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以来，我与思科公司打过十几次交道，包括去年宣读Steiner的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的股东提案[1]。今天，我又赶到熟悉的思科总部建筑群，见到秘书长Sloves、身高两米的Chief Intelligence Analyst首席战略分析家等人熟悉的面孔。一个从英国来的女士陪伴我入座第一排。
除了二十几个公司的董事、高管和雇员，另有三十几个股东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Sloves很快念完前三个公司的提案，邀请我也上台。我再次代表纽约的Steiner宣读股东提案第4号，与去年一样，要求董事会主席独立，不能由CEO兼任。今年，除了Caterpillar、Wells Fargo/富国银行，最近Boeing/波音公司也改变主意，任命了独立的董事会主席。
当场宣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这次的股东提案仍然没有获得通过。
CEO讲演之后接受股东提问。我先问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情况，CEO回复说，确实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直接的产品销售、当地的代理商以及美中贸易战。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也广泛报道了中国政府三年内在政府部门淘汰美国制品的指示，但思科在中国的业务已经下降很多，最近媒体也报道思科在上海的大量裁员，似乎已经做好了撤离中国的准备。第二个提问关于人权政策，特别是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西岸问题；第三个问题关于最近的股价下跌；第四个提问关于企业社会责任。
会后，一个带着头巾的女股东过来问候，说她支持我宣读的提案，因为权力不能集中。我谢谢她的支持，表示明年还会再来。我与Sloves等告别时，说我仍然是股东，但因为彼此熟悉，有机会可以直接就公司的政策交流，就不必提交提案。他们连说欢迎。我考虑以后如何就高层报酬（今年CEO与中间收入员工的报酬比率是181：1）这个我近来最关注的企业治理和社会问题与他们沟通。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9年12月10日]
[1]赵京：“Cisco/思科公司2018年股东会议的两个提案”，2018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