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劳神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症结  作者李德林早已找到了

国企体制改革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

是权力与生意的关系、政商关系。在这种政商关系当中，只要政

治权力是不受制约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关系，就是我们下面描述

的四种关系：

  偷、赖、给、抢。

有没有好的一种政商关系？我倒是觉得可以存疑，至少从晚清

这几十年的改革历程来看，几乎所有的政商关系全部是败坏的，

只要他们二者勾结在一起。

现代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有这么一个角度，很有意思，说现代

化就是整个国家社会发育出了不同的价值体系，而且这些价值体

系之间是隔绝的。

啥叫“价值体系”？  咱们不说这高大上的词，

 就是 —— 人得牛逼，怎么牛逼？

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让你很牛。你比如说，你做商人，你可以

奔着有钱这个价值去。你想有权，你就是官瘾大，你可以当政治

家去拉选票。 你说我这个人就喜欢主持正义， 那行啊，去当律

师、当法官这也行。你说我这个人对这些都没兴趣，我就爱学问，

没问题，去到大学当教授。

但是请注意，这几个价值之间是隔绝的，互相之间是不能串的。

如果你想搞学问当教授，那社会会给你一份体面的收入，但是想

发大财，那不大可能。如果你当法官，那你可能拥有在法庭上的

权力，但是对不起，政治权力跟你是隔绝的。

那什么叫现代化不完善的国家？就是这几个价值系统都发育出来，

但是相互之间是通的。比如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官做，这不就

通了吗？比如说，你官大你就可以跑到学校当教授，

         逼着人家学校给自己发一个博士文凭，

这就又通了。你是个教授，你就可以任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去

影响法庭的官司的判决结果，这不又通了吗？这样的国家，这样

的社会，就是现代化发育得还不完善的社会。

那作为一个商人你就应该在挣钱这条道上，一条道走到黑，如果

偏离了这条路，那最后这种政商关系对你生意的反击甚至是败坏。

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想不到的，也许刚开始有一些甜头可以吃，

但是等待着你的，将是一个黑洞洞的未来。

           罗辑思维 2014 第22集 权力与生意  文字版

感谢各位来到《罗辑思维》捧场，还记得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天突然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说中移动马上要推出一款新的互联网服务，叫飞信，它不仅可以替代腾讯QQ的所有功能，而且有一项好处就是可以免费地发短信。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好几个好朋友在腾讯上班，我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说兄弟们赶紧撤吧，腾讯快玩不下去了，中移动杀过来了。

正好在当天晚上，我参加当时通信业几个大佬的聚会，有专家学者老总，我就当席把自己的这个担忧给说出来了。结果我话音刚落，满桌人是哄堂大笑，其中有一个老师指着我说，说胖子，你怎么能那么幼稚呢？中移动怎么可能竞争得过腾讯？我说为啥不能啊？那么大的明显的优势。他说当然不能。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国企。

说实话，这番理由当时没有说服我。但是没办法啊，十几年来的现实说服我了呀。腾讯的QQ现在活得好着呢，而飞信而今安在哉？

这就引出了中国舆论界三十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

一般常识都认为，国企贪污腐败容易滋生，效率很低，所以应该撤出市场经济。但是另外一派观点认为，不要轻易地否定国企，要知道中国人的经济战场，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中国人还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那相对来说，一定需要那些大规模的企业，共和国六十多年来好不容易搞出这些上规模的国企，你们这帮败家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否定掉呢？有什么问题改嘛，国企是可以改革的嘛。对吧，国资委的老爷也不是吃干饭的嘛。

李德林

德林社联合创始人 董事长。著名财经作家，“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最具影响力财经

传媒人”奖获得者，央视财经特约评论员，《证券市场周刊》原副主编；著有《德隆

内幕》、《黄光裕真相》、《高盛阴谋》、《改革现场》、《最初的国会》等多部

畅销书籍。

你看这样的争论我们听了很多年直到最近，我看到了这套书叫《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它的作者也是一个老媒体人了，叫李德林先生，他是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写出了这本大作。

看完之后我真是掩卷长叹，原来关于国企改革，我们

连病根都诊断错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那我们先看一看一百多年前的国企是什么样？大家都知道1840年之后洋务派运动兴起，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国企，最著名的就是两家了：一家是福建的马尾船厂，还有一家就是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马尾船厂的主导人是左宗棠，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主导人是李鸿章，但是他们背后都是曾国藩。

曾国藩1864年灭掉了太平天国之后，八年之后也就是1872年死掉了。他死的那一年，应该说有了八年的建设期。

但是就在这一年，有一个内阁学士叫宋晋，给当时的同治皇帝上了一份奏折，说马尾船厂不要搞了，搞什么搞，左宗棠骗你皇上老人家。他当年怎么说的，给他三百万两白银对吧，他给朝廷造十六艘战舰，对吧。可是现在呢？五六年时间过去了，花钱花了四五百万两白银，造出来的船五艘，而且都是破船，要它干什么，有那银子还不如直接找外洋人去买呢。

这个宋晋讲的话也确实是事实，这两家企业都太不争气了。那个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他们造枪造炮，但是它那个枪，连它的主办人李鸿章自己领导的淮军，自己都不用。因为准头不够，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太浪费了。江南制造总局造一艘船那个技术水准就不要说了，它的价格居然是洋人的船的两倍。一艘同等规模的船，技术水准差，价格还那么贵，你要说为啥？为啥？因为浪费太大呗，尤其是人员费用。

比如说，马尾船厂的人员费用，它的一个工头月薪居然开到了三十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能开到十二两银子。要知道，当时如果不在这种官办企业，一个工人的月薪大概是三两银子。银子是很值钱的，如果是贫苦人家在农村，一两银子足够过一个月。当时皇后一个月的月利钱，也就是一千两银子。所以你看三十两银子雇一个工人，那为什么这么贵呢？很简单，有人请托来的嘛，是塞到这个企业来的。

这种情况其实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国企也到处都是，现在也是。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到70年代的时候，马尾船厂的高管就已经达到了59个，而且还要配一堆杂役人员，伺候这堆高管，现在看到的记录60多个杂役来伺候这些人。江南制造总局到70年代的时候，光高管会办经办人主办人80多个人，所以在马尾船厂我们现在看到的账里面，一个月有三分之一的花费是用于人员开支和伙食费。

