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股市在运行格局上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A股市场的牛熊交替一般表现为“快牛慢熊”，而美国股市的牛熊交替则大多表现为“慢牛短熊”。事实上，在美股“慢牛短熊”与A股“快牛慢熊”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美两国股市存在的重大差异性。

　　(一)投融资平台架构。美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结构最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从现货到远期、期货、期权，从场内市场到场外市场，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它不但为企业提 供了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投资平台。然而，中国资本市场体系却是不健全、不完善的，我们有现货市场，但衍生市场十分欠缺;我们有相对发展较快的场内市场，但场外市场规模狭小;此外，与拥有150万亿总资产的银行业相比，中国股市、债市、基市规模仍很狭小。因此，中国企业融资偏好集中于银行贷款，老百姓财富保管偏好银行存款。单一而狭窄的投融资渠道，无法形成组合投资、分散投资，在理财无门、保值无路的情况下，投资者除了炒还是炒!

　　(二)国民投资心态。美国拥有全国统筹、全民覆盖、全国统一、以税代费的社保体系，以及雇主设立的补充养老、补充医保福利，使得国民从摇篮到坟墓全程均有足够保障，再加上美国民众在家庭理财上十分看重养老需求，并将养老作为家庭理财的终极目标，因此，其投资目标更长远，投资行为更理性、更从容、更快乐!相反，中国现代社保制度建立的时间较短，除了城镇职工社保外，农民社保及城镇居民社保只是象征性地覆盖、保障程度很低，而且大多数雇主均不提供补充养老和补充医保，因此，除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城镇职工以外，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靠养子防老或是个人储蓄养老。在国民保障不足的前提下，投资者缺乏安全感，投资心态更加浮躁、急功近利，他们希望通过短炒赚快钱、发大财，甚至一夜暴富，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投机心态。这种心态也造成了中国股市“投资不足、投机有余”的格局。

　　(三)上市公司质与量。上市公司是股市的生命线。美国股市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美国不仅拥有世界大批一流的跨国公司，例如，可口可乐、麦当劳、IBM、微软、苹果等，而且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为其提供保质足量的上市资源。相反，我国A股市场只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国内缺乏世界一流的知名企业，而且也不允许外国企业来上市，市场甚至非常害怕听到“国际板”的声音。

　　(四)投资者结构。美国股市是一个典型的“机构市”，作为机构市的两大支撑，美国共同基金净资产高达14万亿美元，美国私人养老金总资产高达21万亿美元，后者超过美国股市总市值。更何况，美国股市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它还拥有大量来自国外的投行及机构投资者。相反，中国股市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净资产仅有3万亿人民币，中国企业年金总资产仅有0.5万亿人民币，与20多万亿的A股总市值相比，相差甚远。我们虽有QFII，但总规模小得可怜。机构市多空双边博弈主要在机构之间展开，比较容易达成一种“均衡市”，相反，散户市的机构则大多将散户作为博弈对象，更容易形成机构优势，猎杀散户，而且市场更容易剧烈振荡。

　　(五)IPO体制。美国的注册制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IPO成败主要在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进行博弈，政府绝对不会干预IPO定价和IPO节奏，而且高效率、低成本的IPO注册制，极大地降低了IPO身价，并充分满足了企业的IPO需求以及投资者的投资需求。相反，中国A股的核准制过份强调行政审批与行政干预，并代替投资者判断IPO公司的投资价值，而且直接干预IPO节奏，政府大包大揽不仅使得权力寻租与道德风险增大，IPO身价暴涨，而且使得市场投机更加猖獗，投资者似乎从不懂得何为用脚投票。美国公司对待IPO的态度十分谨慎，一个公司从私人公司变成公众公司，是否值得，能否经得住投资者考验?因此，美国公司将IPO看成是开学典礼，相反，中国企业则将IPO看成是毕业典礼。

　　(六)退市机制。众所周知，美国退市制度的市场化程度极高，退市效率更高，尤其是1美元退市法则，它将谁该退市的“裁决权”完全交由市场及投资者。1995年至2002年之间，美国三大股市总计退市7000多家，其中，主动退市(比方私有化)约占一半，另一半退市则属于不能满足持续挂牌标准而退市的，在这一类退市中，有超过一半是被1美元退市法则“判决”退市的。在中国，A股退市制度只有净利润退市标准一项，由于退市标准单一，而且净利润可操纵，因此，现行A股退市制度形同虚设，不仅导致垃圾股死不退市，而且垃圾股炒作成风，严重扭曲股价信号。如果说，美国股市是“大进大出”的，那么，中国股市则处在“上市难、退市更难”的尴尬境地。

　　(七)公司分红。在美国，无论是普通股或是优先股，上市公司主要以现金分红为主，而且分红的主流模式都是“按季分红”，即一年分红四次，每次分红的时间间隔及分红水平基本相等。只有少数公司一年分红一次或两次，当然也有公司不分红的。不过，在中国，上市公司从来不会按季分红，甚至一年分红两次也只是个案，大多数上市公司一年分红一次，而且分红水平不高，带有很强的“象征性”，当然，不少公司甚至多年不分红。相比之下，美国公司重回报，中国公司重圈钱，这就是上市公司对待股东的态度差异。

　　(八)监管模式。美国证券监管模式是三位一体(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全方位监管。美国证监会(SEC)的监管重心在二级市场，主要强调事后监管，其监管之严厉、监管之高效，世界知名，令上市公司、证券中介及其高管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严格自律。此外，美国还有集体(集团)诉讼机制及强大的市场做空机制，这让上市公司及证券中介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中国，证券监管模式是单一的行政监管，而证监会的监管重心主要放在IPO前端，主要精力是IPO审查和审批，因此，相应淡化了IPO之后的监管，或者出现IPO之后的监管乏力、低效的现象。在美国，IPO容易，但上市后难受;在中国，则是IPO艰难，上市后就万事大吉。相比之下，美国的监管模式更能震慑证券犯罪，并能有效打击犯罪;中国的监管模式则无法有效威慑并打击欺诈上市、信息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犯罪行为。此外，美国有萨班斯法案(Sarbanes-Oxley Act)，它可以让证券犯罪分子“牢底坐穿”、“倾家荡产”，而中国却没有如此严峻立法，犯罪成本较低，缺乏法律威慑力。

　　(九)牛熊交替周期。正是由于中美两国股市存在的上述重大差异，才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股市牛熊交替的周期性差异之巨大：美国股市的运行周期一般表现为“慢牛短熊”;而中国股市的运行格局则一般表现为“快牛慢熊”。美国的慢牛一般可以维持5至7年以上，其熊市一般为1至3年。相反，中国股市的牛市短则不足1年，长则不超过3年，而熊市则长达5至7年。不过，从本质上讲，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经济增长质量好坏，是决定股市长期趋势的“基本面”，它对股市牛熊交替的周期性特征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