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制度的失败是危机的根源

（美）汪 翔

对于金融危机的根源，已经有太多的文章和书本在分析和解读了。连我自己都写了三本专著来分析这个问题，无非是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庞大的金融公司，在拥有那么多一流的人才的情况下，还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我不想归纳人们找出的原因。对于那个问题的那种形式的答案，我已经有上百万字的著作在那里准备着。

在这里，我只想问，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什么是制造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那么，我的回答是：人们的贪婪和自利，外加缺乏监管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这种自利和贪婪的最大限度发力提供了基础。

具体而言，金融危机的根本，就是大量的金融机构采用了高倍数的金融杠杆投资，最后造成了自己无法承担的亏损。

而金融公司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在投资时，大家都不觉得那里有风险，他们所投资的以美国房贷债券为基础制成的CDO中的AAA最安全部分，在过去几十年期间都没有多少风险。

既然是那么长时间的历史数据证明没有风险的投资，当然就可以采用尽可能高的金融杠杆了。在没有风险的情形，你所有能够获得的利差就是利润。

结果是，大家都错了，大家都认为没有风险的债券，实际上风险很大。

这里面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他们真的没有看见风险吗？如果看见了，那么，他们为什么又都那么安然地视其为安全的投资呢？

我个人认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那样，实际上，我不相信他们都没有看到可能的风险。

他们是在一个能够被“合理”解读为“没有风险存在”的环境下，来进行高杠杆投资的。既然能够被合理解读，为什么皇帝不是在裸体，而是穿着一件“新衣服”；而且，这种解释又能够让自己继续搞高倍数杠杆投资；而这种投资才有可能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形，让自己多赚利润；而只有在多赚利润的情形，作为公司的管理者，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和奖金。那么，继续让皇帝穿着新衣招摇过市，就是大家最好、最理性的选择了。

至于这种选择最后可能出现的“前提不成立”的这个“小概率”事件，那自然就不是管理者应该和值得考虑的事情了。因为，自利决定了他们必须追求短期利益，而贪婪又决定了他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获得最大的短期利益。

自利让他们视皇帝新衣为正常，没有人愿意当小孩。

贪婪让他们有动机在这种想当然的假设条件下，来最大化可能的投资回报。

结果是，在前提不成立的情形，自然就是大亏损了。而大亏损的结果，又是自己不需要承担太大的责任。

君不见，即使是那个将美国国际集团搞垮的AIG金融服务公司的老总，最后在获得巨款之后，也没有遭受什么大的惩罚。

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上述逻辑的正确性。

种种迹象表面，当时人们已经早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大家都采取了巨高的金融杠杆之后，唯一能够让大家都不出麻烦的办法，就是“去杠杆化”，也就是将过去使用的高倍数杠杆给降下来。而这样做，就必须迫使大家全部选择卖出手上持有的债券，而在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债券市场的崩盘，结果就是大家都死。

也就是说，在大家意识到问题时，已经是无路可退了。唯一的选择就是大家心照不宣，让时间快点过去，让时间老人来解决一切问题。只是没想到，时间老人那么不给面子。对于这个过程的演进和金融机构的尴尬处境，我在《博弈时代》（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里做了详细的分析。

任何人都不可低估华尔街人的智慧和胆识。否则，你就会自寻烦恼和自找麻烦。说华尔街只有鲍尔森一个明白人，知道美国的房市泡沫已经很大，即将破裂，我的分析似乎得不到这种结论。

谁制造了房市泡沫，房市泡沫何时会破裂，这类问题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那些人会主动的去制造泡沫，他们因此而获得了怎么样的好处，这些好处又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为什么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这些又是很自然和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在《危机与败局》（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中，我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人的自利性和贪婪本性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在这方面搞什么“思想政治工作”，纯粹是自欺欺人，表明的只是自己的弱智和无能。正视它的存在和不可改变性，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引导，才是上上之策。

而现代管理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让管理者有动机追求短期利益，而置企业的长期利益于风险之中。房利美的败落是这样，美国国际集团的败落是这样，雷曼和华盛顿互惠银行的败落也是这样，无一例外。这就是我在这本《美国大败局》中想要证明的。

这也是为什么，巴菲特一再强调说，他需要自己的企业以百年为时间段来搞计划，而不是什么五年计划之类的短期计划。一切的短期计划都应该是以长期计划的实现为目标。在格林伯格领导美国国际集团的时候，他一再强调的就是这种经营理念，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一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他离开之后才几年，自己花了几十年心血打造的金融巨无霸，就那么简单地被自己给击败了。

金融巨人的不堪一击，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风险控制到底应该做到哪一步才算是安全的，同时又不是被动的为安全而安全。

在这之前，实际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大公司权力交接和对公司风险控制的影响；大公司管理中的集权和民主管理制度的优劣。

一代君子一代臣，君子不同，臣子做事的方式和努力的目标自然也就不同了。在格林伯格当政时，按照集权模式管理得井井有条的金融巨头，在他离开之后就如此不堪一击，这里面也折射出一种企业层次的“集权”和“分权”转化过程中的安全性和风险控制性问题。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我们无法改变人性，实际上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现有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激励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对于那些需要借助政府资金生存的公司，做了一些制约性的规定，但这也只能是在短期内有效果。美国的大环境和相互之间的攀比，决定了不可能找到几个像巴菲特那样的，每年只愿意拿10万美元薪水同时又没有奖金要求的“傻瓜”CEO的。

在这种情形，政府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监管方面下工夫，这相当于是给那些CEO“孙悟空”们画圈圈，给他们设定边界，让他们在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大的圆圈里面折腾。

CEO的付酬越来越高，他们对企业的贡献毕竟有限，继续增加的薪酬激励，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全面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效果，于是乎，就出现了一对矛盾：无限上升的薪酬要求与有限的生产率提高能力。这对矛盾的继续激化，最后会不会成为击垮美国的内在力量呢？

【节选自：《美国大败局》（汪翔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

『汪翔（原创），作者保留所有权利，引用请注明出处，2009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