你说这个企业怎么办下去？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当然有技术水准不够的问题，有管理技术不到位的问题。当时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就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说我这儿是“外行领导内行”。你看，“督艺员者，匠首也”，就是管小工的是工匠的头子，匠首。“督匠首者，绅员也”，是那些士大夫。“督绅员者，臣也”，是我。但是一层比一层不懂，工人比匠首懂，匠首比士大夫懂，士大夫比我懂，你说这个企业怎么办？

但是当时的人的认知水平不认为是出在管理制度上，通常都认为，既然是贪污腐败人员是人浮于事，那一定是出在吏治上，就是人的品德上。但是还真就不能这么说。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马尾船厂的领导人叫沈葆桢，这个人可在近代历史上是一个名臣，他是林则徐的女婿，跟林则徐的女儿一辈子感情都很好。而且他在经营台湾，在很多方面都做出巨大贡献，包括他当时在福州，办船政学堂培养了大量的中国的近代人才，比如说思想家严复，比如说北洋舰队的将领，什么刘步蟾、方伯谦这些人都是他培养的，是一个大大能干的人。左宗棠当年就讲，说干这个事，要不就别干，要干就一定得用这个沈葆桢。

但是这么一个能干而且操守又不错的人又如何呢？你去翻开马尾船厂人的这个名单你会发现，他俩妹夫一女婿包括他的一个幕僚（他的家庭教师），全部都在马尾船厂里面担任什么总办会办这些职务。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不就叫是裙带关系吗？这不就是贪污腐败吗？但是在当时的道德标准里，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啊。我为官一方，有一些故人请托，来往我这儿的事情里面塞一个人，要找个事嘛，我能不帮忙吗？所以沈葆桢这样的道德品质过关的官员，这方面他也没有办法改变。

                       张之洞与袁世凯

如果说这些军人出身的人品德有问题，你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张之洞。张之洞的名字当时的人给他开玩笑叫“张之皆洞”。就是他干的事，你只要展开来看，全是窟窿眼。他最大的一个窟窿眼就是办汉阳铁厂，有一次他跑去视察，翻着账簿，他突然发现这不对啊，怎么一个煤矿一年吃盐（不是一年），一个月吃盐吃了一千斤盐？说白了，这个矿叫王三石煤矿，这个煤矿一共66个人，也就是说这66个人，一天要吃掉33斤盐，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月烧掉的灯油得十箱，说这不是太开玩笑吗？而且他发现，居然这个地方连仆人，连老妈子、杂役都有助理，因为这个老妈子，都是熟人塞进来的。正式职工，正式职工就不干活。

今天你看，很多我们的国企干活的也是临时工，正式职工是不干活的。当时在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说，张之洞这个人，人品好吧，清流出身，而且一生不贪污。以前的节目我们讲过，但是又如何？他管理下的企业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汉阳铁厂只要它的高炉烧一天就赔2000两银子。它不仅没有在创造财富，而且是毁灭财富。

所以可见，它不是一个人品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管理技术的问题。那民营企业的情况会不会好得多呢？这个结论你还真别忙下。

当时最著名的民企是谁啊？阜康钱庄的老板、“红顶商人”胡雪岩，又是我罗胖子安徽老乡。这胡雪岩非常有钱，高阳先生曾经给他写过一套小说，但是在这套小说里面，其实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大关键，就这胡雪岩的钱到底哪儿来的？好像他做很多生意啊，什么中药材，什么丝绸茶叶，这些徽商经常做的生意。

但是胡雪岩的底牌，你真要翻开来一看，他简直就是一条蚂蟥，是吸血

的，吸谁的血？当然是吸当时的国家的血了。胡雪岩的搭档是左宗棠，左宗

棠当然了，总督大人嘛。他在打西征的时候大军出发需要粮饷，国家又民穷财尽，没有钱怎么办？只有借洋债。所以就需要胡雪岩这样一个商人，居中做各种各样的商务安排。可是要知道，胡雪岩给他借的洋债的利息是多高？15.8％的年利率。这个利息实在是高得离谱，因为汇丰银行给出来的是8％。那为什么要高到15.8％呢？胡雪岩就蒙这左宗棠，说这个他们借的都是烂银元，都是缺边缺角的。我们这虽然利息高一点，好银元，你看亮亮的一个一个。

左宗棠可不管那个事，我只是要打仗，我是要建立自己的不世功勋，有枪有炮有粮饷就行了，至于还钱那是国家的事。国家用什么海关税收去抵押，然后将来去还，我是不管这钱怎么来的，多高利息，这洋债我都借。

所以可见，胡雪岩在这些交易当中，至少是赚了一半的利息差。你想，一场大仗打下来，那是金山银海堆出来的战果，但是有一半的利息落到了胡雪岩的口袋里，他就是这么发的财。

胡雪岩跟左宗棠之间，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左宗棠知道，有一种德国的枪特别好，他就跟胡雪岩讲，说你这样，你采购一杆拿来，然后我在兰州那儿，我这儿有一些机床，有一些机器，我来山寨，这样不就省钱吗？胡雪岩说，没问题，左大帅要，那一定马上办。马上寄出了，又没有手机可以监测这个物流。左宗棠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就写信去问他，说枪呢？胡雪岩说寄了。那怎么没收到呢？然后又沿途查。上哪儿寄？根本就没寄。为啥不寄呢？因为胡雪岩要挣这笔钱，他给西征军每采购一杆枪，在上海的采购价是20两银子一杆，可是到了左宗棠的粮台上去报账的时候，是100两银子一杆。这种生意那怎么能放弃呢？给你自己制造，这钱我不挣啊？

所以，这就是胡雪岩真正的发家故事。这个发家故事和历朝历代所有的贪官污吏和商人之间勾结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什么“红顶商人”的商业传奇，你甭信那个。他的财富的源头在这儿。当然，你可能会说，说这商人没有节操可以理解，那文人做生意会不会好一点呢？也一样。

