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赴美参加第三届“中欧美论坛”，三方学者云集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平镇，共商“全球事务变革中的国家责任”。按专业我被分在经济组，该组议题有三：一是欧债危机;二是中国经济前景;三是美债问题。会期虽不长，就两天，不过开得别开生面，会上常是唇枪舌战，争论迭起。

　　争论归争论，现在冷静下来想，争论其实并不是研讨的目的，只是过程与方式。大家所以争论，无非是希望相互切磋找到共识。那天会议安排我做经济组的召集人，由于要主持讨论，自己不好多说，不过利用总结的机会还是谈了一些看法，不料当场就有人不赞成，本来就有备而去，当然不怕辩论，可惜没时间答辩。这里我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作公开讨论。

　　首先谈欧债危机。说实话，给我的感觉，这次会上欧洲学者似乎有些底气不足，尽管一再表示欧洲有能力处理债务问题，但怎样处理却始终没有说出来令人信服的方案;加上事先答应参会的几个重量人物没到场，欧洲方面显得有点势单力薄。比如当有美国学者批评欧洲投资环境时，只有意大利外交部国务秘书玛尔塔·达苏(Mart dassù)作了简单回应，她表示不接受美国学者的指责，但我却没听懂她讲的意大利投资环境好在哪里。

　　是的，欧债问题的确很棘手，但我却认为并非无药可医。这里的关键，是要找到对症的办法。是什么呢?人们容易想到的是消减开支。能减开支当然好，可问题的是减行政开支易，减社会福利难，特别在西方国家则难上加难;但若仅减行政开支而不减福利，杯水车薪怕是于事无补。发欧洲共同债券呢?南部欧洲国家会赞成，北部国家却未必答应。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说，只要她活着就绝不会让欧洲共同债券出现。

　　左右为难如何是好?我的建议是“债转股”。在会上我提醒欧洲学者研究一下中国的经验。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也是债务累累，要知道，中国国企的老板是政府，国企债务其实也就是政府债务。那么中国是怎样处理的呢?说出来很简单：1999年中国国务院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由这四家公司把国企债务从银行那里买过来变成自己对国企的股权，然后再对股权进行重组。于今十多年过去，这四大公司不仅盘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且皆有不菲的盈利。债转股在中国能成功，欧洲为何不能?大难当前，欧洲应该拜朱镕基先生为师!

　　再谈中国经济的前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飞利浦·史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会上向中国学者发问：中国经济会否继续高增长?这问题其实也是许多欧美学者的疑问，说白了，他们是在问中国经济会否硬着陆?我的回应是：第一，年初中国政府提出“稳增长”与前几年“保增长”不同，是希望将过高的速度降下来，以便调结构;第二，今年二季度增速虽下滑至7.6%，但仍在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7.5%以上，不是硬着陆;第三，若说中国此前三十年高增长是靠工业化带动，那么此后三十年则靠城镇化带动，主要靠扩大内需。

　　于是会上有人追问，中国将如何扩大内需?对此我又作了两点解释：第一，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变，但重点会有调整，即从原来主要通过发国债刺激政府投资，会转向结构性减税刺激民间投资;第二，央行会继续推行稳健货币政策，且将CPI控制在4%以内。之所以要保持CPI4%?是因为消费者买涨不买跌，这样可刺激消费。与此同时，政府还将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目标是让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最后再谈美债问题。有数据说，现在美元有一半是在美国境外流通，而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占到60%。这含义着什么?简单讲，就是美国欠了很多国家的债。以中国为例，中国现有3万亿多美元外储，其中2.2万亿购买的是美国国债或各类债券。问题就在这里，美国欠债后不去设法保全债权人的利益，却不断用通胀的办法稀释债务，仅去年一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就缩水220亿美元。于是我向美方学者发问，为保证债权人利益美国是否应该约束美元发行?

　　你猜人家怎么答?哈佛大学理查德·古博(Richard Cooper)教授说，美元今天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是世界各国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中国是否用美元作外储，或是要不要购买美国国债，都是你们中国自己的决定，没人逼你买美国国债，所以美元贬值中国债权缩水是你们中国的事，与美国无关，也用不着在会上讨论。你听，古博教授是不是很霸道?他俨然是说，你中国愿意买美国国债，现在亏了钱怪不得美国，是中国活该!

　　这恐怕代表了不少美国人的心态。是的，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老大，美元的地位确实还一时无可替代，何况眼下欧元前途未卜，英镑不济，中国外储还得用美元。可我要问的是，即便如此难道美国就可恣意妄为不对债权人负责吗?奥巴马是不是美国选民选出来的?若奥巴马不对选民负责会是啥结果?可以肯定，若美国不对债权人负责，将来美元一旦信誉扫地谁还肯持美元?若真到了那一天，美债危机不可避免，美国怕是要追悔莫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