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纵向结构失衡的问题

—-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二

感谢许多读者浏览了我的《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一文，有朋友更是对其中的内容提出疑问，现将问与答的内容整理后，以《经济纵向结构失衡的问题——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之二》为题发表于下。

问：按你在《经济学重大议题的问与答》上的观点，经济危机发生购买力下降，主要不是因为货币的数量减少，而是货币的流通速度大幅减慢，才导致供过于求，收入减少。但另方面你又说，售出商品所得的每1分钱收入，就是1分钱真货币，由此可见，货币的总存量就是收入的总存量，既然经济危机发生时，货币的存量不变甚至有所增加，人们手头上收入的存量也应该不变或有所增加，这与你说的货币流速减慢收入减少不是相矛盾吗？危机发生时大家都没钱用，那么数量基本没变的货币和收入，又到哪去了呢？你的理论与现实明显不符，还是货币数量减少了的观点更合实际。

答：这是一道很深的难题，因此我希望能解这道难题，而且能深入浅出把难题解得明明白白。读者要理解这道难题的解，也要花多一点精力。当然，你也可以批判我的观点，自己去解这道难题，大家一齐交流意见。我的最初回复是，你把市场上流动着的货币和流动着的收入混为一谈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问：不是说售出商品所得的每1分钱收入，就是1分钱真货币，它不可自我创造出更多来，那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答：打个比方，货币就象在空间到处穿梭运行的货车，而收入好比车上装的货物。车子还是那些车子，在反复穿梭中始终存在，但车上的货物则不断变换，装了又卸，卸了又装。当你（或企业）售出一种商品，得到比如是50元货币，这50元货币载着你的这一次收入，也就是你售也商品的价值，可以到市场的任何地方，购买50元的商品。此后，你的这一次收入消失了，不存在了，但那50元货币仍在流通，它卸下你那次收入的“旧货”，装上你买入商品的价值的“新货”，转为卖者所有，成为他的一次收入而流通。收入都是一次性的“货物”，货币是反复使用的“运载工具”，它们是不同的东西。但一辆货车在运行中不会变为两辆或更多货车，变出更多的货币，它可以反复多次运载收入，但其中的每一次，都不能变出多倍的收入，商业银行不能创造货币。

问：但你仍然没有解释清楚，既然货币的存量不变，它承载着的收入也没变，为什么大家都没钱用？

答：你必须将以下四项内容区分清楚：

收入的存量  市场上旧收入以一定速度去购买而消失决定获得新收入的速度

货币的存量  市场上货币以一定速度通过与商品的交易决定货币的流通速度

货币的存量承载着收入的存量，承载着收入以一定的速度去购买商品，并决定旧收入消失与新收入获得的速度，这是四个完全不同的内容。收入用一次就没有了，企业必须不停地生产商品，出售商品，才能不断地获得新的收入。一旦货币流动减慢，商品出售减慢，有的卖不出去，单位时间企业或其成员获得收入的流量就会减少。例如某人本来每个月有6000元的新的收入，这是月收入流量，现在月收入只有3000元，如果大家都如此，钱都不够用，感觉上好象市场上钱的总数减少了，其实是误把收入的单位时间流量减少当作是货币的数量减少，误把获得新收入的流量不足，当作部分货币存量的消失。

问：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原因，不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过多或不足吗？与货币流通速度有何关系呢？

问：一个市场经济体中，设单位时间产出商品的速率为D／T（D、商品数量，T、单位时间），商品平均价格为P，货币平均单位时间与商品交换的速度为N／T（N、货币与商品交换的次数），货币的数量为M 。供求平衡时，单位时间货币与商品交换的价值量MN／T与单位时间产出商品的价值量PD／T相等，物价稳定。经济繁荣时，购买力旺盛，MN／T常超越PD／T，供不应求，物价上涨，货币当局通常实行紧的赁币政策，因此货币数量为M应是稳定或下降的，物价上涨应不是货币数量M过大，而是人们获得收入后比过去更快就用于投资或消费，使货币平均单位时间与商品交换的次数N增多，即N／T加快，使MN／T超越PD／T，物价上涨。而物价越上涨，人们急着购买的速度就越快，货币流通的速度越快，这就是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时的情况刚好相反，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主要是货币流通的速度减慢，而不是货币宽松政策下货币数量反而减少。

货币流通速度为什么会慢下来呢？

答：货币数量是一个存量，它所承载的收入，也是一个存量。只有当这个收入存量以一定速度用起来，去购买，货币才有一定的流通速度；全体居民的旧的收入存量以怎样的速度去购买，以怎样的速度消失，决定了新的收入以怎样的速度产生，单位时间获得新收入的流量。因此货币流通速度减慢，钱不够用的问题，应归结为人们为什么会减慢用现有的收入存量进行购买的问题。

问：如果收入存量的数值一直没太大变化，人们为什么不按原速去购买呢？这说不过去。而更现实的是，经济萧条的时候，大家都不来钱，不是因为没钱才少购买的吗？

答：到底是人们用钱的速度减慢了，导致人们的收入减少不够钱用，还是人们不够钱用，导致人们用钱的速度减慢，很象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向题，其实不然。社会上货币的存量及其承载的收入存量基本不变，不等于每个人手中持有的货币或收入也基本不变。在经济萧条爆发的前后，有的人失业了，有的人工资少了，绝大多数民众手中的收入，在必要支付而流走的同时，新的收入又大幅减少，手中的货币会越来越少，只有勒紧裤带。在经济衰退时，富人们获得收入的流量很可能也在减少，因此也会减少投资、节制消费。大家用钱都在减少，只不过绝大多数人获得收入的速度比支出的减慢还要更慢，手中的货币及收入少了，只有极少数人获得收入仍多于其支出，钱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大多数最需要钱消费的人没钱了，而有钱本应去投资的少数富人，在经济不景气时因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而减少投资，货币流通减慢，导致收入在存量基本不变情况下的流量减少。这就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大部分民众或债台高筑、或持币量减少，另方面银行储蓄大幅增加，无论你怎样鼓动人们贷款去投资和消费，银行的钱就是贷不出去，消费与投资同时萎缩，货币流通速度在减慢，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

问：这里出现一个循环论证：经济不景→富人减少投资→民众失业增加收入减少→消费与投资同时萎缩→货币流通减慢→经济不景。经济常常是在非常繁荣之时突然出现这种恶性循环,它从那个环节开始？原因是什么呢？你没有说明其发生的真正原因。

答：你说得太好。这里有抽丝剥茧的丝头，从此我们跳过货币循环流动的议题，进到经济是否均衡这个更深层次的议题，然后我们回头再去认识货币循环流动中出现的问题。经济均衡与否，是货币循环流动过程中出状况的根本原因，但你不能用调整货币流动状态的办法，去解决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的问题，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常出错的主要原因。现在中国很多人都无钱消费，且债务缠身，但另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又显示，目前中国各银行内的储蓄量（如前所述并非都是货币）猛增，穷人和富人都谨慎消费，富人又不投资，无法用于消费和投资的钱都往银行里放，银行里的钱又贷不出去推动消费和投资，说明银行系统作为软性的货币流通加速器，减息减存准，都无力加速使已经慢下来的货币流通回复正常，真正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已严重失衡，这就是要找的“丝头”。

