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2000多年的皇權帝制社會裡，歷代皇室和歷代朝廷均遵循：

（1）“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治國安民原理

（2）“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民權保障機制

（3）“藏富於民，還富於民”的以民為主的民主原則

因此，中國2000年的皇權史是一個“官少，兵少，稅輕”的輕稅史。任何皇室和歷代朝廷不敢對國民橫徵暴斂，大家也很難找到證據能夠確鑿證明皇室朝廷對國民有過橫徵暴斂！

夏（約10%）

我國賦稅始於夏代，“夏后氏五十而貢”。即以五十畝地為計量單位，並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一，作為向國家繳納的貢賦。

西周（約10%）

西周實行井田制，土地分賜給各級貴族，但只有享用權而無所有權，所以不准轉讓和買賣。國家將方里土地按井字形劃為九區，中一區為公田，餘八區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穫全部繳給領主。

春秋戰國（約20%）

春秋戰國時期魯國實行“初稅畝”，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須按畝交納土地稅。初稅畝是我國古代賦稅制度的第一次重大改革，它廢除了按勞力計征的力役地租制，確立了以田畝計征的實物地租制。

《春秋》載：“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覆其餘畝，復十收其一”，也就是十分之二，是井田制的兩倍。

秦（66%）

《漢書·食貨志上》：“收泰半之賦。”顏師古註：“泰半，三分取其二。”三分之二啊，太狠了！

秦除按地收租外，還論戶取賦，也就是所謂的口賦，即人頭稅。

兩漢（不超過8%）

漢朝時期，國家把農民編為戶籍，作為徵收賦稅徭役的根據。農民是國家賦稅的主要承受者，農民的賦稅有四項：田租（土地稅）、算賦和口賦（人頭稅）、徭役、兵役。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教訓，輕徭薄賦，但是漢朝田租輕而人頭稅重。漢高祖實行十五稅一，文帝時實行三十稅一，東漢光武帝把田租恢復到三十稅一。

唐宋（不足7%）

唐朝的租庸調稅制是對唐朝以前我國兩千多年來各朝代所實行的實物稅的總結。租庸調製的內容是：丁男每年向國家交粟二石，稱作租；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麻，稱作調。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稱作庸（服役發展為可納絹代役）。租庸調製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前提的，均田制規定每個成丁的農民都受田一百畝，因此國家徵收租庸調時只問丁身，不問財產。（以上按人丁為主，以下以田畝為主）

均田制後遭破壞，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始改行兩稅法。根據財政支出定出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額，向當地人民徵收。兩稅法變租庸調以人丁為徵收賦稅標準的原則為以財產、主要是土地為徵收標準的原則，合併為戶稅和地稅。（徵稅時間逐漸固定）

宋仍沿襲唐兩稅法，王安石實行方田均稅清丈土地，符合公平稅負原則。

兩稅稅率以每畝1斗為基準，約為十五稅一。

元（不足7%）

元朝田賦法的不統一，北方仿行唐租庸調法，江南仿唐兩稅法。

明（不足4%）

明代的稅賦是歷史上最低的，大約四十稅一~三十稅一。

明代初行兩稅法，自嘉靖十年起，推行“一條鞭法”的賦役改革，將各種賦役儘可能歸併為幾項貨幣稅，以徵收貨幣代替徵收實物和徵發差役。這是中國古代賦役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沒能徹底實行。（實物地租為主逐漸趨向於以貨幣地租為主）

清（不足7%）

清初則繼承明制，繼續實行一條鞭法，但丁銀和田賦仍是兩個稅目。雍正年間，實行“攤丁入畝”。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作為徵收丁稅的固定丁稅總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第二步實行地丁合一，將丁銀攤入田畝，徵收統一的地丁銀。“攤丁入畝”的實行完成了賦役合併，取消了徵稅的雙重標準。人頭稅基本廢除。

PS‧稅法有其發展趨勢，但也不斷反覆。像唐朝時的“兩稅法”、明朝時的“一條鞭法”、清代時的“攤丁入畝”等等。每次稅費改革，將前面濫征的各種攤派與附加，與正稅合在一起一併徵收。然而改革之後，漸漸政府忘記了這一併徵收的賦稅，本身已經包含了攤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攤派。結果是改一次，賦稅增加一回。這就是所謂的歷史上有名的“黃宗羲定律”。

當代（51.6%？）

當朝的稅賦是多少，我們用/郎咸平教授的一段話來說明：

各位企業家，你知道你去年交了多少稅嗎？我們拿到的實際數據顯示，去年，你們交的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占到了中國企業稅前利潤的70%，你們各人交多少稅，直接稅加上間接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全部加在一起，我們政府去年向個人抽的稅高達平均所得的51.6%這兩個數字都是政府發布出去的。這兩個數字，是全世界自從有人類以來的最高。沒有一個國家敢收這麼高的稅，中華五千年歷史也沒有一個朝代敢收這麼高的稅，結果我們這個朝代有。

－－網絡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