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成立于1869年，总部设在纽约，在世界所有主要金融中心均设有办事处。” “是世界领先的投资银行、证券和投资管理公司。我们为多元化的客户群体提供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客户包括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和高净值个人。”[1] 最新的业绩包括：“截至2012年9月30日的第三季度净收入为83.5亿美元，净盈利15.1亿美元。”  “高盛的投资银行业务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在今年至今全球已公布和已完成的并购交易中排名第一。在今年至今的全球股票及股票相关的发行和普通股发行中，公司排名第一。”[2]

“高盛长期以来视中国为重要市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就把中国作为全球业务发展的重点地区。高盛1984年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又于1994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代表处，正式进驻中国内地市场。此后，高盛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强大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分支机构，向中国政府和国内占据行业领导地位的大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高盛也是第一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B股交易许可的外资投资银行，及首批获得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 高盛在中国的股票和债务资本市场中已经建立起非常强大的业务网络，并在中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以及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高盛一直在帮助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中占据领导地位，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易包括：中国移动通信于1997年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4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除日本外)规模最大的民营化项目之一；中国石油于2000年3月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29亿美元；中国银行(香港)于2002年7月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26.7亿美元；平安保险于2004年进行的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18.4亿美元；中兴通讯于同年进行的香港首次公开招股发售，筹资4亿美元，这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A股公司；交通银行于2005年进行的海外上市项目，筹资22亿美元，成为第一个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国有银行；以及中国石油于同年进行的后续股票发售，筹资27亿美元。2006年，高盛还成功完成了中海油价值19.8亿美元快速建档发行项目以及中国银行111.9亿美元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这是至发售日中国最大以及全球第四大的首次公开上市项目。在债务融资方面，高盛在中国牵头经办了40多项大型的债务发售交易。高盛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分别于1998年、2001年、2003年和2004年10月完成了10 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高盛是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与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高盛在中国市场同样担当着首选金融顾问的角色，通过其全球网络向客户提供策略顾问服务和广泛的业务支持。近年来，高盛作为金融顾问多次参与在中国的重大并购案，如…汇丰银行收购交通银行20％股权；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海油收购在尼日利亚的石油资产等等。2004年12月，高盛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公司的成立是高盛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合资公司的成立令高盛从此可以在中国开展本土A股上市业务，人民币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和提供国内金融顾问以及其他相关服务。”[3]

以上的引用虽然冗长，却非常重要，说明高盛在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转换中起到了任何别的机构都不能替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遗憾的事，至今没有中国人对高盛的这一角色关注、交涉并改进其政策。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后，我意识到这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今年5月21日，我致函高盛董事会，说明我因为不能亲自赴会参加5月24日的股东大会，所以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公司的人权等社会政策的关注。我以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近来阿拉伯之春为例，指出公司应该制定全球性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特别就中国而言，公司的两名重要董事（CEO和审计委员会主席）都把在清华大学的头衔作为参选董事的资格之一[4]，却没有任何社会政策考虑间接受害于公司业务的中国普通民众，面临着legitimacy（正当性）的问题。我表示愿意以我帮助谷歌、雅虎、思科、英特尔等公司的人权政策的经验教训，帮助高盛。

6月5日，我接到公司投资者（股东）关系Joffe的电邮，她的职称是Vice President（副总裁），我从网上查到她有律师学历、刚到高盛不久。我以前读过一个高盛副总裁写的书，知道高盛的3万多名员工中，有1万多名副总裁！与思科第一次与我交涉的一个投资者关系部门的员工一样，她要我读公司网上的企业社会责任链接。

我6月13日回复她，指出公司的“人权声明”和2011年“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中没有如何实施、验证这些抽象空洞声明的内容，正如不能阻止公司内部交易丑闻[5]那样，没有意义。我用自己帮助英特尔改进人权原则的例子，再次表明愿意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公司。Joffe回复说将介绍另一个同事与我交流。