问：能解释清楚经济结构失衡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无法逆转地下降的实际过程吗？

答：我们先从一个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不大的经济结构失衡说起，通过对比，能深刻地理解另一个从根本上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结构失衡。人们根据自己的收入与市场上各种商品的效用进行衡量，去确定个人的需求结构和购买行为，以有限的收入去获取最大的满足，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消费者均衡。千千万万个人，就有千千万万种实现这种均衡的购买结构。而全社会个人的这种结构的总合，又构成社会在当前有限生产力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获最大满足的需求结构。这个最终消费结构，是一个横向的结构，它决定了资金货币流向、劳动力配置、产业和消费品产出的横向结构，同时也决定了它的产业链上游相应的横向结构。这是经济的一个完整的横向结构，不妨简化为满足衣、食、住、行、娱…的结构。当这个结构失衡吋，例如衣的供给过于求，而食物供不应求时，衣的价格会下降而食的价格上升，直至投资的货币流更多追加到食的产业而减少流向衣的产业，使失衡的横向结构趋向均衡，事实上这个结构在市场调节作用下是不断进行的。我们看到，整个调节过程，资金流、货币流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对货币流通速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问：这道理很简单，不用多说，还是快点说说另一个失衡会影响购买力和货币流通速度的经济结构是什么？它怎样影响购买力和货币流通速度？

答：能使社会获效用最大化的衣、食、住、行、娱…的均衡的需求结构，决定着收入流向市场进行购买的横向结构，在价格的波动中又决定流向各部门的投资资金及形成产业的横向结构。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了效用最大化的横向消费结构均衡，却忽视同样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的纵向结构均衡。它看不到过度的投资需求，过低的消费需求，偏离了效用最大化原则，是一种非均衡的纵向需求结构，通过结构失衡的纵向资金流，导致纵向产业结构的失衡，不知道这是一个完整结构体系的失衡。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纵向产业结构失衡，不同于微观横向消费结构的失衡。凯恩斯把国民收入GDP流向市场的资金流分为两股，一股是消费，另一股是资金供给的储蓄与紧接着对资金需求的投资，认为总供求的不平衡，主要是在后一股货币流上，出现了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凯恩斯实际上已经划分了资金流的纵向结构。但他没有把投资与储蓄的不等，放在经济一个完整的纵向结构体系中加以研究，看不到此纵向结构体系的失衡，才是投资突然小于储蓄和货币流通速度突然下降的根源。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把储蓄之水抽向投资的操作上，结果不仅无效，且常常适得其反，加重了经济纵向结构的不均衡。如2008年中国4万亿的财政投资，就是在投资本已过度而消费增长缓慢的非均衡状态下，进一步恶化这种非均衡的实例。

问：能简单明了说说这个纵向结构均衡怎样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吗？

答：人类社会一切发展阶段的经济活动，都在追求当时有限劳动生产率前提下的效用最大化。即使远古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经济体，都要为后期的生产准备适量的劳动工具等，以满足新增劳动人数对劳动工具的需要。工具生产得过多或过少，都会使经济体所获的效用无法最大化，这种不均衡即使规模很小，他们也能感觉到不利，并不断有小规模的改正。现代大规模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纵向结构，使社会从中能获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的原理呢？当然是有的，并对经济运行和货币流通的影响深远，失衡所产生的破坏力巨大。

问：用什么方式来描述经济纵向产业结构的存在呢？

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其理论基石“剩余价值论”的错误，在于它把以利润为收入来源的一个人数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包括资本家在内营运整个资本市场的所有工作者），与非资本市场的工薪收入劳动者群体，人为割裂成不可调和的两个对立的阶级，误导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对此我有另文讨论。但马克思的理论中并非一无是处，我们这里就借用他两大部类的概念（其中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结合投入产出分析法来回答你的问题。对投入产出分析法和两大部类分析法不太了解的读者，可跳过这部分内容，只要记住，下文提到“表１中的３”所指的，就相当于自给自足小经济体，为次年新增劳动人口的劳动所需而生产的工具。工具过多或过少，“表１中的３”过多或过少，对社会都是不利的、非均衡的，就这么简单。用这两种分析法，为的只是更有说服力地证明，在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中，这种不均衡是可能大规模出现的。

问：两大部类结构就是你所说的经济的纵向结构吗？能用它来说明纵向经济结构的均衡与否吗？

答：两大部类结构只是经济整个纵向结构体系中的纵向产业结构部分。表1显示了两大部类的投入产出关系。30多年前，我曾按此结构，将中国广东省1985年的5部门投入产出表，转换成同时反映5部门与两大部类的投入产出表。其实，所有的部门投入产出表都能转换成部门-部类投入产出表（这里就不说转换的技术细节了，有兴趣者, 可参阅文后的附件1）。这种转换有力地说明，纵向部类产业结构与横向部门产业结构同样真实地存在。表1中的列，分别记录两大部类的投入；行，分别记录两大部类的产出。为便于论述，我

们用每个方格右下角的数字代表格中的内容。各部类的投入与产出，即各部类的列与行各自平衡，即：Ⅰ部类的1＋4＝1＋2＋3，和Ⅱ部类的2+5＝4+5+6。表中的最终产出是3+4+5+6，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产品形态来说，3是积累的生产资料，4+5+6是消费资料。在供求平衡条件下，6可理解为零，而前期产出售后的收入流中，有4+5的数量用于消费，3的数量用于储蓄或投资，与当期产出的4+5和３相平衡。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就是国民收入被分为消费和储蓄－投资这两个需求流，分别就是冲着4+5+6和3这两个供给而来，并决定着它们的增长。经济学界最关心的是这种两类产品的供求平衡，却没人去论证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比均衡的原理，忽略前述那个经济体生产多少劳动工具与多少生活用品之比的合理性问题。更多人会认为，投资消费比的均衡根本就不是问题，消费品的生产已经决定了生产资料要生产的量，这就大错特错了。Ⅰ部类产出中, 用于生产消费资料4+5的部分只是2，如果把Ⅰ部类看作一个独立的投入产出关系, 其最终产出的生产资料，除了2之外还有3，3与当期消费资料的生产无关。因此Ⅰ部类生产中，为生产出3而投入的那部分生产，与当期消费资料的生产也是无关的,Ⅰ部类生产的总量并不受Ⅱ部类生产的约束。对3的需求起限制作用的，是下期生产的新增劳动者人数和技术进步，且期期如此。因此，只要下期生产新增的劳动力非正常地足够大, 如大量失业者投入生产，3就可以非正常地更大,ⅠⅡ部类之比也可以不正常地更大。而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与消费的需求之比，通过市场的调节，将决定最终产出中生产资料积累3与消费资料4+5之比，同时也决定了ⅠⅡ部类之比。投资与消费的需求之比是否均衡，决定了ⅠⅡ部类产出或供给之比是否均衡。

问：那投资消费比的均衡、两大部类产业结构的均衡，是否就集中体现在表1中3的数量是否均衡上？

答：是的，你把纵向结构是否均衡的问题聚焦到一个关键点上,3的过大或过小, 都会破坏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 导致经济失衡。我们先说产业结构的均衡问题。图1画出4条经济增长线。BC是持续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增长线，因此GDP是持续最大化的，下面就看它的纵向产业结构了。在经济已经实现充分就业前提下, 经济的BC增长要求表1中的3，即积累的生产资料，必须正好与自然增长的劳动人口相匹配，是均衡的，否则不是产能过剩就是不足，经济不可能持续充分就业。总量持续最大化的GDP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生产资料积累3，二是消费资料，既然3是均衡的，没有过剩或不足，那么消费资料也实现了生产力有限条件下的持续最大化。由此可见，最终生产出3和消费资料4+5+6的两大部类结构也是均衡的。或者说，它必须是均衡的，经济才能沿BC均衡地增长。但是实际经济很难实现这样的增长，因此也称BC为潜在的经济增长线。设A是潜在经济增长线下方一个实际经济增长的起点，生产资料存量不足，失业率非常高，这两个

