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文革 1966年夏，正当我们已经学习4年半，兴趣盎然地进行着临床实习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了烈火燃遍了全中国，波及到每一个人，国家遭难，人民遭殃。 首先是首都少数大学生南下抵蓉，在体育场“透露”秘密消息，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连毛主席都写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称“老虎”就睡在他身边，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因此，红卫兵们要成都的学生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南下的人越来越多，电话也不断传来新消息，学生们的情绪激动起来，点燃的烈火渐渐蔓延。从报上和广播里也看出中央领导人出场的排位有了变化，如刘少奇慢慢后移。于是，敏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老虎”不是夫人江青，因为她已经站出来讲话了，甚至常常成了毛主席的代言者，而是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青年学生理所当然挺身而出啰！我们没赶上“五四”的时代，现在不正是考验和锻炼我们的时候吗？ “文革”进展神速，中央也下发了文件，正式号召全国人民投入这场运动，“斗私批修”。首都是“文革”的发源地，各种消息通过不同渠道源源不断传来，有了“红卫兵”的命名，毛主席在天安门开始接见他们。大字报应运而生，并变成了“文革”的有力武器。“文革”的对象主要是各级各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狂风暴雨中，各地的“革命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相继破土而出，一批批“走资派”相继“落马”，群众组织头目们开始接掌单位权利。“保卫的”、“反对的”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真假难辨，一片混乱。辩论成了时髦，口诛笔伐，很快演变成“文攻不行”就用“武斗”。以陈伯达、江青等为首的“中央文革”领导和煽动下，群众斗群众成了运动的“亮点”。各层人士在只有自己最清楚的目的下，寻求着自身的最大利益。成千上万身无遮掩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无情批斗，不老实就被踏上千万只脚，戴上可怕名目的“高帽子”，叫你交待认罪，不要想躲过“横扫一切害人虫”的雷霆万钧之势，受残的，被迫害而死的众多，有中央的刘少奇、贺龙、彭德怀到地方的成千上万。运动如泥石流一样，出现在哪里，那里就遭灭顶之灾。 我们学校大字报也开始出现，一夜之间贴满了校中路两侧。揭批李资平、孙毅华、马俊之、马列教研室郭戈奇等等。温和的、激烈的都有。其中有大字报揭发江晴芬、陈钦材夫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两三天内直接贴满了其住宅“小洋楼”，甚至有的贴在江教授身上，数落她平时打口红，穿高跟鞋，穿戴讲究的种种不是。而且要求他们从楼上搬下到底楼住，让保姆去住他们的屋，睡他们的床，并要他们煮饭给保姆吃。这已经不是批评了，是一种人身攻击和侮辱。江教授哪受得了这般虐待，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也有说是自杀的，但他的丈夫陈钦材教授举出种种证据坚决否定“自杀说”。 第二个牺牲者是院党委副书记孙毅华，在锦江礼堂“集中学习”中，从楼上纵身跳下，结束了这位长征师级干部的生命。 有一天，我们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将分批接见全国“红卫兵”的消息，文件很快下达。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只是“外围”人员，跟着革命。我校全部学生将赴京接受9月1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的接见。