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岩講到一個重要的概念， 政府的作用就是削峰添谷， 天生就是與富豪作對的。  但是， 在落後國家與先進國家裡， 政府的作用不完全一樣。 先進國家的政府可以是富豪的代理外出搶劫掠奪（技術壟斷， 金融壟斷， 貿易市場壟斷）， 既然有外部來源， 內部分給窮人一些也不會招致太大的反抗。而落後國家就完全如冶岩所講， 私有企業唯利是圖，稍不滿意就不僅僅是逃跑， 而是動用財產，左右顛覆政府甚至發動戰爭了。  烏克蘭的寡頭政治就是如此， 俄羅斯富豪如果不是遇到了克格勃出身的普京， 也早把俄羅斯顛覆幾個來回了。  當然，富豪寡頭雖然可以顛覆政府， 但是，他們既沒有代替政府的億元， 更沒有代替政府的能力， 讓執政的巧克力大王， 去削峰添谷，天然氣大王肯定不答應， 而巧克力大王雖然富有， 把自己腳丫子鋸下來做巧克力也添不了貪婪百姓的低谷。 所以， 寡頭控制落後國家的結果就是戰亂， 數完選票砍人頭的機理就是如此。

冶岩還談到了效率問題。 這個問題談的不深入。  單個國有企業的效率固然可以學習股份公司的管理方法提高效率， 也可以用西方放股份公司的管理方法來減弱腐敗， 但是， 國有企業生產的真正目的不是利潤， 相當條件下國有企業不需要高效率， 不需要高利潤， 並且要人為減少利潤。  比如說中國的鐵路， 春節車票緊張為什麼不提價？ 也就是為什麼不按市場規律辦事？ 這是因為國企承擔這社會責任， 這是利潤的提前分配。 國企效益的計算方法是全民效益， 而不是單純的企業效益。

西方社會修公路的時候就沒有算公路本身經營者的利潤， 而是公路給社會帶來的整體效益。

冶岩沒有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問題， 他甚至隱含了必須服從市場經濟才能持續增長。  實際情況絕不是這樣。  經濟計劃無處不在， 現代化企業根本不能在完全的市場經濟狀態下生存。 當今世界已經不存在完全的市場經濟了。  加拿大奶牛與美國的捕魚行業是按市場經濟嗎？ 完全是計劃經濟嗎！

美國的經濟學家們拼命到中國推銷市場萬能論那是絕對的別有用心。

真正高效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是：公有制為主體， 多種所有制並行， 計劃經濟為骨幹， 市場經濟為補充的中國經濟體制。

公有制的適當比例就是國家不被私有企業寡頭所勒索， 任何私企如果要逃走退出國企可以瞬間補齊空缺， 任何私企妄圖欺行霸市，囤積居奇，哄抬或者打壓物價， 國企可以讓他血本無歸。 這就是國企的適當比例。

計劃經濟無骨幹， 什麼樣子的骨幹， 這一點， 陳雲講的很清楚， 鳥籠經濟， 以計劃經濟為鳥籠提供穩定性和經營環境保護， 以私有市場經濟為鳥， 增加經濟活力和創造力。

事件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嗎？ 請不要拿歐美發達說事。 世界上與中國可比的國家只有印度。 因為印度的經濟起點，社會文化啟點，國際地位起點與中國基本一致。  這兩個國家沒有殖民地搶劫階段， 並且都是被搶劫對象。 並且， 印度過去60年的國際環境比中國強多了。 不要說前30年被東西方封鎖又被八國聯軍威脅， 美國對中國的封鎖至今沒有接觸。

不要說印度今天經濟一塌糊塗， 印度早已經分裂成東西巴基斯坦， 現在還戰亂不斷。 兩個國家的制度優劣對比不是一目了然嗎？

——————————————————

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出路是“公有制+市場機制”

（冼岩）當下重提公有制，其意義與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各種提法完全不同，僅僅是為了化解市場經濟國家在調節分配過程中所必然衍生的一個“不可克服”的困難。

在《當下經濟問題的根本癥結與出路》一文中，筆者提到，要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分配問題。解決分配問題無非是“削峰填谷”，市場經濟國家常用的“削峰”手段是利用稅收工具，無論是財產稅、遺產稅，還是高起點、高累積的所得稅，都可以有效調節分配，但同時又必然帶來巨大的問題，那就是資金外逃。