图1

条件使表1中的3，完全不受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约束，使A点出发的经济增长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图1的AD增长中，3的增长缓慢，生产资料长期无法满足全体劳动者劳动的需要，实际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无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非均衡增长。二、图1中的AB增长。这是一种最常见也最难理解其不均衡性的经济增长，所以我先用表1并假设两个简单数字来作一说明。设近期失业者投入生产的数量巨大，满足实际新增劳动人口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3，用数字表达为40000单位，为此一个Ⅰ部类偏大的纵向产业结构形成了。在劳动人口高速投入与生产资料高速积累，经济高速增长的状态下，突然，失业劳动人口消失了，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劳动所需生产资料3，大幅下降到400，下降了99％（有点夸张，但只是为了强化对此失衡的认识），多出了39600单位,或者说过剩了39600单位的产能。想想看，既成的纵向产业结构会发生什么呢？我想，再没有比这一假设能更简单明白地说明纵向产业结构的失衡了。经济从A点起飞高速增长，但劳动成本一直被压抑，至使消费增长缓慢，而低劳动成本所对应的投资高收益率，又剌激着储蓄与投资高增长，使3的增长大大高于经济均衡增长时受劳动人口自然增长所限定的速度。大量失业劳动者的投入又使这种增长得以持续且平稳，似乎失业劳动的高速投入生产就是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一部分。积累生产资料３高速增长所确定ⅠⅡ部类的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的状态愈演愈烈，一直保持到经济高速增长到达的顶点B。在B点，失业人口消失，意味着３已不可能维持原来的速度高增长，但已经形成的ⅠⅡ部类纵向产业结构，惯性地一时难以改变，并产出大量过剩的3来。这种失衡的产业结构在B点的不可持续，产能的过剩，决定了经济在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不足”过渡时的下滑。三、AC增长。这是一种平稳与均衡增长相衔接的经济增长，当其接近均衡增长线时，增长速度越来越接近均衡增长的速度。由经济增长速度与生产资料积累3和两大部类产业结构的相关性说明，3和ⅠⅡ部类产业结构也越来越趋向均衡，积累生产资料３趋向于正好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劳动需要。

问：生产资料积累3在经济能否均衡增长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它是否可调呢？

答：是可调的，但只能缓调，无法在高速增长时急调，就象汽车不能在高速行驶时急转弯一样。生产资料积累3本身就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矩阵结构体，推动和满足经济纵横向结构的发展和需要。它的调整主要涉及整个经济纵向结构的调整，也涉及整个横向结构的调整，使它无法在短时间内作大幅的调整。它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密切相关，它的非均衡高速增长一定对应着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如果某种原因决定它无法继续增长或大幅减速，对应着一定是经济停滞或减速，因此它的调整又涉及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利益、收入和需求关系的调整，甚至是巨变。总之它的调整，是一整个结构体系的调整，非轻而易举，与仅仅是横问部门结构的调整完全不同。

问：那么，纵向产业结构的失衡，又怎样导致资金周转的紊乱，货币流通速度减慢，人们无钱可用呢？

答：我们曾经说过，流向消费品各生产部门的横向资金流结构失衡，会导至产品结构偏离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如鞋子生产过剩而服装不足。通过市场价格的调整，资金流的横向结构会作出调整，推动横向的产结构作出调整，使产品结构趋向效用最大化的均衡和供求平衡。同样，流向ⅠⅡ部类的资金流结构失衡，也会使两大部类产品的结构偏离效用最大化而失衡。同样是资金流向结构失衡，但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经济的繁荣期，流向Ⅰ部类的资金高速增长而流向Ⅱ部类的资金增长缓慢，使生产资料积累3高于均衡的态势越演越烈。而大量失业人口的投入掩盖了这种失衡，使整个繁荣期保持着总供求的平衡，直至冲到繁荣的顶点才显露出来。与横向资金流结构失衡后，资金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部门的调整不同，纵向资金流结构的调整，涉及一整个既成的纵向的结构体系的调整，不是单单调整流向ⅠⅡ部类资金流的结构就能解决的，这就决定，非均衡过度用于投资的资金，无法在短期内大量转向消费。非但如此，由于3过剩引发的投资萎缩，导致失业增加后的消费与投资同时萎缩，这才是投资+消费﹤储蓄+消费，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真正原因。凯恩斯把全体居民的收入分为消费与储蓄两大部分，这就是资金供给流的纵向结构；他又把对资金的需求分为消费和投资两大部分，这就是资金需求的纵向结构。他认为投资小于储蓄，是总供求失衡的失键，因此极力主张用财政手段将储蓄之水抽向投资，以实现供求的平衡，他全然不知投资萎缩小于储蓄，只是一整个纵向经济结构失衡中的一个环节，不从整个纵向经济结构的失衡去理解问题，仅从资金流、货币流的角度，用增加投资去平衡储蓄，无疑向着进一步恶化两大部类结构的方向迈进。当经济在纵向结构失衡状态下冲到B点时，调整利率、存款准备率和货币发量，情况也大致如此，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

问：现在很多人已看到，中国经济正形成一个“流动性黑洞”,无论你向它投入多少货币, 对复苏经济都不起任何作用, 能对此作一说明吗？

答：“流动性黑洞”, 其实就是对严重的流动“性”陷阱一个形象的说法。它只有用货币流通速度的不断减慢，使你无论投入多少货币，都无法增加购买力来说明。可见货币流通速度的快慢变化，对理解经济波动是多么重要。旧的货币理论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因的它一提货币流通速度就必然会出现逻辑混乱。其错误的源头，是提出商业银行系统创造存款就是创造货币的理论。银行系统内的存款都是货币的论断，又导出货币有M₀、M₁、M₂、M₃…的狭义广义许多种的谬论。由于每一种货币都在流通，那么断定货币流通速度也有狭义广义V₀、V₁、V₂、V₃…许多种，逻辑上就混乱不堪了（前有论述）。为了避开这个混乱，于是有人又提出流动性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来蒙混过关。谁能说得清流动“性”是什么？它既不是货币数量，也不是货币流通速度，但模糊中又好象是它们的混合体。一说到流动“性”不足，货币当局就急急忙忙去印钞或降准、降息，动机好象是要增加货币数量。流动“性”陷阱的出现，说明印钞或降准、降息不起作用，明明加印了货币却不知去向，流动“性”仍然不足。用货币数量无法解释流动“性”陷阱，但又不能说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否则就会涉及M₀、M₁、M₂、M ₃…的流通速度问题，结果V₀、V₁、V₂、V ₃…间无法兼容、不可同时存在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对于旧的货币理论来说，深入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禁区，谁能站出来，说清楚狭义与广义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关系呢？。既然如此，那就继续用流动“性”这个概念去混吧，反正我说它是货币流动的一种“性”，致于这个“性”是什么，随便你怎样理解都行，你说它是货币数量就是数量，你说它是速度就是速度。货币流动“性”陷阱作为一种现象的存在，对旧的货币理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有力的否定。目前中国经济中出现的“流动性黑洞”，只能从中国经济纵向结构的严重失衡，决定了投资进而是消费需求的必然萎缩，这个残酷的现实，无论你增加货币数量或试图提振货币的流通速度，都无法改变。当经济失衡需求必然萎缩的时候，保持钞票数量M基本不变，那怕通货紧缩提高了M的单位购买力，货币流通速度V必然会减慢到需求MV不足的应有状态，因为这种不足是结构失衡已经决定了的；如果你狂印钞票M，引发通货膨胀使M的单位购买力下降，V的变动使需求MV的不足该是什么程度还是什么程度（如阿根廷）。货币流通速度对应着货币数量及其单位购买力的变动而变动，使经济始终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这决不是货币的数字游戏能解决的问题。

问：那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都是没有意义的政策呢?