届时，我们学校学生乘着一整列火车北上，刚到北京火车站，通知整队立即去天安门，当时是66年9月15日下午7时多，在金水桥前远望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向我们招手。因我们走在最后，按规定，这时大家可以一齐拥向金水桥，可更近距离见到伟大领袖。人山人海，人挤人，鞋掉了，有的眼镜也掉了，这是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每个人犹如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将把冲动变为永久的动力，投入到那场伟大的“文革”中去。 在京期间，我们住在团中央招待所，每天早出晚归去北大、北师大、北矿等高校参观、抄写大字报。我只觉震惊。 我是第一次到北京。“抽空”去游览了天安门、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颐和园、北海公园、故宫等。可回到住地，不敢张扬游览之事。 回到学校，“文革”势不可挡，部分学生涌去参加“炮轰西南局、省市委”，并举行“静坐示威”，要揪斗西南局省委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等。学校的揪斗也不断升级，领导慢慢瘫痪。 群众组织在学校相继成立，最大的是“915战团“，是相对较为温和一点的，我们班在其属下也成立了“狂飙战斗队”，我也是成员，也写大字报，但较少，主要是抄写大字报和大标语。因当时我的毛笔字算写得好的，而且标题我可以用不同字体如行书、隶书、仿宋体、黑体字、美术字写出，故抄写的任务多落在我头上。因知道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无资格去参加那些“静坐”、“炮轰”、“揪斗”等红卫兵才能作的活动，只能随波逐流。不参加“文革”说你落后，对毛主席、党中央不忠心，不革命。学校另一派人数较多的是“斗批改战斗师”，师长是张XX（66级学生），成员多为干部子女，老师子女或党员，比较“保守”，对各级领导持“保卫”、“保护”态度。第三个组织是“101战团”，这一派是最“左”，最激烈的，只有少数人参加。在学校人少，势力小，但能量大。由于各持不同观点，对待“文革” 持不同态度 ，这基本上同首都三种派别是一脉相承的。三派后来互相指责、斗骂、攻击。互相把对方组织取个难听的名字，把“斗批改师”称为“臭皮鞋”，称“915战团”为“狗跳舞”，称“101战团”为“一洞妖”。当时，多数“家庭出身好”的所谓“根正苗红”的在“文革”中最积极，因为他们最无顾忌。 学校另有少部分人，哪派都不参加，被称为“逍遥派”。我班女生刘XX、沈XX二人即是。 我们年级单独批斗了一次系党总支书记许鸿魁和副主任康明，许书记被斗得厉害。 记得二哥二嫂怕我犯错误，怕像反右那样的政治运动，特从贵州赤水赶来成都，在学校找我谈心，了解情况。听了我的介绍后，他们放心了，认为我政治上还是比较成熟的，不会作出那些激烈的出轨之事。最后又再三叮嘱我，千万小心慎重行事，我很感激他们代表亲人专程来给我的提醒。 后来，我被动员去了“915战团”团部的“九一五 战报”编辑室当编辑，主要搞组稿、撰写、审稿、排版、送印校对等工作，那是一份铅印的报纸。一般每周一期，不定期出特刊。排版印刷就在我校印刷厂，多数工人都是“915”成员，很支持。 后来，武斗最厉害的是重庆，成都也开始了武斗。于是我们躲武斗，住到东郊张捷同学家。她父亲是肉联厂工程师，母亲是会计，父母对我们很好，每天上街买菜，回家煮饭，晚上搭地铺，过了一段时间逍遥的日子。同去的有我、陈XX、余XX、甘XX等。 运动已发展到全校“停课闹革命”的地步，我们中断了正处在兴头上的临床实习，也就是说我们进校第四年半时（有的科已完成实习），停课了。学生开始“全国大串联”，我因正在战报室，未出去串联。 期间，我回过重庆，去江津白沙看望过二嫂，还回过乡下。 随着中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掌大权，王（力）、关（峰）、戚（本禹）干将登场，全国更加混乱，也极大地冲击了军队。特别是王力到武汉，遭军队陈再道反对，王力煽动“百万雄师”闹事，四川则发生万人阻（火）车上京告状，使我们完全明白了“文革”并非“革命”，它将使“国家受难，人民遭殃”。 于是，我同陈XX、吴XX和余XX，决定退出“文化大革命”。