如果中國成為高財富人群的稅收高地，資金的外逃是不可避免的。比資金外逃更可怕的，是企業外逃：既然在這個地方稅後收入低，在別的地方收入高，為什麼不將企業搬到別的地方去呢？企業家和股東辛苦經營企業的目的，不就是為了高回報、高收益嗎？如果賺錢的企業紛紛往外跑了，一個國家的經濟也就垮了；走向公平的努力，將導向“共同貧困”。可以說，全球化如同金融槓桿一樣，無限放大了資本一方的力量和權力，使得資本的意志無法抗拒，哪怕是各國政府——如果讓資本不滿意了，它們隨時可以跑掉。自十八世紀俾斯麥以來，社會福利制度對資本主義所做的修補，已經完全被全球化、金融化所衝垮。這就是為什麼斯蒂格利茨、皮凱蒂等經濟學家會同時發現，近幾十年來在各主要國家貧富分化紛紛加速的原因。在全球化條件下，除非各國聯手，似乎沒有能夠限制資本的有效手段。以稅收遏制資本，調節收入，也變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此前法國政府打算提高個人所得稅，富豪們聞訊紛紛往外跑，結果導致法國政府不得不“違諾”，這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可見，在全球化背景下，調節收入已經不能主要依靠稅收。於是，公有制的選項又重新進入視野。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真正以公有制（國有和集體所有）為主體，“削峰”問題就不存在了；即使存在，調節起來也無須再擔心資本和企業外逃。剩下的問題僅僅是：公有制企業能不能有效率，會不會導致“共同貧困”？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已經完滿回答了這個問題。無論是那些在競爭性行業風生水起的大型國企，還是南街村、華西村等令人驚艷的集體企業，都證明了公有制企業在市場機制條件下的生存能力，它們既創造了高效率，又保障了相對公平。但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下，近年來，國內對國企的指責很多，其中唯一相對站得住腳的，就是對國企腐敗的批評，因為國企較多腐敗確實是事實。但事實不等於規律，近些年中國國企的腐敗多發，與整個官僚體系的腐敗多發是一致的，原因也是相同的：不是因為現行制度導致了腐敗不可避免，而是因為人為因素導致了腐敗蔓延。正是由於此前的管理渙散、執法不嚴，導致腐敗在多個領域全面膨脹。而本屆執政黨中央嚴打腐敗、導致腐敗分子“不敢貪”的現實，說明了在現行體制下，腐敗問題是完全可以“管好”的。既然執政黨有能力管好官僚系統的腐敗，那麼它就必然有能力管好公有制企業的腐敗；如果確定執政黨和政府管不住公有制企業的腐敗問題，那它也必然管不了官僚體系的腐敗問題。如此一來，就已經不是“要不要公有制”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改變政權”的問題了。實事求是地說，近兩年中國反腐的力度和效果，超越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這說明中國現行體制是完全有能力遏制腐敗的，關鍵是必須像王歧山講的“不信邪”——如果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當然就會混日子，挨過一天算一天，先撈足好處再說，隨時準備“下船”。

實不實行公有制，是願不願意真正解決好分配問題、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而如何防治公有制腐敗，則是具體的治理問題。二者是不同層面的問題，不可同日而語。其實，腐敗並非公有制企業獨有，非公有制企業同樣存在道德風險，例如美國此前的安然醜聞，近些年的華爾街醜聞。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都同樣面臨腐敗治理的難題。國企腐敗並非不可治理，也不是否定公有制的“殺手鐧”。

既然公有制企業可以有效率，又能夠保障分配調節的順利進行，其腐敗問題也非不可治理，那麼，中國就沒有理由不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目前的改革方向，不應該是縮小公有製成分，而應該是在市場環境下儘可能擴大公有製成分。在“公有制+市場機制”解決方案中，如果說“公有制”對應的是公平（分配），“市場機制”對應的就是效率，公有制必須搭配市場機制的目的，如拙文《當下經濟問題的根本癥結與出路》所述，是為了避免計劃經濟中供給與需求脫節、二者之間缺少市場價格信號這樣一個中介環節、不能以需求引導供給的困境。只有將“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才能既得公平，又得效率；少了任何一方，最終結果都是既失公平，又失效率。

在中國的具體情境下，為了保持市場機制的活力，沒必要全部採用公有制經濟，可以保留部分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只要真正做到以公有制為主，即可起到兼顧效率和公平的作用。當然，在此同時必須加強對公有制企業的監管，強化國民參與分配，防止“內部人”或內外勾結侵吞公企利益。就目前的所有制分布形勢而言，需要大力發展而非是限制、打壓公有制經濟，這是無疑的。尤其是可大力發展由公有制經濟控股的股份制企業，這應該才是在中國發展混合制經濟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