答：当然不是。但是一，在调整的时机上，你不要等到经济已非常接近B点时才运用这些政策，而是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潜在增长之前，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就开始调整，因为纵向经济结构是可调的，但无法在高速增长时急调；二，在调整的目标上，不要集中在消减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供求失衡上，而是要集中在逐步化解纵向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上，控制住经济增长的速度，使之与均衡的经济增长相衔接。

问：为什么投资与消费的纵向需求结构，总是固执地周期性偏向于投资，导致纵向产业结构中Ⅰ部类的非均衡高速增长呢？

答：哈罗得-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也可称之为潜在的经济增长，即图1中的BC增长；第二种是投资者能满意获利的经济增长，类似图1中的AB增长；第三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哈罗得-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只有当实际的经济增长同时等于第二种和第一种经济增长，经济才能持续保持供求平衡和稳定增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种经济增长是全社会获效用最大化最满意的经济增长，而第二种则只是投资者满意的经济增长，它们是不一致的。你的问题就是，经济为什么固执地反复要走第二种经济增长之路，导致经济周期地强烈波动。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整体而论，投资获取利润并构成资本积累的，主要就体现在生产资料积累的3上，只有经济高速增长的AB, 才是生产资料3高速积累的经济增长，才是投资者满意的经济增长。所以只要AB这种非均衡经济增长的条件存在，投资者就会踊跃参与，并尽力压抑着劳动成本，压抑着社会消费的增长，保持3的高速增长, 一直把经济高速推到不可持续的顶点B。

问：前面讨论了经济纵向结构体系中的几个层面，包括产品效用和产业、资金流向与配置、资源和劳力配置的纵向结构，那么投资与消费是否就是此体系中的纵向需求结构呢？

答：是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比，就是经济纵向的需求结构。经济纵向需求结构的不均衡，决定了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的不均衡，由此实现的供求平衡常常掩盖着经济的非均衡性，直到纵向结构失衡的经济无法持续的那一刻。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供求的平衡上，甚至在纵向结构失衡导致危机爆发的时侯，经济工作者所做的，仍然是全力以赴去恢复供求平衡，完全不知道不均衡与不平衡之间的因果关系。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也只是研究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两大部类的供求如何得以平衡，完全不涉及两大部类的结构是否均衡的问题。

问：你的意思是：由于投资过大的纵向需求结构首先就是不均衡的，导至两大部类供给结构也是不均衡的，它们由市场调节所实现的供求平衡，是纵向结构不均衡前提下的供求平衡，直至繁荣的顶点,供求失衡才突然爆发。那么，有什么办法能使投资与消费的纵向需求结构趋于均衡呢？

答：你对以上讨论的总结很到位。能使纵向经济结构趋于均衡的根本，就是实行公平的收入分配。

问：怎样的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呢？

答：我认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社会或者说全体居民从消费总量上所获效用最大化，以及经济纵向结构的均衡，是三位一体的；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离开此三位一体单独得以实现，它们互相依存，其中任何一项的实现，意味着其余两项也都得到了实现；相反，其中任何一项未得到实现，意味着其他两项也未得到实现。这是经济纵向结构均衡的基本原理。因此公平的收入分配，就是能使社会从消费总量上获效用最大化，使经济纵向结构达到均衡的收入分配。或者说，如果社会在消费总量上未获效用最大化，经济纵向结构是非均衡的，这时的收入分配就不同程度上一定是不公平的。

问：公平或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在经济纵向结构均衡问题上的作用如此重要，能说明它发生作用的具体过程吗？

答：我们己把居民的收入支出分为储蓄投资与消费两部分。我们再把居民获得收入的方式分为利息、利润和广义劳动成本两大类：利息源自利润，归结为利润；广义劳动成本的主要部分是工资，假设一

图2

个没有福利的社会，养存在；G点上的居民，是收入低下的“月月光”一族，G点左边的则入不敷出，因此他们都没有消费弹性可言；E是人均收入位,F的纵坐标为人均收入量；粉红区为人口分布的最密集区；设P点右方为居民稀少的富人区。由于E点左方的人口密集度远远高于右方的人口密集度, 所以人口最密集的L区可以肯定偏离E, 位于其左方。L偏离E的程度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态, 偏离越大，收入的贫富差别越大, 且主要反映了投资利润收入与工薪收入的差别越大。收入分配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高福利主义的经济体，E、L和G会非常靠近。E与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随着经济高速增，会向右方快速移动。E靠近G并长期滞留，说明生产力低下且增长缓慢。1968年我“上山下乡”到海南岛时，月薪是18元人民币, “知青”们常常捡起地上扔弃的烟头, 用废纸卷起再抽, 称之为“大头熟”，可见收入是多么接近G点。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使社会最密集人群L的收入和人均收入E也不会高太多。但在当时低水平的生产力前提下，这样的低收入仍然是挤压投资的相对“高”收入，加上当时私人投资被禁止，仅仅依靠居民“高”消费率后微薄的储蓄和政府相对不足的收入,进行效率低下的公有制投资, 致使中国经济增长极其缓慢，除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原因外，生产资料积累3的不足，失业（主要是隐性）人口积累性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他一些受平均主义或高福利主义影响的国家, 如北朝鲜、巴西…, 投资不足的状况大至相同。虽然这类国家的劳动成本普遍低下，但这种低下，不是经济高速增长状况下劳动成本被过度压抑造成的低下，相反，是在劳动成本相对过“高”，导致投资不足，经济增长缓慢而出现的绝对低下。中国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从绝对平均的不公平的一个极端，走向贫富严重分化的另一个极端。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收入分配只能在这两个极端中二选一，因为放开后必然出现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对劳动成本的打压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对劳动成本的压抑。这种腐败的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的勾联，使劳工在收入分配上没有丝毫的反抗力。当一放就乱威胁到独裁统治的基础时，又必然会回到平均主义一收就死的老路上。随着中国改开后GDP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E从靠近G的位置迅速向右方移动。但过程中“利润”收入（内含大量非市场的贪腐收入）与工薪收入间的分配始终极不公平，致使高密度人群区L向右端的移动极其缓慢。李克强在2020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可见 L与E的距离越拉越大, 说明劳动成本低下和投资利润高企。一个数量巨大人群的收入区位L,非常靠近“月月光”的G点,尽管其收入的消费率非常高，但对全社会收入的消费率则贡献低下。占据了更大收入的另一群体，自身收入消费率的低下和入数较少,决定其对全社会收入消费率的贡献同样低下。而投资利润的丰厚，又刺激了全体居民的投资、投机的欲望,包括L区的居民,人人都勒紧裤带去参与投资,把弹性消费压到最低,我们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全民投资、炒股的热潮，这就是实际消费曲线AD向AC下移，更靠近刚性消费，导致过度储蓄和投资的原因。过度投资持续到今天，终于导至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大量消失，内外资同时外逃。收入的平均主义分配不公与过度压抑劳动成本的分配不公，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引致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社会所获效用偏离最大化。

问：今天中国的经济，到底是受到外部势力打压还是自身的经济结构失衡，才导致投资机会减少，资本外流和经济萎缩的呢？

答：可以斩钉截铁地答复你，是中国纵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此波畸形的经济高速增长已走到不可持续的尽头，面对中国投资机会与消费的必然萎缩，才出现了今天的国际政治走向和内外资外流。如果中国经济仍处在畸形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例如中国还处在2007年的环境，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打工，投资机会仍在扩张且获利丰厚，并拉动国际经济也“欣欣向荣”，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外资你想赶都赶不走。西欧经济强国对中国市场的依依不舍，马克龙的幻想，马斯克在中国留到最后，华尔街鼓噪疫情后的报复性复苏，都是有力的说明。严厉的封控清零抗疫政策取消后，人们期待的经济复苏不但没有出现，反而越发萧条。面对中国投资与消费市场的萎缩，他们最后都不得不离开，把一个政治上独裁，经济上落后的中国甩到身后。所谓外部的政治和经济的打压，只是独裁制度下的中国，失衡的经济走到这一阶段的必然结果。常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本,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看来是道理的。

问：你认为，只有当经济纵向结构实现均衡，社会从中获效用最大化时，才能判断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怎么理解？