7月3日，Joffe与Bilello[6]和我在电话上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会议。我从口头上再次介绍了我为什么关注公司的人权等社会政策的经历，以及人道中国的工作。她们希望我不要提交股东提案，答应还会请别的同事来听取我的建议。我同意进一步交流，暂时不提交股东提案。7月19日，我电邮她们，进一步详细地说明了我的立场，介绍我正在与微软和思科的交涉，建议成立一个由外部专家和公司相关部门主管构成的工作小组，检讨、改进公司的人权等社会政策。

7月29日，Bilello回复说公司没有相应的部门或人员负责人权政策，同时说公司在慈善事业上有不少支出，包括对中国的全国妇联的赞助。我8月3日回复指出全国妇联是官方组织，如果公司为了与中国政府的生意去拉拉关系，也可以算成是业务支出，但对公司在中国做业务的正当性没有任何贡献。正因为公司没有人负责人权政策，才更需要外部专家（不管是否包括我本人）的帮助。我建议道：能否把10%的慈善支出用于帮助政治受害者呢？

8月15日，Joffe、Bilello加上另外两位公司的年青律师与我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电话会议。我没有得这两个人的姓名和职称的文字介绍，也感到他们对中国事务和我的观点很生疏，所以我只好又重复讲过的意见。最后我们同意由我着手修改公司的人权声明。

我9月8日致函，指出现有的人权声明先把人权的责任推给政府，很不严肃，因为对人权的最大侵害来自政府，公司的人权政策就是要制定出如何在非民主的国家做生意时不违反人权原则，以及在违犯的情况下如何补救的机制。我再次提议公司把10%的慈善支出用于社会责任、把1%的慈善支出用于政治受害者。我也建议把用来充数的环境问题声明去掉。正如我对微软的长达3页半的人权声明的建议一样：没有人读超过两页的任何声明。我也正式提出一份外部人权专家五人名单，与公司的五名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共同检讨、制定人权政策、社会责任报告、员工守则等。我特别指出：公司与基辛格、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周小川、清华大学等的关系无法增加公司在中国做生意的正当性，只有设立人权委员会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我们有意愿和能力帮助公司。

她们没有书面正式回复我的建议，在10月12日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上，Joffe解释说公司不可能接受我的建议，而老练的Bilello没有发言，以至于我在会议结束时问Bilello为什么没有出席？她才赶快回答：“我在线上呢！”我不得不遗憾地通告她们：“既然董事会不愿意接受我的建议，我也无法接受你们的解释，只好在股东大会上由广大股东来投票决定了。”这是美国经济制度中从大萧条中接受的教训而制定的民主成果之一，值得大力推广运用。

10月29日，我从证券公司开出高盛股份证明后，立即到邮局用挂号寄出了2013年股东大会关于设立人权委员会的提案。除了以上提到的内容，我特意加入高盛原CEO、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财政部长Henry Paulson在其大著 "On the Brink: 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中的豪言：“从1992年到我离开高盛时的2006年，我们在中国从无到有1千5百员工，其间我去了中国70趟。”“我4月20日被邀请去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进午餐。”“我和胡锦涛会议完后，胡和我私下会见。”这些都印证高盛在人权状况令人担忧的中国做得很好did well且有非凡的能力影响中国的社会变化；现在，让高盛也做好事do good吧！

我同时致函Joffe和Bilello，谢谢她们在我和董事会之间的交流，并表示我随时愿意撤回提案—如果董事会愿意接受我的帮助的话。至今为止，高盛没有回复我。好在高盛同时影响美国两大政党或直接出马执掌财务大臣的时代过去了[7]，我估计高盛不会像雅虎那样愚蠢地动用律师行来拒绝我的提案（那样的话，我将每年都提交不止一个提案，直到被付诸大会表决为止）。看来，明年在高盛股东大会上的交锋不可避免了。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