     王健林及万达集团背后的朝廷权贵家族（习、胡、温、贾、王）

2015年1月3日，是王思聰27歲的生日。當晚，王思聰在海南三亞海棠灣萬達逸林度假酒店

外草坪舉辦了奢華的私人派對，並封鎖酒店沙灘，燃放煙火慶祝。

據騰訊報道，生日派對當晚，王思聰自己在微博曬出了出了來參加他生日宴會的表演嘉賓

韓國女子組合T-ara的照片，王思聰寫道「有錢，任性。嘻嘻~」。

                      刘鹗 （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

在这儿给大家举个例子，叫刘鹗，这个人鼎鼎大名，大家知道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其中有一部叫《老残游记》，刘鹗就是它的作者。这刘鹗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他的故事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这刘鹗一生特别对做生意感兴趣，别看他心忧天下，是一个典型的心怀大志的士大夫，但是捎带手做生意。可是他几乎做什么生意都赔，他一生中做得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修京汉铁路，当时叫卢汉铁路，就是北京的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这么大一个事他一个人办？对，他就想一个人办了。当时他带了五万两银子跑到北京来行贿，找到了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稣，翁同龢既是军机大臣又是户部尚书，手里有权，去行贿他。翁同龢也没跟他客气，五万两银子照单全收，但是在日记里记了一小笔，说这个人品德不好，怎么能行贿呢？给我五万两银子虽然我收下，但我立个字据，我在日记里写下，万一将来东窗事发，这证明我没收。你看这老头坏吧，不说他，说刘鹗。

刘鹗他在北京运作了一圈之后，然后就跑到湖北武汉去骗这个湖广总督张之洞，说这个铁路我修，我包了。张之洞说你凭啥包了？我有钱啊，然后掏出一张支票一千万两。这个张之洞说不得了，一看这个上海的洋行给开的这个支票。但张之洞也不傻，张之洞派人到上海去问，一看这是一个叫履祥洋行的，也算一个银行吧，给他开的支票。但是一打听才知道，银行跟这个刘鹗之间先有一个交易，银行说只要你拿到卢汉铁路的修筑权，我就给你这1000万两银子。所以可见，他在做的是一个拼缝的生意，跟今天的很多商人的嘴脸，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这种故事我们不必再列举了，太多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商人从最早的胡雪岩，一直到晚清的盛宣怀，都是这么在干。但是我们要说，这些人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杰，甚至是心忧天下的士大夫。这些人你不能说，他都道德败坏，但是我们要说，如果有一笔钱，有一种生意叫“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生意，那你会不占这种便宜吗？

所以说，归根到底一看，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种对国企的批判，认为问题的根子是出在所有制上，但是我们从晚清的这些事实一看，是这样吗？跟所有制完全没有关系。就是那么一笔冤大头的财富，你有本事你就抢，你有本事你就偷，那谁会不偷呢？

所以国企问题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在读完了《改革现场》这本书之后，我个人有一个感悟，就是也许国企改革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商关系。

当一个市场的核心是由政治权力来构筑的时候，围绕着它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漩涡。不管你是什么所有制，你是国企也好，民营也好，哪怕你是个外企，只要你进到这个漩涡里，对不起，你的经营水准和道德水准都会被这个漩涡推着，败坏那么一点点。

比方说当时著名的外企，世界著名的军火供应商克虏伯公司，你不能说人家德国人没有经营水准吧，没有管理制度吧，没有契约精神吧。可是想在中国这片地儿挣钱，您照样得给回扣。当时他跟什么江南制造总局做生意的时候，大批银两的回扣。你看，外企到了这儿，它也得变坏。我们总对政治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会寄予一份期待，说权力的正当使用就会导致这种关系变得良性。前几年不经常有一句话吗，叫“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是这个台不那么好搭，在这几年的例子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府给很多要扶植的产业以大量的补贴。但是古今中外的所有例子都告诉我们，政府给补贴的产业往往不仅没有扶持起来，反而会带来大量的问题。

举例来说，前几年我就知道南方有一个城市那政府有钱给补贴，说文创产业尤其是动漫产业我们要补贴，要把我们城市打造为一个动漫之都，每家企业补贴个500万。那傻子才不来呢？对吧。先把500万拿来花花再说嘛，花完了就撤了。政府一看这样补贴不行，那怎么办吧？每生产一分钟的动画片我补贴2000块钱，这些企业一看，那好啊，那就又来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嘛，对吧。我只要是把每分钟的制作成本控制在2000块钱之内，我企业不就盈利吗？所以几年期间，生产了大量的粗制滥造的动画片，我们的小朋友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画片，但是因为有政府补贴在，就让这种政商关系变得恶性。所以说，政商关系有没有好的政商关系，我倒是觉得可以存疑，至少从晚清这几十年的改革历程来看，几乎所有的政商关系全部是败坏的，只要他们二者勾结在一起。

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企业混得不错，那结果呢？结果就是它的主管人把这个企业偷光。举个例子，招商局这是当时晚清的改革典范，我们不搞国企了，我们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就激活民营企业自发性的市场力量。政府呢？权力呢？只是作为一个主导监督。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设计，李鸿章当年对这个设计寄予多么大的期待啊！一帮广东商人，什么唐廷枢、徐润这帮人上台，那上台之后的结果呢？我们就拿这个徐润来说，徐润是一个世代为商的大家族的子弟，很年轻就到洋行里做买办。所以说他是一个商业文明训练出来的人，那个什么契约精神，要讲究诚信这些事，对他来说，那就不叫事，世代为商嘛。可是他到招商局当家之后，他干了什么事呢？一看这是国企，我干吗替它打工啊？每年的年薪照拿着。然后跟朋友亲戚在外面，又合办了一个轮船公司，那这家轮船公司和招商局这家轮船公司什么关系呢？那是很亲密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客户在招商局订了个船，徐润就会派人跟他说，不要订他的，订我们这家的，便宜。这是一种关系。

