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的北京已死 |
送交者: 芨芨草 2022年05月20日07:15:04 于 [茗香茶语] 发送悄悄话 |
1997年:我的北京已死 顾晓阳
1. 从1987年到1997年,我十年没回北京。回来一看,完全变了。从小自认是个无所不晓的北京胡同串子,现在成了陌生人,什么都不明白,哪儿哪儿都不认识。 首先连家都找不着了。我家那条胡同原来是宽敞的、笔直的,现在变成曲里拐弯、破破烂烂,我在街门前逡巡彷徨,觉得应该是这儿,可愣认不出来。一个六七岁的男孩跑过来,用河南话问我:“恁找谁呀?”我苦笑一下,没搭理他。真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呀。经人一指点,咳!这不就是我家嘛!怎么成这样儿了? 其次是整体风貌面目全非,城市的肌理也被破坏掉了。高强接机送我回家,又拉我到奥体中心的一家餐馆吃饭,一路从机场到建国门、再到亚运村,几乎没有一条路一个建筑是我熟悉的。终于看见了体育场,我惊喜地大喊:“这儿我认识!工体!”车上的人都笑了,说那不是工体,是奥体。 再次是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变了。我在北京那会儿,朋友聚会大多是在家里,主人家做上一桌菜,或者是每人各带一两个菜,小桌一围,吃喝聊天,随随便便,给人温馨的感觉,像一家人。也可以打架,酒喝高了,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打完酒醒,还是朋友。现在很少有人往家里招人了,尽管很多人都住上了比原来大得多的房子。一约,必是餐馆,呼朋唤友,一大群人,多数不认识。吃完了再去酒吧喝酒,喝完还得转到夜总会唱歌儿,唱完又去泡澡。泡舒服了又饿啦,在凌晨三四点时,再拥去东直门鬼街吃宵夜„„这漫漫长夜啊,你很难逮空跟其中多年不见的老友好好聊几句。 我在北京待了四个月,只有老邻居老王喊我去他家吃过一次饺子。冯小刚让我去他家,也是吃饺子,大伙儿一块包,有那么点当年的气氛。姜文约我去过他父母家,还是捏饺子„„饺子啊饺子!自从李自成在北京当了几十天皇上,你就成了北京人的最爱。 在姜文父母家那天,电视里正在放新闻联播。我十年没看过中国电视节目了,抬头看了一眼,不禁惊叫:“哎哟!这不是罗京吗?怎么头发都没了!”把姜文逗得直笑。我出国前,罗京还是个俊小伙,如今前额已秃了。十年,真是不短的时间啊! 一天晚上,老同学宋毅说来我家。当年在人大游泳队,我是个瘦猴儿,他比我还瘦。可那天门一开,进来了个胖子,要是在街上碰见,我肯定认不出来他。正好蒋雯丽与老吕常继红两口子等四五个人临时起意也来了。“临时起意”这种事,本就是昔日的遗风,妙不可言。我说咱们不出去了,门口有餐馆,可以送餐,就在家里吃好不好?大家说好。结果那顿饭吃得很开心,准确地说,是聊得很开心。聚餐的本意,不就是聊嘛! 2. 我回北京之前,小淀把我的小说《洛杉矶蜂鸟》拿给冯小刚看,小刚非常喜欢。当时小说还没出版。我回来不久,《甲方乙方》开拍了。开机的第一天是在和平里的一个幼儿园里,小淀带我去了现场。这是我第一次和冯小刚见面。 老朋友范捷滨是摄影助理,见了面十分高兴。据说他的绝活儿是“跟焦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给顾长卫当助理,很多大腕摄影师都认可他。他本来唱流行歌曲,出过畅销盒带,我妈妈和姐姐在美国时,经常放着小范的带子,随着音乐放声高歌。我也一直保存着他的带子。后来忽然不唱了,传说在香山搞了个中外合资的奶牛场,生产黄油。我以为他成了资本家。多年后北岛声称:在他不在北京期间,未经授权,小淀带着一帮人在他团结湖的空房子里熬牛油,把厨房搞得污垢不堪,怎么擦都擦不出来了。敢情是这么回事啊!这种连小作坊都算不上的作业方式,距资本家还有点远。