答：为了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就必须每期的生产都有适量的生产资料积累, 这就要求每个人根据自已的能力和收入作出必要的贡献，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是公平合理的第一条。过高的投资收益率，会使全体居民拿出过多的储蓄进行投资；绝对平均导致投资收益率过低，又会使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欲望低下而不足；只有劳动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既非绝对平均，又非投资收益过高使贫富差别过大，才能实现上述的公平合理。人们按收入大小进行的储蓄，实现社会必要的资金积累，从个人角度来看, 储蓄最终还是自已的资产, 但从社会一个永恒的过程来看，它又构成年复一年一个始终都没有用于个人消费的资产, 而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的资金。谁都不应怀疑，马斯克所建的星链，是股东们的私产，但直到他们离世，这星链都是为社会而存在的，其社会属性与私有性是分离的。马斯克一生的消费与其拥有的财产间有一个巨大差额，某种意义来讲，他只是以个人拥有的形式，用管理个人财富的热情为社会代管这笔财富，并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和承担巨大风险，甚至连与资本量挂勾而付出劳动所得的利润收入，其大部分也再次贡献于社会，他一生所得的，就仅仅是其一生有限的消费。所有居民的储蓄和消费，性质都如此。用私人拥有的形式来管理社会发展所必要的财富，这是上天所设计的最有效率的形式, 使每个人都尽心尽力用管理个人财富的精力去管理社会的财富，与马克思所设计的那个由官僚管理的形式就好得无法比了。拿马斯克等一拨企业家与那些反市场而行为的贪官污吏相比，谁在为筹集、营运社会发展必要的财富而付出辛勤的劳动，谁在窃取这些财富，不劳而获并穷奢极欲，真正占有了剩余价值，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但在私有制形式下，个人追求财富增值的欲望，又常常使这个个人代管的社会财富超越均衡增长的程度，于是上天又设计了公平的收入分配、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与经济均衡发展三位一体的内在要求。这个三位一体不是那个人的发明，它一直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中，要求经济必须使每个居民公平地从中获益才能稳定发展。人所设计的绝对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导致投资不足和效率低下，经济无法均衡运行；劳资博弈中，资方独控分配大权，投资利润过高导致储蓄与投资过度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爆发危机；只有在民主立法机构中, 劳资这两个劳动群体，在深刻认识经济均衡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立法形式去实现公平收入分配，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和经济均衡。

问：但我们怎样知道经济纵向结构是否均衡和效用的最大化，在平均主义与贫富过度分化之间，找到那个公平的收入分配呢？

答：表1中的生产资料积累3是否正好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与技术进步对它的需要，是判断它是否均衡的依据，而观察失业率曲线的走向，能知道3的大小是否正好或趋于正好满足劳动的需要，所以失业率曲线的走向，是我们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工具。如果失业率快速下降的曲线直冲向充分就业区（达零失业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说明经济的纵向结构持续处于失衡状态，收入分配是不公的。失业率曲线靠近充分就业区时与之形成夹角的大小（绘图参数确定），反映分配不公的程度。只有当失业率曲线接近充分就业区时与之形成的夹角趋近于零，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下面用图３中美国失业率曲线的波动来说明这个道理（图３参考梁中华 李俊：《投资风光不再，消费能否独好？》一文中的图表 1 和 【中信证券宏观】《2020 年美国失业率出现拐点》图 2 等资料整理而成，应是投资者实操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文后的附件2的简要说明）。

老育儿…的费用只能用家庭当前和过去的工资收入来支付，小量来自利润，事实上今天的养老保险金就是由企业和个人支付的，因此我们把社会福利，归结为广义劳动成本的一部分。全部居民的消费，都可分为刚性消费和弹性消费部分。不同个人的刚性消费量不同，通常收入越高的人，刚性消费量越大，但在其总收入中的占比越低。因此，收入及财富在居民中的分配和这种分配对全体居民消费弹性的影响，就成为社会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可调因素。预期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走势，对居民收入用于储蓄投资与消费的比起主要的调节作用。

问：能把收入在利润与劳动成本间的分配，导致收入用于投资与消费之比失调的作用说得更清晰点吗？    

答：希望图2能帮你更清晰理解上述关系。图中横轴上分布着收入高低不同的居民；斜线OH反映居民不同的收入，OH上任意点的纵坐标，反映其横坐标上那部分居民的收入量；QB为刚性消费需求曲线；AC和AD是两条不同收入分配关系下实际的消费曲线，它们的差别反映消费弹性的存在；G点上

图2

的居民，是收入低下的“月月光”一族，G点左边的则入不敷出，因此他们都没有

消费弹性可言；E是人均收入位,F的纵坐标为人均收入量；粉红区为人口分布的最密集区；设P点右方为居民稀少的富人区。由于E点左方的人口密集度远远高于右方的人口密集度, 所以人口最密集的L区可以肯定偏离E, 位于其左方。L偏离E的程度反映了收入分配的状态, 偏离越大，收入的贫富差别越大, 且主要反映了投资利润收入与工薪收入的差别越大。收入分配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高福利主义的经济体，E、L和G会非常靠近。E与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随着经济高速增，会向右方快速移动。E靠近G并长期滞留，说明生产力低下且增长缓慢。1968年我“上山下乡”到海南岛时，月薪是18元人民币, “知青”们常常捡起地上扔弃的烟头, 用废纸卷起再抽, 称之为“大头熟”，可见收入是多么接近G点。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使社会最密集人群L的收入和人均收入E也不会高太多。但在当时低水平的生产力前提下，这样的低收入仍然是挤压投资的相对“高”收入，加上当时私人投资被禁止，仅仅依靠居民“高”消费率后微薄的储蓄和政府相对不足的收入,进行效率低下的公有制投资, 致使中国经济增长极其缓慢，除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原因外，生产资料积累3的不足，失业（主要是隐性）人口积累性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他一些受平均主义或高福利主义影响的国家, 如北朝鲜、巴西…, 投资不足的状况大至相同。虽然这类国家的劳动成本普遍低下，但这种低下，不是经济高速增长状况下劳动成本被过度压抑造成的低下，相反，是在劳动成本相对过“高”，导致投资不足，经济增长缓慢而出现的绝对低下。中国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从绝对平均的不公平的一个极端，走向贫富严重分化的另一个极端。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收入分配只能在这两个极端中二选一，因为放开后必然出现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对劳动成本的打压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对劳动成本的压抑。这种腐败的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的勾联，使劳工在收入分配上没有丝毫的反抗力。当一放就乱威胁到独裁统治的基础时，又必然会回到平均主义一收就死的老路上。随着中国改开后GDP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E从靠近G的位置迅速向右方移动。但过程中“利润”收入（内含大量非市场的贪腐收入）与工薪收入间的分配始终极不公平，致使高密度人群区L向右端的移动极其缓慢。李克强在2020年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可见 L与E的距离越拉越大, 说明劳动成本低下和投资利润高企。一个数量巨大人群的收入区位L,非常靠近“月月光”的G点,尽管其收入的消费率非常高，但对全社会收入的消费率则贡献低下。占据了更大收入的另一群体，自身收入消费率的低下和入数较少,决定其对全社会收入消费率的贡献同样低下。而投资利润的丰厚，又刺激了全体居民的投资、投机的欲望,包括L区的居民,人人都勒紧裤带去参与投资,把弹性消费压到最低,我们看到一波又一波的全民投资、炒股的热潮，这就是实际消费曲线AD向AC下移，更靠近刚性消费，导致过度储蓄和投资的原因。过度投资持续到今天，终于导至产能过剩,投资机会大量消失，内外资同时外逃。收入的平均主义分配不公与过度压抑劳动成本的分配不公，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引致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社会所获效用偏离最大化。