第二种关系，说这边工资谁发啊？招商局发啊。更过火的是什么干脆这家公司接的货，招商局给代运，但是结款的钱进这家公司，就是个偷嘛。当然徐润最大手笔的偷是什么呢？干脆把招商局的钱挪出来，挪出来干什么炒地皮。那大家听到这儿会不会说，徐润这个人道德品质有问题，还真不是。我读过徐润的传记，这个人在1883年破产之后，他活到了1911年。他后半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企业家，你看他一旦脱离政治这个官营企业之后，他做了大量的矿产的勘探工作，是对中国近代矿业，贡献最大最大的一个人。你不能不说他心怀天下，非常有商业的天赋。可是为什么他跟政治一靠近，他就变成了贼呢？大家想想这个问题，这就是企业经营好的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这企业经营不下去了，那怎么办？那就赖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晚清的川汉铁路，最开始全国各处造铁路，四川人民一看那我们也造，当时的四川总督叫锡良，财政拨款很可怜了，只拿出23万两银子，可是当时规划说这条川汉铁路要造成，大家知道蜀道难、非常难造，说至少是5000万到9000万两银子。官府只拨了23万两，那怎么办呢？

当时四川的商人说，我们汇集，筹来筹去筹了235万两，这还差着老远。就有人出主意了，那这么着呗，四川人的事四川人来办，我们找农民收啊。所以当时就发行了这种票据，找农民在正税之外又另收了一笔，就是川汉铁路的钱。

当然，当时讲得好听啦，说这钱不白出，你出这个钱叫股票，将来是要分红的，你搞一点风险投资。跟老百姓收钱，老百姓哪知道修铁路对他什么意义呢？就是苛捐杂税嘛。就交这家五两，那家十两，就这么凑出一大票钱，一共凑了多少1200万两将近。但是这笔钱距离所谓的5000万两到9000万两的这个总预算，那差得还大呢！那这帮商人们这个时候可没有什么官府的事，就是商人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们一商量说修铁路，这钱修铁路啊太慢，这钱应该去生钱。

当时就找了一哥们儿说，你去上海把它存到洋行里，咱生钱。当然，刚开始给这个商人还有很多约束，比如说一共给他350万两，说你分着存，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每家最多存15万两。但是这哥们儿会这么办吗？到上海天高皇帝远对吧，你住长江头、我在长江尾，听你那个。350万两一把给到一个洋行，几乎全部存在一家。那这家洋行一看，这么一大笔钱来了，干吗？炒股票啊。当时上海的那个股票市场里面，有一支爆红的股票就是炒东南亚的橡胶。当然，后来整个股票市场，大家知道，这种泡沫很快就破灭掉了，所以350万两几乎是血本无归。这个商人在中间，当然也偷了很多钱了，最后被两江总督衙门也给控制住了，但不管怎么样，好不容易筹了1200万两，350万两就不翼而飞了，没了。

那这个时候国家一看也不是事，说你们这帮商人搞得一塌糊涂，那这样吧，收归国有。就是你们现在有多少钱，国家把钱给你们就算了，主持这个事的人就是盛宣怀。那盛宣怀想，你这个亏了的钱你不能让国家负担吧，这350万两你们自个儿想办法，我不管。这帮商人就不干了，说这钱你也得付，你看这不就是赖吗？

                           四川保路运动： 一条铁路搞倒了一个王朝

所以后来有的历史学家，包括我读大学的时候读的历史，说川汉铁路保路运动是清政府残酷镇压四川人民带来的结果，这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你真把这事一了解，你会发现，清政府真是冤大头冤死了。他本来只想收拾这个烂摊子，但是这帮商人真是坏，他就鼓动民情，找几个老翰林、老举人出来，什么要保卫四川人的路，保卫我们四川人的血汗钱。其实那钱都是他们亏掉的，一定要赖在国家身上，最后赖不掉才会导致四川的一场大乱。

然后湖北的新军不就跑到四川去镇压吗？这就给武昌留下一个空，这就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故事就这么来的。所以这件事情里面，你可以看出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的嘴脸，在企业做得不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字，赖。赖到国家身上。这是第二种关系。

那第三种关系我们得从国家这头看，国家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它会想尽办法支持民营企业。请注意，“支持”这个词高大上吧，非常好，支持民族产业。那你从哪头讲它都是正义的？我们还得说前面讲的那个，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底下好多分公司。当年其实它就是经营长江航运。轮船招商局当时的很多名臣都说，说这个长江上不要搞得全是外国船对吧，我们民族产业，我们也崛起一把。好，国家说支持。那怎么支持呢？不光是筹集商股，国家也给予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包括拨款，什么码头货栈的免费使用，这些都不说了。比如说，当时就生把洋船，就是什么旗昌、太古洋行运的这个漕粮（漕粮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笔国家战略运输物资），说这个单子就不给你们了，我们民族的产业，就要运民族的货，这个货全部归轮船招商局运，这是在订单上支持。

价格上也支持，当时原来运漕粮用的是什么？是沙船。沙船就是没有机械化动力的那种船，那种船当然运费高了。机械化动力跑得又快，装的又多，当然应该便宜不？我们给轮船招商局的价格还是按沙船给，这就比正常的运货的价格要高上了四到八倍，等轮船招商局杀进来之后这是国家的漕粮，这算国家补贴。那要是平时一般的货怎么办呢？就拼命杀价，杀到不顾血本为止，一定要把旗昌和太古给赶出去，反正当时的价格战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把旗昌的运货的价格横腰斩了一半，太古洋行就更狠，斩了三分之二走。最后搞得这两家企业洋商嘛，洋资本嘛就实在是没法玩了。旗昌洋行当时的股票是从200两一股，最后跌到60两一股。旗昌洋行说算你狠，我不玩了，我卖给你好吧。刚开始谈了250万两，后来嫌贵，又谈，谈到220多万两。这个旗昌洋行说，那我就卖了，就签字画押。

可是你知道轮船招商局的这些商人怎么想？别卖啊，这么低的价格，这么低的价格卖给我呀。然后他们又从轮船招商局找出钱来，偷偷买了旗昌洋行的股票，然后生又把这个价格炒上去。反正倒来倒去这帮轮船招商局的股东们，至少从中又多赚了50多万。这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在当时有很多政治鼓动宣传，什么中国人只坐中国人的船，不要去坐洋人的船，这就是用民族大义，用所谓的民族精神来搞市场竞争。那结果是什么结果？轮船招商局会因为这样的国家扶持，而导致它的竞争力上升吗？你可想而知。不会嘛。后面有一个爹，我赌输了，回去找账房里支钱就行了，我竞争只要完成民族大义，顾什么企业的经营效率啊。所以这么玩，你觉得会有好下场吗？这是国家有钱的时候，这是第三种情况。

