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前赴美參加第三屆“中歐美論壇”，三方學者雲集在科羅拉多州的阿斯平鎮，共商“全球事務變革中的國家責任”。按專業我被分在經濟組，該組議題有三：一是歐債危機;二是中國經濟前景;三是美債問題。會期雖不長，就兩天，不過開得別開生面，會上常是唇槍舌戰，爭論迭起。

　　爭論歸爭論，現在冷靜下來想，爭論其實並不是研討的目的，只是過程與方式。大家所以爭論，無非是希望相互切磋找到共識。那天會議安排我做經濟組的召集人，由於要主持討論，自己不好多說，不過利用總結的機會還是談了一些看法，不料當場就有人不贊成，本來就有備而去，當然不怕辯論，可惜沒時間答辯。這裡我把自己的觀點寫出來，作公開討論。

　　首先談歐債危機。說實話，給我的感覺，這次會上歐洲學者似乎有些底氣不足，儘管一再表示歐洲有能力處理債務問題，但怎樣處理卻始終沒有說出來令人信服的方案;加上事先答應參會的幾個重量人物沒到場，歐洲方面顯得有點勢單力薄。比如當有美國學者批評歐洲投資環境時，只有意大利外交部國務秘書瑪爾塔·達蘇(Mart dassù)作了簡單回應，她表示不接受美國學者的指責，但我卻沒聽懂她講的意大利投資環境好在哪裡。

　　是的，歐債問題的確很棘手，但我卻認為並非無藥可醫。這裡的關鍵，是要找到對症的辦法。是什麼呢?人們容易想到的是消減開支。能減開支當然好，可問題的是減行政開支易，減社會福利難，特別在西方國家則難上加難;但若僅減行政開支而不減福利，杯水車薪怕是於事無補。發歐洲共同債券呢?南部歐洲國家會贊成，北部國家卻未必答應。德國總理默克爾就曾說，只要她活着就絕不會讓歐洲共同債券出現。

　　左右為難如何是好?我的建議是“債轉股”。在會上我提醒歐洲學者研究一下中國的經驗。上世紀90年代，中國國企也是債務累累，要知道，中國國企的老闆是政府，國企債務其實也就是政府債務。那麼中國是怎樣處理的呢?說出來很簡單：1999年中國國務院成立了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並由這四家公司把國企債務從銀行那裡買過來變成自己對國企的股權，然後再對股權進行重組。於今十多年過去，這四大公司不僅盤活了大量的不良資產，而且皆有不菲的盈利。債轉股在中國能成功，歐洲為何不能?大難當前，歐洲應該拜朱鎔基先生為師!

　　再談中國經濟的前景，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飛利浦·史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會上向中國學者發問：中國經濟會否繼續高增長?這問題其實也是許多歐美學者的疑問，說白了，他們是在問中國經濟會否硬着陸?我的回應是：第一，年初中國政府提出“穩增長”與前幾年“保增長”不同，是希望將過高的速度降下來，以便調結構;第二，今年二季度增速雖下滑至7.6%，但仍在年初設定的增長目標7.5%以上，不是硬着陸;第三，若說中國此前三十年高增長是靠工業化帶動，那麼此後三十年則靠城鎮化帶動，主要靠擴大內需。

　　於是會上有人追問，中國將如何擴大內需?對此我又作了兩點解釋：第一，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會變，但重點會有調整，即從原來主要通過發國債刺激政府投資，會轉向結構性減稅刺激民間投資;第二，央行會繼續推行穩健貨幣政策，且將CPI控制在4%以內。之所以要保持CPI4%?是因為消費者買漲不買跌，這樣可刺激消費。與此同時，政府還將逐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目標是讓居民收入與GDP同步增長。

　　最後再談美債問題。有數據說，現在美元有一半是在美國境外流通，而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占到60%。這含義着什麼?簡單講，就是美國欠了很多國家的債。以中國為例，中國現有3萬億多美元外儲，其中2.2萬億購買的是美國國債或各類債券。問題就在這裡，美國欠債後不去設法保全債權人的利益，卻不斷用通脹的辦法稀釋債務，僅去年一年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就縮水220億美元。於是我向美方學者發問，為保證債權人利益美國是否應該約束美元發行?

　　你猜人家怎麼答?哈佛大學理查德·古博(Richard Cooper)教授說，美元今天成為國際中心貨幣，是世界各國自由選擇的結果，而中國是否用美元作外儲，或是要不要購買美國國債，都是你們中國自己的決定，沒人逼你買美國國債，所以美元貶值中國債權縮水是你們中國的事，與美國無關，也用不着在會上討論。你聽，古博教授是不是很霸道?他儼然是說，你中國願意買美國國債，現在虧了錢怪不得美國，是中國活該!

　　這恐怕代表了不少美國人的心態。是的，美國作為全球經濟的老大，美元的地位確實還一時無可替代，何況眼下歐元前途未卜，英鎊不濟，中國外儲還得用美元。可我要問的是，即便如此難道美國就可恣意妄為不對債權人負責嗎?奧巴馬是不是美國選民選出來的?若奧巴馬不對選民負責會是啥結果?可以肯定，若美國不對債權人負責，將來美元一旦信譽掃地誰還肯持美元?若真到了那一天，美債危機不可避免，美國怕是要追悔莫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