问：今天中国的经济，到底是受到外部势力打压还是自身的经济结构失衡，才导致投资机会减少，资本外流和经济萎缩的呢？

答：可以斩钉截铁地答复你，是中国纵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此波畸形的经济高速增长已走到不可持续的尽头，面对中国投资机会与消费的必然萎缩，才出现了今天的国际政治走向和内外资外流。如果中国经济仍处在畸形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例如中国还处在2007年的环境，农民工不断涌入城市打工，投资机会仍在扩张且获利丰厚，并拉动国际经济也“欣欣向荣”，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外资你想赶都赶不走。西欧经济强国对中国市场的依依不舍，马克龙的幻想，马斯克在中国留到最后，华尔街鼓噪疫情后的报复性复苏，都是有力的说明。严厉的封控清零抗疫政策取消后，人们期待的经济复苏不但没有出现，反而越发萧条。面对中国投资与消费市场的萎缩，他们最后都不得不离开，把一个政治上独裁，经济上落后的中国甩到身后。所谓外部的政治和经济的打压，只是独裁制度下的中国，失衡的经济走到这一阶段的必然结果。常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本,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看来是道理的。

问：你认为，只有当经济纵向结构实现均衡，社会从中获效用最大化时，才能判断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怎么理解？

答：为了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就必须每期的生产都有适量的生产资料积累, 这就要求每个人根据自已的能力和收入作出必要的贡献，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是公平合理的第一条。过高的投资收益率，会使全体居民拿出过多的储蓄进行投资；绝对平均导致投资收益率过低，又会使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欲望低下而不足；只有劳动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度，既非绝对平均，又非投资收益过高使贫富差别过大，才能实现上述的公平合理。人们按收入大小进行的储蓄，实现社会必要的资金积累，从个人角度来看, 储蓄最终还是自已的资产, 但从社会一个永恒的过程来看，它又构成年复一年一个始终都没有用于个人消费的资产, 而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的资金。谁都不应怀疑，马斯克所建的星链，是股东们的私产，但直到他们离世，这星链都是为社会而存在的，其社会属性与私有性是分离的。马斯克一生的消费与其拥有的财产间有一个巨大差额，某种意义来讲，他只是以个人拥有的形式，用管理个人财富的热情为社会代管这笔财富，并为此付出艰辛的劳动和承担巨大风险，甚至连与资本量挂勾而付出劳动所得的利润收入，其大部分也再次贡献于社会，他一生所得的，就仅仅是其一生有限的消费。所有居民的储蓄和消费，性质都如此。用私人拥有的形式来管理社会发展所必要的财富，这是上天所设计的最有效率的形式, 使每个人都尽心尽力用管理个人财富的精力去管理社会的财富，与马克思所设计的那个由官僚管理的形式就好得无法比了。拿马斯克等一拨企业家与那些反市场而行为的贪官污吏相比，谁在为筹集、营运社会发展必要的财富而付出辛勤的劳动，谁在窃取这些财富，不劳而获并穷奢极欲，真正占有了剩余价值，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但在私有制形式下，个人追求财富增值的欲望，又常常使这个个人代管的社会财富超越均衡增长的程度，于是上天又设计了公平的收入分配、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与经济均衡发展三位一体的内在要求。这个三位一体不是那个人的发明，它一直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中，要求经济必须使每个居民公平地从中获益才能稳定发展。人所设计的绝对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导致投资不足和效率低下，经济无法均衡运行；劳资博弈中，资方独控分配大权，投资利润过高导致储蓄与投资过度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爆发危机；只有在民主立法机构中, 劳资这两个劳动群体，在深刻认识经济均衡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立法形式去实现公平收入分配，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所获效用的最大化和经济均衡。

问：但我们怎样知道经济纵向结构是否均衡和效用的最大化，在平均主义与贫富过度分化之间，找到那个公平的收入分配呢？

答：表1中的生产资料积累3是否正好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与技术进步对它的需要，是判断它是否均衡的依据，而观察失业率曲线的走向，能知道3的大小是否正好或趋于正好满足劳动的需要，所以失业率曲线的走向，是我们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工具。如果失业率快速下降的曲线直冲向充分就业区（达零失业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说明经济的纵向结构持续处于失衡状态，收入分配是不公的。失业率曲线靠近充分就业区时与之形成夹角的大小（绘图参数确定），反映分配不公的程度。只有当失业率曲线接近充分就业区时与之形成的夹角趋近于零，收入分配才是公平的。下面用图３中美国失业率曲线的波动来说明这个道理（图３参考梁中华 李俊：《投资风光不再，消费能否独好？》一文中的图表 1 和 【中信证券宏观】《2020 年美国失业率出现拐点》图 2 等资料整理而成，应是投资者实操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文后的附件2的简要说明）。

图3

从图中的浅绿色区可见，每当失业率急速下降时，总是私人投资增速处于高位（注意：投资增速曲线在高位即使平移，也说明投资量在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居民的消费也在增长，但增速就慢得多。可以断定，在浅绿色区内，Ⅰ部类产出的３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用在失业者投入生产的需要上，所以失业率曲线才出现这种下降的形态。但当失业率曲线接近充分就业区后，除非天上仍有足够的劳动者持续不断掉下来，否则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依据失业率曲线走势，在它接近充分就业区之前，就应该通过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增大劳动成本，使失业率曲线的下降速度趋缓，使之进入充分就业区时与零失业线平行，或在区内微幅波动，这时的收入分配就是公平的收入分配了。

问：这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做的事情吗？

答：恰恰相反，全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证明，由官僚来管理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收入分配，不是走向绝对平均的极端，就是走向对所谓低瑞人口最残酷剥削的另一端。收入分配涉及不同阶层的利益，需要一种机制来平衡。早期的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垄断了收入分配的权力，收入分配当然会偏向于投资者一方，不公平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官商勾结利益集团控制了政治、经济、刀把子和笔杆子的大权，不公的收入分配向着投资利润，向着官商勾结利益集团的一方倾斜，就有过之无不及了。只有当今的民主议会立法制，普罗大众才取得代议立法权，如果人们又认识了公平收入分配的原理，就有机会通过与收入分配有关的立法，再通过市场运作，去实现经济的均衡，并使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

问：图3中看到，失业率曲浅无论在浅绿区的向下冲刺，还是在粉红区的向上反弹，大都处于失业严重的状态，既然都有大量失业者，说明并不缺少劳动力。为什么粉红区的大量失业者，为什么今天中国那么高的失业率，就不能推动生产资料积累３，推动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呢？

答：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举下例：“设一个有 300 名工人的制衣厂。该厂老板为赚更多，利用失业者就业竞争的有利条件，尽量压低工人工资，用更多收入去扩建厂房、买设备、购进布匹，使企业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于扩大投资，此外有部分工人也节衣缩食入股投资，工人和老板的收入都尽可能少地用于消费。第二年，工人增加到 330 人，加上技术提高，产出增加 15％。第三年失业的情况一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产值又增加 14％。企业一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且一切正常，因为年年都能招到足够的人手。十多年后，企业规模达千多工人，之前的双位数增长，年年增加的生产资料与年年招收的劳动者人数之间是搭配的、协调的。 这年他还在扩建厂房、增购布匹、更换并买进更多更先进的设备。但突然出现‘民工荒’，只请到两个新工人，而计划增加百多人的厂房已建好、布匹和设备已购进，企业产能过剩了。”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上下游的企业都会遇到相同的困境，都必须压缩投资。而压缩投资又必然与已经适应投资高速增长的纵向产业结构相冲突，引致失业人口大幅度增加。但这样的失业还能反过来推动投资和经济高增长吗？所有上下游企业，能一起招回那些失业者并追加“天上掉下来的劳动者”，去推动那些已经过剩的产能吗？不可能了。这个例子说明：第一，经济能超过自然增长的速度高速增长的两个必要（非充要）条件是：1.有大量的失业者，2.生产资料存量相对不足，无法满足社会全部劳动者劳动的需要，二者缺一不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非常充足地具备这两个条件。当经济从浅绿区向粉红区过渡时，两个必要条件突然消失了，出现一个短时间的劳动力短缺（中国出现民工荒），劳动力供给跟不上生产资料积累3的增速，显现出产能过剩。当产能过剩导致投资萎缩，失业人口再次大量出现时，这种产能过剩条件下的失业与产能不足条件下的失业是不同的失业。第二，产能过剩意味着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的投资必然萎缩，导致短时的劳动力不足后失业率反升，以及失业率反升后的消费萎缩。第三，粉红区的失业人口必须等待产能过剩、生产资料存量过剩转化为不足后，才有机会再次高速投入生产，这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已经失衡的整个纵向经济结构体系有很强的“惯性力”，就象钟摆摆锤高速越过中位时的动能，必把摆锤推向发动另一次摆动的高位一样，这个失衡的“惯性力”必然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才能到达发动另一波周期的起点。由此可见，粉红区的失业与浅绿区的失业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是无法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

