剷除高利貸生存土壤，發揮民間金融功能，中國正在推進的金融改革才有能收穫實效。

　　民間金融是市場化的金融體系，通過民間資金的規範有效運作，使中小企業與民間資金匹配。從2010、2011年的情況看，民間金融幾乎完全陷入高利貸泥潭，高利貸儼然成為民間金融代名詞，這是天大的誤解。按照這一套路，中國的金融改革會被帶到暗溝裡去。

　　目前高利貸泛濫，表面原因是資金緊張，導致資金溢價過高。但資金溢價不是事情的本質，高利貸泛濫的本質是中國金融業沒有風險定價體系，一味青睞大企業、大項目，惟上是從的官方金融機構沒有，民間金融同樣沒有。點擊查看牛股!

　　利率是資金風險指標，當高利貸月息高達四分、五分，超出絕大部分企業的承受能力，說明借貸者認為在資金緊縮周期，所有企業風險全都不可控，只能以提高借貸利率的方式控制風險、潛藏含義是讓借貸者以全部身家、所有信用作為抵押物。這是自殺式的惡性的金融生態，出借者都是黃世仁，而借貸者都是楊白勞。點擊查看牛股!

　　關鍵問題浮出水面，為什麼幾乎所有的企業都要遭受高利貸之害，借貸者就沒有辦法遴選出風險程度不同的企業?

　　即使在資金緊縮之時，不同的企業抗壓能力、市場前景、信用表現也都不同，無論體制內還是體制外，一個正常的金融體系可以做到篩選出高風險企業，對有發展潛力的低風險企業給予大力支持。如果說大型銀行因為成本、因為政府項目出納員的身份、因為壞帳考核機制的不同，不得不傾向於大型項目，那麼深接地氣的民間金融以及地方小型金融機構，卻無法建成完備的風險篩選與控制體系，只能說明，中國的民間金融與地方小型金融機構已經偏離了正確的航道。

　　體制的缺失導致民間借貸行為短期化，來不及培育出具有起碼風險意識的金融專業人士。

　　從吳英案倒推，許多有心人觀察到，中國的民間金融一直在草根中無法自拔，資金掮客的面目大同小異：沒有受到多麼高深的教育，擁有一定的草根信用認可度，如能說會道，如“吃得開”，如在當地大企業或者金融機構等公家人中擁有一定的關係網。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民間金融發展三十年，居然沒有培育出哪怕一個金融家，就說明了問題。點擊查看牛股!

　　2008年3月，綽號“小姑娘”杜益敏被一審判處死刑。公訴方計算，“小姑娘”從2003年起從事地下融資生意，到2006年7月，非法集資額高達7億元。1986年，溫州民間“抬會”崩盤，一個名叫鄭樂芬的33歲女子成為“首犯”，她因吸納6200萬元，被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投機倒把罪判決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1年9月被執行死刑，立即執行。

　　上述女性悲劇顯示出民間金融的生存狀況，法律風險高，所謂在刀口上舔血，比民國前期銀行家的處境還要困難。從業者只能追求短期效應，以賺快錢為主，素質難以有較大提高，沒有人瘋狂到想到民間金融做成長久基業。建立風險控制體系的可能性被連根拔除。

　　另一方面，數年來的國進民退以及近些年外貿製造紅利的消失，使民營製造企業出現大規模的利潤下降，出現大規模的關停並轉、企業主自殺、逃亡、人間蒸發等現象，此時，以往地方村鎮銀行、地方小微商業銀行行之有效的基於人情社會的風險控制系統，失去了作用。人們只能假設，所有的企業都有可能倒閉。

　　正因為風險失去控制，圍繞高利貸出現了不被認可的地下秩序維持者，比如豢養家丁、僱傭打手、藉助公安、司法等公權力為我所用，高利貸從灰到黑的演變過程中，性質發生巨大變化，高利貸不是民間金融，更遑論建立風險定價體系，而是企業向某一特定人群繳納的買路錢，進入這樣的體系，就不是民間借貸而是分贓行為。並不奇怪，在數個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是公務員在危機爆發之前率先收回本利。

　　民間金融在上述背景下走向高利貸，而高利貸敗壞了民間金融，每次都成為嚴打的目標，由此喪失了發展的空間。此次改革，需立本建信，確定給予民間金融發展空間，建立風險定價體系，方能剷除高利貸之源，防止有人將一盆高利貸的髒水，潑到民間金融的身上。點擊查看牛股!

（葉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