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第三次出席甲骨文股東大會[2]，一位女士告訴我前排為我保留了位子，我找到RESERVED Jing Zhao Oracle的座位。左邊年輕的女士向我問候，她來代表西雅圖的Investor Voice股東宣讀第7號提案，要求公司改善把abstain不表態投票算入“反對”以排除股東提案的操作。

會議比預定晚了十分鐘開始，公司董事會主席Henley主持會議，很快就點到我了。我站起來宣讀我的要求建立人權委員會的第5號提案[3]，與我今年在惠普、高盛公司的提案類似。我同時指出董事會的反對聲明雖然列出公司的人權原則和獲獎（這也是一個進步），但沒有可驗證的實施機制，希望公司能夠象英特爾、微軟、惠普等那樣勇於與獨立的相關人權專家交流。

接着我又代理紐約的Kenneth Steiner宣讀要求建立獨立董事會主席的第6號提案。與去年類似，此提案引用獨立研究機構MGI Rating的報告，指出公司在治理董事資格和高層報酬方面“高度危險”、“高度令人擔憂”、“非常高度令人擔憂”：例如，Ellison得到9千6百萬美元高薪、3千1百多萬美元股

票盈利，報酬委員會的三個委員遭到33%-38%的最多反對票，七個董事的任期長達11-36年（獨立性的擔憂）。實際上，第8號股東（紐約市雇員退休基金）提案、9號股東（勞聯-產聯AFL-CIO Equity Index基金）提案也圍繞着高層報酬批判公司的現行政策，這也是每年公司股東提案的主要要求。五十分鐘左右的整個股東大會，變成了對統治資本社會的道德審判。

在正式會議結束後的提問期間，Ellison回答了9個股東的11個問題，避重就輕（“兩個President總裁比一個好”，其實是把兩個總裁都變為他的助手便於控制），武斷輕率（“把減少糖分列入企業社會責任吧！”，好像企業社會責任沒有內容可寫），更沒有對股東提供公司業務的展望。

雖然我遺憾地注意到信仰團體、工會、環境保護組織等機構基金在股東大會的戰場逐漸淡出全球社會正義的事業，使勢單力薄的我有“螳臂擋車”之感，但這也正是人生的價值所在[4]。正如我在“占領（惠普）股東大會的藝術”[5]和“繼續占領NetApp股東大會”（2013年9月13日）指出的那樣：“與1989年天安門運動和目前的阿拉伯之春一樣，占領運動的實質就是在決定我們生活的公共空間確保我們的發言權，其中之一就是占領決定全球化走向的各大公司的股東大會。”“我們以不到百萬分之一的微小股份，……堅守股東大會的戰場，直到寡頭階級受到基本制約、美國社會變得平等一些為止。”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3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