问：当中国出现民工荒时，按你所言，应该是生产资料过剩显现，投资开始萎缩的时候，但接着就是“脱实向虚”，泡沬经济泛滥，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上的投资高涨。这一方面说明，投资仍可以高速增长，另方面还说明，投资能转向生活资料住房的生产，改变两大部类的结构并趋向均衡，这都与你的理论明显不符，如何解释呢？

答：“脱实向虚”，泡沬经济泛滥，明显是高投资低消费非均衡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许多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前常常会经历这个阶段。就GDP 的所有产品来说，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只有两种东西，一是生活资料，二是满足下期劳动要增加的生产资料（略去武器等）。私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财富的增长。而财富增值，从产品的角度来看，最终都要体现在积累的生产资料，和大件耐久并能泡沫化增值的生活用品，这些能不断堆积财富的产品上，而不是那些随时就消费掉的产品上。如果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些能体现财富增值的产品已经过剩，投资就会失去动力。“脱实”，说明继续在实体经济的高投资，导致生产资料存量继续高速增长已不可能，产能过剩后那里已赚不到钱，否则你赶它都不会“脱实”。但过剩的投资资金惯性地仍在高速增长，它唯一的出路，就是投入泡沬。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几乎人人都参与其中，有的倾几代人的积蓄，有人甚至不惜冒险高杠杆投入，他们并不明白这场赌博的风险有多大，还以为稳赚不赔。做庄的商家在煽风点火。愚不可及的政府不仅没有及时压制住泡沫，甚至把这些泡沬当作增加收入、维稳经济的手段，以至泡沬越吹越大时，让它破也不是，不破也不是。泡沫是个无底的黑洞，随着泡沬增大，它要吞食的资金成几何级数增长。但可用的资金，包括动用未来的资金是有限的，中国家庭资产的七成已投放在房产上，还能挤出多少呢？泡沫终会到达资金供给难以为继而破灭的一天。xxxxxxxxxxx房地产、债务，金融、股市…这些连环泡沬连环爆破后，除极少数提前脱身者赚到外，更多人已输得两手空空，甚者更是债务缠身。一个庞大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在图２中己被密集到“月光”线AG的左右。这个高投资低消费最后阶段的作用，并不是提升消费，恰恰相反，泡沬破灭后的消费资金萎缩及债台高筑，甚至使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消费，都被压缩在很低的水平上，反过来又使投资难以复苏。日本经历过这种泡沬破灭后停滞三十年的阶段，中国用“清零”之针剌破泡沬经济后，也必然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衰退、停滞期，解除“封控”后不但不见复苏，反现一片萧条，原因就在这里。

问：问题是，既然劳动力已从过剩转为不足，为什房地产投资还能高速增长，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吹起的主要泡沫总是房地产，这与你的理论不是相矛盾吗？

答：原因是房地产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它的高价值和产业规模巨大，正好能吸纳规模巨

大的过剩资本，通过房地产投资及其形成的巨大泡沫，赌博的赢者能把民间当今及未来消费的可用资金搜刮得更加干净。市场上曾出现过郁金香泡沫、兰花泡沫、红木泡沫…，这些泡沫都无法吸纳那么多的过剩资本，也难以复制再现，唯有房地产泡沫能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国家重复再现，它的规模巨大，有无尽容量去吸纳巨量的过剩资本和弹性挤出的消费资金。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价格曾不断飞涨的一栋栋空置房、烂尾楼和一座座鬼城，在泡沫破灭前都曾虚幻地满足着人们财富高速增值的欲望，直到今天才知道，那些空置的楼房，只是泡沫化的财富，是全社会毫无意义花费巨量劳动生产出来的费品。第二个特点，是它与位于产业链前端、中端的生产资料不同，房地产位于产业链的终端。前者的高增长，无论产前产后都需要劳动力的高速投入，如果产后没有高增长的劳动力搭配，对高速积累生产资料的需求就消失了。而房地产的高增长，只需在产前有劳动力的高投入，产出后的房地产品就不再需要劳动力的高投入了。明白点来说就是，利用现有的劳动力生产出净增的１万吨钢铁和ｌ千台织布机，就必须新增大量的劳动力去加工这些钢铁和使用这些织布机，但你同样用现有的劳动力生产出几十栋新住房，并不需要新增多少劳动力去配搭这些产品；前者会增加新的产能，要有新增的劳动力去生产，投资才能获得回报，而后者只是耗用已有的产能和劳动力产出房屋，然后等待更多资金投入这个泡沫，使房产增值来获得投资回报。这两大持点，就是经济从劳动力过剩转到不足，产能过剩时，房地产取代生产资料积累３，成为投资积累财富的标的，走投无路的过剩资本，和天量压缩当前和未来消费的资金，都纷纷流入这个泡沫的原因。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无论资金的流入量多大，它都照单全收转换为房价飞胀。泡沫越大，房价越高，要继续维持这个泡沫所需的资金就越来越大，但可投入的资金总是有限的。如果说前阶段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高增长，耗尽了过剩劳动力，那么高投资低消费最后阶段的泡沫经济，则耗尽了所有压缩消费能挤出来的资金，这就是非均衡高投资低消费的尽头。中国的泡沫经济正在破灭，不均衡高投资的结果，一定是投资的萎缩；经济非均衡高增长的结果，一定是经济增速下滑；泡沫膨胀时，国家、地方和个人的资产都在虚幻地膨胀，泡沫破灭时虚幻的资产消散了，露出绝大多数人真实的贫穷和债务。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结束了！

问：你是从一个封闭的角度来说明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都不是封闭的经济体，国际贸易改变了它们的纵向产业结构，那么还能从封闭的角度去理解它们的纵向经济结构吗？

答：问得好。这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问题，我只能作一些概略性的回复。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不同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国家的出口以最上游的产品为主，如沙特阿拉伯、澳洲…，有的出口以下游产品为主，如中国…，这确实一定程度影响了它们的纵向产业结构。但纵向产业结构只是经济纵向结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此外更重要的还有收入的分配结构、收入流的消费储蓄比和消费投资比结构，它们决定着贸易出口转换而来进口的产品结构，有多少是消费需要的，有多少是投资需要的。因此可以说，贸易出进口，最终是一个国家经济纵向结构的组合部分。收入分配过度问投资收益倾斜，进口产品结构就相应会偏向于投资用品，当高投资低消费非均衡经济高速增长走到尽头时，它也是产能过剩的一个部分，是国家经济纵向结构失衡的一个组合部分。另外，目前的全球经济，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经济体，其中一国特别是一个经济大国，其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及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都会通过国际贸易向外输出，导致全球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例如中国的高投资低消费，不公平的低劳动成本所形成的竞争力和持续巨额贸易顺差，迫使各国也必须压低劳动成来应对。我的意思并非所有国家的劳动成本要一致，不同国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同，劳动成本有高有低是正常的，但只要各自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你向国际市场输出了多少价值的商品，居民就有足够的购买力，去消化相当价值的进口商品，进出口贸易应是相对平衡的，你给国际市场提供了多少，又从国际市场取回多少，略有顺差，适量储备，以备将来的进口所需。

问：人人都在说，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把中国经济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你的理论，似乎在给他一个可下的台阶，是这样吗？

