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場似乎越來越擔心，中國經濟政策的改變將很快推高美國的利率。這些擔心是錯誤的。 在上個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中國政府已把提高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當作首要任務——目前，消費在中國GDP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之低。如果這項計劃取得成功，除了能夠抑制中國過度依賴投資來促增長的危險傾向，還應當會縮減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 中國的儲蓄率正處在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即使消費增長只把相對儲蓄率壓低四、五個百分點——同時投資水平保持不變——中國的貿易順差也會被徹底抹平。 這會推高美國的利率嗎?杞人憂天者認為會。過去十年，中國央行一直是美國政府債券的最大買家，遙遙領先於其它國家，它以此方式把中國的巨額貿易 資金流入重新投回美國。杞人憂天者說，假如貿易順差下降迫使中國縮減債券購買量，對美國政府債券的需求將會劇減，美國的利率將會飆升。 然而，這一推論存在兩個問題。首先，中國消費占GDP比重的上升不太可能是一朝一夕之事。至少從2005年以來，中國政府就一直渴望提振相對消費，但實際上，消費占GDP比重在此期間甚至還從本已低得驚人的水平繼續下滑。 中國政府將依然很難利用行政手段來提振消費。中國家庭消費水平之所以不高，是因為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之低。而制約家庭收入增長的，恰恰 是中國增長模式的核心元素。簡言之，中國之所以增長迅速，主要是因為其制度和金融體系把財富從家庭部門轉出，去鼓勵和最大限度促進投資增長。 因此，除非這種轉移發生逆轉，否則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就不可能上升;如果這種轉移得到逆轉，將必然導致投資大幅減少。而中國經濟增長又嚴重依賴於投資增長。 在中國國內，人們就降低投資增長的必要性展開了熱烈且偶爾帶點火藥味兒的爭論。不過，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由於此舉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短期和中 期增長大幅減速，它受到許多重要階層的抵制。因此，如果消費占GDP比重真的出現上升，那麼中國人也得在多年之後或經歷比現在低得多的GDP增速之後才會 看到顯著的升幅。 不過，即使中國在短期內成功提高這一比重，上述關於美國利率將飆升的推論也存在着第二個缺陷。如果中國消費占GDP比重出現上升，同時投資又沒有相應減少，那麼由此導致的貿易順差收窄也未必意味着美國政府債券將面臨需求不足。 乍一看，這或許有些令人費解。如果美國政府債券全球最大的購買國突然停止購買，收益率難道不會上升?會上升，但前提是中國政府減少購買的同時，美國政府債券的供應量沒有下降。 然而，如果不斷增長的消費導致中國貿易順差收窄、美國貿易逆差相應下降，那麼美國政府債券的供應量將隨着中國的購買量一同減少。為何?因為美國財政赤字的擴大是應對美國增長緩慢和國內失業率高企的一種手段。 換言之，美國政府正在進行凱恩斯式的財政擴張，目的是彌補由家庭和企業去槓桿化造成的內需疲軟。如果有什麼“別的東西”能夠創造出同樣的需求，美國政府就沒有必要搞財政擴張。 不斷收窄的貿易逆差就是那個“別的東西”。請記住，不斷收窄的貿易逆差與增加政府開支一樣，能對經濟起到擴張作用。事實上，由於這類需求更多地由經濟因素驅動、更少地由政治因素驅動，在擴大內需方面，前者很可能會有效得多。 美國貿易逆差的下降將導致財政支出減少，因為前者的擴張作用會取代後者的擴張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外國對美元資產的淨需求每減少一美元(等同於經常賬戶赤字的改變量)，美國政府借貸也會相應地減少一美元。 因此，儘管北京方面確實將減少美國政府債券的購買量，但華盛頓方面也確實將減少美國政府債券的供應量。最終，中國的再平衡過程將成為對美國百分 之百有利的因素。決定未來美國利率的因素有許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潛在的經濟增長和美聯儲(Fed)的反應，但中國的再平衡不太可能成為一項不利因素。 本文作者是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卡內基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高級研究員 譯者/何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