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9日，我向Twitter/推特公司提交成立国际政策委员会的提案在2016年股东大会表决[1]。公司一方面雇用律师行排除我的提案，一方面与我对话，其中一个官员曾在驻华使馆担任过领事。美国证卷交易委员会SEC同意律师行提出的一个理由：我的股份数量在提交前一整年的时间内不足。我不同意律师行的计算方法，但不想（也无力）与SEC力争。我再购入一些股份，于2017年10月14日再次提交类似的公共政策委员会提案[2]。公司再次雇用同一个律师行排除我的提案，但SEC在2018年4月2日的电邮复函中否决了所有排除理由[3]，确定了我的提案在2018年的股东大会付诸表决[4]。

今天，我第一次通过电脑/电话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CEO先报告公司业绩，然后开始正式议程，除了形式上的前3项公司提案，几分钟以后就轮到我宣读提案（第4号）。我特别指出：自从我去年提交提案以来，世界局势进一步复杂不安，连比推特平台易于管理控制的社交媒体facebook/脸书的CEO都被叫到国会和欧盟议会听证，完全移动的推特账号（如美国总统@realDonaldTrump）更需要向微软公司那样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来管理。接着，由纽约州退休基金等股东共同提交的第5号提案实际上也是关于公共政策报告。当场的初步统计显示第4、5号股东提案都没有通过，但提案的目的已经达到。

正式议程结束后，有8个股东简单提问。其中一人问为什么用视屏的形式，CEO回答说这样可以有更多人参加，而没有说出“公司更容易控制”的理由，很快就结束了整个会议。我还有别的企业治理关注，特别是高层报酬的政策，但考虑到已经与公司建立了直接联系，会后就回复说以后不必提案了。公司也马上同意，欢迎继续交流。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8年5月30日]

[1] http://cpri.tripod.com/cpr2016/twitter_proposal_2016.pdf

[2]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twitter_proposal_2018.pdf

[3]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SEC-Twitter.pdf

[4] http://cpri.tripod.com/cpr2018/twitterproxy.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