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所知的國際經濟學，只是圍繞着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之間經濟活動展開的理論，除此之外並沒有“馬克思主義國際經濟學”這樣的理論。它目前有兩個明顯的矛盾特徵：一、在全球化、世界貿易組織WTO (以及較小範圍內的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等機構、體制)支配下的國際經濟政策與實踐越來越深入地影響世界各國的民眾的遠遠超過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二、作為理論的國際經濟學越來越顯露出狹隘的利益局限性，墮落成權利與財富擁有者的工具。

如果說亞當·斯密的社會分工論奠定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李嘉圖的自由貿易論則成為國際經濟學的出發點。從抽象的理論意義上看，社會分工論與自由貿易都可能為全體人類帶來更大利益，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里不同的國家在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時自覺或無意識地強加或利用了不同的政治條件。遺憾的是，國際經濟學本身放棄了經濟活動中的政治、道德研究而屈從於被國家操縱的“主流”政治價值；另一方面，國際政治學雖然越來越多地強調經濟因素，但幾乎沒有政治學者研究經濟學本身、沒人過問國際經濟秩序的非合理性（注1）。

不可否認，國際經濟學的技巧、方法方面可謂相當發達，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的數學模式、計算機分析甚至極大地豐富了數學·計算機科學的發展。但它也帶有兩個負面效應：一、精於計算的經濟學者往往往忽視經濟活動的人的屬性，甚至以除去價值判斷因素為目標，實際上使他們屈從於最膚淺的價值判斷；二、許多沒有受過較嚴格數學訓練的經濟學者誤用、濫用數字表格自欺欺人。當然，這後一項缺點也是許多別的人文學科的通病，是比較容易糾正的。

國際經濟學的最大理論缺陷在於當它從最簡單、抽象的（因而也是不易為人們所反對的）“自由貿易促進全體利益”的李嘉圖模型逐步推演到複雜的、現實的國際經濟活動（如美國-西哥貿易、中美貿易談判）時忽視了制約這些經濟活動的國際政治條件。國際經濟學的教科書與雜誌（注2）都只談物與錢的周轉而避開人的移動或者把人的移動至於錢物的移動之下。如果說普通經濟學不得不面對僱傭與失業、資源與人口、教育與貧困以及稅收、環境等人的因素而多少體現出“一人一票”的民主主義精神（注3），國際經濟學則完全偏注於競爭、匯率、資本、市場等“一美元一票”的利潤關係，不能控制錢·物的人沒有資格談國際經濟學。怪不得幾乎所有的國際經濟學者在任何國家都異口同聲地非難政治家、利益團體不懂科學--國際經濟學。實際上，他們本身已經成為最高級、虛偽的利益集團在世界範圍內為自身追逐最大利益。

國際經濟學的畢業生們在任職西方政府的商業、外交部門時也談到“人權”，例如，囚人的產品是不能進口歐美日市場的。在這一點上，與其指責其虛偽性（即不發達國家的囚人產品因價廉而擠垮發達國家的市場），到應該承認這是一個進步，即它們多少聯繫起國際經濟學中的人的因素。更進一步，應該明確指出：與別的經濟學分科一樣，既然經濟活動的產品·服務都是人製造·消費的，經濟學的首要研究對象就是“人”。當代國際經濟學的缺陷、或者說是墮落，就是它脫離了“人”（即人類整體的利益）而附屬於物·錢（即控制財富的越來越少數的“精英”階層）。

與囚人的產品一樣，奴隸的產品也不被認可為“自由貿易”的交換產品，因為它不符合李嘉圖的自由貿易論原旨。實際上，自由貿易的首要前提是自由勞動，即勞動者的自由移動。如果美國內有一半的州保有奴隸就只得靠內戰來解決的話，如果美國人在不同的州間自由移動是美國經濟正常運行的不可缺少的條件的話（注4），如果歐洲聯盟（EU）在貨幣統一的同時允許勞動者自由移動尋找較好的待遇的話，為什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亞太經濟合作APEC、世界貿易組織WTO內的勞動者就不能自由地移動呢？

道理很簡單：如果勞動者可以在不同的國家之間自由移動，跨國公司就不能隨心所欲地剝削被限制了移動權利的廉價勞動力。對於被限制了移動權利的勞動者而言，他們還不得不歡迎跨國公司來剝削它們，因為他們的所在國政府早已被跨國公司所收買。這就是當代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以及為這個體系服務的國際經濟學的本質。

要改變這種現狀，除了廣泛的政治運動外，必須改變整個經濟學、特別是國際經濟學的的價值取向，使它為“人”服務。從窄意的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的改革訴求上，“開放國界”或“人的自由移動”應該是自由貿易的必要政治條件；否則，所謂的“自由貿易”只是變相的奴隸貿易，必須被摧毀。

注1：最典型的例子是關於台灣問題的研究。除了利益支配下的不同政治觀點表述外，研究者往往用“台灣半數以上的FDI（外部直接投資）代替對海峽兩岸經濟活動的研究來說明其政治含義。
注2：如Paul R. Krugman &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Addison, Wesley, 1997. 這是目前最時髦、最權威的專著吧！
注3：實際上，隨着冷戰結束後英美式的股市驅動型資本主義的“勝利”，日歐式的注重福利型的“社會資本主義”被迫轉向，資本主義中的經濟民主性已經趨於死亡。
注4：前幾年高科技經濟興旺時，有不少人從別的州搬到加州來工作。貪心的加州政府收納它州汽車四百美元的“環境保護費”。不服的人控告到聯邦法院，法院以“妨礙州際貿易”的罪名判決加州政府要賠償損失。

[ 趙京，2002年6月17日 美國聖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