怪不得小范又成了摄影助理呢。反正人聪明,干什么都成。但小淀否认了北岛的指控。两造相驳,历史的真相在牛油蒸汽中若隐若现。 《甲方乙方》的拍摄大概花了一个月时间,很快。期间小刚经常招呼我一起吃饭,那时候我敢喝能喝,一喝就酩酊大醉。小陆开车送我回家,到家门口一下车,立刻狂吐。吐是好事,第二天能恢复,若干年后,不管喝多少也吐不出来了,难受得要命。 有一天在三里屯南街的一个酒吧喝酒,小淀、张丰毅和另一个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算是给他们仨过生日,有小刚、徐帆、王朔、徐静蕾、俞飞鸿等,还有个外国人。我们在院子里坐,院子里有一棵树,酒吧就叫“隐蔽的树”。喝得挺高兴,忽见坐我旁边的“秃子”抄起酒杯,斜刺里朝外国人丢过去,接着二人都站起来,准备互殴。我赶忙上前拉架,其实我是第一次见秃子,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有人把二位拉了出去。大家照喝自己的酒,都很镇静。我直问:“他们怎么样了?”人说:“没事儿!你喝吧,别管了。”我不放心,走出去看看,一看,二位并肩坐在门槛上,一人一瓶啤酒,像哥们儿一样聊上了。后来我才知道,二人背后有故事,大家都了解,所以心里有底。从这件事,我得到一个教训:作为局外人,遇事不要急着反应,看看再说,有很多信息是我不掌握的。所谓“水深”,其实也没有多深,只是我们光盯着表面看而已。 还有一次,一个美国剧组在北京举办开机酒会,制片人和导演让我去。是在亮马大厦的滚石餐厅,跟在美国一样,就是喝酒,还有一些小点心。结束后,导演叫上一些人再转去三里屯酒吧。我坐上一位美国中年男子的车,路上聊天,他说他在福特基金会工作,已经在北京生活了6年。我问:“你对北京什么印象?”他说:“破!北京就是一个破香港。”“那你为什么还在北京这么多年?”他兴奋地说:“太有意思了!北京啊,我离不开呀!”后来,我又遇到好多对北京和中国上了瘾的外国人。 去的还是“隐蔽的树”,可见这家酒吧当年有多火。但外国人喝多了以后就全说英文了,而且跳起舞来,我感到无聊,11点多时悄悄往外溜,想回家。走到最外一间,忽然在攒动的人头中看到了陈丹青。他也多年不回国,对一切都很生。我们俩相见很意外,非常高兴,相携出了“隐蔽的树”,找到一家安静的酒吧,一直聊到凌晨3点多。此后他经常回国,并且开始爆红。 3. 因为对什么都感到好奇,我去新建的光华长安大厦看了一场电影,是部国产片,实在太差。在怀旧的东单大华电影院看了一部好莱坞电影,也很一般。美国佬老康约我去人艺小剧场看了一出话剧,舞台美术挺漂亮,但内容空洞,就是玩儿个花架子而已。 我每天都买各种报纸杂志浏览,发现外国艺术团体的演出比十年前多得多了。我去听了一场圣彼得堡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票价260元。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费加罗的婚礼》,是在世纪剧院演出,我买了较贵的580元的票,因为莫扎特是我的最爱。刚散场,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呢?又问我是和谁一块儿看的?我说和李鹏啊。朋友大笑,说你丫别吹牛逼了!我说反正我在楼上往下看,看见他也来了,可不就是一块儿看的吗?朋友又问谁给我的票?我说自己买的。朋友说你傻逼呀?这么贵的票自己买!我说不买怎么办?抢去?我也没那本事啊!朋友说:找人送啊!哦,我一下想起来了,国内是有人情赠送的传统的。在美国干什么都是自己掏钱,习惯了,忘了这码事。不过现在中国也都商业化了,我以为没这种事了,其实大谬不然。传统强大得很,在畸形的商业大潮中不仅没消失,反而变本加厉,赠送各类演出票,只能算是最不起眼的一种人情往来。 所以,后来我也鸡贼了,给朋友们打了招呼,说我喜欢听交响乐。