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股市在運行格局上的最大區別就是:中國A股市場的牛熊交替一般表現為“快牛慢熊”,而美國股市的牛熊交替則大多表現為“慢牛短熊”。事實上,在美股“慢牛短熊”與A股“快牛慢熊”的背後,折射出的是中美兩國股市存在的重大差異性。
(一)投融資平台架構。美國擁有世界規模最大、結構最完善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從現貨到遠期、期貨、期權,從場內市場到場外市場,從國內市場到國際市場,它不但為企業提 供了一個多層次、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同時也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組合投資、分散風險的投資平台。然而,中國資本市場體系卻是不健全、不完善的,我們有現貨市場,但衍生市場十分欠缺;我們有相對發展較快的場內市場,但場外市場規模狹小;此外,與擁有150萬億總資產的銀行業相比,中國股市、債市、基市規模仍很狹小。因此,中國企業融資偏好集中於銀行貸款,老百姓財富保管偏好銀行存款。單一而狹窄的投融資渠道,無法形成組合投資、分散投資,在理財無門、保值無路的情況下,投資者除了炒還是炒!
(二)國民投資心態。美國擁有全國統籌、全民覆蓋、全國統一、以稅代費的社保體系,以及雇主設立的補充養老、補充醫保福利,使得國民從搖籃到墳墓全程均有足夠保障,再加上美國民眾在家庭理財上十分看重養老需求,並將養老作為家庭理財的終極目標,因此,其投資目標更長遠,投資行為更理性、更從容、更快樂!相反,中國現代社保制度建立的時間較短,除了城鎮職工社保外,農民社保及城鎮居民社保只是象徵性地覆蓋、保障程度很低,而且大多數雇主均不提供補充養老和補充醫保,因此,除了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及城鎮職工以外,大多數中國人仍然依靠養子防老或是個人儲蓄養老。在國民保障不足的前提下,投資者缺乏安全感,投資心態更加浮躁、急功近利,他們希望通過短炒賺快錢、發大財,甚至一夜暴富,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投機心態。這種心態也造成了中國股市“投資不足、投機有餘”的格局。
(三)上市公司質與量。上市公司是股市的生命線。美國股市是一個開放的國際市場,美國不僅擁有世界大批一流的跨國公司,例如,可口可樂、麥當勞、IBM、微軟、蘋果等,而且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企業為其提供保質足量的上市資源。相反,我國A股市場只是一個封閉的市場,國內缺乏世界一流的知名企業,而且也不允許外國企業來上市,市場甚至非常害怕聽到“國際板”的聲音。
(四)投資者結構。美國股市是一個典型的“機構市”,作為機構市的兩大支撐,美國共同基金淨資產高達14萬億美元,美國私人養老金總資產高達21萬億美元,後者超過美國股市總市值。更何況,美國股市作為一個開放的國際市場,它還擁有大量來自國外的投行及機構投資者。相反,中國股市是一個典型的“散戶市”。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淨資產僅有3萬億人民幣,中國企業年金總資產僅有0.5萬億人民幣,與20多萬億的A股總市值相比,相差甚遠。我們雖有QFII,但總規模小得可憐。機構市多空雙邊博弈主要在機構之間展開,比較容易達成一種“均衡市”,相反,散戶市的機構則大多將散戶作為博弈對象,更容易形成機構優勢,獵殺散戶,而且市場更容易劇烈振盪。
(五)IPO體制。美國的註冊制充分發揮市場決定作用,IPO成敗主要在發行人與投資者之間進行博弈,政府絕對不會干預IPO定價和IPO節奏,而且高效率、低成本的IPO註冊制,極大地降低了IPO身價,並充分滿足了企業的IPO需求以及投資者的投資需求。相反,中國A股的核准制過份強調行政審批與行政干預,並代替投資者判斷IPO公司的投資價值,而且直接干預IPO節奏,政府大包大攬不僅使得權力尋租與道德風險增大,IPO身價暴漲,而且使得市場投機更加猖獗,投資者似乎從不懂得何為用腳投票。美國公司對待IPO的態度十分謹慎,一個公司從私人公司變成公眾公司,是否值得,能否經得住投資者考驗?因此,美國公司將IPO看成是開學典禮,相反,中國企業則將IPO看成是畢業典禮。
(六)退市機制。眾所周知,美國退市制度的市場化程度極高,退市效率更高,尤其是1美元退市法則,它將誰該退市的“裁決權”完全交由市場及投資者。1995年至2002年之間,美國三大股市總計退市7000多家,其中,主動退市(比方私有化)約占一半,另一半退市則屬於不能滿足持續掛牌標準而退市的,在這一類退市中,有超過一半是被1美元退市法則“判決”退市的。在中國,A股退市制度只有淨利潤退市標準一項,由於退市標準單一,而且淨利潤可操縱,因此,現行A股退市制度形同虛設,不僅導致垃圾股死不退市,而且垃圾股炒作成風,嚴重扭曲股價信號。如果說,美國股市是“大進大出”的,那麼,中國股市則處在“上市難、退市更難”的尷尬境地。
(七)公司分紅。在美國,無論是普通股或是優先股,上市公司主要以現金分紅為主,而且分紅的主流模式都是“按季分紅”,即一年分紅四次,每次分紅的時間間隔及分紅水平基本相等。只有少數公司一年分紅一次或兩次,當然也有公司不分紅的。不過,在中國,上市公司從來不會按季分紅,甚至一年分紅兩次也只是個案,大多數上市公司一年分紅一次,而且分紅水平不高,帶有很強的“象徵性”,當然,不少公司甚至多年不分紅。相比之下,美國公司重回報,中國公司重圈錢,這就是上市公司對待股東的態度差異。
(八)監管模式。美國證券監管模式是三位一體(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的全方位監管。美國證監會(SEC)的監管重心在二級市場,主要強調事後監管,其監管之嚴厲、監管之高效,世界知名,令上市公司、證券中介及其高管們不得不小心謹慎、嚴格自律。此外,美國還有集體(集團)訴訟機制及強大的市場做空機制,這讓上市公司及證券中介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中國,證券監管模式是單一的行政監管,而證監會的監管重心主要放在IPO前端,主要精力是IPO審查和審批,因此,相應淡化了IPO之後的監管,或者出現IPO之後的監管乏力、低效的現象。在美國,IPO容易,但上市後難受;在中國,則是IPO艱難,上市後就萬事大吉。相比之下,美國的監管模式更能震懾證券犯罪,並能有效打擊犯罪;中國的監管模式則無法有效威懾並打擊欺詐上市、信息造假、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證券犯罪行為。此外,美國有薩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它可以讓證券犯罪分子“牢底坐穿”、“傾家蕩產”,而中國卻沒有如此嚴峻立法,犯罪成本較低,缺乏法律威懾力。
(九)牛熊交替周期。正是由於中美兩國股市存在的上述重大差異,才直接導致了中美兩國股市牛熊交替的周期性差異之巨大:美國股市的運行周期一般表現為“慢牛短熊”;而中國股市的運行格局則一般表現為“快牛慢熊”。美國的慢牛一般可以維持5至7年以上,其熊市一般為1至3年。相反,中國股市的牛市短則不足1年,長則不超過3年,而熊市則長達5至7年。不過,從本質上講,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經濟增長質量好壞,是決定股市長期趨勢的“基本面”,它對股市牛熊交替的周期性特徵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