你再看，还有第四种情况，就是国家穷极潦倒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去抢企业嘛，还用说吗？1903年的时候，袁世凯就专门为这个事跑了一趟上海。当时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也是总经理盛宣怀，他老爹刚死，老爹叫盛康，还是叫什么，在灵堂里就跟他说，你这个我们得收归官有，你这个账，反正你得按我指定的价格。

盛宣怀当然不卖，说我们股东、什么法律。谁跟你说什么法律啊？袁世凯就说，定收官有，而且就得按我指定的价格，如果不按这个价格，我就查你账。后来真去查账，所以从1903年的时候真就把轮船招商局，就生生一个民营企业就给收归官有了，而且从这一年一直到袁世凯倒台这几年间，轮船招商局对于北洋系，就是对于袁世凯来说，它就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个钱袋子。每年北洋要从轮船招商局的钱里面，大概划走几十万两。然后一旦没钱，就把轮船招商局抵押给外国银行借钱，就这么玩。那你说，就袁世凯坏啊。还真不是。咱说一个好人，孙中山。

孙中山在南京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也没钱，他回国的时候，很多人说孙大总统回来了，带来钱。孙中山下了船之后就说，哎呀我没钱，我只有革命理想。所以后来大家都说孙中山是把位子让给袁世凯的，哪有那么高风亮节？没钱嘛，你只能让给袁世凯，你这个政府支持不下去。但是就在这个短短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政府期间，他们就打过这个轮船招商局的生意。当时就跟盛宣怀说，把你抵押给日本银行，我借款1000万两。那盛宣怀当然不干。不干，然后你看，孙中山、黄兴包括当时国民党上海的都督陈其美，就逼他说，你一定得干。不干，不干抓你人。当然后来这出闹剧没有演下去，因为很快袁世凯就上台了。

轮船招商局后来的命运怎么样？到民国政府会好一点吗？国民党干脆是在1928年还是1932年，干脆收归国有就算了。整个这么一个企业，当国家没钱的时候那就要去抢啊。所以你看，在这种政商关系当中，只要政治权力是不受制约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关系，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四种关系，就是偷、赖、给和抢。

那大家说，这还是不对，这是因为政治权力不自觉，如果是优秀的政治权力那没准儿就没这些问题了。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其实它搞了一个所谓的植产兴业的大计划，什么大久保利通这些人跑到西方一学，说这玩意儿好，回到国内拼命地办产业。那刚开始跟轮船招商局是一样的办不下去，所以天皇跟他们一商量，说这么办。咱们激活民营企业，咱们不搞什么无聊的国企改革，除了一些国家命脉产业，全部卖掉，卖给现在的一些民间的财阀，让民营企业发展。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的一些大的日本企业，比如说三井、三菱都是那个时候的大公司，而且国家的资产几乎是三文不值二文的就给他们了。

有一次，三菱公司因为后来侵占中国台湾有功，运兵有功，国家就干脆把60多万日元，当时很大一笔钱建的所有的什么码头船就全给他了，就象征性的收了9万日元。这样的例子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期间，那是俯拾皆是。那你说，这样的国家，你看它不抢，它给。对民营企业多好，那会有好下场吗？会有什么好下场呢？这样的政治权力为中枢的国家，到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场大战，整个几十年的努力付之一炬，最后原还原。

只要政治权力是核心，这个市场它就不可能是一个

良性的市场，不管刚开始双方的恋爱谈得是多么的

轰轰烈烈，到最后吃亏的仍然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经济。

有一个新加坡学者讲了一番话，他说原发现代性国家和后发现代表性国家的政商关系是不一样的。啥叫原发现代性国家呢？就是现代化因素是从它的社会结构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那就是欧美国家了，当它的商业力量成长起来之后，自然就会制约政治力量，所以容易达到某种均衡。

可是后发现代性国家就不一样了，说白了，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开始现代化因素是作为一种外来势力甚至是敌对势力出现的，这个时候你要想发展经济搞现代化，只能集全国之力，那什么东西才能集全国之力？只能靠政治力量。政治力量搞全国大动员，办上几个工厂、几个产业，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可是等经济发展起来之后，越挣钱政治权力就越强大，因为它越有钱。那请问，等现代化达成之后，谁来制约政治权力？这是一个新加坡学者说的，我觉得他就是说新加坡。

但是我们接着可以提一个问题，在这种政商关系当中，作为企业这一方，作为商人这一方，应该何去何从呢？在这个方面，我个人觉得最受启发的是一个人，万科的董事长王石。在几年前，王石曾经给我分析过，他说不管是好的政商关系还是坏的政商关系，作为企业来讲，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没有关系，最好是不发生关系。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好的政商关系。他说他90年代中期，有一次到安徽合肥买了400亩地，跟当地政府把价格谈好。他回到深圳去取钱，一个星期之后又飞回合肥去准备签合同。正要签合同的时候，当地政府就为难，说王总，是这样，就在你走的这一个星期期间，有一个人拿了一张条子来，想从你这400亩里面切走200亩，他也看中这片地，这条子呢，你看，我们就不好推三阻四。这样，我们也不让你吃亏，你割让这200亩，我们每亩给你补5万块钱，给你1000万，你看这样行不行？

王石说，你们都说得这么可怜了，那就拿走吧，不就200亩地吗？但是说好了，这钱我可不要，这1000万我可不要。当地政府说，王总你不要生气嘛，我们好好谈嘛。王石说真不是生气，真的是不想要。

说实话，在90年代中期1000万即使对于万科来讲，那也是一笔大钱。那他为啥不要呢？王石说，我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为啥。他说其实这笔账很好算，可想而知，如果我拿了这1000万回到万科，那第一个结果是什么？所有的员工都说欢呼万岁，王总真伟大，真聪明，一个星期空手套白狼挣了1000万。但是第二个结果呢？要知道这1000万是什么钱？是炒地皮的钱，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差，就多挣了这1000万。那请问万科，谁还会替我们认认真真地设计房子、造房子、管房子呢？既然炒地皮挣钱都这么容易，那真正的靠商业运作挣到1000万好难的呀，我凭什么容易钱不挣，挣那个难的钱呢？那结果就是万科就将是一家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未来的公司。如果把万科的未来用1000万卖掉，我认为卖便宜了，所以我不要这1000万。