答：非也。前面已经说了，独裁政治体制下的收入分配，会在绝对平均和贫富差别恶化的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从毛、邓江胡再到习，正好走完一个循环。毛时代的绝对平均与贫穷就不用说了。毛崩殂后，绝对平均主义已无以为继，经济濒临崩溃，走向另一极端已势不可挡。以邓、江为首的那个家族群，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贪腐的领军一族，贫富差别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当民众起来真正要反腐的时候，例如六四，为保权与利，他们会毫不手软动用国家机器进行血腥镇压。中共从上至下的层层级级，有着同一结构的腐败模式，纵横交错形成一个盘根错节体系，寄生在整个经济体之上，这是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市场经济中没有的。这种独特的寄生于市场经济之上的权力体系与商界的勾联，对劳动成本和社会消费所产生巨大且无法抵抗的压力，也是民主法治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做不到的。当经济在这种独特的官商结构下非均衡地高速增长，直至不可持续，危及独裁政权时，独裁者想的必然是重回毛的平均主义老路，以保他们的江山，而无论当权的独裁者是谁。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过程中陆续上位的独裁者谈不上那个更好。他们在过程的不同环节上台，做着独裁者必然会做的事。习近平也是如此，他在最末环节上台，所接的绝非一手好牌，政权与经济正必然走向崩溃，而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加速这一过程并使问题更加恶化。但他未必能够实现重回毛时代的“中国梦”，因为民智渐开，时代已经不同了。

问：战后日本等一些非独裁主义国家不也有类似的过程吗，为什么要把独裁与此过程扯在一起呢？

答：经济纵向结构的失衡，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在独裁国家都会发生，因此会有类似的过程，但发生的机制，失衡的程度和危机的处理上都是不同的。我们先看看下面的表2。表中可见，战后

表2

日本和文革前后中国，都完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但又有明显的差别，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建国后的前阶段，实行的都是不公平的绝对平均的收入分配，导致投资不足，经济增长缓慢，劳动力大量过剩，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独裁者（毛）独断专行的错误政策，必导致产能不足。与此过程不同的是，民主国家没有这个绝对平均主义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已走到死胡同的尽头。当预感即将崩溃的经济危及独裁政权时，以邓小平为首的一群改革派独裁主义者，通过政变从“四人帮”和华国锋手里夺取政权，开启了利用市场来拯救其政权的改革开放，经济才进入高投资低消费高速增长阶段。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收入分配关系从绝对平均迅速转向贫富两极分化的另一极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投资所得利润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营运资本这种社会必要劳动的收入；二是名义上个人所有，实为代社会营运的资本；三是贫官与奸商勾结非法从利润中窃取的价值，规模上来说是独裁主义国家才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的主要占有者，就是那个口口声声说代表代工人阶级利益，其实是与奸商勾联形成利益集团，牢牢把持着收入分配大权，还控制了包括国家机器在内所有大权以压迫劳苦大众的那个黑社会党。看看邓、江…那一个一个肥得流油家族群，看看他们“先富起来”的财富怎样取得就再清楚不过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权在资方，分配的不公，必然偏问于利润而压抑劳动成本，这是事实。劳与资作为两个劳动者群体，在民主国家的民选议会里，通过博弈是能够达成妥协，劳方逐步取得一定的收入分配权，是完全有机会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在较成熟的民主国家，议会的立法都非常重视劳工的权益，但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理解经济的均衡点在哪里。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期，谁要威胁到利益集团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和独裁主义政党的统治地位，就会毫不犹豫动用国家机器，对反腐败反压迫的“无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例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六四”。这种国家暴力之下的收入分配，是所有收入分配机制中最恶性的一种，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贫富差别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也是高投资低消费、经济纵向结构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当失业人口和实业高投资机会突然消失，经济进入脱突向虚，用泡沫经济抽干消费资金这个高投资低消费的最后阶段后，利益集团与政府部门合力，用保护早该破灭的泡沫使之持久不破来维稳政权，还鼓吹什么社会主义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的神话，这种苟延残喘的耐力，确是民主国家中不会出现的。但泡沫持续的时间越长，吹得越大，意味着泡沫最终破灭时的贫富差别越大，广大民众当前及未来可用的消费资金将被抽吸得越干净。日本的泡沫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破灭后，经历了30年的停滞期，在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走出经济失衡的陷阱。中国的泡沫经济正在爆破，其规模和破坏力远远超过日本，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一党专治的独裁政权已无计可施，无论是向毛时代倒退还是开放，也无论是躺倒、蛮干还是换帅，都无一能挽其经济于既溃，护其政权之将倾。

附件1：如何将部门投入产出表转换为部门-部类投入产出表

下表是参考华泰证卷在“研究报告 (htsc.com.cn)”上《行业全景画像：投入产出表视角》一文中设计的，反映了投入产出表的一般结构的示例（下文简称“示例表”），稍作改动而成。

我们将它转换为正文中提到的结构如下的部门-部类投入产出表（下文简称“部类表”）。

为便于说明，我们将转换所得的部类表提前展视如下：

可以认为，除战争用品外，所有合法产品，除了生活用品，就是生产用品，我们把战争用品隐略在其他投入与产出中。在示例表中清楚看到，三个部门产出的消费品分别是40000、50000、40000，这就是Ⅱ部类在三个部门中的全部消费品产出。根据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平衡的原理，这三个部门为生产消费品分别投入的也是这么多，我们在Ⅱ部类三个部门的总投入中列出这三个量。用示例表中三个部门的总投入减去Ⅱ部类三个部门的总投入，就是Ⅰ部类这三个部门为生产生产用品的投入，列在Ⅰ部类三个部门的总投入中。

火力发电部门生产一度电，无论用在工业生产上和用在家庭照明上，所消耗的煤炭等燃料是相同的。可以认为，Ⅰ部类三部门和Ⅱ部类三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是相同的，与示例表中三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也是相同的。而示例表中三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是可计算的，用此系数矩阵，根据Ⅰ部类三部门和Ⅱ部类三部门的投入或产出，就能分别算出它们的中间投入矩阵。

难点在于，Ⅱ部类产出的消费品，用于ⅠⅡ部类各部门的投入，是按人头的最初投入，而不是在一个个生产部门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没有投入矩阵。示例表中最初投入的从业人员报酬，也并非全部用于消费。但各部门的报酬量之比，基本反映了各部门从业人数之比及其消费量之比，我们据此去计算各部门最初投入的消费量。如农业部门的消费量为130000×35000÷95000≈47895，然后再按农业部门ⅠⅡ部类产值比，计算出农业部门ⅠⅡ部类最初投入的消费量分别为30479和17416。用同样方法计算出工业和其他部门的ⅠⅡ部类最初投入消费量。

本附件中的部门投入产出表和部类投入产出表，作为设计的示例，只是用粗略的数字去显示两种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和部门、部类产业结构的客观存在。更精细地反映现实中部门、部类产业的投入产出表，有赖于详实的统计数据。

附件2：怎样用失业率走势图进行投资

下图（参考资料见正文图3）是美国投资、消费和失业的走势图，对投资者的实际操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观察其失业率走势图。我们设想2023年后失业率的三种走势，用虚线1、2、3表示。（一）如果天上有足够的劳动者不断掉下来投入生产，那么失业率就可以穿过0失业率线继续下冲，如虚线1，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并与之前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纵向生产结构所要求的一至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二）失业率在充分就业区内平稳向前运行，如虚线２，这是最理想的均衡增长，但自2010年以来积累性形成的经济纵向结构，与它要求的纵向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实现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三）那么失业率曲线走势的唯一可能，就是虚线３了。看看失业率曲线百多年的走势，当它直冲向充分就业区后，无一例外都如３一样反弹，失业率上涨，投资委缩，经济增长下滑，对失衡的经济进行修正。我想，精明的投资就知道该如何操作，比我不知聪明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