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制度的失敗是危機的根源

（美）汪 翔

對於金融危機的根源，已經有太多的文章和書本在分析和解讀了。連我自己都寫了三本專著來分析這個問題，無非是想知道為什麼那麼多龐大的金融公司，在擁有那麼多一流的人才的情況下，還是那麼的不堪一擊。

我不想歸納人們找出的原因。對於那個問題的那種形式的答案，我已經有上百萬字的著作在那裡準備着。

在這裡，我只想問，如果用一句話來說明，什麼是製造金融危機的真正根源？那麼，我的回答是：人們的貪婪和自利，外加缺乏監管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為這種自利和貪婪的最大限度發力提供了基礎。

具體而言，金融危機的根本，就是大量的金融機構採用了高倍數的金融槓桿投資，最後造成了自己無法承擔的虧損。

而金融公司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在投資時，大家都不覺得那裡有風險，他們所投資的以美國房貸債券為基礎製成的CDO中的AAA最安全部分，在過去幾十年期間都沒有多少風險。

既然是那麼長時間的歷史數據證明沒有風險的投資，當然就可以採用儘可能高的金融槓桿了。在沒有風險的情形，你所有能夠獲得的利差就是利潤。

結果是，大家都錯了，大家都認為沒有風險的債券，實際上風險很大。

這裡面實際上有兩個問題：他們真的沒有看見風險嗎？如果看見了，那麼，他們為什麼又都那麼安然地視其為安全的投資呢？

我個人認為，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從表面上看似乎是那樣，實際上，我不相信他們都沒有看到可能的風險。

他們是在一個能夠被“合理”解讀為“沒有風險存在”的環境下，來進行高槓桿投資的。既然能夠被合理解讀，為什麼皇帝不是在裸體，而是穿着一件“新衣服”；而且，這種解釋又能夠讓自己繼續搞高倍數槓桿投資；而這種投資才有可能在流動性過剩的情形，讓自己多賺利潤；而只有在多賺利潤的情形，作為公司的管理者，才能夠獲得更多的紅利和獎金。那麼，繼續讓皇帝穿着新衣招搖過市，就是大家最好、最理性的選擇了。

至於這種選擇最後可能出現的“前提不成立”的這個“小概率”事件，那自然就不是管理者應該和值得考慮的事情了。因為，自利決定了他們必須追求短期利益，而貪婪又決定了他們必須盡一切可能獲得最大的短期利益。

自利讓他們視皇帝新衣為正常，沒有人願意當小孩。

貪婪讓他們有動機在這種想當然的假設條件下，來最大化可能的投資回報。

結果是，在前提不成立的情形，自然就是大虧損了。而大虧損的結果，又是自己不需要承擔太大的責任。

君不見，即使是那個將美國國際集團搞垮的AIG金融服務公司的老總，最後在獲得巨款之後，也沒有遭受什麼大的懲罰。

這從一個角度證明了上述邏輯的正確性。

種種跡象表面，當時人們已經早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在大家都採取了巨高的金融槓桿之後，唯一能夠讓大家都不出麻煩的辦法，就是“去槓桿化”，也就是將過去使用的高倍數槓桿給降下來。而這樣做，就必須迫使大家全部選擇賣出手上持有的債券，而在大家都這樣做的時候，也就意味着債券市場的崩盤，結果就是大家都死。

也就是說，在大家意識到問題時，已經是無路可退了。唯一的選擇就是大家心照不宣，讓時間快點過去，讓時間老人來解決一切問題。只是沒想到，時間老人那麼不給面子。對於這個過程的演進和金融機構的尷尬處境，我在《博弈時代》（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里做了詳細的分析。

任何人都不可低估華爾街人的智慧和膽識。否則，你就會自尋煩惱和自找麻煩。說華爾街只有鮑爾森一個明白人，知道美國的房市泡沫已經很大，即將破裂，我的分析似乎得不到這種結論。

誰製造了房市泡沫，房市泡沫何時會破裂，這類問題實際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麼那些人會主動的去製造泡沫，他們因此而獲得了怎麼樣的好處，這些好處又為什麼那麼有吸引力，為什麼在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下，這些又是很自然和必然會出現的結果。在《危機與敗局》（商務印書館，即將出版）中，我對這個問題給出了比較詳細的分析和解讀。

人的自利性和貪婪本性是任何人都改變不了的，在這方面搞什麼“思想政治工作”，純粹是自欺欺人，表明的只是自己的弱智和無能。正視它的存在和不可改變性，然後再在此基礎上來引導，才是上上之策。

而現代管理制度的最大問題就是，讓管理者有動機追求短期利益，而置企業的長期利益於風險之中。房利美的敗落是這樣，美國國際集團的敗落是這樣，雷曼和華盛頓互惠銀行的敗落也是這樣，無一例外。這就是我在這本《美國大敗局》中想要證明的。

這也是為什麼，巴菲特一再強調說，他需要自己的企業以百年為時間段來搞計劃，而不是什麼五年計劃之類的短期計劃。一切的短期計劃都應該是以長期計劃的實現為目標。在格林伯格領導美國國際集團的時候，他一再強調的就是這種經營理念，這也是為什麼他能夠一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他離開之後才幾年，自己花了幾十年心血打造的金融巨無霸，就那麼簡單地被自己給擊敗了。

金融巨人的不堪一擊，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嚴峻的現實問題：風險控制到底應該做到哪一步才算是安全的，同時又不是被動的為安全而安全。

在這之前，實際上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大公司權力交接和對公司風險控制的影響；大公司管理中的集權和民主管理制度的優劣。

一代君子一代臣，君子不同，臣子做事的方式和努力的目標自然也就不同了。在格林伯格當政時，按照集權模式管理得井井有條的金融巨頭，在他離開之後就如此不堪一擊，這裡面也折射出一種企業層次的“集權”和“分權”轉化過程中的安全性和風險控制性問題。這裡面有太多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我們無法改變人性，實際上也很難在短期內改變現有的企業管理制度，特別是其中的激勵機制中存在的問題。危機之後，美國政府對於那些需要藉助政府資金生存的公司，做了一些制約性的規定，但這也只能是在短期內有效果。美國的大環境和相互之間的攀比，決定了不可能找到幾個像巴菲特那樣的，每年只願意拿10萬美元薪水同時又沒有獎金要求的“傻瓜”CEO的。

在這種情形，政府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在監管方面下工夫，這相當於是給那些CEO“孫悟空”們畫圈圈，給他們設定邊界，讓他們在一個相對而言比較大的圓圈裡面折騰。

CEO的付酬越來越高，他們對企業的貢獻畢竟有限，繼續增加的薪酬激勵，實際上並不能起到全面提高企業生產率的效果，於是乎，就出現了一對矛盾：無限上升的薪酬要求與有限的生產率提高能力。這對矛盾的繼續激化，最後會不會成為擊垮美國的內在力量呢？

【節選自：《美國大敗局》（汪翔著，長江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

『汪翔（原創），作者保留所有權利，引用請註明出處，2009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