你看，王石是这么算的账，这是好的政商关系了。这政府完全是善意，那还有一种坏的政商关系，就是政府要这个行贿，有官员会这么干，大家都知道。王石他有一个著名的标签就是万科绝不行贿，我在第一次见王石的时候，我说我不信，一个房地产商不行贿你说出大天去我都不信。

王石说，他说你看万科这么大公司，行贿他总不能我一个人去吧，我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说万科绝不行贿，那几十年的运营期间，万科有大量人辞职啊。他只要了解内情，他出去了，不是我的员工，他总会爆料吧。既然没有人说万科行过贿，说明我就没行过贿。我说，你这么说，好像也有道理，但是我还是不信。

王石说，你把账算明白，你就会信。他说，给你算这个账，任何一个政府官员他都是个人，是人他的需求就是多元化的，他既有收一笔黑钱改善一下生活的需求，他也有做一番政绩帮助一家好公司做出一番漂亮事的需求，甚至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个官员还有其他需求。比方说同样一大片地如果其中他给了万科一点儿，因为万科名声在外，不行贿，其他的地给别的公司收一点钱。那请问万科是不是他的保护伞呢？因为我的名单是有万科，有不行贿的公司，这没准儿也是他的一个需求。你看三个需求搁在这儿，我不行贿，满足其中俩，行贿只满足其中一个，我不行贿省了一票钱，还免除了今后的法律风险。这笔账你算不算得过来，我该行贿还是不该行贿？所以不行贿，它不是一个道德决策的后果，它就是我理性计算的后果。

你看王石算的这两笔账有意思吧。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到底想说一个什么结论？这是我在很久之前看到过的一个说法，就是现代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这么一个角度，很有意思，说现代化就是整个国家社会发育出了不同的价值体系，而且这些价值体系之间是隔绝的。

啥叫价值体系？咱们不说这高大上的词，就是人得牛逼，怎么牛逼？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让你很牛。你比如说，你做商人，你可以奔着有钱这个价值去。你想有权，你就是官瘾大，你可以当政治家去(拉)选票。你说我这个人就喜欢主持正义，那行啊，去当律师、当法官这也行。你说我这个人对这些都没兴趣，我就爱学问，没问题，去到大学当教授。

但是请注意，这几个价值之间是隔绝的，互相之间是不能串的。如果你想搞学问当教授，那社会会给你一份体面的收入，但是想发大财，那不大可能。如果你当法官，那你可能拥有在法庭上的权力，但是对不起，政治权力跟你是隔绝的。

那什么叫现代化不完善的国家？就是这几个价值系统都发育出来，但是相互之间是通的。比如说，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官做，这不就通了吗？比如说，你官大你就可以跑到学校当教授，逼着人学校给自己发一个博士文凭，这就又通了。你是个教授，你就可以任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去影响法庭的官司的判决结果，这不又通了吗？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就是现代化发育得还不完善的社会。

那作为一个商人你就应该在挣钱这条道上，一条道走到黑，如果偏离了这条路，那最后这种政商关系对你生意的反击甚至是败坏。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想不到的，也许刚开始有一些甜头可以吃，但是等待着你的将是一个黑洞洞的未来。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吧，王石的新书，也喊得很响的一句口号，我觉得王石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嘛。应该走大道，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大道精神。但是我觉得结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我可以给它另外一番解读。

什么叫大道？大道者，大路也。政商关系怎么处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李德林：  改革都是假的 ——

重返晚清“改革现场”

                                               2014 - 06 - 23  

宠臣的警告：  改革都是假的

1907年5月3日，慈禧太后任命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

邮传部成立于1906年11月6日，是中央发布官制命令当天成立的一个全新的中央部级单位。邮传部分设船政、路政、电政、邮政、庶务五司，以往南北洋主导的电报、轮船、铁路等所有跟交通通信有关的产业，统统划归邮传部管理。

岑春煊，晚清著名的官二代，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少年时放荡不羁，有“京城恶少”之名。岑毓英死后，岑春煊荫佑五品京堂候补。成年后的岑春煊浪子回头，在出任山西巡抚期间，兴办山西大学堂。署理四川总督期间，岑春煊一次性弹劾了300多名地方官员。岑春煊在总督两广期间，又有1400多名官员遭遇弹劾回家种地。官场同僚因此送给他“官屠”的绰号。

屠官最大的风险就是，屠到执政者的敏感神经。

有一次，北京发出调令，调粤海关监督秘书周荣耀出任驻比利时公使。岑春煊异常惊讶，早闻粤海关贪腐严重，没想到一个监督秘书居然成了外交大臣。岑春煊派员秘密调查，发现周荣耀“舞弊侵饷，侵蚀公帑，积资数百万”，“得庆亲王奕劻之援，简任出使比国大臣”。岑春煊担心小吏“滥窃名器，贻笑友邦”，以贪墨之罪法办了周荣耀。

岑春煊逮捕周荣耀后，没收了其百万家资，“奕劻熟视，不敢出一辞救也”。随后，粤汉铁路举行了武汉会议，会议决定广东、湖南两省铁路归民办。可是，岑春煊希望通过派捐的方式官民合办。广东商人发起公开对抗，希望铁路完全民营化。在官商对抗中，岑春煊下令逮捕商人中的领头人道员衔巨商黎国廉。岑春煊的抓捕行动激怒了广东商帮，商人们公推前闽浙总督许应揆为首领，向北京告御状。

周荣耀一案令庆亲王奕劻颜面尽失，粤汉铁路的官商对抗让奕劻抓住了岑春煊的把柄。现在全国立宪呼声不断，中央派出五大臣考察，摆明了是要作出顺应民意的姿态，可是岑春煊抓捕商人的行为导致政府与地方绅商的对抗扩大化。很快，朝廷命令两江总督周馥南下调查粤汉铁路筹资案，岑春煊调往云南镇压马民叛乱。

身为袁世凯的政治盟友，周馥南下均由奕劻操控。岑春煊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放荡少年，他不想被流放到云贵边陲，于是决定在张之洞的地盘上逗留。岑春煊在八国联军进京期间曾千里救驾，这令慈禧太后感激涕零，因而慈禧太后对逗留不赴任的岑春煊一再宽容。1907年5月3日，一直在汉口的岑春煊突然出现在北京，当天还觐见了慈禧太后。