于是,赠票纷纷而来,票源主要来自在各部委工作的朋友,他们手里的赠票最多。是什么人赠他们的呢?我怎么会傻到打听这个!反正,后来,祖宾•梅塔指挥、张艺谋导演的太庙版《图兰朵》、紫禁城“三大男高音”„„都是朋友给的票。在紫禁城,我的座位离搭在午门前的舞台已经很远很远了,三大男高音只能看见三个小黑点儿。我听身旁的一个观众抱怨:“6千块钱一张票,什么都看不见哪!这也太坑人了„„”我的天!6千,如果自己掏,我怎么掏得起? 4. 那一年,我在北京最深切的感受,是社会充满了活力,为我从所未见。与十年前相比,最具实质性的改变是人获得了解放。十年前,虽然有了下海的、有了人力的流动,但城市居民绝大部分还是生活在“单位”里,外地的流动人员要想在北京居住,手续繁难,很不容易。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我和多多聊天时,把当时的情况叫做“有自由,没民主”。我觉得这是巨大的进步,赞不绝口。我开玩笑地跟多多说:“告诉你吧毛头儿,人民不需要民主!”„„尽管这些话现在想起来脸红,确是我当时的感受,应该记录下来。 相反,当时在体制内的各类人员的生活境况,降入低谷。国营企业倒闭或裁员,出现了很多下岗工人。我的一个老邻居告诉我,他下岗后每月工资200元,当时才40多岁。有一次跟芒克吃饭,他的一个朋友说:最高法院一位原副院长有六个子女,生活都比较紧,其中一个儿子是机关干部,他的孩子没钱上幼儿园,副院长本人也无力资助,因此给中央写信申请困难补助。“补助”当然是不会给的,写信的目的主要是发泄不满。我听了感到惊讶,所以印象特深。最高法的副院长地位很高,早年的副院长们的行政级别,从五级到七级的都有。这位副院长资历较浅,我估计是九级上下,也属“高薪阶层”。连他都成了困难户,可见当时干部的收入,在物价节节攀升的年代里,变得多么微薄。 我接触周围的同学朋友,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即凡在体制内的,过得都一般般;凡是脱离了体制的,都挺滋润的„„我以为照这样下去,体制会越来越弱,民间会越来越强,旧的一套失灵,不变也得变。人才流动是趋利避害,民间经济这么活跃,铁饭碗这么不值钱,那么精英肯定会被大量吸引过去,假以时日,将会脱胎换骨。 如今又过去了20多年,社会再次大变,与那时相比又翻了个个儿。我的幼稚的推测完全错了。 5. 《甲方乙方》关机后,冯小刚找到我,要我给他写一个剧本。我们住进了亚运村的猴王酒店,他一边做着《甲》片的后期,一边和我把新剧本的大纲拉了出来。后来又搬到雅城宾馆,开始写剧本„„以后许多年,他都是以这样的速度进行着工作,马不停蹄,部部作品票房爆棚,实在让人叹服。 剧本刚写完初稿,惊闻我洛杉矶的紧邻阿城家被盗,我感到危机在即,自己家也将不保。12月,匆匆离开了北京。 北京是我的恋人,我对北京感情深厚,从小就爱浏览有关北京城历史和民俗的书籍,对大街小巷、一瓦一石都深深着迷。拿起笔写文字时,最大的冲动就是要写北京这个大主角。或者说,是因为生长在北京,我才有了写作的动机。 可是,1997年在北京这四个月住下来,我完全失去了这样的感情和兴趣。感觉就像谈了一场热烈和漫长的恋爱,忽然有一天,我对这个恋人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像做了一场梦,醒来一看,身边相伴的竟是一位陌生人,离我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摸摸胸口,心如止水;拍拍脑袋,麻木不仁。唯一剩下的,是对过去的无限怀恋。 这里根本就不是北京了!只是一块相同的地理位置而已。我的北京已死,永无法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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