于1967年入夏，我们去到重庆北碚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原为七军大的实习基地），自行实习。我带了一床草席，晚上同XX睡在医院图书馆桌上。我们四人各选了一科实习，我由院长张泽镐老师带，他是川医39年毕业的，擅长内科，文革中造反派夺了他的权，下放到内科管病人，有时接受批判。我对他十分尊重，他见我肯学，没有“派性”，在那种环境下仍尊他为师，也很感动。他非常肯教我，很放手。我每天跟着他学了不少东西，更学到他敬业、宽厚、不保守的高贵品质。有一次，一个病人严重心包积水，需及时抽液以减压，他问我操作过心包穿刺抽水没有？我说：“没有，在川医要主治医师以上才能作这种操作”。 他又问我“你知不知道怎么穿刺？”我说：“知道”。于是我把两种方法回答了他。他说：“你来，我指导你”。于是，在他指导下，我严格按操作规程成功地做完了手术。平时，我经常问张院长问题，他都非常认真、耐心地予以回答。遇到这位恩师，真是我一生的荣幸。在重庆九院的日子里，“文革”和“武斗”都还在激烈地进行。该院的各派见我们几个同学不是去挑起群众斗群众的，也并不表态支持那方，加上病房总得有医生管，病人那么多，总得有人看。因此乐得我们去实习。图书管理员让我们晚上可以去看书查资料，并且让我和XX住，给我们提供了比川医还方便得多的条件，虽然住得差些，但学习环境实在令我们满意、开心。直到后来学校通知我们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重庆九院，离开了我的恩师张泽镐老院长。 在准备复课的时间里，“文革”仍然在继续。我们从临床老师那里得到一本由各科专家编写的《临床急诊手册》，正拟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因文革而延误。我们如获至宝。于是，由我年级李XX、胡XX和我共同刻印成册，分发给几个班的好友们。在“文革”中，我学会并练就了刻钢板的很好技术。在钢板上刻蜡纸很不好掌握，轻重要得当，执笔要稳而不滑。由刻好字到随意用各种字体标题、刻花边、图案等都能运用自如，可说是“文革”中，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吧！红黑套印相对简单，一学就会。 回校后，同学们自知文革耽误了我们近一年的时间，现从“闹剧”中解脱出来，都急切期盼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大家放弃歧见，归心于临床实习。心里都明白，即将离校当医生了，不抓紧学好，能行吗？那段时间也接触了很多老师，其中魏松全、周贤文老师给我许多指导。 我们到传染科，要求很严。该科有副院长一级教授曹钟樑，有钩端螺旋体病专家黄安华教授等。进病房要换鞋，穿隔离衣，触摸物品要用专用纸隔离或戴手套。有两件事令我难忘。一是有一个肝吸虫病9岁男孩，因病情太重未救过来死去。解剖时我去了，当场从男孩肝管中夹出上百条还是活的肝吸虫，看得我神情凝重，心存痛惜。另一件是，正遇上一次“流行性乙型脑炎”大流行，送来川医很多病情重的病人，病房都住满了，我参加夜值班很忙。很多高烧不退，靠冰袋和鼻滴“安乃近”液降温。有的病人没救过来。 我们已复课时，有一天我姐夫从重庆“逃”到成都，来病房找到正在查房的我。只见他头发蓬松，面容憔悴，面部有两个烫伤痕，穿一件破旧棉袄。原来，重庆八中个别造反派巫称他是叛徒。因为他是川东地下党的，而江青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又因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湖北孤儿院的孤儿，但孤儿院是陈果夫办的，故说他是陈果夫的干儿子------。批斗时，他被打了，还被烟头烫伤了脸。他受不了这种屈辱，连夜坐火车来成都找他孤儿院时的同学，先到我这里来。我带他去见了在成都工作的他孤儿院时的同学刘遐玲、危福源、安一宁。他们听了姐夫的话后，十分愤慨，叫他不要走了，留在成都，他们可以为他作证。 后来，姐姐也带着几个孩子XX、XX、XX来到成都，都住在刘遐玲家。刘姐在自来水厂工作，丈夫程XX是一家工厂的副厂长，都是从部队专业的，性格豪爽，家中两间居室，有十分漂亮的“四朵金花”（当时老四在山西老家）。两家人以前就是很好的朋友。大家挤住在一起，孩子们多才十三、四岁，相处甚融洽，很好玩。大人们白天无事时常打桥牌玩，消磨时间。两家小孩真还玩起了感情，我姐姐姐夫对刘姐老程开玩笑说：“你们家姑娘个个那么漂亮，可不可以给我们志坚一个呀？”刘姐爽朗回答“你们挑吧，看中谁选谁。”