岑春煊觐见之时，慈禧太后“语及时局日非，不觉泪下”。有慈禧太后的宠信，加之慈禧太后有意抑制袁世凯和奕劻这一对政治联盟，岑春煊毫不忌讳地向慈禧太后弹劾奕劻：“近年亲贵专权，贿赂公行，以致中外效尤，纪纲扫地，皆由庆亲王奕劻贪庸误国，引用非人。若不力图刷新政治，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欲勉强维持，亦将挽回无术矣。”

奕劻作为中央官制改革任命的内阁总理人选，却被岑春煊弹劾成一个祸国殃民之辈。慈禧太后“初闻此言，颇有怒容”，当面质问岑春煊：“何致人心离散？汝有何证据，可详细奏明。”岑春煊将周荣耀案进行陈说后，反问慈禧太后：“今日中国政治是好是坏？”慈禧太后说：“因不好才改良。”岑春煊再次反问慈禧太后：“改良是真的还是假的？”慈禧太后这一次“又现怒容”，质问岑春煊：“改良还有假的？此是何说？”

岑春煊见慈禧太后一怒再怒，立即改变语气：“太后固然真心改良政治，但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蒙蔽朝廷，不能认真改良之据。请问太后记得在岔道行宫时，蒙垂询此仇如何能报？臣当时曾奏云：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旋蒙简授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太后求才之切。”

在岑春煊看来，20世纪最贵的是人才，要想报八国联军进京的奇耻大辱，一定要拥有各方的人才，让中国富裕强大起来。教育改革成为晚清政治改革的试验先锋，慈禧太后一度将湖广总督张之洞调进北京组织教育改革，满清执政集团甚至推出了免费义务教育、强制性教育等，意在提升明智。可是，岑春煊告诉慈禧太后：“此刻距回銮已将七载，学校课本尚未审定齐全，其他更不必问。”

连课本审定都还没有搞完，更别提人才培养了。改革能是真的？

“前奉上谕，命各省均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争先举办。”岑春煊认为，督抚们办警察、练新军的真实目的是卖官敛财，“创行新政，先须筹款，今日加税，明日加厘，小民苦于搜括，怨声载道。倘果真刷新政治，得财用于公家，百姓出钱，尚可原谅一二。现在不惟不能刷新，反较从前更加腐败。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此臣所以说改良是假的。”

岑春煊突然反问慈禧太后：“太后亦知出洋学生有若干否？”慈禧太后说：“我听说到东洋学生已有七八千，西洋尚未知悉，想必亦有几千。”岑春煊又道出了人才教育的一个最危险的问题：“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士心所向，民皆从之也。此去不过数年，伊等皆毕业返国，回国后眼见政治腐败如此，彼辈必声言改革。一倡百和，处处与政府为难，斯即人心离散之时。”

过去，科举是中国执政者选拔官员的唯一合法通道。如今，国家的富强需要全方位的新型人才，因此清政府执政集团一厢情愿地认为，废除科举可以让更多的人才接受新式教育，为国家的改革贡献力量。而现实是，废除科举导致乡村精英失去了在基层的地位，更失去了在官僚系统的发展机会，他们涌向城市进入新学堂进行学习，寻求一个全新的生活与发展空间，一旦现实不能满足他们的预期，他们就会倒逼改革。

岑春煊在跟慈禧太后对话时，没有将更危险的极端革命问题说出来，只说了一句，“臣愚实不敢言矣”。说着说着，岑春煊开始“失声痛哭”，慈禧太后的眼泪也跟着哗啦啦流下。慈禧太后抹了抹眼泪说：“我久不闻汝言，政事竟败坏至此。汝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即知县亦常召见，均勖以激发天良，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

慈禧太后一直对岑春煊宠信有加，万万没有想到一直倡导立宪的岑春煊对改革竟会如此失望。奕劻跟袁世凯已经结成了一个牢固的政治联盟，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羽翼未丰，不足以与奕劻、袁世凯的联盟抗衡，唯有瞿鸿禨可以在中央钳制奕劻。袁世凯虽交出四镇兵马，但重生的北洋集团实力依然强大。因此，慈禧太后任命岑春煊出任邮传部尚书，意在让他收归北洋集团的实体产业，抽走袁世凯的资金链。

……………………

一张PS照片引发的政治危机

1907年5月23日，曾经扬言要辞职回家的御史恽毓鼎到天津，为京津铁路事同直隶总督袁世凯面商。面商的过程中，袁世凯用18000金拉拢恽毓鼎，将其雇用为弹劾政治对手军机大臣瞿鸿禨和邮传部尚书岑春煊的枪手。袁世凯的智囊、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已经准备好一大堆弹劾慈禧太后宠信的瞿鸿禨的材料，只等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在北京弹劾的消息。

5月27日，按照军机处惯例，奕劻在会议结束后单独向慈禧太后汇报，说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频繁致电军机处，饶平、黄冈、钦廉等地会党“合力掳抢”，难以平靖。所以，奕劻极力主张派遣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回任两广总督平乱。

岑春煊进京后，慈禧太后准其随时觐见。岑春煊曾经在八国联军进京的危难时刻救驾于慈禧，深的慈禧的信任，他在1907年从武汉突然进京，毫不客气地用上了慈禧太后给予他的便利，几次推荐官商盛宣怀、张謇等人进入中央，但慈禧太后都没有表态。除了举荐自己的政治盟友，岑春煊还继续发扬着自己在地方“官屠”的作风，经常向慈禧太后弹劾朝中臣僚，搞得朝野上下暗流涌动，人人自危，慈禧太后渐有“倦勤之意”。南方会党叛乱将直接影响新学精英，慈禧太后当即批准岑春煊回任两广总督。

面对突如其来的调令，岑春煊、瞿鸿禨这一对政治盟友当时就傻眼了，但中央的命令已经宣布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其实，周馥的平乱急电只是袁世凯清除岑春煊的第一张牌。奕劻在北京的行动顺利完成，袁世凯立即命令杨士琦出手。恽毓鼎收受了袁世凯的贿金，拿着杨士琦草拟好的弹劾材料，弹劾瞿鸿禨四宗罪：一、暗通报馆；二、授意言官；三、阴结外援；四、分布党羽。次日，瞿被开缺。

