探望父亲、哥哥等亲人，改换一下生活环境，放松放松；另方面因为有春节，农村要杀鸡宰猪，有丰富的年货，熟悉的亲朋多，十分热闹。姐姐一家有时也回乡过年。但姐夫工作较忙，逢年过节作为领导要慰问看望教职工，利用假期正是走家串户作家庭工作的好时机，所以回去次数不多。 暑假时间长，重庆是“火炉”。脚踩在地上火烫撩人，屋子里像蒸笼一样。那会难得一家有电扇，不仅经济条件不允许，而且还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见到人手一扇、家家备竹凉板，遍街的人夜宿家门乘凉过夜的特有“风景”。酷暑难耐，冰糕和酸梅汤成了最受欢迎的清凉饮料，到处都有卖。 我有时回乡下，也参加一些农活，与乡亲们一块干活，有说有笑聊家常，也满有趣的。那段时间正是农忙季节，也可以帮帮家里。但是后来随着功课加深，作业增多，吃苦耐劳精神和体能下降，下地干活就渐渐减少了，多是在家里帮帮忙。 我也同刘先国兄弟一起，在暑假卖过冰糕。记得当时我们去冰糕厂借来箱子，每次领几百支冰糕来卖。牛奶冰糕每支约7分钱，豆沙冰糕5分，水果冰糕4分。每卖出一支冰糕可赚一分钱，有时到最后快化了，不好卖，就只好卖便宜点。卖冰糕怕遇下雨、天转凉，盼天热，真是心随境变啊！ 有年暑假，几个同学相约去化龙桥对岸的造纸厂劳动，以便挣点学费。从事的劳动主要是短途搬运和整理杂物类。厂里免费提供有清凉饮料。所挣钱不多，算是一种社会实践吧。因为路远天又热，姐姐后来不主张我再去了。高二后的假期，主要用来备高考。有时也到同学家里去串门玩玩。 狂热的年代 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被称为“三面红旗”。全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空前高涨，一片狂热。从思维到实践都达到了现在人们看来不可理喻的地步。可当时，人们是那么的投入，那么希望我们国家很快就强大起来。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脱离了现实，在“多、快、好、省”的口号下，人民倾心投入大量的智慧和力量。 农村从高级农业合作社进入人民公社化，每家每户都不开伙了，统统到公共食堂吃饭，自己不准开灶，敞开肚子吃。的确也“开心”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放假回家，走到离乡下家约一半的路上，经过一个从不认识的别乡公共食堂时，大家都热情招呼我去吃饭，我也真的去吃了一顿饭。我就在想，“难到这就是在过共产主义吗？”可不久，粮食快吃空了，群众积极性受到挫伤，农民出工不出力，庄稼长不好，收成下降，困难降临到人人头上。 与此同时，大炼钢铁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口号是全国年产一千万吨钢，10年超英（国），多少年赶美（国）。把一切可以收集到的“废”钢铁都投入到“土高炉”去土法上马“炼钢”，各单位几乎都在炼钢。学生回家把家里的铁锅、箱子上的金属扣和金属包皮都拿去。有一次我们把废铁送去二钢厂的仓库，由于太疲倦，在仓库草绳堆里就睡着了，差点被锁在里面。学校还用桉树叶子提炼“桉油”，算是大跃进中的一个科学项目吧！ 那时，常常停课，全国一盘棋。我们还觉得能赶上这个火热的时代尽一份力是幸运呢！ 暑假，我被沙坪坝区团委选去参加“人民公社参观考察团”。在重庆市郊一个公社，我们参观了公社的公共食堂、试验田、模范蔬菜基地。地里胖胖长长的豇豆，硕大的丝瓜、南瓜、冬瓜吸引着大家。采访了农民对办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的看法和感想等。回到区里进行了总结。最后又选了几人到附近一些学校作报告，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我也是报告人之一，觉得很光荣和骄傲。 短短一两年所谓“三面红旗”下的运动，却出现了冒进、浮夸等众多不良风气，国民经济严重受损，中央开会对此及时作了总结。不幸的是，“庐山会议”从良好愿望出发，却偏离了方向，将敢于直言上书指出上述弊端的彭德怀等人以“右倾翻案风”打了下去，走向了更左倾的方向，以至紧接着在全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