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微软公司，我比较谨慎。一方面是因为其总部不在硅谷，去谈判和出席股东大会的代价较大；另一方面是它的特殊地位，需要长年的观察。

 2012年3月22日，我通过确证邮件(certified mail)向微软提交至2012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1]。这一次，我再向老朋友Harrington学习[2]，直接提议修改公司条例bylaws，成立人权委员会，比过去要求董事会成立人权委员会更能制约公司的行为。

一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得到微软的回复。我把这作为良好的征兆：微软没有在14天内挑战我提案的合法性，说明他们正在评估我的提案的重要性，需要时间。果然，过后不久，我接到微软高级律师（Senior Attorney） Peter Kraus署名4月30日的快件，信中除了介绍微软对人权的重视外，也表示希望有机会与我交流、受益于我在人权方面的专长和建议[3]。这是一个满意的开端。

我5月2日立即回复Kraus，比较详尽地介绍我与那些恶劣公司（雅虎、新闻集团）和规范公司（谷歌、雪佛龙）等打交道的经历[4]，免得我与微软之间浪费时间陷入不必要的技术细节纠纷、直接进入正题谈判。

与此同时，我面临着另一个选择：微软2012年股东大会的提案期限是6月6日，我已经收到证券公司6月3日开出的以别的名义拥有的微软股份证明，我也写好了一个类似的提案，要不要发出呢？我犹豫了好久，想到微软的人应该都很聪明，也希望微软能够成为中国民权运动的同情者，最后决定不为难微软。

6月27日，我赶到旧金山微软的办公室与Kraus和其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部门高级主管（Senior Director）Daniel Bross共进午餐，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除了例行公事外，他们还给了我一份微软全球人权声明Microsoft Global Human Rights Statement草案，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我保密两、三周，到时会正式发表。我本来事务繁多，但还是抽出几个小时研读这份等待我修订的文件，第二天回复了两页长的4点意见，很坦率地指出如果不大幅修改、压缩，最好不要发布。Bross后来承认这是委托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BSR)起草的，他也不满意。但微软已经花了几万美元，不可能改用我的免费的社会创新声明（借用我对英特尔公司人权原则的修订意见），说最后会在前面加了一个“执行总结”executive summary，反映我的意见。

7月1日，我以当天的埃及新民主选举总统就职演说开始，就他们最感兴趣的人权提案，提出两点处理建议：一、象谷歌、雪佛龙公司那样付诸股东大会表决；二、如果微软愿意向英特尔那样成立一个外部专家小组帮助其人权政策，我也可以主动撤回提案，我特别指出他们给我的微软2011年公民报告的不足之处，表达了参与新成立的人权与技术中心（Human Rights and Technology Center）的意愿。Kraus7月3日马上回复，建议我们采取第二种方案。

我们三人7月12日举行电话会议。因为微软的年度公民报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公司的社会政策，我逐条讲述我的意见，主要是政治参与、人道需求和人权状况，特别对比天安门事件和阿拉伯民主运动，指出国际公司在非民主选举国家做生意面临的合法性/正统性考量。我同时也对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的慈善社会活动提出改进意见。我评述了报告中的一半多内容，因时间限制，Bross建议下次再交流。我在7月18日的电邮中确认了会议的内容和下一步行动计划（包括参与新成立的人权与技术中心，因为我觉得它也可以代替外部人权专家小组的功能），当天签署了Kraus准备好的撤回提案文件送出。

四个周过去了，我还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联系。我不由得产生疑问：微软的全球人权声明和公民报告会真诚地接受我的建议而修订吗？他们是否因为我的社会创新政策而恐惧我的进一步参与？我撤回了今年唯一打入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又放弃了提交已经准备好的另一个提案，又犯了“政治上天真”的老毛病。不过，微软的这等聪明表现，也不是在预料之外，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公司需要关注、帮助、改善。

来日方长，我准备明年与微软再交锋。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