岑春煊本想赖在北京不走，没想到瞿鸿禨也被清除了，就只能以养病为名在上海逗留。岑春煊一到上海就找到盛宣怀，没想到御史陈庆桂又弹劾岑春煊勾结盛宣怀，仰仗合资经营企业，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逆党”有关系，并且多次“礼招”麦孟华为幕僚。慈禧太后将跟盛宣怀有关的内容摘出来，派两江总督端方秘密调查盛宣怀在上海的活动。

慈禧太后的秘密调查给了袁世凯政治集团一个绝杀良机。袁世凯的亲信、上海道台蔡乃煌很快收到任务，用重金“赂照相师，将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四像合制一片”。用现在的话说，蔡乃煌找了一位国际照相师，PS了一张岑春煊与慈禧太后最痛恨之人的合影照。

照片最终由奕劻单独向慈禧太后面呈，慈禧太后看到合影照后又惊又恐，沉默良久，相当失望地说：“春煊亦通党负我，天下事真不可逆料矣！”恽毓鼎也趁机弹劾岑春煊：“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掀翻朝局。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狠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

蔡乃煌伪造合影照，将照片送抵奕劻之手，同时又让恽毓鼎依据照片情节编造了弹劾报告。恽毓鼎向慈禧太后递完弹劾报告后回家，回家的路上雷雨交加，到家时蔡乃煌已在自己府上喝茶，两人进行了长谈。8月12日，慈禧太后回忆起西逃路上岑春煊千里救驾，现在居然同康、梁搞在一起阴谋叛乱，万分痛心地说：“彼负我，我不负彼，可准其退休。”当天，光绪皇帝发布了任免令：两广总督岑春煊开缺养病。

瞿鸿禨免职，岑春煊病退。奕劻、袁世凯联盟击退了政敌，却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慈禧太后同时将袁世凯、张之洞两位封疆大吏调入军机处，图谋让这两位重臣相互钳制。同时，瞿鸿禨的亲信林绍年一同进入军机处，也成为钳制袁世凯的一枚棋子。为了培育接班人，慈禧太后下令醇亲王载沣开始在军机上行走。

载沣以学习的名义进入权力中枢后，立即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陆军部尚书铁良也走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很快加入载沣的政治联盟。度支部尚书载泽、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洵和载涛、肃亲王善耆、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兼参议上行走良弼迅速团结到载沣身边，形成一个皇族少壮派政治集团。袁世凯突然发现，跟瞿鸿禨、岑春煊你死我活的争斗削弱了汉族官僚的实力，反而让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少壮派逐步掌握了军权、财权。

           晚清的改革之鉴

                      作者： 陈九霖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演绎昨天的故事，当我们面对抉择的时候，回头冷静地看看，原来昨天已经有了答案。

清政府采购一艘军舰，在历史的长河中简直就是沧海一粟，可是放在清末的改革背景下，意义却非同寻常。因为它不仅可以揭开清末经济改革的密码，还为今天提供了可以管窥的历史天空。

鸦片战争后，“康乾盛世”已经成了爱新觉罗王朝的一个回忆，财政枯竭、吏治腐败、外交软弱成了这个王朝的代名词，改革势在必行。军舰采购正是在平定太平军的非常时期提出的一项军事计划，这一计划拉开了军事工业改革的序幕。

清末的军事工业是完完全全的国有企业，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科举干部，还是左宗棠那样幕府出身的军事奇才，在他们的主导下，国有企业的改革最终都改成了官方主导。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风、贪腐现象严重，像马尾船厂、江南制造总局这样的顶级国有军工企业最终都成为反腐的重灾区。

以军事工业为首的清末国有企业改革独自走过了十年的曲折道路，在人才、技术、管理、机制等诸多方面博弈不断，甚至成了政治家们争夺权力的筹码。保守派同改革派的冲突日益激烈，国退民进成了改革派的唯一选择，百年轮船招商局最终以“官督商办”的体制转变而横空出世，成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改革派争夺改革话语权的重要筹码。

体制的改变吸引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还有人才、管理和市场。轮船招商局的崛起证明了改革必须坚持多元化的战略。纵观清末五十年的经济改革历史，一直都在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博弈中前行，政府的体制、公信力是改革不断向前推动的重要保障。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历史上地位一直卑贱的商人不断地积累财富，不断地推动改革的深化。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政府的公信力消失殆尽，商人的利益毫无保障，几十年的财富顷刻间灰飞烟灭。商人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精英阶层，他们需要话语权为人身、财富安全护航，商人成了清末新政的重要推动者。

清廷已经灭亡，历史已经远去。《改革现场》为我们拂去了历史的尘埃，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为首的官僚精英，同胡雪岩、盛宣怀、唐廷枢、郑观应为首的商业精英，共同演绎了长达五十年的改革大戏，漫长而华丽。唐太宗李世民告诫他的子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走过了一百年，但其影子没有走出我们的视线。

纵观清末的经济改革，无论是政府、官员、商人，还是普通的民众，都要同旧的时代告别，要进行新的利益重组。晚清的经济改革在国有和民营的不断冲突之下，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经济快跑的同时，制度的桎梏导致经济利益重组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清廷的执政精英们试图通过局部的经济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的想法落空。

《改革现场》生动地再现了清末五十年的经济改革历史，用大量的史料证明，改革不是一个特定阶层的利益重组，而是一个国家的系统工程，制度、体制、人才、资金缺一不可。以李鸿章为首的晚清改革派，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化解社会矛盾，进而推动制度、体制的改革。无论是甲午海战摧毁了李鸿章的改革蓝图，还是晚清新政败于辛亥，都说明一场局部的改革只能临时性地缓解矛盾冲突。

改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开阔一点会发现，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抑或是康有为掀起的戊戌变法，千百年来的改革都是一场全面的利益重组，在维护任何一个阶层利益的前提下的局部改革结果只能加剧利益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随着新旧利益阶层冲突的加剧，改革失控只是时间问题，最终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罗辑思维 2014 第22集 权力与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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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ua Bell O Mio Babbino Caro

SONG TO THE MOON- JOSHUA BELL- DVOR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