几年后，侄儿XX还真的与刘家出落得漂亮出众的老二程XX、老三刘XX（随母姓）生了感情，（老大比XX大，已有对象），两个姑娘都同XX有好感，这可让XX为难了。就因此，结果一个都未能好成。在旁人看来，不能不是终身遗憾！ 从那次我认识刘姐一家后，我经常去她家看望姐姐姐夫一家，并与刘姐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结婚以后，同夫人XX在回母校研究生复试（夫人）和考进修班（我）时得到她全家无私和热情的支持，深厚的友谊保持至今，只可惜十多年都未回过成都，没机会去看望她们。 奇异的毕业分配 “文革”后期，各级政权相继更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学校由“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协助”掌权。临近我们毕业的68年初夏，学校将我们年级安排在成都郊区农村劳动。那些天，大家一方面经过了“文革”的洗礼，庆幸社会将从噩梦中醒来，已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的境况可能得到扭转。另方面，担忧起自己毕业的命运了。 从我们入学开始，就被不断告诫和提醒，“你们是未来的医学科学工作者”。我们也的确在为此而努力奋斗着。学校原来计划将建第二附属医院，我们是学校第一个六年制学生，学业不错，将会有绝大多数留校任教或当医师。我们一直为此而兴奋着、努力着、盼望着。 不过，那时社会上知识分子已经排到了社会的底层，被称为“臭老九”。连刚刚出芽的，还称不上知识分子的中学生都在“上山下乡”，以避免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的温床，将他们孕育为资本主义苗子。没有人不敢不走，否则断你的粮，下掉你的户口，甚至以棍棒相“送”，可怜的父母和家人只有泪别孩子，让他们再次到大熔炉中去冶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所有大学都停止了招生。至于我们这些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面临怎样的出路呢？大家在愉快劳动的同时，正静待着。 班上已成立了由家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组成的新的班领导。他们与学校工、军宣队与新政权的掌权者们，背着绝大多数同学们，秘密地商讨着我们未来的走向。 我和吕XX同学分工为全班同学煮饭，饭菜受到大家的赞赏。劳动完毕，集体回校接受分配。之前开小会，表面上叫自己表态，希望到什么地方，号召大家“自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最后，全年级集中在就是我们最喜欢的陪伴我们度过了几千个夜晚，奋力攻读的三楼117教室，全场鸦雀无声，听候着决定自己出路前途的“宣判”！ 一串串的名字，将他们与一个个陌生的地名连在了一起，这些地名中几乎没有大家熟悉的。 全年级350多名同学，被宣召分配到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及西藏的共计108将（名），而成都、重庆、川医一个没有，渡口（攀枝花）也有不少，其余则是各县及基层。众人听得目瞪口呆。我概括了如下特点： 1. 四有三无：即“甘、阿、凉、藏”有，约占三分之一。 成、渝、母校无一人。 2. 家庭出身定前途：凡“家庭出身不好”的, 几乎都分在最艰苦、最偏（边）远的地方。 3. 平时学业最好的，或担任学生干部的，大多分得差。 4. “文革”中较激烈的人士，或直接参加揪斗领导的人，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自己对号入座吧，第二、三条我都占了。宣布我被分去“甘孜藏族自治州”。谈不上晴天霹雳，但也的确像挨了一重棒一样，痛晕了。我们班同去的还有女生郑XX同学，也许是“好心”的执权者们在乱点鸳鸯谱吧，真是哭笑不得。 这就是建校以来，川医开天辟地的奇异分配，这就是重点医学院校第一个六年制奇异的分配。我们的母校—川医，一个儿女也没能留在她的身边！我们68级的分配命运幸好在我们以后的年级没有重演。 第五部分“青春献给雪域高原”将奉献给你许多神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